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作是我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巴塔耶说，“对于人来说，最重要的行动就是文学创作。在文学中，行动，就意味着把人的思想、语言、幻想、情欲、探险、追求快乐、探索奥秘等等，推到极限。”按照这位法国新小说派大师的想法，在人的一生中，最值得一做的事情就是文学创作。因为它不只是对美的享用，还是对美的创造，体验。它是人生最美好的行动，是审美生存本身。
本雅明明确反对明晰和单纯，认为忧郁与艺术不可分割。桑塔格则认为，因为忧郁症性格经常为死亡的阴影所纠缠，所有忧郁症患者阅世最为清楚。作家特别迷恋细小的或残存的事物，迷恋象征、隐喻和寓言。“忧郁的症状所表现出来的对痛苦的敏感，在精神探索方面的兴趣，内在的矛盾，情绪的失衡，以及在整个精神活动过程中所透达的生命的梦幻色彩和神秘气息，与文学特质相同。”
我的问题是不够忧郁，过于明晰和单纯。所以文学不是我的气质。也许最终我会像帕斯捷尔纳克那样承认：我是没有文学才能的。他可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啊。既然没有文学才能，为什么还要写呢？只因为除此之外他不知道还应当用自己的生命做些什么。换言之，在他心目中，写作不过是巴塔耶意义上的生存而已。他虽然知道自己做不好这件事，但是写作是人的生存中最值得做的一件事，也许是唯一值得做的一件事，所以他不得不做。我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我觉得自己今后的生活方式就是去写那种不拘形式的东西，也许算随笔，也许算杂文，也许算小说，就是蒙田所谓“自说自话”。就像莉迪亚・戴维斯那样，她的写作无视传统的分类法，其特点是对小说创作常规和疆界的蔑视与突破。
既然除了写作没有什么值得做的事情，那写作就是我的宿命，是我的生存方式。写得好写得坏只是次要的问题，再说好坏的评判标准太多，市场是一个标准（但是卖得好的不一定就真的好，卖得坏的也不一定就真的不好）；文学专业是另一个标准（但是毕加索和梵高的画按当时的专业标准也不是一开始就被认可的）；时间才是最终的标准，能够经受时间考验的才是好坏的标准。而时间这个东西是我们不必关心也见不到的事情，那当然是在身后了。所以可以完全随心所欲地写，什么也不为地写，写是唯一可能的生活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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