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体育学院学报》2023年第5期目次、摘要及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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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地方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何以可能——基于上海市、浙江省深化体教融合实践的探索式案例分析
摘 要
周爱光
（华南师范大学）
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以下简称“新法”）总则是归纳抽象出来的一般性法律规范，对新法其他章节具有统辖效力，准确解读其核心要义对于贯彻落实新法十分重要。采用法解释学方法，结合与旧《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总则内容的比较，从体育立法目的与工作方针、公民的体育权利、公民体育权利的保障、体育活动的基本原则和对外体育交往5个方面对新法总则15个条款进行整体性、综合性解读，并从法律规范体系、执政党规范体系、国家政策规范体系和社会规范体系等角度探究新法总则的法理依据。
郭树理，梁晓莹
（苏州大学）
临时措施是一项程序性救济制度，鉴于国际体育仲裁院（CAS）奥运会特别仲裁临时措施的特殊性，以CAS特别仲裁分院审理的奥运会案件为样本进行分析。结果显示：CAS仲裁庭通常拒绝授予临时措施，这种保守实践虽基本上是规则正常适用的结果，但“司法”实践的可解释性并不能消解“立法”实践的不合理性；CAS仲裁规则中对临时措施规则的严格规定导致裁决结果引发争议，反映出临时措施的规则本身也具有保守性。同时，CAS部分仲裁庭超越临时措施的适用范围，误用了临时措施审理兴奋剂违规临时停赛案件，对体育规则进行了改写。保守实践与误用实践均有损CAS的权威，不利于实现临时措施制度倾斜保护申请人的目的，还会异化CAS临时措施制度的程序性质。
刘福元
（东北财经大学）
为塑造并保障优良的电子竞技系列赛事环境，电竞执裁公正的校正机制应从赛事规则、裁判员制度和申诉制度入手，覆盖事前、事中和事后3个时间节点，依托“规则—主体—程序”三重法理支撑，形成严整且立体的三维制度体系。其中：赛事规则的周延化通过细化执裁依据应对比赛中出现的更多特殊情形，而遵从先例、裁量基准能够缩减执裁的任意性；裁判员制度的类型化通过选拔、培训、考察、回避、惩戒等规则应对执裁能力和道德素养问题；申诉制度的实效化则是在裁判员/主办方主动回应争议的基础上，为遭受不公正对待的参赛方提供伸张异议的救济途径。
袁 钢，孔维都
（中国政法大学）
体育赛事行政备案制度存在空转化问题，具体表征为中央任意性备案和地方弱强制性备案的规范冲突，而规范冲突的原因是立法主体未能准确认知体育赛事行政备案制度的信息规制功能和监管功能。为实现体育赛事行政备案制度的应有价值，应将强制性备案和激励性备案相结合，重构行政备案的信息规制功能和监管功能。在具体实现路径上，应制定《体育赛事活动管理条例》并将其作为行政备案的实现依据，将全面厘清行政备案与行政许可的关系作为行政备案的实现机制，在分级分类管理框架下建构体育赛事行政备案程序，明确体育赛事组织者为备案义务人，根据不同种类、级别赛事分别向不同体育行政部门进行备案，并承担相应的行政法律责任。
李 智，魏沁宁
（福州大学）
《世界反兴奋剂条例》采用故意推定的方法认定非特定物质兴奋剂违规，运动员只有通过证明自己非故意，才能得以减轻乃至免除处罚。由于证明条件较为模糊，运动员举证责任较大，非故意证明几乎成为“不可能完成的任务”。在实践中采取了降低禁用物质来源的证明要求、拓展运动员举证路径等方法对非故意证明规则进行调适，2021版《世界反兴奋剂条例》对此也给予了回应，但在具体证据要求的确定性等方面仍有待完善。对此，建议通过扩充非故意违规处罚规则、强化证明方法自由原则、将成本效益分析引入优势证据证明标准等方式，适当考量主观因素，疏解这一规则困境。这将有助于提升兴奋剂违规处理的合理性，推动形成更加公平公正的反兴奋剂规则体系。
张 奥
（东南大学）
