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伟民：宋代被误读了吗？

包伟民，1956年出生于浙江省宁波市。1988年北京大学历史学系博士研究生毕业，曾在浙江大学任职多年，现为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院教授。2013年起为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主要学术兼职有中国宋史研究会会长等。研究工作集中在宋代史、中国古代经济史及近代东南区域史研究等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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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人对宋代历史的感观，大概是国史研究中意见分歧最大的一个领域了。

人们对于历史的看法，常常受其所生活的时代的影响，所以才有英国史学家E·H·卡尔的那句名言：“史学是史家与过去永无休止的对话。”

学术史的启迪

唐宋城市史是一个相当成熟的研究领域。

1931年，日本学者加藤繁发表《宋代都市的发展》一文，指出从唐代到宋代都市发展中的“重要现象”，是传统坊制与市制崩溃，可以说提出了此后这一研究领域的最重要命题。

近一个世纪来，论著众多，成果显著。

那么，学者们为什么对唐宋间城市发展的历史比其他议题更感兴趣呢？

到上世纪50年代以后，西方世界对东方文明的认识转变，更是一个不可忽视的推进因素。1959年，法国学者谢和耐出版了他的代表作《蒙元入侵前夜的中国日常生活，在前言中说明他写作的目的：“人们惯常妄下结论，以为中华文明是静止不动的，或者至少会强调它一成不变的方面。这实不过是一种错觉而已。”

研究宋代“城市中心和商业活动的突出发展”，正是他力图纠正西方世界对中华文明“错觉”的一种手段。

二战以后，西方学术界出于对自身文明发展过程的反思，促使他们同时反思自己关于东方文明的看法，才逐步认识到他们对前近代时期中国历史的认识存在“错觉”。

宋《平江图》刻碑

另一个学术群体的研究工作进一步强化了这种立场，那就是日本东洋史学的演进。

1910年，京都大学讲师内藤湖南发表《概括的唐宋时代观》一文，认为中国历史应该摆脱王朝体系，可以根据“时代的变化”，分为上古、中古与近世三期，“唐代是中世的结束，而宋代则是近世的开始”。

他的这一论说经过后学的补充与扩展，形成著名的“宋代近世说”。

此说后来也被西方史学界广泛采纳，于是形成了目前仍然相当流行的、所谓从中古唐代走向近世宋代的“唐宋转折”说。

因此，无论是宋代近世说，还是唐宋转折说，其背后的思想基础，都是以欧洲历史为标尺，也就是认定中国历史的进程，必然与欧洲一样，从传统的农业社会走入近代的工业社会。

在世界另一端的中国，近代史学自从形成以来，就受深西方学术思想的影响，同时，为了从传统历史中发掘民族自信的因子，强调“如果没有外国资本主义的影响，中国也将缓慢地发展到资本主义社会”（毛泽东语），在经典理论的指导下，尤其重视商品经济对于传统社会的侵蚀破坏作用，也形成了一种以进化论为基调的发展观。

宋代社会生活浮雕

关于宋代，典型的如有漆侠所论，认为在中国封建时代两个马鞍型的发展轨迹中，“宋代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几乎达到最高峰”。唐宋之间城市经济发展，当然也就成为了最佳的例证。

另一方面，有学者已经指出，当今国人对宋代历史的认识，包括学术界与民众，基本上是近代以来形成的，包含着当代人反观历史的体悟。

近代以来，中华民族饱受列强欺侮，“积郁着强烈的民族情感，充溢着建设强国的期冀。在这种状况与心境之下，对于‘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憧憬，往往与对于汉唐盛世的怀恋联系在一起”。

相比之下，宋朝因为其国力的羸弱，就成为了汉唐盛世的对比物，“积贫积弱”的批评，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之下定型的。

不过近年来随着社会历史的演进，国人对于宋代历史的观感又有了新变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迅速发展，使得国人对民族历史的自信心大增，近年来的“国学热”，在某种程度上（绝非全部）正映衬着这种立场的变化。特别是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更促使国人终于对经济繁盛而武功有憾的宋代的看法，从负面走向正面。

城市史的例证

那么，宋代是否真的发生过一场包括“都市革命”在内的中世纪“经济革命”，从“封闭”走向了“开放”呢？

让我们首先讨论坊制问题。

对城市居民设置管理单位的制度，经过了长期的历史演变。这种管理单位在秦汉时期称为里，到魏晋以后慢慢改称作坊（方）。

这一制度为后代所继承。

唐代坊制更加严密，坊门开闭以时，一般民户不能破坏坊墙，临街开门。坊门关闭后城郭内实行街禁。这些法令见诸存世文献，也为不少考古发现所证实。考古工作者曾经绘制了唐代长安城考古复原图，宫殿区以及110个居民坊区的分布之规整有序。

唐长安城遗址发掘 新华社 

如果将其与北宋末年张择端创作的《清明上河图》略一比较，两者所反映的都市生活差异之鲜明，无疑向我们昭示着，城市的跨越性发展，是唐宋之间社会转轨过程中最显眼的现象。

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坊作为城郭居民区的基层管理组织，从唐到宋，直至后代，是一直存在的。

迄今为止，考古资料似乎已经证实隋唐时期某些州府城市确曾筑有坊墙，如扬州、建康等城，但我对这种“坊墙”仍然心存疑惑。

因为考古工作所能发现的，只不过是地下的残缺墙基，考古学者不免根据他们从历史学那儿所获得的背景知识——例如加藤范式，习惯性地将道路两边的墙基都判断成了坊墙的基址，而忽略了其他的可能性——例如某种住宅的围墙或外墙。

