“类哲学”人本逻辑的彻底颠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读评

1844年德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重要的学术事件，这就是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的发表。我在讨论《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时，已经提到恩格斯与马克思有涉这本书的一段讨论（参见拙文：《马克思走向哲学革命的三次思想实验》，《哲学研究》1996年第８期）。可是，这本书究竟写了一些什么？它对马克思的哲学发展是否发生了什么影响？这些问题我们在过去的研究中始终没有得到过确定的答案。依我现在的研究结果，施蒂纳的这本书实际上是非常重要的。正是它第一次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在一定的意义上，施蒂纳也是在近代西方思想史上在现代性的语境中第一个自觉消解形而上学的人。固然这本书混杂着非常多的谬误和狂想，特别是在自身理论逻辑的立论上几乎没有什么可取之处，但它在当代思想史逻辑的批判尺度中还存有一定的学术价值。特别是，这本书对于马克思彻底摆脱人本主义，走向历史唯物主义科学革命，有着直接的负促动影响。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一书中用十分之七来反驳这本书，可想它的反面地位。对此，我们不得不认真对待。
一、施蒂纳和《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般理论逻辑
施蒂纳的原名为卡斯帕尔•施米特，施蒂纳是他的写作笔名（（施蒂纳Max Stirner  １８０６－１８５６年 德国１９世纪哲学家。１８０６年１０月出生在德国巴伐利亚。他的父亲是一位制作长笛的师傅。１８２６－１８２９年，在柏林和埃尔兰根等地学习哲学和神学。１８３５年毕业于柏林大学哲学系。毕业论文《论教育法》没有通过。１８３９年起在柏林一所女子中学教书。１８４２年曾为青年马克思编辑的《莱茵报》写稿。１８５６年６月在柏林逝世。其重要论著为：《唯一者及其所有物》1844年；《反动的历史》１８５２年等。））。他的《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写于１８４３－1844年，1844年１０底在莱比锡出版，当时出版日期标明为１８４５年（恩格斯从奥•维德处得到该书的校样，1844年１１月１９日，恩格斯写信给马克思，称“施蒂纳在‘自由人’当中显然是最有才能，最有独立见解和最勒奋的人了”，并直接谈及他对施蒂纳此书的看法。１１月，，马克思阅读《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但没有做摘录或笔记。１２月２日，马克思致信伯恩施太因，说他打算提供一篇批判施蒂纳的文章给《前进报》。后来马克思并没有完成这一文稿。但他致信恩格斯，不同意恩格斯对施蒂纳的评价（该信后来遗失）。１８４５年１月２１日，恩格斯再次信告马克思，赞同马克思的观点。）。施蒂纳因为这本书，时常被后人视为无政府主义的思想家。在前苏东和我们传统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中，施蒂纳只是一个小丑式的人物。我发现，也由于施蒂纳被简单地贬低为一个思想浅薄的理论家，使我们失去了深入一步了解施蒂纳思想对马克思思想变革的理论意义。这种状况必须改变。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以“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的基础”作为全书的引言。针对费尔巴哈、赫斯和青年马克思当时所提出的“人是人的最高本质”的人本主义口号，他针锋相对地提出现实存在的个体的“我是高于一切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９年版，第５页。）。施蒂纳的主体指称的关键词是“我”、“利己主义”、“唯一者”。这三个指称是同质的。而这个唯一者的事业是“无”。说穿了，这个“我”是不依从于任何对象和任何总体性关涉的现实的个人。以我的认识，施蒂纳的这个唯一者，实际上更接近后来尼采的“超人”，新人本主义中反对古典人本主义类本质的个人，甚至是今天后现代思潮中“人”、“主体”和“作者”死亡后的那种自由状况的先驱。而他的“无”，也不仅仅是政治上的无政府，而是一种在本体论意义上的彻底的消解和自由，一种对传统哲学形而上学的第一次根本颠覆。这样去看，施蒂纳思想的意义就不单纯是一种历史性，而直接具有了当代性。依这样的解读，马克思批判施蒂纳以后所实现的哲学革命的更深一层语境也就会呈现出来。
