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书坊 | 张舜徽：《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碎金书坊 2023-05-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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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年05期

介绍常见的必读的书籍，要求作者有广涉博览的本钱，腹笥不俭；指点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要求作者有度人金针的诚意，出语不玄——而在这两方面，张先生都堪称出色当行。

——傅杰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

作者简介：

作者简介：

张舜徽（1911—1992），湖南沅江市人。中国现代著名历史学家、文献学家，长于校勘、版本、目录、声韵、文字之学。出生于书香世家，自幼由父亲授业，自学成才，后执教于华中师范大学，曾任中国历史文献研究会会长。精于小学，博通四部。代表作有《中国文献学》、《郑学丛著》、《清人笔记条辨》、《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等。

内容简介：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主体部分共分四编十二章，系统介绍了现代校订、阅读古代史籍的方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主体部分共十四章，另有附录“研究中国历史的常用书参考书和工具书简目”，细致阐述了各类中国古代史籍的源流、体例、特点。两书互相补充，恰好构成内容完整的中国历史文献学。此次将两书合并，可以丰富本书的内容，使全书架构更加完整，便于读者阅读和查证。

张舜徽先生见识深湛、思想通达，广涉博识。本书虽名为“中国古代史籍”，所谈内容侧重于史学却不限于史学，而是以中国古代图书最为复杂浩繁的“史部”为例来阐述如何对待、阅读、学习中国古代典籍，深入探讨了文献学最基本的目录、版本、校勘知识的实际应用。在书中更体现出了一种难能可贵的通达精神，以历史发展的眼光看待学术的变迁，每多平情之论，对当代专业学者启示良多。

页码：535 定价：59.00元

出版日期：2019-11 装帧：平装

ISBN：978-7-100-17804-4

封面设计：李杨桦

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序言

第一编通论——校读古代史籍的基本条件

第一章掌握一些阅读古籍的技能

第二章熟悉古代书籍的一般情况

第二编分论上——关于校书

第一章书籍为什么必须校刊

第二章校书的依据

第三章校书过程中值得注意的几个问题

第四章怎样进行校书

第三编分论下——关于读书

第一章了解古人写作中的一般现象

第二章认识古人著述体要

第三章怎样阅读全史

第四章整理史料的一般方法

第四编附论——辨伪和辑佚

第一章关于辨识伪书的问题

第二章关于搜辑佚书的问题

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前言第一章历史书籍的范围第二章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第三章百科全书式的通史第四章仿效史记写作形式编成的断代史第五章断代编年体的实录第六章专详治乱兴衰的政事史第七章专详文物典章的制度史第八章传记体的学术史第九章以地域为记载中心的方志第十章和研究历史有密切关系的沿革地理与地图第十一章史评书籍的代表作品第十二章史辨书籍的代表作品第十三章史论书籍的代表作品第十四章史考书籍的代表作品附录研究中国历史的常用书、参考书和工具书简目
张舜徽先生学术年表（吉宁韵）张舜徽先生《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合刊本书后（傅杰）

导读

张舜徽先生《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

《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合刊本书后

傅杰

张舜徽先生（1911—1992）是前辈历史文献学名家，著作有《广校雠略》、《汉书艺文志通释》、《周秦道论发微》、《说文解字约注》、《郑学丛著》、《史学三书平议》、《清人文集别录》、《清人笔记条辨》等二十余种。《中国古代史籍举要》及其姊妹篇《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是作者著作中最受广大读者欢迎的为后学指点向学门径的读物。

《中国古代史籍举要》曾于1980年由湖北人民出版社出版，是1955年印行的《中国历史要籍介绍》的修订本。张先生自道本书主要内容是“介绍了一些常见的必读的历史书籍，替有志钻研国史的青年们指出了一些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中国史学名著题解》前言）。介绍常见的必读的书籍，要求作者有广涉博览的本钱，腹笥不俭；指点读史门径和研究方法，要求作者有度人金针的诚意，出语不玄——而在这两方面，张先生都堪称出色当行。

