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小札】语言哲学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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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推荐语

上海语言学通讯前期宣传潘文国教授在《外语界》外语界发表的论文“大变局下的语言与翻译研究”一文席卷了外国语言文学知名学者的微信朋友圈。澳门大学李德凤教授在广外做学术报告的时候，还特意谈到微信上阅读该文，可见自媒体时代的传播影响力。本期上海语言学通讯再次推出潘老师在2016年第一期《外语教学》上发表的文章“语言哲学三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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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哲学三问    作者：潘文国

《外语教学》2016年第1期

主要观点

语言哲学既是一门学科，又是一种求智精神；中国语言哲学应既解决实际问题，又解决实践问题

分论点

（1）语言哲学的学科地位及其本质——语言哲学是一门学科，同时又是一种求智的态度。语言哲学的双重身份带来双重期望，而作者主张该学科研究应以求智为目标。

（2）中国语言哲学的尴尬——根本不具备学科地位。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不应以西语哲为本，而应立足于“中国语言”，以解决“中国问题”为目标。中语哲可从“书”、“言”、“意”和“象”入手建立自己的语言学；中西哲学对比研究远远不够。作者主张中国语言学界和哲学界应以中国问题出发，总结历史经验，借鉴西方新知，共同塑造中国的语言哲学。

（3）中国语言哲学研究应从实际问题出发，上升到理论，再解决实践问题，以此循环往复。“解决哲学问题”即通过彻底研究“道”等终极性问题，帮助人们认识中国、认识世界并认识自己；“解决语言问题”在于通过认识汉语和汉字的本质，解决语言运用、语言教学和翻译等实际问题。

论证思路

（1）作者通过讨论英语表示学科的三种方式来揭示哲学的本质（philosophy, love of wisdom），即哲学是一种求智的态度，从而引出语言哲学的双重身份。由于一门学科地位的确立就预示了种种定型与僵化，“求智”的精神就不复存在，所以作者主张语言哲学研究应以求智为终生目标。作者通过引用钱冠连对西方语言哲学的定义为自己的观点作支撑，引出语言哲学研究的“问题”与“理论发现”。

（2）作者发现中国语言哲学并不像西方语言哲学那样拥有比较明确的学科地位，于是对中国语言哲学研究作了如下设想：作者首先担忧钱冠连“从西语哲问题出发解决语言研究问题”的研究范式难以取得突破，并列举了中国语言学研究的“前车之鉴”，批评中国学术文化全盘西化；由此，作者根据钱冠连“从语言入，从哲学出”的观点，揭示中国语言哲学的出路，即“从中国语言入，从中国哲学出”，主张中国语言哲学研究应优先关注中西语言对比和中西哲学对比；作者在依次阐释它们的核心分歧后，提出建立中国语言哲学的研究途径与研究主体，倡导中国学者不仅可“由西方语言入，从西方哲学出”，更可“由中国语言入，从西方哲学出”。

（3）作者用“知行合一”和“道器合一”回答了中国哲学的“体”与“用”，并发现西方哲学同样存在类似的“理论”和“应用”的分野。作者倡导“搞中国式的路子”，从实践入手，先解决理论问题，再反过来指导实践。作者还认为，中国语言和中国哲学问题应通过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研究，达到互为补充和相互解决。

小编反思：

（1）作者善于谋篇布局。作者在（1）中提出，求智的精神不仅在于追求知识，更在于将“理论”变成“问题”，从而引出“新的理论发现”，暗合作者在（3）中提出的“搞中语哲要走中国式路子”；作者在（2）中用大量篇幅批评了近代以来中国学术研究的西化倾向，其后在论述了建立中国语言哲学的道路时，又针对这种现象对中国的学者提出希冀。

（2）作者善于借“文”抒情。作者在（1）和（2）中坦言，从教师与学者的实际出发，自然希望语言哲学，特别是中国语言哲学获得应有的学科地位。

（3）作者熟练运用马克思主义原理，深刻理解“实践观”，提出中国语言哲学理论和实践应互为补充，并通过借鉴西方语言哲学的研究成果，实现共同发展。

  上海语言学通讯特别提供了2016年《外语教学》第一期目录，以飨读者。

本文获得《外语教学》版权许可，其他公众号转发本文之前请联系上海语言学通讯负责人

注

【原文作者】华东师范大学 博士生导师 潘文国教授【本文特约编辑】广西民族大学  胡晋阳【注】对本文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左下角阅读原文到知网下载或者订阅《外语教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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