我注意到，在这本书中，施蒂纳主要是反对一切现实的个人之外的形形色色的“类”和“总体”的压迫（这可以类比后来阿多尔诺对总体性和同一性的否定）。他几乎与当时欧洲存在的和正在发生的所有思潮论战，这包括基督教神学、启蒙精神、经济学的市民意识、激进的人道主义和共产主义。所以说他是无政府主义，语义上有些太狭窄。读他的东西，先想到的是几乎同时期的克尔凯郭尔，我们无法知道施蒂纳是否读到过后者的文本，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施蒂纳同时在反对克尔凯郭尔新人本主义逻辑作为依托的神学（（克尔凯郭尔S•Kierkegaard  １８１３－１８５５ 丹麦现代著名神学哲学家，新人本主义存在哲学的创始人。其主要论著为：《或此或彼》１８４２年；《再现》１８４３年；《恐惧与颤栗》１８４３年；《哲学片断》1844年；《不安的概念》1844年等。））。在哲学学理上看，他真是开尼采之先河的人。也是较早意识到传统哲学终结的人（泽勒尼曾经说：“除了赫斯以外，施蒂纳也许是青年黑格尔派中第一个看到思辨哲学终结并提出实践哲学的人”。这有一定的道理。泽勒尼：《马克思的逻辑》，中共中央党校，１９８６年，第１７１页。）。
《唯一者及其所有物》一书分为两大部分：第一部分是“人”，第二部分是“我”。前者是他对在“人”（类本质）的旗号下，对整个有史以来的西方各种社会思想的历史分析和理论批判。后者似乎是在确证自己的思想。可是第二部分仍然是以攻击他者为主线。我认为，第一部分的证伪性评述似乎更有价值一些。
作为全书的引子，在第一部分第一章中，施蒂纳提出了一个人类个体（“人生”）的发展分期。他将个人的成长一分为三：第一个阶段是童年，是人关涉事物对象的现实主义时期，“解放的过程就是我们力图洞察事物的底细或探究‘事物背后’是什么”的过程。第二个阶段是青年，与第一阶段物的关涉不同，“青年采取了一种精神的立场”，即“一切‘尘世的’事物都退避到可鄙的远方”，他发现自己的本质是精神，这是人的“第一次发现”。这是一种理想主义的“天国的观点”（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页。）。第三阶段是成人的时期，这时，人开始“按照世界的本来面目把握世界”，而不再象青年时期那样，“处处对之胡思乱想并改善它”。成人的立场是，“人们必须按照他们的利益，而不是按照他们的理想来对待世界”（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２页。）。这就是施蒂纳自己肯定的利己主义式的对人的“第二次自我发现”，也就是不纠缠于物但从客观实际出发的现实立场。这样，“孩子只有非精神的，即无思想、无观念的兴趣，青年只有精神的兴趣；成人则有着有形体的、个人的、利己主义的兴趣”（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３页。）。这是一种人类文化学上很深的隐喻。施蒂纳极其张狂地将他以前以外的一切思想（“古代人”与“近代人”）都加以贬斥。他将古代人的观念视为童年般寻求感性物相的稚气，而把从中世纪以来的一切观念都列入不成熟的青年的抽象的普遍精神决定论，而自以为他的观念才真正代表了一种成人式的思想成熟。
我注意到，施蒂纳对古代思想史的分析在一点上是值得肯定的。这就是从古希腊哲学理性抽象到中世纪一元论基督教神学观念本质的历史过渡。针对费尔巴哈所说的：“在古代人看来世界是真理”，他补充到，古代人生活在感性和尘世中，而古代的终结就在于与“事物世界”关系的消解（海德格尔的那种初级的“在世中”）。他自觉地指认出，哲学理性的发生实际上是从具体的事物特殊认知深化到与事物的本质（类）观念一般把握和非感性的“纯化”，这是西方古代思想史中从爱利亚学派的“一”、柏拉图相论一直到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内在逻辑。在这种理念王国面前，“一切尘世的事物必须在它的面前遭到毁灭”（同上，第１８页。）。精神不同事物打交道，而只是“在于事物背后和上面的本质打交道，只同思想打交道”（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０页。）。这是唯心主义的胜利。这也就是中世纪基督教的前提，以及一个“精神的世界”的开始。神就是精神（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２页。）。所以上帝之城一定要求活着的现实个人出世，神学一定是否定物质现实的。这一点，施蒂纳直接指认了被黑格尔用哲学思辨遮蔽起来的西方文化的历史逻辑，而费尔巴哈并没有真实地意识到这一深层背景。这也是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人本主义某种较高的逻辑起点。
二、费尔巴哈的古典人本主义逻辑颠覆
