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译所 | 布罗代尔如何看马克思

编|译|所

2018年15期

卡尔·马克思诞辰200周年

费尔南·布罗代尔是法国年鉴历史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其代表作包括《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和《法兰西的特性》。按照布罗代尔自己的话说：“我的观念以及年鉴派初创者的观念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年鉴学派历史学家们自觉地将马克思主义的观念融入到对历史、经济和社会的分析中。以下编选的两篇文章真切地反映了布罗代尔对待马克思思想的态度。

卡尔·马克思

1983年3月16日 

《卡尔·马克思》是布罗代尔为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于1983年3月16日在法国《世界报》上发表的文章，中文由张慧君翻译，国内最早刊发在《社会科学报》2002年9月26日第7版。

在马克思去世一百年后的今天，对眼下搞历史学这一行当的人来说，马克思的思想是否还有用处，是否真能派得上用场？有关马克思思想的问题本身是一个大问题，但《世界报》向我提出的问题，只是要我从日常生活的角度，讲述一个历史学家的感受。好吧，我将仅限于问题本身，就事论事地谈一点个人认识。

可以肯定，在我的著述中，在我试图说明的观点中，我毫不奇怪地注意到，马克思的思想具有重要的地位。更何况，在今天，任何一位历史学家，不论其政治立场或哲学立场如何，都躲不开马克思思想的侵袭和困扰。 

事实是自1945年以来（或许更早，但影响范围较小），马克思的词汇已经闯入了政治生活乃至各门社会科学的普通用语之中。有关这一闯入过程，在没有做出严肃认真的考证以前，人们还很难说清楚。总的说来，我个人觉得，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们从思想深处对一切都产生了怀疑，即使最有头脑的人，也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马克思的教导。共产党显然也曾得到过年轻一代的知识分子的狂热拥护，只是共产党始终不懂得加以利用而已。

总而言之，来自马克思的词汇和用语，或因马克思而身价倍增的词汇和用语，逐渐进人了我们的言谈之中。我们习惯了这些语汇的用法，并且自觉或不自觉地用了起来。在我们中间，有谁没有用过“阶级斗争”、“生产过程”、“劳动力”、“剩余价值”、“相对贫困化”、“实践”、“异化”、“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使用价值和交换价值”、“原始积累”、“辩证法”、“无产阶级专政”等语汇？“资本主义”一词也应该算在里面，尽管马克思本人从来没有用过。至于“奴隶主义”、“封建主义”等马克思用于长时段历史分期的用语，在我们身边更是比比皆是。如果我们想抛弃马克思主义，那今天就必须把所有这些词统统排斥，一概不用。但据我所知，没有任何一位严肃的历史学家提出过这样的建议。

事实上，不使用我们时代的语言，历史就无从写起，历史思考也就无从进行。历史是要从现时出发，再向过去请教的学问。我们必须原封不动地接受现时。我始终不相信，可以如亨利·贝尔(Henri Berr)所想的那样，为历史制定出一成不变的科学语汇。 

因此，我们处于相当特殊的境地。根据我个人的情形去推断与我同龄的历史学家，我想说的是，如同让-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一样，在我们一代人的求学期间，老师没有把马克思的语汇和思想强加给我们，甚至压根没有做过多少介绍。即使像亨利·豪塞 （Henri Hauser）这样一位不断追求新事物和新词语的顶尖聪明人也不例外。最大胆的左翼学生仅限于推崇法国大革命而已。而我却单枪匹马，甘冒风险，着手研究起马克思的著作来了（确切的时间是从1932 年开始，我所以记得这个日期，因为我那时有在书上记下购书日期的习惯）。大家知道，这可不是一件小事，我们当时能得到的译本质量欠佳，使用也很不方便，只是后来，我才接受他人的建议，直接阅读德文原著……

通过以上叙述，我试图说明，我们很晚才了解马克思的思想和论点，但至少不带任何偏见。不论怎么说，我们对马克思的了解，是在老师授课或专家诠释之外，依靠自己直接读书得来的。请看约瑟夫·熊彼特（Joseph Schumpeter）在其《经济分析史》（1954年版）中怎样研究马克思的思想。他分别从经济学、社会学、历史学等不同方面，几乎把马克思做了一个活体解剖，而马克思的思想活力，却是要在寻求整合的氛围下，把这些构建中的“科学”混合在一起。马克思在谈论严肃的政治问题时，始终不脱离开社会学、经济学、历史学等其他学科。这一教益值得大家记取！如果我们的经济学家和社会学家能认真加以反思，他们就不会对历史教训和历史过程视而不见。

我对这种多因素的整合深有好感，我敢说，根本不去考虑是否符合正统的问题。我有时开玩笑说，我认为《资本论》是一篇独具匠心的论文，本可以在巴黎索邦大学进行答辩，虽然这在1867年是不能相象的。历史学家阅读这篇论文，必定获益匪浅。我在这部充满拦路虎的困难著作中寻求教益，记取种种与我不谋而合的观点，进一步加深我的自信。尤其，在阅读马克思的著作时，我时刻注意把他的疏漏和不足之处都一一列出。当然，我决不会荒唐到想对他教训一番的程度。 