历史学者再引用这些考古资料来进一步论证隋唐时期城市坊墙的普遍性，历史学与考古学相互间就这样形成了论证的“自激振荡”。

有学者已经研究证明，只是到了唐代后期，少数北方地区的大城市才出于防御之需，模仿都城，修筑了一些坊墙。

也就是说，除了经规划兴建起来的大型城市如都城等外，对于绝大多数的州县城市，我们其实并没有直接证据来证明它们曾经筑有规整的、封闭性的坊墙。

前人关于隋唐时期城市设置封闭性坊区的假说，虽然对于局部地区而言有一定的史实依据，但如果将它从局部推广到普遍，并与后代城市形成断裂性的历史对比，则可能失实。

明《维扬志》附“宋大城图”

其次是关于封闭性的市场制度。

所谓坊市分离，指市必须设置于城郭的特定区域，与居民坊区隔离开来，不容相淆。商业活动都被限制在市之内。

事实上，与其说坊市分离是一项为了限制商业活动而置的精心的制度设计，倒不如说它是城市历史演变的自然结果，更具合理性。

从早期作为封君居住地、以宫殿与官寺为主的城堡，到后来慢慢以城墙包裹城外居民区与市场区的城邑，商贾匠作之融汇于城市生活——无论是地域区划还是身份地位，有一个相当长的历史过程。

历代针对市户所设置的种种限制性法令，在反映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精神的同时，还是政府向商贾征发赋税的制度基础，具有双重功能。

入唐以后，商贾日常生活已经散落到各居民坊区，市变成了单纯的营业区。市户更脱贱入良，列入士农工商四民之中。

因此，坊市分离制度作为传统城市演化的一个必要环节，从后人眼光看来，当然有其明显的局限性，但在历史前期，却不能不承认它是适应社会实际需求的。

关于市场官设制度，唐中宗景龙元年（707年）十一月敕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唐会要》卷86《市》），常被论者引用，一般都将它解读为只能在州县城市设市，这当然成为了证明唐代专制政府严格控制城市商业的关键论据。

在这里，我们必须首先认识到，传统市场有不同的类型与性质。

例如唐代长安城的东西两市，其主体应该是服务于大宗商品交易的批发市场，也因此，各居民坊区中存在着少量的零售商业。其他大城市的市场当与此类似，在中小州县城市，市的类型定位则可能更多兼具批发与零售。

实际上，上述敕令所说的市，当指设有市令司的官市。在州县政府所在地才被允许设置具有全部功能的官市的制度，说明至少在其设计前期，是符合社会商品交易要求的。

在此之外，一旦社会商品交换的需求超越了州县官市所能够承担的程度，新的市场必然会在合适的地点自发地产生，这就是论者已经多所论述的自东晋南朝以来不断发展、位于城郊及农村地区的“草市”。这就是为什么同时在史文中并未见到政府明令禁戢取缔“非法”市场的记载的原因。

进一步的研究还证明，这一敕条的本意，应该是为了减官省费，禁止在州县之外设置市官，而非市场本身。

与此同时，在绝大多数州县城市，为了方便官府收税，这些城市市场虽然具有某种“封闭性”，大多数恐怕并无围墙。它们也可能只是一条市街，在两头设有税卡而已。还有不少市是设在城郭之外的。

从唐入宋，城市市场制度的演变，商业活动虽然已经不再被限制在官市之中，但这绝非意味着放弃对市场的监管，官府只不过是将监管的区域从特定的市扩大到了整个城郭，并将市门税改成了城门税而已。

到了宋代，所有城市居民就都被泛称为“市民”了。既然整个城郭都成为了市场区，官府当然不必再将商贸活动限定在城中的某一区域，但是从唐代延续下来的市场区却并未如加藤氏所说，“已经化为单纯的地名”，实际的商业经营，仍大多集中在原先的市的地域，只是有所扩大而已。

城市市场制度的这种演进，从其设计本意看，与其说是从封闭走向了开放，不如说官府为了适应城市商业活动扩大做出了必要的调整，以确保商业税收，以及对商贸活动的监管。制度设计核心原则并未见有明显更革。

综上，仅从坊制与市制两项即可推知，唐宋间城市历史的演进，所涉及具体内容错综复杂，有因袭，有更革，不同层面制度的更替也不是齐头并进的。

总体观察，在继承旧制基础之上的缓慢演进是其主流。如果简单地将其归结为从“封闭”走向“开放”，无疑是放大了历史的裂变，忽略了其前后的因袭关系。

要有历史观察的思维

首先，应该对任何“理论”或者“范式”都保持高度警惕。

历史现象总是具体的与个性的，任何一种从其他个案归纳得出的结论，与研究对象之间都不免存在距离。它们可能对研究者具有某种引导帮助，但都无法直接套用。

无论是宋代近世说、唐宋转折说，还是声称为了反思欧洲中心论，进而不切实际地夸大宋代的GDP总量，其要点，都在于试图将中国历史演进的路径比拟于欧洲模式，因此都有脱离史实的危险。

宋代汝窑

与此相类似，国内学界一味强调传统时期商品经济“革命”性作用的思路，实际上也是外铄理论体系的产物。将唐宋两个前后相继、制度相承的朝代简单对立起来，就是显例。

有意思的是，学者们还常常站在后期相对发展的历史的立场上，通过“追溯研讨”（张泽咸语），来从后向前观察，不仅忽略了唐代城市相比于其前期的历史进步，更在宋代城市市场“开放”印象的衬托下，夸大唐代政府对于城市商业的负面影响，因而影响了其判断史实的能力。

敕令解释的偏差、选择性阅读法条，都是显例。唐代政府关于市场监管许多必要的令文，例如在实物经济时代，政府出于行政需要推行的时估制度等等，宋元以后也曾长期实施，也被不少学者打上“限制”城市商业的标签，成为专制政府控制商业活动的论据。这些都是学术研究过程中观念先前所带来的不利影响。

其次，观察历史尤其需要避免片面化。

历史学的研究对象是以往的人类社会，其复杂困难的程度，绝不亚于科学所研究的自然界。任何试图简单地举一两个例子就对历史社会做出判断的做法，都不免失误。

就拿人们习惯以《清明上河图》来讨论宋代城市生活之繁盛而言，尽管画面上百肆杂陈，市声鼎沸场景相当直观，它在多大程度上反映了开封商貌的史实？有多大的普遍意义？作者的创作意图是什么？这些都是需要认真思考的。