在这本书中，施蒂纳的主要论争对手是费尔巴哈。因为在当时的德国，很多青年思想家真的“一下子都成了费尔巴哈派了”（恩格斯语）。施蒂纳批判费尔巴哈哲学中两个最受瞩目的理论质点，即对宗教和黑格尔哲学的双重否定和颠倒。费尔巴哈说，只要将宗教（上帝）颠倒过来，我们就会得到人；我们将黑格尔思辨哲学颠倒过来，就能得到唯物主义感性优先的真理。这一点正是此时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在内的大部分德国青年左派学者所肯定的自然唯物主义和人本主义。而施蒂纳说，将主词与谓词颠倒过来，并没有解决问题，因为这种颠倒只是一种概念的替换：用“人”的概念代替神的概念，用“感性”的概念代替“精神”的概念。仅仅如此，神与绝对观念就仍然存在，并且“固定得更加令人困惑”。因为“如果只将神驱逐到人的胸中，并以不可消除的内在性相赠与，于是这就意味着：神的东西即是真正的人的东西”，人即是新的神（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５１页。）。他认为费尔巴哈的批判是不彻底的。实际上仅仅是宗教和思辨哲学的一种变形。我以为，施蒂纳的批判是有深度的。
在施蒂纳看来，“费尔巴哈以绝望的力量去抓住基督教的全部内容，并非是为了摈弃它，不，而是为了把它拉回到自己那里”（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４页。）。因为“我们只是认错了我们自己的本质，因而在彼岸寻找这种本质，现在由于我们看到了神只是我们人的本质，我们就必须将它重新作为我们的东西并从彼岸移回到此岸来”（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３页。）。可是，这个作为本质的“人超越每一单个的人之外，尽管是‘他的本质’，而人在实际上并非是他的本质（后一本质毋宁说与个别人自身那样），而是一个普遍和‘更高的’本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０页。）。这样，具体生存着的我对你来说，或你对我来说，都不是最高的本质。在我们暂存的肉体之中却栖居着一个永恒的本质，这就是作为类而抽象存在的“人”。“人就是人的最高本质”！实际上，这个类本质的“人”就是过去的神，观念化的精灵，“神已经变成了人，但而今本身就是精灵”，“人就是精神”（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４页。）。这不过是一个“易主的过程”，人由此“登上了绝对高峰，而我们与他的关系就如同与最高本质的关系那样，亦即宗教的关系”，只不过这一次不叫“神圣的”，而叫“人性的”罢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６１页。）。所以，“关于‘人的本质’问题、关于‘人’的问题，在刚刚剥去旧宗教的蛇皮之后，却又重新披上一层宗教的蛇皮”（同上，第５１页）。这一观点，与后来尼采在《道德的谱系》中对神学－人本主义的否定性的批判是一致的：上帝一死，人必然从中心退去。施蒂纳说，真实存在的我（现实的个人），恰恰“既非神亦非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５页。）。施蒂纳有一句话非常深刻，他说：“在近代的入口处站着‘神人’”，“人杀死了神，为的是成为‘高高在上的唯一的神’”！这是资产阶级启蒙主义完成的壮举：“神必须让出位置，当然并非是为我们，而是为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６５页。）。这一分析后来也直接为尼采所发挥。
施蒂纳认为，在费尔巴哈反对神学的人本主义革命中，仍然存在一种被当作“准则、原则、立场”的固定观念，在黑格尔那里，过去叫作观念、思想和本质的东西，现在叫作人、类本质和人性。由此出发，“尘世活动被居高临下地俯察并遭到蔑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６７页。）。施蒂纳说，“费尔巴哈在《未来哲学原理》中总是诉诸存在。尽管他反对黑格尔和绝对哲学，然而在这里他还是停留在抽象上，因为‘存在’就如同‘自我’那样是一种抽象”（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７７页。）。他认为，费尔巴哈的感性事物同样还是抽象的，因为“他只知用唯心主义、‘绝对哲学’的传统财产来穿戴他的‘新哲学’的唯物主义”（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７８页。）。从深一层去看，唯物主义者费尔巴哈仍然是从抽象的观念出发的，换句话说，也就是仍然是唯心主义的！这一指认是有分量的。我觉得这种指认对青年马克思自然会产生很大的震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的类本质和理想化的劳动，是不是抽象的逻辑观念和价值悬设呢？这是马克思不得不好好想一想的问题。