但是，被接受的马克思的语汇和论断，经过我的使用以后，便带有另一层特殊的含义，甚至完全变了味儿。我对此十分明白。法国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一部《马克思主义批判辞典》，在读这本书的时候，我所关心的并不是怎样“评判”马克思，反而是批评自己，在从马克思那里接受某些用语时，竟按我的方式随意曲解，虽然只是无心之过。例如，在谈到“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时，我坚持认定，二者同样重要，同样不容忽视，甚至说政治、社会、经济、文明等上层建筑的寿命很长，这岂不是背离了马克思吗？再退一步说，我讨厌“生产方式”的说法，这肯定与马克思背道而驰。然而，真要把事情完全说清楚，最能证明我偏离马克思轨道的却是“实践”（praxis）一词，我很少使用这个词，因为无论对马克思和对我自己都不能放心。我暂且先就以下问题作出解释，但严格地说，不排除今后可能产生的后悔。

费尔南·布罗代尔

首先要肯定的是，我对所谓“真实历史”始终寄予高于一切的关注，我所说的“真实历史”，是我读书或浏览史料的时候，在我眼前模糊地或清晰地展现的历史。对阅读的专注使我一时受历史画面的笼罩。然后就该是走出画面和试图作出解释的时候了。如果不事先提出问题，任何历史研究显然都无从谈起。问题本身是一个有待求证的疑问，其证实、否定或修正得视疑问是否与真实相符而定。由此可见，历史认识可分三个阶段。提出（建构）问题；真实历史；事后解释。我很想把“真实历史”称之为“实践”，这样做恐怕不尽合理，说到底，历史学家势必先要提出疑问，疑问是一切历史研究的出发点。对一位同情马克思的历史学家来说，情况也没有多大变化，疑问始终摆在他的面前，位于“时间”的彼岸。

20多年前，我饶有兴趣地在大英博物馆工作了一个月。马克思生前经常光顾这里。我与陪伴我的英国同行打趣，一起设想是否有可能在博物馆出口处与马克思相遇。我们是否会请马克思到我们常去的印度饭店一起用餐？如果他接受邀请，而且脾气不算太坏，我们会向他提哪些问题？我们觉得左右为难，难的倒不是没有问题可问，而是无法想象他对问题作何回答。不久前，我碰巧读到帕特里克·罗马内尔（PatrickRomanell）撰写的秦梯利（ GiovanniGentile，意大利哲学家，1875—1944 ）和克罗齐（Benedetto Croce, 意大利哲学家，1866—1952）的一次假想对话。人们能不能设想一次对话，让马克思到对话中去扮演某个角色？这样的设想是否值得一试？今天，由于马克思的著作已经得到系统的介绍，根据我们拥有的资料，为马克思代笔写上几段对话，自是轻而易举的事。但谁同马克思进行对话呢？假如带着这个问题向吕西安·费弗尔（Lucien Févre）去请教，他一定会回答我说：是皮埃尔-约瑟夫·蒲鲁东。可以肯定，这会是一次真诚的对话，但两人很可能因过去的冲突而纠缠不清。如果一定要让马克思就当代问题发表见解（这是我们的目的），那就必须找一个身份相当的人与他进行对话。这样的对话人，在意大利有安东尼奥·葛兰西，在我国除让-保罗·萨特外也许别无他人。萨特并不是历史学家，但他的历史知识却惊人的广博。回过头来再问，单凭一位历史学家，就足以与马克思平起平坐了吗？马克思不单是历史学家，不单是社会学家，不单是经济学家，更不单是政治学家。他同时具备着历史的整体观和长时段观，所以在马克思身后，历史就再也不能是以往的那种历史了。

（张慧君 译）

布罗代尔未公开发表的信

1981年7月24日 

《布罗代尔未公开发表的信》该信摘自布罗代尔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文集《怀念费·布罗代尔》（Autour de F.Braudel）,佩比尼昂大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第117—119页。信件打字时，费尔南·布罗代尔不在巴黎，因而未加修改，也没有签字署名。中文由顾良、汤超骏翻译。

达林教授

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德米特里·乌里扬诺娃大街19号

117036莫斯科

苏联

亲爱的朋友，

来信收悉。该如何向您表示歉意呢？我正为烦人的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倘若我能只顾研究法国历史该有多好！法国史研究确有进展，但进展甚慢。再加上我那推倒重来的坏习惯，退回去再修改、再补充：您知道这有多费事。