张先生早年遵循清代学者的治学路径，潜研文字、声韵、训诂，从小学入经学，而后博涉子史以及历代文集，尝以十年之力遍读二十四史，殚见洽闻，融会贯通。是以本书就取材言，能详略合宜，不至捉襟见肘甚至漏洞百出；就评骘言，能褒贬得当，不至人云亦云甚至以其昏昏使人昭昭。张先生告诉我们，本书及《中国古代史籍校读法》都是根据他“多年研究古代史籍时所写的笔记，去粗取精，使之条理化、系统化，编述而成的”，这是不难覆按的事实。例如关于《史通》与《文史通义》的述论，就是以此前写就的《史通平议》与《文史通义平议》为基础的；又标举陈澧《东塾读书记》与朱一新《无邪堂答问》，以为“清末学者，以陈朱二氏持论最通，陈氏深于经学，朱氏尤长于史”，这也是以对近三百年间众多文集和笔记的详考明辨为基础的。张先生不仅熟稔旧籍，而且对中国学术史有通盘的把握，因而本书不少地方已非就事论事的史料介绍，还包含了背景广阔的学术史评析。例如论《周礼》的成书时代，张先生既指出先秦古书皆不题作者姓名，且大部分书籍不出于一时，不成于一手，实际上也无由题识，而儒家将书籍托名于周公与孔子，这与言《本草》者托始于神农、言八卦者托始于伏羲同样全不足信；但同时也指出自洪迈至康有为以《周礼》为刘歆伪造，则又疑之太过，在刘歆以前已有发现《周礼》篇章的事实，所以连清初勇于疑古的毛奇龄在《经问》中也力辨其非刘氏所能伪造，尔后汪中《周礼征文》举出六条证据，陈澧《东塾读书记》又考得四条，肯定它当成书于吕不韦之前。继而张先生特别告诫：“近人考定古书真伪，多沿用康有为《孔子改制考》、《新学伪经考》二书的见解，来加论断。但是康氏著书的出发点，是专为鼓吹变法而作。他不独否定了古文经传，并且将孔子以前真实文物，乃至铜器上面的刻辞，都一概定为伪品。他的议论，是有所为而发的，并不是心平气和从学术出发来讨论问题的，学者们对这点必须明辨。”这就纠正了有的学者如顾颉刚先生视康著以古文经为刘歆伪造等问题的考证“虽间有武断或粗心的地方，然体大思精，其结论终无可移易”（《当代中国史学》第五章《经今文学的兴起与贡献》）的一偏之见。而从政治用心以观康著，也比顾先生从疑古的立场来肯定康著的“学术价值”更得康氏本意。

张先生自幼传承家学，及长交接通人，在数十年的问学历程中甘苦备尝，终以自学而臻大成。既臻大成，所以他不必借存心把简单问题复杂化的手段来掩饰自己的浅薄空疏或炫示自己的莫测高深；自学出身，所以他最能洞明求学者常见的困顿，从而趋人之急，成人之美，将自己长期摸索而得的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给他们，指引他们少走弯路，鼓舞他们不懈精进。是以我们既能在《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下得到“是编二百卷，为研究祖国旧有书籍的门径，必逐篇细阅”之类断然的指示，又能在《研究中国古代史的基本书籍》一章中得到这样亲切的勉励：

以上所举关于考证古史的纸上材料，已经够繁多了。大部分是属于经传诸子的范围，文辞古朴，义理艰深，初学必然对之望洋兴叹，无从下手。尤其是一般青年人，总以自己对本国古典文学全无素养，连一部“经书”都没有读过，何由高谈研究古代史？这种顾虑，在今天是应该设法解除的。我从来勉励有志读书的青年，不要因为过去没有读过经传，便颓然自沮，只要肯尽心先读一部《史记》，便包括了无数经传。因为《史记》是周秦古书的节删本子，也是研究中国古代史最全面最可靠的材料；况且周秦古书都经过司马迁用汉代语言文字翻译了一遍，我们读汉人文字，要比看原书容易懂多了。不独大部分《尚书》材料，采入了《史记》五帝三王本纪；其他如《左传》、《国语》便散在列国世家；一部《论语》，便收入《孔子世家》及《仲尼弟子列传》。至于《史记》中的《礼书》和《乐书》，便提挈了礼乐的纲领；诸子列传，便成为了周秦诸子学的叙录。学者但将《史记》熟读，无异乎把汉以前的政治、礼制、思想各方面的知识，都已接受无余，至少也对它有了一个概括的明确的认识，再去研究原书，自然事半功倍。

这样设身处地、平实切用的劝导，无疑是初学者最需要的，却也是学养未充者不能道、惯弄玄虚者不肯道的。清初思想家唐甄《潜书·讲学》篇云：“学贵得师，亦贵得友。师也者，犹行路之有导也；友也者，犹陟险之有助也。得师得友，可以为学矣。所贵乎师友者，贵其善讲也。虽有歧路，导之使不迷也；虽有险道，助之使勿失也。”张著娓娓不倦，循循善诱，正是后学当之无愧的良师益友。

（本文为节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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