施蒂纳认为，这种从“真正的人”出发的东西同样是在建立一个天国，似乎如果扬弃了人的本质的异化，实现了人的本质的复归，就会达到一种自由王国，“在那里，不再有外来的东西规定和统治人，不再有尘世的影响异化人自身”（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７３页。）。施蒂纳说，这同样是要求现实的个人去“为了一个观念而生活、而创造，这就该是人的天职；而且还根据完成天职的忠诚程度，来衡量他的人的价值”。与此同时，“无数‘个人’世俗利益的世界”却被宣布为非法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８２页。）。这难道不是一种现实与观念王国的颠倒吗？不是一种抽象观念的统治吗？这种发问也是沉重的。在他看来，现在不过是“随着时间的推移，神圣精神变成了‘绝对观念’。这一绝对观念又以多种变迁产生出人类爱、合理性、市民道德等等各种观念”（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２页。）。“人们如何将‘人的本质’与现实的人相分离，而且后者将依据前者加以判断；人也将如何把他的行为与他相分离并按照‘人的价值’来评价他的行为”。这里，还是“概念应处处起决定作用，概念规定生活，概念进行统治”（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３页。）。不过这里的概念不再是黑格尔式的客观理性，而人（类）的概念。在这种前提下，虽然不再是我们为了神而受苦受难，但是“为了人类的发展，它让人民和个人在为它效劳的过程中受折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页。）。实际上施蒂纳在书中暗示，费尔巴哈的这种人本主义是一切现行社会思潮的理论基础。所以，他接下去必须会进一步面对现实存在的社会思潮。
三、施蒂纳为什么同时批判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
在全面批判了费尔巴哈之后，施蒂纳将理论之剑一挥，几乎近代以来所有已经发生和正发生的各类社会思潮都又要遭灭顶之灾。在自由者的同一尺度下，从中世纪奴役中逃脱出来的三种自由主义都受到了“唯一者”的审判。
首先是政治自由主义。这直接是在批判资产阶级的市民意识。施蒂纳认为，“随着资产阶级时代开始了自由主义时代”。他发现，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仍然在追求一种统治，与中世纪的神的统治不同，这一次是“一种理性的统治”。“自由主义者之所以是狂热者，并非因为信仰、因为神，而恰恰是因为理性：他们的主人”。而“一旦理性占有统治地位，个性就要甘拜下风”（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１３页。）。由此施蒂纳认为，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让抽象的理性做现实的个人的主人，这还是一种概念的奴役。不得不承认，在概念和抽象成为资本主义现实的统治力量这一问题上，施蒂纳的分析是有其合理性的。但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不懂经济学的施蒂纳是无力回答的（其科学答案是马克思在《１８５７－１８５８年经济学手稿》中完成的）。施蒂纳认为，与中世纪相比，“自由主义只是把另一些概念提到话题上来，亦即代替神的是人的概念、代替教会的是国家的概念、代替信仰的是‘科学的’概念”（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３页。）。他特别反感于在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中，强调国家这种所谓的“一切人的普遍利益”，而否定现实个人的“特殊利益”。“人们必须自我牺牲，并只为国家而活着。人们必须‘无私心地’行动，必须不欲有利于自己而是有利于国家”（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０７页。）。他认为，国家是建立在对劳动的奴役基础之上的，如果劳动自由了，国家就将消失（同上，第１２４页。）。讲到这里，我们就发现施蒂纳的视域是十分狭窄的。他所讲的资产阶级自由主义主要是德国式的有特色的市民意识。因为将国家变成主人，只是德国民族资产阶级的特点。如罗雪尔、李斯特和洛贝尔图斯等人的国民经济学。