在实践中对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规制主要依靠单一的行政监管或刑事制裁，但这2种路径具有外部性和事后性，导致规制效果不佳。作为现代社会治理方式，合规内含的合作规制路径对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规制具有积极意义，且新修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体育法》增设体育组织的守法义务和法律责任，故有必要引入合规制度。合规视野下操纵体育比赛行为的规制路径包括体育组织自我规制和国家外部激励，前者是本质，后者是动力。提出：强化体育组织自我规制，构建事前预防、事中监管和事后应对三位一体的自我规制体系；发挥国家的激励作用，通过行政激励和刑法激励反向推动体育组织自我规制的有效展开；最终构建“体育组织—国家”二元主体的合作规制路径，为营造公平的赛场秩序提供制度保障。
主办城市的奥运会非市场价值评估——以长三角地区联合申办奥运会为例
张 婧，黄海燕，廉 涛
（上海体育学院；闽南师范大学；宁波大学）
采用条件价值评估法，以长三角地区联合申办奥运会为假设情景，实证分析主办城市的奥运会非市场价值。结果显示：奥运会非市场价值是奥运会价值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长三角地区跨区域联合办赛具有较好的群众基础，在设有赛事和没有赛事情境下长三角地区主办城市居民支付意愿均值为3139元/户和2971元/户，支付率为63.49%和50.44%；不同情境下不同城市居民的支付意愿水平存在差异，表明奥运会非市场价值存在城市间差异；4个城市的奥运会非市场价值总和为306.04亿~406.94亿元；“以纳税形式上交政府”是主办城市居民首选的支付方式；奥运会非市场价值的情感智力效应是主办城市居民支持长三角地区联合申办奥运会的主要动因；情感智力认同度和体育涉入度是最重要的影响因素，所在城市是否有赛事安排的影响也不容忽视。建议多措并举扩大奥运会非市场价值的积极效应，从多重路径提升奥运会申办的居民支持度。
地方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何以可能——基于上海市、浙江省深化体教融合实践的探索式案例分析
柳鸣毅，敬 艳，孔年欣，但艳芳，孙术旗，魏零壹，刘 松，张毅恒
(武汉体育学院；中国地质大学（武汉））
在深化体教融合背景下，地方青少年体育正在由部门一元治理向跨部门、跨层级和跨领域的合作治理转变。以上海市与浙江省深化体教融合实践为案例，系统探索地方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的动力、构成要素、实现路径与演化机制。发现：①地方青少年体育治理目标融合、结构变化及政策缺位所形成的动力影响其治理变革；②青少年体育合作治理作为地方探索深化体教融合的实践成果，其核心要素包括纵横共生的治理主体、层级递进的治理内容和强基固本的治理方式；③沿着探索政策创新方式、构建政策执行体系和释放国家政策红利的路径，地方青少年体育治理由内生型、行政性、线性化治理向外生型、自发性、网络化的合作治理转型。
周腾军，郑朝南，靳厚忠
（上海财经大学；中央财经大学）
工资帽政策作为防止“金元体育”无序扩张、控制俱乐部运行成本、促进联盟竞争性平衡的规制工具，近年来已逐渐应用于中国职业体育联盟。比较分析工资帽政策在国内外主要联赛中的制度演进与分化历程，并通过博弈论与静态优化方法分析不同类型工资帽政策的适用条件及其对俱乐部最优投资和竞争性平衡的影响，发现：①俱乐部的均衡投资与利润权重呈负相关，与俱乐部禀赋（盈利能力）差异呈正相关，而竞争性平衡与利润权重、俱乐部禀赋差异都呈负相关；②无论俱乐部更看重胜率还是利润，硬工资帽都能降低大城市俱乐部（盈利能力强）的投资、促进竞争性平衡，但对小城市俱乐部（盈利能力差）投资的作用不太明确；③软工资帽只有在不太严格的临界值下才能促进竞争与限制投资，但效果总是次于硬工资帽政策。提出政策建议：①完善硬工资帽政策的制定与实施，对于软工资帽政策则需审慎选择；②推进俱乐部股权多元化结构性改革，合理控制胜率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股东比例；③有效把控工资帽政策规制力度，主动应对新冠病毒感染疫情冲击下的球员欠薪、球队破产等问题。
如何破解女性在体育外交中的代表性问题：从“数量平等”到“策略整合”
