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布罗代尔：疾病为何总是卷土重来？

Original 费尔南·布罗代尔碎金书坊 2023-05-18

编|译|所

2020年01期

费尔南•布罗代尔

疾病为何总是卷土重来？

……

我们拥有巴伐利亚从1621年到1635年精确的死亡统计数字……这些数字高得吓人，不到一半的婴儿总是首先受害，女性患者通常超过男子。

所有这些数字都需要收集和比较，正如必须比较各种记述和图片一样，因为它们往往能展现同一种画面，举出各种形式相同而有效程度不同的措施（隔离、看管、监护、喷洒香水、消毒、设置路障、禁闭、健康证书、德意志的健康通行证、西班牙的健康凭证），反映出相同的近乎疯狂的猜疑，描绘出相同的社会草图。

富人们一听说有疫病传染，就赶紧逃往他们的乡村别墅：人人只顾自己。萨米埃尔·佩皮于1665年9月写道：“这种疾病使我们的相互关系变得比狗还更加残忍。”据蒙田的讲述，由于家乡有疫病传播，他“历尽艰苦”，带着全家四处奔波，寻找一个安身之地，“亲友害怕，自己也害怕，全家老小真是走投无路，无论想在何处留下，都会遭人厌恶。”至于穷人，他们困守被传染的城市，国家养活他们，同时也监视、封锁和隔离他们。……

鼠疫还使所谓放弃职守的现象大量产生。法官、军官和主教把他们的责任抛诸脑后；在法国，有时高等法院竟出走一空。1580年，阿维尼翁鼠疫流行，阿尔马涅克主教当然离开了城市，前往培达利特，接着又移居索尔格，两个月过后，等到危险已经消除，他才回来。阿维尼翁一名市民在日记里写道：“他满可以说一句与《福音书》相反的话：‘我是牧羊人，但我不顾我的羊群。’”我们对古人且不必过分责备。……1664年伦敦发生鼠疫，宫廷离开城市去牛津暂住，市内的富人也携带家室、仆役和行李匆忙出逃。……所谓“惯例”，就是相同的行动，相同的防范，相同的绝望，相同的社会歧视。

我们不妨陪同于1637年鼠疫期间死里逃生的一个人去佛罗伦萨旅行。他用简洁的文笔回顾了自己的亲身经历。我们又重新看到：到处关门闭户，街头禁止通行，偶尔有食物供应车或神甫匆匆经过，无情的岗哨分布四处，唯有某个乘坐四轮马车的贵人才获准临时打开已封死的住所大门。佛罗伦萨已一命呜呼：不再有商业活动，也不举行宗教典礼。唯一的例外是神甫间或在街角做弥撒，困守在家的信徒偷偷从窗口望弥撒。

……作为16世纪史的专家，我很久以来一直对17世纪鼠疫在城市的危害感到惊讶；无可否认，下一世纪的情况比前一世纪更加严重。……随着18世纪的到来，情况有了全面好转。但1720年土伦和马赛的鼠疫极其凶猛。据历史学家说，马赛人死了一半以上。街上躺满了“腐烂过半、被狗啃咬过的尸体”。

疾病在出现后，轮番地由弱变强或由强变弱，有时也销声匿迹。麻风病的情形就是如此。严峻的隔离措施也许从14和15世纪起就在我们的大陆上把它制服了（但令人奇怪的是，一些自由的麻风病人今天从不传染）；同样的情形还有霍乱和麻疹，前者19世纪已在欧洲消灭，后者近年来似乎已在世界绝迹。我们亲眼目睹抗菌素奇迹般地控制了结核病和梅毒的蔓延，虽然现在还不能对未来下断言，因为梅毒的传播据说今天又显得相当猛烈。鼠疫在经过13和14世纪的长期间歇后，以黑死病的形式突然爆发，开始了新的传染周期，直到十八世纪才终于消失。