不过有两点，施蒂纳此处的分析有一定可取之处。一是他揭露资产阶级的出版自由的本质实际上资产阶级的自由。他发现，资产阶级只是在书报检查官的压制是个人的任意专横时才对其反抗，而通过资产阶级自己的“‘出版法’来施行压制，却是表示接受和赞同的。也就是说市民阶级的自由主义者只是要写作本身的自由，因为他们是合法的，……只有自由主义者的东西，亦只有合法的东西才能付印”（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１６页。）。代替权威的东西是法律，“人们将接受一切法律的形式所奴役”。他深刻地说，资产阶级实质上是要求一种“非个人的统治者”。这种批判的线索在本世纪法兰克福学派的意识形态批判中被承袭。二是施蒂纳对资产阶级自由竞争的批判。他认为，在自由竞争中，“作为个人，一个人不能限制他人，他只有通过物方能做到此点（如富人通过金钱这种物来使无产者受限制）”（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１７页。）。施蒂纳指出，“‘金钱统治着世界’是市民时代的主音。一个无财产的贵族和一个无财产的工人作为挨饿者‘在政治上均是不起作用的：出生与劳动与此无关，而是金钱万能”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２２页。）。“竞争最确切地表明了市民性原则的联系”（ 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８４页。）。“然而真的是人在竞争吗？不，仍然不过是物！道德是金钱之类”。在这里，“人是在反对一切个人的统治过程中变为自由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８６页。）。因为并非每个人都掌握竞争的手段，这个手段就是财产。施蒂纳说，资产阶级的革命至多是改良主义的，不外是“新的主子代替旧的”。
不懂经济学，是施蒂纳的根本弱点。这决定了他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在整体上是非科学的。这也是后来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通过依托经济学有力打击他的主要突破口。
其次，施蒂纳明确反对社会主义。他将社会主义称之为“社会自由主义”。他也知道社会主义是在反对资产阶级社会的私人所有制。在他看来，社会主义不让个人占有财富，而是主张“大家”占有，这个“大家”就等于社会。“任何人不许拥有什么”，只有“社会保持财产”（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２５页。）。同样，这个“真正的社会”，也不是有形体的东西，而是真正的“我们”。在这个“至高无上的统治者、唯一的统帅面前，我们所有人均变成平等的、平等的个人，即变成零”（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２６页。）。施蒂纳直接批评共产主义者。因为在他们那里，好的劳动是人的本质，是“我们的唯一价值：我们是劳动者，这就是我们这里最好的东西，这就是我们在世界上有意义之所在”。以劳动为基点，“每个人本应发展成为人”，而在现实资本主义的社会中，“人却被束缚在机器般的劳动上，与此相伴随的是奴隶制”，因为一个人累死累活地做十几个小时，“那么他就被剥夺了人的发展过程”。在共产主义的视域中，“劳动，即对于我们有价值的那种劳动、相互照顾的劳动、对大家有益的劳动决定价值”（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２８－１２９页。）。施蒂纳说，“共产主义者最先宣布自由活动是人的本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３１页。）。这一点是针对赫斯的哲学人本主义和共产主义。可以肯定，他并不知道青年马克思正在写作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但此时马克思的哲学人本主义与共产主义也正好在施蒂纳的炮火之下。
还有一段分析是有趣的。施蒂纳并不准确地理解了一种关系，这就是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在对待社会历史主体与客体关系的不同之处。他指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人们从人的专制中解放出来了，但从各种关系的发展趋势中产生的一种偶然性的专横却被认为是正常的。在这个社会中起作用的是运气。“凡在市民的或政治的生活中卷入其间的竞争就完全是一种运气赌博，从交易所投机到谋求官职，争夺顾客、寻求工作、钻营擢升和勋章，一直到牟取暴利”。而“社会主义者欲图阻止这一碰运气的活动，并建立一个社会，这个社会里，人们不再为幸运所束缚，而是从中解放出来”，在这里会出现一个“结束摇摆的新秩序”（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３０页。）。这实际上是歪曲理解了的计划经济。他恶毒攻击道，“我们能从中拥有一切的社会，是一个新的主子，一个新的幽灵。一个新的‘最高本质’，它把我们置于‘效劳与义务’之中”（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３３页。）。
最后，施蒂纳批判的是人道自由主义，这主要是鲍威尔等人的思想。从中我们没有看到哪怕一丁点有价值的东西。
四、“打倒一大片”的施蒂纳到底想要什么？