《清明上河图》  

如据欧阳修的记载，河东路宁化军（今山西宁武县境内），城里只有34户人家。所以，仅凭《清明上河图》来观察宋朝城市的“生活图景”，由个别来推论一般，显然是片面的和失真实的。

最后，历史现象总是错综复杂的，任何为了吸引读者而试图以文学语言来对它作简单描述，突出焦点，不顾其他，都是危险的。

现代史学面临的一个重大挑战，是读者期望有更离奇的情节，更自由的想象，以及更生动的描写。

对于史学来讲，囿于资料，这些都不容易做到。每一个历史学家都应该认真思考如何更好地服务于读者的问题，同时，读者也需要对文学与史学的区别，有清醒的认识。

具体就宋朝历史这个话题而言，是否应该从指责其“积贫积弱”义无反顾地走向“爱宋朝”，称誉其为“黄金时代”，可由读者来做判断。

不过正如城市史例证所显示的那样，更全面综合，更多地从历史的前后承续而不是断裂的视角来做观察，以期不断地接近真实，无疑是我们认识历史的必由之路。

来源：光明讲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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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学是什么

包伟民

引言

从某种角度讲，现在一般民众接受历史教育，大致可有三种途径，一是经由大众传媒或者图书传播的各种通俗历史知识，二是中学历史课程教学，其三，则是大学的历史课程教学。通俗历史知识传播由于常流于戏说，多数应当归于历史文学的范畴，可置而不论。除此之外，中学历史教学就可能是接受面最为广泛的一个途径了。只是目前的中学历史教学存在着明显的不足，可以说，年轻人疏远历史学，在很大程度上就是由这种不尽人意的中学历史教学所造成的。

除了教育主管部门在思想认识与制度规定方面的种种缺陷之外，中学历史教学最令人遗憾的一件事，就是它以灌输现成的知识为主要目标，而且，其所灌输的还常常是过时的、陈旧的历史知识。本应生动活泼、在开启学生思辨能力方面大有作为的历史教学，就变成了一味的死记硬背，历史就变成了中学生们头疼的一门课。这可真是冤枉。多记诵一些历史知识绝非历史教学的本意。

我们这节课想要说明的是：大学的历史教学将会与中学有很大的差别，分析能力——或者说历史学思维方式的培养，是大学历史教学的基本目的。

为此，我们需要解释三个问题：

1．什么是历史学；

2．如何研究历史；

3．大学历史专业学什么。

1、什么是历史学

第一个问题，什么是历史学。

这个问题很简单。现在发生的事情叫新闻，以前发生的事情叫历史。现在和过去有一个相对性，昨天发生的事情实际上已经成为了历史，但有时它也还可以叫做新闻，但是一个月、一年之前的事就不能再叫做新闻了，总之这里面有个大概的界限。历史学呢，就是分析研究人类社会以往发生的所有事情的学问。

首先让我们来解释几个基本概念。

中文“历史”一词由“历”与“史”两个字构成。究其词源，“历”，繁体作“歷”，据《说文解字》的解释：“历，过也，传也。”从“历”字繁体的字形看，这个象形字描绘的是人穿过一片丛林，表示时间经历，后来被引申为历法，历官。而“史”呢，篆文作“”，《说文解字》称“史，记事者也，从又持中。中，正也”，也就是指保持中正的态度用右手记事。近代王国维《释史》认为史的字形，即手持簿书之人，“史之职，专以藏书、读书、作书为事”，也就是史官。在早期的国家机构中，历官与史官本属两个不同系统，但往往兼任。在我国古代历史文献中，“史”也常常被引伸为由史官所编写的文献，即史书。

目前学界大多认同，将“历”与“史”两字组合起来，构成现代汉语词汇中的“历史”一词，是近代借引日语而来的。

说到历史，我们常常会用到另外一个基本概念，就是“文明史”。什么是“文明史”呢？

上面说到，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发生的事情”，不过这是一个很含糊的概念，“前”到什么时候呢？学术界有一个基本限定，在“文明史”之前的历史叫“史前史”，从理论上讲，那时候人类还没有“历史”。当然史前时期人类早已形成，也应该有历史，即便是自然界也有它的过去，也有历史，但这不是人类的“文明史”，我们所说的历史特指人类社会的文明史：特指人类发明文字、开始用文字记录社会活动以后的历史。

在史前时期，人类已经形成，为什么说只有史前史，而没有文明史呢？这里主要并不是因为只有人类发明了文字才可以记录历史活动，而是因为以文字记录历史活动，才促使人类形成明确的历史意识。

非洲原始部落图腾

举个例子。任何一种动物都会有记忆，人类是这样，动物也是这样。我们可以想象，史前时期有个氏族，他们到了晚上没事干，围着一堆篝火，听某位老人讲故事。故事的内容大家也可以想象，这个氏族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等等。这就是这个氏族的历史记忆。在这个简单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历史的几个要素：首先那些故事可能是老人的亲身经历，也可能是他听别人讲的故事，其实这位老人讲的已经不是他个人的记忆了，而应该归为集体性的记忆。而且经过他的讲故事，他个人的一些记忆被氏族里其他成员听了后记住了，个人记忆也就被纳入了集体记忆。虽然当时还没有文字记载，人类的这种记忆经过口耳相传，从个体记忆转化为集体记忆，已经比较复杂了。我们不能设想某种动物，即便是最聪明、与人类血缘最相近的黑猩猩，它们会围着一个老猩猩听它讲故事。它们没办法做到，这是人与动物最根本的区别。黑猩猩也会有记忆，但它们的记忆只能是个体性的，不能进化到集体记忆。动物的某些记忆会形成一种本能，传给下一代，但是，它们无论如何不可能在集体记忆基础之上，形成一种思辨性的历史意识。