其实，疾病的这些反复起伏的原因在于，分散在各大洲生活的人们长期隔绝，因而每个大洲对病原体各有其特殊的适应性、抵抗力和弱点，相互感染就会带来意外的灾难。威廉·麦克尼尔的近著已极其清楚地证明了这一点。自从人脱离了原始的动物状态，自从人确立了对其他生物的统治，人在宏观上变成其他生物的捕食者。与此同时，人也受到细菌、病毒等微生物的纠缠和袭击，他在微观上是各种寄生体的捕食对象。这场巨大的斗争归根到底不正是人的基本历史吗？斗争通过生物链进行：在某些情况下能够单独存在的病原体通常从一个机体转移到另一个。人是它们不断袭击的对象之一，但不是唯一的对象，人经过适应而产生抗体，并同寄生的异体达成一种可被接受的平衡。如果病原体离开原来的“生态寄体”，传染给至今未受伤害的，因而毫无抵抗力的另一民族，就会爆发大规模的流行病和灾难。麦克尼尔认为，1346年的大瘟疫和几乎把整个欧洲压垮的黑死病是蒙古扩张的后果。他的看法也许是对的。同样，当欧洲人在15世纪末建立了统一的世界贸易网后，美洲也随即遭到来自欧洲的新疾病的杀伤；反过来，梅毒又以新的形式打击了欧洲。它在16世纪初以空前的速度传染到中国，而美洲的玉米和白薯却要等到该世纪末年才引进中国。再往后，1832年，源自印度的霍乱来到欧洲，造成了同样的生态性灾害。

但是，人对疾病的抵抗力和免疫力的大小并不是疾病升降起伏的唯一原因。一些医学史专家毫不犹豫地主张，每种病原体各有其独特的、与病害史相平行的历史，疾病的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病原体本身的变化。我认为他们说的完全正确。由于细菌和病毒的演变，疾病便出现复杂的反复起落，在突然爆发后，有时广泛流行，有时长期处在休眠状态，甚至永远消失。我们可以举出流行性感冒这个今天已人所共知的例子。

流感这个名词可能于1743年春天刚出现。但是在欧洲，从12世纪起，人们就已觉察到或以为觉察到它的存在。美洲以往没有这种病，因而它成为导致印第安人大批死亡的许多疾病中的一种。1588年，它使威尼斯全体居民卧床不起（不一定因此死亡），以致大议院竟无人开会，这种情况即使在鼠疫流行期间也从未出现过；不仅如此，流感浪潮接着席卷米兰、法国和加泰罗尼亚，转而向美洲猛扑。当时，流感已像今天那样飞快传播，很容易就在世界流行。伏尔泰于1768年1月10日写道：“流感在周游世界的途中来到了我们的小西伯利亚〔指他在日内瓦附近的住地菲尔内〕，以我的老弱之躯，自难逃脱一场小灾。”但是，同为流感，病情却可以各不相同。就拿几次大流感来说，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杀伤力更大的1918年西班牙流感与1957年的亚洲型流感不同。其实，病毒有许多种不同的变异；预防疫苗今天之所以不一定可靠，原因是不稳定的流感病毒不断在迅速变化。疫苗几乎总是落后于疾病的传染。因此，为了走在疾病前面，某些实验室曾试图把正在流行的病毒作多次人工变异，以便把将来可能出现的各种流感变型集合成一种疫苗！流感病毒无疑是特别不稳定的，但人们能否认为，许多病原体也随着时间而演变？这也许可以说明结核病的变迁史，为什么它有时温和、有时凶猛；为什么源自孟加拉的霍乱日趋缓和，并随时可能被源自西里伯斯的霍乱所代替；为什么有的疾病，如16世纪英格兰的汙症，出现后不久很快消失。

（本文摘自《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第一章《数字的分量》，微信题为编者所加）

作者：（法）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者：顾良、施康强

开本：32开

装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作者简介

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1985），法国年鉴学派史学第二代领军人物。代表作品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全三卷）《法兰西的特性》。

内容提要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巨著，书写了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历时二十余年结撰而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以长达四百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了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磅”，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研究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作为集大成之作，本书不仅展示出布罗代尔博学广闻和驾驭浩瀚史料的非凡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的重视与研究，而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也使其更具长久的魅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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