在第二部分施蒂纳自己理论的确证中，我们先是继续读到一些他对别人的攻击，然后很费力地才知道他自己真实的想法，即“我”、“唯一者”和“利己主义者”的想法。也是在这里，我们发现这个理论狂徒自己在骂完了所有人之后，拿出来的却是更加可笑也是更加值得被骂的东西。
施蒂纳认为，从上面的分析中我们已经看到，“什么是人和人的东西？在这一点上，自由主义的各个阶段是有所不同的，政治人、社会人、和人道人对‘人’的要求一个比一个高”（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６９页。）。实际上，这个“人”和“类本质”是抽象的。这种人本主义是一种专制的封建主义。“‘人’是今天的神”，“过去的神是主人，现今的主人是人；过去的神是仲介人，现今的仲介人是人；过去的神是精神，现今则是人是精神”。在这三重关系中，不过是封建关系的一种变形（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９页。）。在这一点上，他直接批评青年马克思：“有的人发现和提出了要求：我必须成为一个‘真正的类的存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８８页及注１。）。施蒂纳还专门在注释中点出马克思的《评犹太人问题》一文。他认为，马克思的这种观点实际上是将人变成一种与现实存在的个人相对立的非现实的东西。因为依这样的理论设定，“与人的概念不相符的人即是非人”，那么“现实的人只是非人”！他指出，在过去的多少世纪中，根本没有与人的概念相符合的人，在基督教中，只承认一个人——基督，即一个超人的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０页。）。在自由主义发展的每一种形态中，现实的人也在与某种人的概念相比之下成为非人。现实的人不是人，是一个非人，这是一个神学中才会出现的虚假的逻辑矛盾。人本主义是人的宗教，而这种人的宗教只是基督教宗教的最后的变形（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８９页。）。我们不得不承认，施蒂纳对青年马克思人本主义的批判是打在要害之处的。这是马克思从哲学上最终告别人本主义的类哲学直接原因。
正是基于这种对一切人本主义类哲学的批判，施蒂纳要求一种新的历史：“我就是人！人是基督教的结局和成果，而作为自我的人是新的历史的开端和利用的材料”，这个新的历史“并非是人的或人类的历史，而是我的历史”（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４页。）。这是由于，“人只是一种理想，类只是一种思想。成为一个人并不等于完成人的理想，而是表现自己、个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６页。）。不要抽象的类，而要现实存在的个人，这是后来２０世纪新人本主义的逻辑起点（参见拙著：《西方人学第五代》，学林出版社，１９９１年版。导言。）。施蒂纳说，“我从不在抽象中从事人的事情，而总是从事独特的事情，这就是说我的人的行为是不同于任何其他人的行为并且仅仅由于这一差别而是一个现实的、属于人的行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９３页。）。他反对将自由理解成“从什么之中摆脱出来”（请注意当代德里达和利奥塔德对“自由”和“解放”的理解）。这种自由是虚假的，因为“我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争取自由，我也在多大程度上为自己制造新的限制和任务”（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１６７页。）。他不相信会有什么摆脱了一切必然性、一切限制和自由王国的东西，所以他用“无”取代了自由。 施蒂纳反对一切神圣的东西，因为“一切神圣的东西均是一种束缚和桎梏”（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３４页。）。所以他自然要反对文明， “文明的整个状况是封建制度”，一切都不是我自己的，而是人类的，“一个巨大的封建国家最终被建立起来“个人被剥夺了一切，而把一切均给予了‘人’”，人个不过是这个人“类”的一个“标本”（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１９页。）。“个人、个别的人被当作渣滓；反之一般的人则被尊奉为‘人’”（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２２０页。）。他的唯一者是现实存在的个人。我认为，施蒂纳的这一观点直接被马克思批判地接受了。这一点，我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第一章中能看到更加科学的表述。