那么什么是历史意识呢？

前面说到，那位氏族老人给晚辈讲故事，讲什么呢？氏族生活的故事多了去了，他得有所选择，选那些他认为对晚辈有意义的事来讲。这里就反映了他的思考，这就可以说是历史意识的雏型。等到人类发明文字以后，可以有意识地记录自己的历史了。到那个时候，记什么，不记什么，什么是有意义的，什么没有意义，就反映着人们对历史活动的一种理性思考，这种思考，就是历史意识。自从有了理性的历史意识，人类的文明史才算开始。《百度》认为：“历史意识是人类对自然、人类自己在时间长河中发展变化现象与本质的认识。人类的历史意识是人类特有的一种认识能力。这种能力逐步发展为继承历史、创造历史的能力。”这个定义比较合适。

近代早期，有一些西方学者不尊重东方文明，他们认为中国是没有历史的。他们当然知道中国有很多史书，但他们认为理性在中国未得到发展，没有历史意识，所以没有历史。比如19世纪德国黑格尔等人就是这么认为的。这个例子可以从反面告诉我们，近代学术是将历史意识视为历史学的核心的。

那么，什么是历史学呢？

简单讲，历史学就是分析、研究人类历史活动的学问。一般认为，“历史”一词可以从广义与狭义两个不同层面来解释。前面说，历史就是人类社会以前的活动，是一种客观存在，这是从广义层面来定义“历史”这个概念。狭义说来，“历史”也可以指人们对这种客观存在的描述和探索，是关于历史的学问，这就是所谓的历史学。为了避免概念的混淆，我们这里将“历史”与“历史学”相区分，也就是以“历史学”一词专指狭义的研究历史的学问。专门研究这种学问的人，当然就是历史学家了。

具体讲来，历史学大概包括哪些内容呢？

我们国家的学科分类目录可以给大家比较清晰的提示。

根据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2011年印发的《学位授予和人才培养学科目录》，我国目前将所有的学术研究内容分为12个学科类别，历史学为其中之一。学科类别之下再划分成一级学科、二级学科与三级学科。历史学科之下，共设3个一级学科：考古学、中国史、世界史。3个一级学科之下，共设置了21个二级学科（详见表1）。

（表一）

2、如何研究历史

在讨论这个问题之前，我们首先需要简单介绍一下历史学发展的几个不同阶段。所谓发展阶段，并非指不同阶段的前后轮替，实际上是指历史学不同特性的渐次展开，更为恰当。

东西方历史学的发展有一些共性，最初都是从讲故事出发的。这就是所谓历史学的叙述性，它是历史学最突出的特征。最初所有民族的史学都是这么发生、发展起来的，通过老祖宗的记忆，故事开始了，史学就慢慢产生。所以，史学发展的第一个阶段就是叙述史学。

青铜甚六鼎（春秋晚期）

老人们为什么要讲那些故事呢？除了觉得它有意思之外，还想下一代可以从中得到一些益处，一些教训，这“益处”最初落实在道德的层面上。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性，早期人类希望利用历史故事实现一些道德功能。孟子说，“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乱臣贼子害怕自己做的坏事被史书记录下来，在历史上留下骂名。这就是历史学的道德教育、道德约束的功用。宋代历史上有这样一个故事：

（宋）太祖尝弹雀于后苑，或称有急事请见，上亟见之，其所奏乃常事耳。上怒诘之，对曰：“臣以为尚急于弹雀。”上愈怒，举斧柄撞其口，坠两齿。其人徐俯拾齿置怀中。上骂曰：“汝怀齿欲讼我乎？”对曰：“臣不能讼陛下，自当有史官书之也。”上悦，赐金帛慰劳之。（司马光《涑水纪闻》卷一）

宋太祖赵匡胤鲁莽，打掉了大臣的门齿。那位大臣说此事史书会记载下来，宋太祖不得不向他道歉。这个故事的真实性值得怀疑，但是至少反映了历史学的一个功用，那就是对那些无法无天的人祭起一个最后的约束手段——道德。有学者认为对于专制君主来说，与其说他们畏德，不如说是畏天——担心失德而遭天谴，更为恰当。不过从某种程度讲，畏德与畏天其实是一致的。这可以说是史学发展的第二个阶段：道德史学。

前面关于宋太祖的这个例子提到，当时国家设置史官，随时记录君王的一言一行与国家大事。那么当时为什么要设立史官这样一个机构呢？是因为统治者觉得历史有用，可以从中了解历史经验，帮助君王得到一些管理国家的学问。北宋大文人曾巩《南齐书序》曾说：“史者，所以明乎治天下之道也。”这方面，最典型的就是宋代司马光所编著的《资治通鉴》这部史书了。宋神宗为它题名、作序，开宗明义就宣称，它是供君王治理天下所用的参考书，即所谓“资治”。“明乎得失之迹，存王道之正，垂鉴戒于后世者也”。这可以说是历史学的政治功能，也是其发展的第三个阶段：资治史学。

到近现代以后，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把历史学当作一门科学来对待。特别是从19世纪开始，历史学受到科学主义的影响，强调自己的客观性。在西方史学界，最具代表性的是德国的著名史学家利奥波德·冯·兰克（1795年－1886年）。兰克特别强调历史研究要客观，强调它的科学化。兰克认为，历史学家的任务就是弄清历史事实，因为历史资料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如果能够不带任何主观偏见，客观解读历史资料，这样他们就可以达到发现历史真相的目的。在兰克史学的基础上，马克思主义进一步认为，弄清历史事实的目的是为了发现历史发展的规律。从19世纪起，从兰克到马克思，历史学一直是在受科学主义的影响，达到它发展的第四个阶段：科学史学。

大体讲，目前我国的历史学科就处在科学史学的阶段。

前面分析的历史学的这些特性说明：史学研究总是带着明确的目的性的，即便是以发现历史客观规律相标榜的科学史观，也不能例外。史学的这种特质，不免会到影响它的具体研究过程。