不过，这里重要的不是为自己辩解，而是要回答您在最近一封信里向我再次提出的一个具体问题：尽可能阐明我走过的史学道路，特别是多年来我对马克思的态度。

说到这段经历，请您不要忘记，同比我小三岁的让·保罗·萨特一样，我在索邦大学的三年（1921－1923）期间，我一次也没有听教授们讲起过马克思，也没有听说过马克斯·韦伯或威纳尔·桑巴特。我第一次接触到《资本论》大概在1925年。1930年后，我对《资本论》肯定有了更深入的了解，这有购书日期为证。总之，可以肯定的是，我独自一人对马克思的复杂思想开始了研究，不借助他人的任何诠释，那怕触礁搁浅和迷失方向也在所不惜；我试图开辟自己的道路，开创独特的见解，吸收自己想要的东西，这在您看来,所冒的风险可能就更大了。不过，与吕西安·费弗尔和马克·布洛赫一样，我心向往之的是理解，而不是诋毁，以开放的胸怀，对某些正统马克思主义者的说三道四不予理睬。虽然如此，一些英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不久前对我说，他们在本国学术界完全受到排斥，却能在年鉴派圈子内畅所欲言和自由呼吸，他们为此深感庆幸。用其中一人的话来说：“这简直是救了我们的命”。

确实，在二次世界大战以前和以后，对我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只是具有诱惑力的几种思想路线中的一种。我不把马克思奉为思想宗师，也不把《资本论》视为事事处处都必须遵循的圣经。在我看来，这里有大量历史观察和历史阐述，虽然不免有模糊之处，但都是丰富和启示我个人研究的一笔巨大财富。因此，您说得对，《地中海》并不由马克思主义观点贯彻始终。但可以肯定的是，我的观念以及年鉴派初创者的观念都受到马克思主义的深刻影响，不过，这里说的不是作为政治学说，而是作为分析历史、经济和社会的一种范例。既然《地中海》为长时段努力奋斗，并在某些方面奠定其基础，它同向来用长远眼光观察历史的马克思，同他的深邃思想势必殊途同归；难道您不这样认为吗？只有在这个框架内，事情才能解释得通。

从五十年代起，经过长时间写作、多次修改和不断思考，我终于发表了《物质文明》一书，并且严肃认真地、全身心地投入到阅读马克思著作中去。虽然我对马克思保留了我的独立性，但我敢说，我不断把自己的观点同他的观点进行比对。我同他进行讨论，有时还指出他有错。例如，您知道我不接受“商业资本始于十六世纪”这个说法。我选的时间是十三世纪。在我看来，资本主义根子之深令人难以置信。马克思曾在十三世纪（意大利城邦）和十六世纪（全球扩张）之间犹豫不决，我同他一样有过犹豫，但我得出的结论与他不同。难道这是否定马克思吗？

我给您举这个例子对确定我的态度并不重要：我在马克思的思想海洋中随意徜徉，并乐此不疲。远不想从中故意挑错或寻找有争议的观点。我并不认为，一说马克思已经陈旧，便是对他的背叛，毕竟世界又老去了一百岁。《资本论》的全部辩证法是围绕着特定历史现实，围绕着英国工业革命而展开的，这也正是它的力量所在。我们经历的现实问题，包括科学现实在内，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问题处在世界现实和世界冲突的层面上。假如马克思今天重写《资本论》，难道还会与1867年那时一样吗？

总之，如果要保持马克思思想的生命力，我认为必须毫不犹豫地将其某些观点年轻化，甚至对其进行大幅度的更新。也就是说，必须根据其精神(或至少我认为符合其精神)去研究我们的问题（这些问题与马克思遇到的问题已大不相同）。

我就这样穿越了《资本论》的海洋，并在穿越过程中，试图检验那些由我不抱任何成见收集起来的事实是否可靠，验证我对这些事实的解释是否站得住脚。这是我尊重马克思的方式。我知道，就算在这一点上您不跟着我走，您也会以惯有的宽容和理解来考量我的立场。

此致

敬礼

（顾良、汤超骏 译）

作者费尔南·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1902年8月24日—1985年11月27日），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著名的史学家。代表作品为《地中海与菲利普二世时代的地中海世界》《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十五至十八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

（三卷本）

 作    者：[法] 费尔南·布罗代尔

 译    者：顾良、施康强

 开    本：32开

 装    帧：精装

 出版社：商务印书馆

这是一部百科全书式的经典巨著，书写了15—18世纪的资本主义发达史，由法国年鉴学派第二代领军人物、集大成者布罗代尔历时二十余年结撰而成。作者认为，资本主义并不是一朝一夕出现的，其基础只能在长时段的日常物质生活中去寻找。因此他以“总体史”为目标，以长达四百年的时段为整体对象，从特定角度描述了世界物质文明和经济发展的历史。

全书共分三卷。第一卷《日常生活的结构：可能和不可能》好比“为世界过一次磅”，旨在确认前工业化时期世界的潜力限度。第二卷《形形色色的交换》将市场经济和高级资本主义活动加以比较，通过混合和对立使二者互为解释。第三卷《世界的时间》按时间顺序研究了国际经济的先后更替形式和主导力量。　

作为集大成之作，本书不仅展示出布罗代尔博学广闻和驾驭浩瀚史料的非凡才能，也充分体现了年鉴学派对长时段发展和经济社会结构两个维度的重视与研究，而它在架构、概念、理论与论证方面所引发的争辩也使其更具长久的魅力。

谢谢观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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