施蒂纳的“我”要求一种独自性。这不是国家和社会能够给予的。“唯一者”要求一种独自性的自由人的“联盟”和共同体，这种联盟是“我自己的创造，我的创造物”。在这一点上，共产主义的那种社会与此是最近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４０页。）。“一切宗教皆是社会的崇拜，社会的（文明的）人为这一原则所统治”，在共产主义中，这一原则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社会就是一切的一切。（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４２页。）。而施蒂纳的“联盟是为你服务、由于你而存在的；社会则相反为了它向提出要求并且没有你也是存在着的。简言之，社会是神圣的，而联盟则是你自己；社会使用你，而联盟则被你使用”（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４６页。）。这是联盟与社会的区别与联系。在施蒂纳看来：“人与世界的关系是这样的：我为世界效劳，并不是‘为了神’，‘为了人’，而是我所做的一切均是‘为了我自己’”（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５２页。）。利己主义者没有使命和目的，“真正的人渴望的对象并不存在于将来，他却是活生生地、现实地存在于现今”。我不是将自己作为目标，而是当作“出发点”。如果我被指认作“目标”，那么，我就必然“远远地离开我自己，我将自分成两半。其中一个部分是尚未达到的和需要充实的部分，即真的部分。另一个部分、不真的部分、须做牺牲的部分，即非精神的部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６２－３６３页。）。
他的自我不同于费希特那种一般的东西，这就是一种独一无二的我。这就是唯一者（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０２页。）。“如果在存在与使命，即在实际上的我与应该成为那样的我之间的紧张关系消失了，基督教魔法圈就被破除了”（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０６页。）。“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只有他的历史才有价值，因为他只欲图发展自己，而不是发展人类观念、神的计划、天意、自由等等。他不把自己看作是人类进步的工具或神的容器，他不承认任何使命”（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０７页。）。这就是狂徒施蒂纳对个人生存的看法。实际上，这个离开了物质生产的历史条件，离开了一定的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的“我”才是最抽象的臆想物。我们无法相信，这个诅咒了所有人之后拿出来的法宝，竟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东西！
施蒂纳宣告，“我把我的事业放在我自己、唯一者身上，那么我的事业就放在它的易逝的、难免一死的创造者身上”，“我把无当作自己事业和基础”（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４０８页）。“对于利己主义者来说，无是最高贵的”（施蒂纳：《唯一者及其所有物》，第３２３页。）。新人本主义的逻辑设定已经在这里呈现了：反对人神，反对一切本质主义，强调此在和有死者。施蒂纳说了不少尼采和海德格尔以后要说的话，还差一点属于后现代！显然，马克思不会同意这些观点。但施蒂纳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无疑从哲学上直接成为一种理论逻辑的导引。否定人本主义的类哲学，放弃从总体逻辑中的价值悬设出发，真正从现实社会经济事实着眼，这就必然迎来马克思思想中的重大变革。外在地说，１８４５年，马克思的《评李斯特》中异化劳动逻辑构架的突然消解是一个信号，而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和《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最终批判和超越了费尔巴哈人本学，创立了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也只有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才可能在全面创立自己新的哲学视域中正面回击施蒂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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