再从另一个侧面来观察。史学研究的是以前的人类社会，它跟当今的人类社会在本质上具有一致性，可是当今的人类社会是看得见摸得着的，而史学研究的历史时期都早已不复存在，看不见摸不着，需要依靠历史资料去复原它。换句话说：研究历史上的人类社会比研究当今人类社会多了一道工序，我们必须首先弄清楚在某一特定时间与地点的历史事实是怎样的，才有可能进而去分析研究它。尽管历史研究的目标永远不仅仅只是复原史实，而是为了进一步分析研究，但必须首先复原史实。

这样一来，我们就必须面对那个令人头疼的历史资料问题。

史实复原需要利用历史资料，历史资料的类型是极为多样化的，它可以包括历史上存留至今的图画符号、文字语言、遗迹遗物、神话传说、民间故事等等，其中文献资料占最大多数。一切可能承载有历史信息的东西，都可以成为历史研究的资料。从某种角度讲，近代史学发展的一个重要表现，就是被纳入历史资料的内容日益增多，甚至包括基因DNA、碳十四放射性同位素这样完全由现代科学所发掘出来的“资料”。说历史资料令人头疼，主要指前面已经提到的它可能蕴含的主观性问题。

首先，历史现象能否成为“历史资料”或者“历史事实”，是由人们的主观选择决定的。历史现象纷纭万千，几乎不可穷尽，只有被历史学家所关注的那些历史现象，才有资格被称为历史资料，也就是被引作某一具体历史研究专题的论据。有一位英国历史学家卡尔（E.H. Carr）就曾经这么说过：

并不是所有关于过去的事实都是历史事实，或者过去的事实也并没有全部被历史学家当作历史事实来处理。

过去常说，让事实本身说话。当然，这话是不确切的。只有当历史学家要事实说话的时候，事实才会说话：由哪些事实说话、按照什么秩序在什么样的背景下说话，这一切都是由历史学家决定的。

其次，究竟哪些历史现象有可能成为历史资料呢？这就取决于历史学家们可能对哪些议题感兴趣。在不同的社会发展阶段，由于受时代的制约与影响，人们感兴趣的历史议题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历史研究具有明显的时代性。任何忽视历史研究时代意义的企图，都会影响它的发展。不过，相对抽象而言，也许可以这么认为：如果说生死与爱情是文学的永恒话题，精神与物质、思维与存在是哲学的永恒话题，那么，对于历史学来说，历史现象的因果关系就是它的永恒话题。

第三，历史资料必然是零碎、片面与主观的，关于人类早期历史的是如此，关于近代以来历史、看似资料极为丰富的那些议题，也未必不是如此。

早期历史的资料残缺不全比较容易理解，前面已经提到过。造成这种现象的原因，还包括一些技术性的因素。譬如说，我们现在都知道人类早期制作工具的材料有石头与铜、铁等金属，所以有石器时代、铜器时代与铁器时代等早期历史的划分法。但是难道当时的人们不知道木材也可以用来制作工具？只是因为木材腐烂较快，不容易保存下来，所以我们现在就不可能在考古资料中发现它们了。

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

不过，相比于历史资料在流传过程中因受偶然因素与人为选择的干扰，而造成的零碎、片面与主观的现象，历史资料——尤其是历史文献（文本）——在形成过程所体现的主观性更麻烦。因为，任何人都必然在特定的时间、地点、针对特定的对象，出于特定的目的来叙述与写作。完全超然的历史文本是不存在的。这样讲，对于今天在座各位年轻同学来说也许比较容易理解：大家去读一读网络上那些五花八门、对某一特定事件态度迥异的报道与跟贴，应该都可以体会出那些作者的不同立场，无论是政治上的，还是文化上的。那么，历史文本的那些叙述者们，难道不会也同样的立场迥异吗？

当你面对着一大堆可能只是隐晦地反映了部分事实的历史文本时，就会发现，资料数量多有时并不比数量少更省心。

第四，更加重要的是，即使历史资料都是客观的，历史学家在解读它们时，也难免不会受到个人主观因素的影响，造成误读。历史学家不可能超脱于社会现实而存在，他必然受时代与社会阶层立场的制约，而与历史资料之间存在着或多或少的隔阂。

前面所指出的，史学研究总是具有明确的目的性，以及历史资料可能存在着种种不足，无非是为了提醒大家在认识“历史事实”时，应该保持清醒与理性。在这样的前提下，史学研究如何展开，这当然会涉及不少专业训练的问题，不过，就学术研究基本要求而言，首先应该明确的是分析讨论的展开，必须符合逻辑的合理性。这其实就是前面第一部分所强调的，现代史学在研究方法上科学化一种表现。

所谓逻辑的合理性，具体就史学研究而言，就是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分析论证的过程必须符合逻辑，所得出的结论必须有可靠的论据。学者们多所强调的言之有据，“有一分证据说一分话”，或者“板凳必坐十年冷，文章不写半字空”，都是这个意思。

为什么说要在逻辑上追求客观性呢，那就是你得有依据，依据就是历史资料，也就是论据。你可以根据自己的理解，对论据做出符合逻辑的解释，但绝不能脱离资料论据。脱离了论据，那你所说的就是文学不是历史了。历史学和文学之间关键的差别就在这里。历史学家，不管你对历史的解释有多么主观，不管你的论据多么的不全面，但你最后的底线是什么呢？至少在逻辑上你说的任何话都必须有依据，就是有历史资料作支撑。你认为宋代的经济发展迅速，得举出论据来；你认为李白可能出生在中亚地区，你也得举出论据来。这些论据都必须是可靠的、可供复核的历史资料。如果你连这个都做不到，那你所写的就不是史学著述，而是文学创作。