王创业
（武汉体育学院）
北京2022年冬奥会被称为史上“性别最平等”的一届冬奥会，共有2892名运动员参赛，其中女性1314名，占45.44%。女性运动员参赛比例的提高是国际奥委会和各国共同努力的结果，但这也给人们造成了一种错觉，以为女性已经获得与男性一样的平等地位。有学者指出这只是一种数量上的平等，男女之间深层次的结构性不平等问题不但未能解决，反而被表面上的“数量平等”所遮蔽。McCarthy、Paffenholz认为，在体育外交领域，结构性不平等问题更为突出。无论是政府体育外交还是公共体育外交，男性所建立的规范、关系网络以及话语框架都将女性置于“性别压迫”之下。Kočí等认为，即使部分女性可以成为“体育外交大使”，但其幕后的主导者依然是男性。
因此，学界越来越意识到，仅从数量上解决女性在体育外交中代表性不足的问题是不够的，并提出以下策略：①国际奥委会、各国政府和体育部门应为女性参与外交和国际谈判制定更具体的政策，以不断增加女性在各体育部门和组织中的数量，如Aggestam等指出，可为女性提供更多的教育、培训和作为公共外交（体育外交）大使的机会；②Banjac认为，可在男性和女性各自的“轨道”内构建2种外交观念、知识、话语和方法，从而确保女性以主体身份进入体育外交实践；③女性体育外交官员、从业者、女性主义者以及研究者不仅要发出女性属性的声音，还要为女性构建一种体育外交语言和话语方式，以超越男性框架和二分的性别意识形态；④加大传播力度，借助媒体机构设置议题，积极为其他女性树立正面榜样，强化女性在体育外交中的参与意愿。
给我国带来的启示：①在国家层面，进一步完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等法律法规，保证女性对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的全面参与；②在社会层面，利用媒体传播，将优秀女性运动员、教练员等塑造为其他女性的典范，利用学术共同体积极构建女性体育外交的话语体系和行动逻辑；③在个体层面，充分发挥女性作为运动员、官员、裁判员、教练员的作用，培育其体育外交的意识和能力，鼓励女性更多地参与体育外交实践，充分调动跨国女性运动员、教练员的体育外交能动性。
张 磊，吴雪萍，王丹丹
（上海体育学院；上海理工大学）
残障人身体活动的促成和阻碍因素复杂且多维，如个体的障碍类型、障碍程度、年龄、性别以及社会人口学因素均会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其身体活动参与，且多数关于残障人的研究基于小样本数据。因此，如何对以上变量进行最优分类并揭示影响其身体活动参与的敏感因素是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决策树算法作为机器学习中的一种树状预测模型，可以清晰地反映不同分类变量之间的映射关系。其中，CHAID决策树算法以卡方值等统计量为分支准则，具有不受解析变量之间的多重共线性影响以及分析结论清晰、直接等优势，可很好地处理非线性小样本数据，有效挖掘不同分类情况下残障人身体活动参与的关键性影响因素，并根据多种类型的变量对样本进行最优分割，从而解决上述问题。Samantha M. Ross采用CHAID探索性决策树算法分析了个人因素和社会环境因素对儿童（残障儿童和健全儿童）日常身体活动和体育运动参与的动态交互影响。研究发现，在儿童日常身体活动参与的预测因素中，残障因素列于儿童年龄、性别、体质量指数和收入之后的第5层叶节点，并非主要预测因素，但在儿童体育竞赛或学校体育课程参与中，残障因素列于第2层叶节点，为主要预测因素。这说明在个人因素中残障情况和社会人口学因素对儿童日常身体活动和体育参与存在动态交叉影响作用，相较于日常身体活动参与，残障情况对于儿童体育竞赛或学校体育课程参与方面的限制影响更大。
综上，决策树算法的使用为未来残障人身体活动研究提供了新的方法和视角，可充分利用该方法挖掘残障人身体活动的多维潜在影响因素，根据不同类型残障人的基本数据，如医疗诊断信息、人口统计学信息、家庭背景变量及宏观背景变量等，构建全面的、针对不同类型残障人的预测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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