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年在河北农村调查妇女地位问题，发现了一个非常刺眼的情况：在家里有客人来时，总是男人作陪，请吃饭时，女人从不上桌，只是在灶间和饭桌前伺候。全村不仅严格实行这样的习俗，而且在观念上，全村男女一致认为，女人就不应当和男人一样平等地坐在桌子前吃饭。
一位农妇这样说：“一般是男人陪客人，女人做饭，上桌让人笑话。”另一位说：“女人做饭，做好饭后也不能上桌，不能进屋，在外面等着收拾桌子。男人陪客人。谁家的女人也不能上桌啊！”这习俗甚至能够强悍到超越亲子关系顺序的程度。一位丈夫已去世的单亲母亲说：“他（丈夫）活着的时候他陪，没他了俺小子（儿子）陪。”这习俗有时能达到荒谬的程度：村里有个女强人，以一己之力搞起了全村最大的工厂，可就连她也没法摆脱习俗的罗网。她是这样说的：“地毯厂是我开的，但有客人来，他陪着吃饭谈事，我做饭做菜，端茶倒水。他讲半天废话，我趁机说几句对工厂有用的话。他在厂子里的任务就是：吃喝、抽烟、休息。外人都知道他现在成了老板，我是他家不拿工资的保姆。”
女人吃饭不上桌这个习俗在形成之初，很可能是一个顺理成章的过程：因为在我们中国这样的男权社会中，几千年来做饭都是女人的事，在男人跟客人谈话时，女人在忙着做饭上菜；在男人陪客人吃完饭后，女人还要忙着刷碗。久而久之就形成了这样一个习俗。尽管如此，当女人不上桌成为一种固定的规则并带有禁忌的严厉性之后，它就变成一种令人难以容忍的性别歧视了。
这个看上去很扎眼的习俗背后其实是“男主外女主内”时代的遗俗。
这个“男主外女主内”首先表现在劳动分工上：几千年来，除了个别南方农村，女人是不参加社会生产劳动的，男人下地干活种庄稼，女人在家里做饭洗衣带孩子。这样的劳动分工千年一贯制，早被视为天经地义，有人甚至为它找到了生理依据——因为女人要哺乳，所以只适合做家里的事，根本不适合出去工作。
其次表现在社会交往上：女人“大门不出，二门不迈”，所有的待客作陪、社会交往就都是男人的事了。
最后还表现在道德观念上：女人“抛头露面”是不合适的，跟男人平起平坐也是不适当的，既怕有损于妇道，又怕给男子汉的权威造成威胁。
社会学的文化滞后理论（政治经济变化在前，文化变迁滞后）在这里找到了证据：虽然从上世纪五十年代起，广大农村妇女已经开始大规模地参加到社会生产劳动里去了，虽然女人早就参与到超出家庭范围的社会交往中去了，但是她们在这个河北的小村庄中还是不能抛头露面，还是不能跟男人平起平坐，还是不能在家里来客人时上桌吃饭。
夫妻平权模式虽然已经出现在不少农村夫妻的关系当中，但是，仅从陪客吃饭上桌的传统习俗看，男权制的残余在我们的农村仍然存在，而且以一种不容分说的严厉性霸道地呈现出来，仿佛在炫耀它延续了几千年的权威，为我们昭示男权制曾经的辉煌。值得庆幸的是，男权制的光辉已经黯淡下来，只剩下这一点点可怜的余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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