这里我们就涉及到了在目前社会上流通的历史读物的情况，其中很大部分其实都不是历史著作，而是历史文学作品，有些甚至连历史文学都算不上，那就是因为它们没有达到在逻辑上追求历史的客观性这个最低要求。我当然绝没有贬低那些读物的意思，实际上那些历史读物多数还是很有意思的，它们向史学界提出了严重的挑战：如何更好地普及学术研究的成果。它们有价值，但是我觉得他们不一定是史学著作。这是两会事，相互不矛盾。现代史学面临着一个重大挑战，一般读者期望有更紧张、更离奇的情节，更自由的想象，这些史学做不到，究其本质来说它也不可能做到。一般读者不太容易了解这中间的差别。我对一些读史类电视节目最大的意见就是：它们没有试图提高观众的欣赏能力。观众的欣赏能力是需要培养的，电视节目需要有这个意识。目前这类节目为了追求收视率，完全放弃了取法乎上的追求，完全跟着观众的口味走，这就是所谓媚俗。我讲这个话题的意思就是想说明一个问题，历史著作和历史文学是不同的，区别就在这里，这是底线。你可以发挥想象，但必须说明这只是想象，到此为止，不能超越，这是历史学的底线。

3、大学历史专业学些什么

说到历史学，不得不提出一个更棘手的问题，那就是现在社会上的人们常问的：学历史有什么“用”？尤其是将它作为一种“专业”来学习时，这个问题就会被更为尖锐地提出来。

当历史教师这么多年，不断有学生问我这个问题，我也不断问自己这个问题。这就转到了我们今天的第三个话题，我们在大学里学习历史到底是为了什么？纯粹说历史学的“用”，我认为它就是个精神的追求，人类自我认识的学问。一个民族，如果不是特别的功利主义，不是那么单纯追求物质利益，都会有一些精神的追求。目前世界上一些发达国家，它们的出版物中比例最高的就是历史书籍，这是因为一个民族平均的受教育程度越高，民众探究人类文化精神的自觉性就越强，对史学的兴趣就会超过文学。

历史学是一门基础学科。恩格斯就曾经说过：“我们仅仅知道一门唯一的科学，即历史科学。” 他的意思是指历史学是所有学科的基础。今年8月，习近平主席在写给第二十二届国际历史科学大会贺信中，也指出“历史研究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尽管如此，我们仍然无法回避一个极为尖锐的问题，即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将历史学作为大学里的一门专业来学习，无法保证学生毕业后在社会上谋得一份相应的职业。除了专业研究人员以及中学与高校的历史教师外，在社会上并不存在与史学相对应的职业，而研究人员与教师岗位所需要的人数又太少了。

这一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是随着近代以来大学性质的转变而尖锐起来的。

兀鲁伯神学院

我们知道，现代大学起源于欧洲中世纪的神学院。神学院主要培养基督教教士，在欧洲中世纪，神学是包揽一切的学问，强调博学。近代以来，随着工业革命与科学革命的推进，大学慢慢变成了一个培养科学家与工程师的中心。后来大学越来越普及，它又慢慢变成一个职业培训中心了。像历史学这样没有相应职业与之衔接的基础学科，生存就出现了困难。

在欧美，基础学科的生存也存在着一些问题，但不如我们国内如此突出。那是因为欧美大学的专业设置，比较强调综合训练。例如在美国，就并不是所有应用性文科职业都设置相应的大学本科专业，像法学、社会学等等，都不设本科专业，这种体制促使学生先选修一些基础性的文科专业，等本科毕业后再选修应用性文科的研究生课程。所以在美国，很大一部分法学院研究生就来自历史专业。

我国目前大学的学科体系主要是自上世纪50年代以来学习苏联设立起来的。苏联的大学专业设置与欧美不一样，当年苏联为了在工业化方面尽快赶上欧美，尽快培养各行各业的工程师，于是就将大学的专业设置得与社会上的职业完全相对应，彻底的实用主义。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们所面临的任务与当年苏联如出一辙，完全为应用服务的大学专业设置符合了当时社会的需要，这也与我国传统的强调学以致用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相楔合。上世纪90年代高教大跃进前，由于大学属于精英教育，毕业生人数较少，上述矛盾并不突出。自高教大跃进以来，大学从精英教育逐渐变成了普及教育，毕业生人数激增，一些基础学科的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才愈发尖锐起来。这种矛盾不仅在像历史学这样的文科基础学科，在理科的一些基础学科同样存在。

实际上，大学毕业生就业困难主要并不能归咎于大学教育，它是当前中国社会就业人口与就业机会之间的总体失衡造成的，但是大学毕业生的就业问题似乎要比其他人群更为敏感，政治压力之下，大学不得不在毕业生就业方面承担更多的义务。于是，大学的专业设置愈发走向应用主义，一些相当奇葩的专业开始在中国大学的专业目录里出现，基础学科——不管文科还是理学——的日子也就愈发不好过了。

有一些理想主义的学者，或者试图扮演理想主义角色的大学校长们，往往会在迎接新生入学的演讲中，竭力强调基础教育与创造性思维能力的培养在大学教育中的核心地位。1936年9月竺可桢先生在在浙江大学开学典礼上的讲话中曾说：“教育不仅使学生谋得求生之道，单学一种技术，尚非教育最重要的目的。”“诸位求学，应不仅在科目本身，而且要训练如何能正确地训练自己的思想”。曾经在美国耶鲁大学当过20年校长的理查德·莱文（Richard Charles Levin）是享誉全球的教育家，他也曾说过：如果一个学生从耶鲁大学毕业后，居然拥有了某种很专业的知识和技能，这是耶鲁教育最大的失败。因为，他认为，专业的知识和技能，是学生们根据自己的意愿，在大学毕业后才需要去学习和掌握的东西，那不是耶鲁大学教育的任务。在他看来，本科教育的核心是通识，是培养学生批判性独立思考的能力，并为终身学习打下基础。

这些看法都相当了不起，但现实问题仍然存在，那就是专业与职业之间的矛盾。绝大多数用人单位都不太愿意支付为新员工进行岗前培训的成本。

在这样的客观现实面前，请允许本人就各位的专业选择提出几条建议。

第一，你们现在刚开始大学本科阶段的学习，很多同学并不知道自己真正的兴趣在哪里。当你基本明确自己的兴趣是什么之后，如果你真对历史学感兴趣，愿意将史学研究与教学作为自己的终身职业，那你就选择历史学专业吧，把它当作自己毕生的专业来学习！慢慢地走史学家这条路。但我相信多数同学不一定喜欢，因为说实话，学历史这条路虽然蛮有意思，有时候却十分辛苦，也赚不了大钱。

第二，如果你虽然并不想选择史学研究或教学作为自己的职业，但仍愿意如上面那些哲人所论，在大学阶段先掌握通识，掌握作为“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的历史学，毕业以后再来解决具体职业问题，来掌握关于职业的特定技能，那么也欢迎你选择历史学专业。不过，鉴于目前就业市场的现状，我建议大家在学习史学的同时，选修一门第二专业。那样的话，你以后在各方面的能力肯定会超过那些只学习了某些专业技能的人。当然，这样选择的前提是你得付出更多的努力。

如果你有史学的专业训练，又学了第二专业，你肯定比只学了那些应用性专业知识的人更优秀。举个例子说，新闻学，你只学了摄像机怎么用，编辑器怎么用，新闻报道格式如何等等，那些技术性的东西，思想的底蕴还是太有限。怎样把新闻报道写得好，不是光靠词汇漂亮就能解决问题的。你要了解这个民族，了解这个社会，得有思想，你的文章才会有底蕴。这方面，学习历史是一个极好的训练途径。所以尽管我们的专业设置给大家带来了困惑，大家也可以靠自己的努力来弥补它。当然你会比别人辛苦一点。

实际上，近二三十年来，本校史学专业毕业生在各行各业都有极为出色的表现，如果我们去了解一下他们成长的经验，恐怕多数人都会强调历史学作为一种基础训练对他们的重要影响。

第三，如果各位还是希望在大学阶段直接选择自己中意的、以后可以作为职业的某一“专业”，那么我也建议大家多选修历史学的基础性课程，以培养自己的思辨能力，拓宽自己的知识面。

那么，大学历史学专业究竟教些什么？能不能达到那些理想主义学者所强调的教学目的呢？我们最后来讨论这一问题。

1641年欧洲人绘画的杭州

简单归纳，大学历史学专业的培养有如下三方面的特点：

首先，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而是重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

相比于具体的历史知识，大学的历史教学更注重于教授学生了解那些历史知识是如何复原出来的。所谓分析与批判能力的训练，尤其蕴含在关于历史资料的处理上面。例如，前些天在山东电视台《我是先生》节目中，著名收藏家马未都与北大历史系赵冬梅教授曾就“司马光砸缸”的历史典故，有一番争论。马未都认为从文物实证的角度看，这个故事是虚构的。因为，北宋时期还不具备制作足以淹死人的大瓷缸的能力，至今人们没有见到有宋代大瓷缸实物。赵冬梅则从历史文献记载出发，来做出回应。据《宋史·司马光传》所载：“（司马）光生七岁，凛然如成人。……群儿戏于庭，一儿登瓮，足跌没水中，众皆弃去，光持石击瓮破之，水迸，儿得活。” 既然这个典故出自官修史书，而非笔记杂谈载所，一般来说，是可靠的。司马光所砸的是“瓮”不是“缸”。缸是敞口，瓮是小口，形制不同，小孩若身高不够，的确很难施救。这就说明了司马光不捞人直接砸瓮的合理性。这个电视节目播出后，又有网友补充了不少来自考古以及图像资料的论据，说明北宋时期其实也已经有了大瓷缸，更不要说大陶瓮了。

后来，还有学者从论证理路的角度来分析马未都判断失误的原因。史书记载的这个故事在后世的传播过程中，将“瓮”误写成了“缸”，颇有点像被后世不断演绎而“层累造成”的古史。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否定故事的真实性，这无疑是近代以来“疑古派”学术理路的延续。可是随着近代学术的发展，以王国维先生提出“二重证据法”为代表，古史新证方法被重建，学术界逐渐走出了“疑古时代”。也就是，不能以后世不断演绎、层累起来文献——不管它们的数量有多大，来否定得到早期文献与考古资料双重印证的历史事实。即所谓“即百家不雅驯之言，亦不无表示一面之事实”。

这个例证相当典型地说明了历史学专业学术训练的思路：一方面，重新验证关于这个历史故事的原始资料，也就是与结论相关的论据。它既出自正史，所记载的是“瓮”不是“缸”，接着又有网友举出了当时有大陶瓮与大瓷缸实物的傍证，可见论据可靠，结论也可以成立。另一方面，则从论证逻辑的角度来分析问题，马未都以后世以讹传讹的“缸”为依据，来质疑史书所载故事的真实性，从“缸”到“瓮”，逻辑上缺了一环，所以其论证无法成立。可见，在这个案例中，司马光砸缸历史故事本身的真实与否，并不是讨论的重点，重点在于它的真或者不真的论证过程如何展开，其论据是否可靠，论证过程是否合乎逻辑，这才是关键。如果回应第一部分所讲的关于学科属性问题，也可见在研究方法层面，历史学研究是力求客观、科学的。

如果将这一关于方法论层面的学术训练再拓展一些，还可以引出大学历史学专业训练的另一个重要特征，那就是它非但不以灌输具体历史知识为主要目的，还强调在培养学生的分析能力的基础之上，训练学生养成一种质疑既定知识的思维习惯。这里涉及到前面所说关于目前中学历史教学的特点，以灌输既定的历史知识为主旨，一来，由于当前中学历史课本存在着较多不足，未能反映史学最新的研究成果，知识比较陈旧，二来，灌输既定知识的教学方法，不利于使学生养成质疑旧说、探索新知的创造性思维习惯。所以在训练学生掌握如何获取准确历史知识的学术思路的同时，质疑成说思维习惯的形成，也就是题中应有之义。另一方面，也因为如下面将要谈到的，既定的知识——也就是前人讨论历史事件的结论，无一不是从某个特定角度得出来的，可是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史学研究强调综合分析，只要我们将观察视角稍作调整，所得出的结论就可能大不一样。

其次，大学历史专业的教学重在让学生养成一种“历史学的思维方式”。

现代社会科学各不同学科由于研究对象不同，研究方法自有所长，从业人员浸淫日久，往往会形成一种其学科特有的思维方式。简单讲，对待某一特定的研究对象，不同学科的人往往会用自己习惯的思路去观察，去讨论。例如，有学者认为，法学的思维方式是一种规范性思维，是一种站在人性恶的立场上思考一切行为、一种求实的以寻求利益为目的的思维方法。而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则看重个体，认为实际上只有个体在选择，在决策，一切社会经济行为的主体是个人，是有血有肉有感情有思想有成见有立场有追求有思维有盲区的个人。也有学者称经济学理论就是边际分析，所以“边际主义”可以指代所谓的“经济学思维方式”。

人文学科的各个专业也不例外，也应该有自己独特的思维方式。那么历史学思维方式的主要特点是什么呢？我以为就在于“综合分析”这四个字。人类社会现象错综复杂，如果说自然界最复杂的事物是宇宙，那么与之相对应的人类社会中最为复杂的事物就是社会本身了。现代社会科学仿效科学，无论政治学、经济学、法学……，都是将人类社会解剖开来，从各不同侧面来深入探讨，唯独历史学，在将历史上的人类社会从各不同侧重做观察的同时，更强调从某一特定时期社会大背景来做整体观察。所以，现在我们常见有一些社会科学的专家分析某些社会热点现象，有时竟会得出在旁人看来相当奇葩的结论，不免受到非议，被称为“砖家”。这里的重要原因就在于他们往往只从其本学科特定的视角出发来观察问题，未能综合考虑到社会运作其他的相关要素。历史学反对这样片面的观察方法，尤其强调综合分析，强调社会各不同要素相互间的联系。

床子弩

例如我曾见到有一位前几年在电视上说史相当走红的中学教师，他分析公元1004年宋辽之间签订澶渊之盟的原因，说是因为宋军用床子弩射杀了辽军大将萧挞览，使得辽军士气大损，不得不与宋军议和。所以床子弩这种神奇的武器改变了历史。分析得头头是道，煞有介事。殊不知两国交战，牵制战局的因素千头万绪，史学家分析宋辽澶渊之盟，必须将所有可能的因素全部纳入分析考虑的范围，例如宋辽双方的国力、军力、地势、后勤、士气、民心、装备、战局发展的必然因素与偶然因素，等等，总之从战略、战役、战术等不同层面，展开全面的分析，才有可能得出大致接近史实的结论。将澶渊之盟这样重大历史事件的原因完全归绪于宋军使用了床子弩这种武器，无疑是将历史过于简单化、演义化了。这就与长期以来关于埃及女王克里奥帕特拉鼻子的笑话故事如出一辙了。

史学综合分析的另一个重点是长时段观察。任何社会现象的产生，都可能存在着深远的历史原因，因此我们需要尽可能从更长的时段出发来观察，这更是历史学思维方式的特长。例如曾有学者讨论目前已经影响整个世界经济的义乌小商品市场，就指出：农工相兼，农户生产各式各样的手工业品，也就是小商品生产的普遍性，是近千年来我国东南丘陵地区农业生产经营的一大特点；与此同时，为了推销各种小商品、并购入本地缺少的生产生活资料，从而在相当广泛的地区内构建起一张营销网络，在浙中丘陵地带有着相当悠久的历史传统。于是，上世纪80年代以来随着市场开放，商品经济发展，在传统的“鸡毛换糖”营销网络基础之上因缘际会地发展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这样的世界经济奇迹，也就并不显得那么突兀了。

所以，历史学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可以说是在横向与纵向两个维度尽可能地拓宽自己的视野，在海量的要素中梳理出历史事件的因果关系。养成这样的思维习惯，无论是分析历史，还是处理现实事务，都将会是使人受益无穷的。

第三，坚持并张扬人文精神。

这一点比较直白，无需过多解释。跳出功利主义的“学以致用”旧传统的桎梏，以求真求实、探索民族文化精神为终极目标，这是历史教学人文主义精神的最好体现。如果说前面所论历史学的四个发展阶段，或曰四个特征的逐步展开，无论是为帝王提供统治经验的资治史学，还是以发现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宗旨的科学史观，都或多或少带有某种实用主义的味道，以求真、理解为宗旨的现代史学则可以说已经超越了这种实用主义，因而也将历史学的人文意义表露无遗。

人们常常误解历史学家，以为他们都是冬烘先生，食古不化，事实上，优秀的历史学家绝不是这种被歪曲的形象。熟悉科学的研究方法，拥有宏观的视野与综合分析的思维方式，更兼因为了解史事而常常秉有通达的心态，这些都是历史学专业训练所可能赋予人们的能力与品质。因此，这一学科必然具有一种超越狭义的专业训练的意义。

4、结语

葛剑雄先生曾经指出：“历史究竟是什么呢？对于这个问题，我想，用最简单的一句话说，历史不仅是指过去的事实本身，更是指人们对过去事实的有意识、有选择的记录。面对于历史的专门性研究，就是历史学，简称史学，也可以称之为历史科学，它不仅包括历史本身，还应该包括在历史事实的基础上研究和总结历史发展的规律，以及总结研究历史的方法和理论。” 如果我们对他所下的这个定义略作补充，还可以这么说，历史学不仅是一切社会科学的基础，史学训练也是一切人文与社会科学学科训练的起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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