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潮丨李锐自述人生百年：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2018-04-11 崔敏永远的新三届

【作者崔敏按语】

余此生有幸与两位德高望重的百岁老人——王怀安与李锐——相识，深交中受益良多。可惜，怀安老已仙逝；由于我跟李老的住处相距不远，便隔三差五去李宅拜访。近日谈及今年4月将是他的百岁生日，李老显得颇为兴奋，即兴对他的百年人生做了一个简略的概括，我则鼓动他多说几句，把百年的感悟充分地表达出来，于是便记下了以下这篇文字。

2016年

李锐与崔敏交谈

我这一百年大致分可为五个阶段：第一个二十年上学读书；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

我曾当过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又曾担任过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在两个最重要的部门工作过。我当过三位中央领导人的秘书：先是担任高岗的政治秘书；后来担任陈云的政治秘书；最后又担任了毛泽东的兼职秘书。在1959年庐山会议上被打成“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追随者”，撤销一切职务，开除党籍，发配北大荒，几乎饿死；文革中又被关进秦城，住了八年监狱。平反后复出，加倍努力工作。

我对党有两个重要贡献，一是写了一本《庐山会议实录》，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全貌；二是给邓小平写了一封信，阻止了邓力群可能被推举为总书记。我一生的著作（不包括日记），总计超过一千万字。别人写我的东西也有几百万字。我从中组部的领导职务中退下来后，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共计十九本，此外每个县都编了一本，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例如：井冈山时期肃“ΑΒ团”，杀了十万人；延安整风后期搞“抢救运动”，打出一万五千个“特务”，而国民党却说他们没能打进延安一个特务（见唐纵日记）；文革期间，秦城监狱关押502人，多数是党的高级干部，死在监狱的30多人，精神失常60多人。

第一个二十年是读书，追求革命。

我于1917年4月13日生于北平，祖籍湖南省平江县，父亲李积芳自幼好学，1905年被官派赴日本留学，他在日本生活五年，深知日本的国策就是要灭亡中国，由此激发了强烈的爱国情怀，辛亥革命前回国，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担任了国会众议员。可惜英年早逝，父亲去世时我才五岁，上面还有两个姐姐。

我的母亲是一位受过现代教育，有进步思想的女性，儿时母亲常对我们讲父亲的往事，教育我们如何求学做人，特别不要趋炎附势，品德最为重要。这些教导对我思想的形成潜移默化。母亲又把我送到当时新开办的最好学校——楚怡小学和岳云中学——读书，这两个学校都注重品德教育，校规严格，要求学生关心国家大事，从小养成好习惯，还开设劳动课，种菜，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学校还开展体育活动，组织各种球队，当时我就是校队的球员。

我在中学阶段就喜欢写作，是办墙报的积极分子，还写过一篇名为《走》的小说，描写人力车夫的生活，结局是投奔了红军。从这篇小说可以看出我少年时期的思想倾向。总之，父母、家庭与学校的教育，对我一生走什么路，产生了重大影响。

中学毕业后，考取了武汉大学，那个时期主要是受鲁迅文章的影响，思想更加激进。说实在的，在大学的两三年，并没有好好读书，净闹革命了。当时，我是学生中的领头人之一，积极参加了“一二九运动”，担任了“武汉大学学生救国会”的常务干事，创办了《救中国》杂志，我写的发刊词题目就是“团结、抗斗、救中国”。

1936年上半年，我们收到了一份从美国传来的中国共产党号召共同抗日的“八一宣言”，并读了斯诺所著《西行漫记》，更加坚定了要寻找共产党的决心。由于当时在武汉没有党的组织，我们便联络了八个志同道合的人，于1937年2月正式成立了一个的自发党组织，定称为“武汉临时支部”。不久，我带着自发临时支部所有人的入党表去北平，找到了党的组织，自发临时支部所有成员都被接受为正式党员。因此我的党龄从1937年2月起算。

第二个二十年投身革命，成为职业革命者。

1937年“七七卢沟桥事变”后，我和几位朋友到天津，又转赴烟台、济南，武汉、徐州、长沙等地，参加“青年救国团”等活动。1939年8月，我去重庆参加南方局青年工作会议，在重庆与《新华日报》记者范元甄结婚。南方局组织部长博古决定将我们调离大后方，送到延安去。会后，我和范元甄跟胡乔木同乘一辆卡车到了延安，在延安工作、生活了整整六年。

到延安后，我先在中央青委工作，后调入《解放日报》，在第三版（国内版）负责写辟栏文章，主要任务是收集一些国民党区的情况、材料。我写的第一篇文章记得是《为大后方的大学教授呼吁》。

1943年4月初，在“抢救运动”中，我被诬陷为“特务”，抓进保安处关押了两年。保安处的审问，通常是采用各种刑罚逼供，有的还长期带脚镣、手铐。在保安处对我审问时，因为我什么都不承认，审问者发脾气打了我一耳光。总的来说，对我的刑讯还不算太狠，一个是站，立正站着，不许动；再就是坐矮凳，时间稍长腿就肿了。审问的时候，有人持枪昼夜轮班监视，不许动，眼睛也不许眨。这样一直审了我五天五夜。和我关在一个窑洞的陈新，在我被审了五天五夜回监舍后，他跟我说：把他绑在十字架上，用鞭子抽，还坐老虎櫈、戴脚镣，比对我厉害多了。

我从保安处放出来后，又回《解放日报》工作，我在《解放日报》前后不到三年，在报上发表过的文章和社论约有40篇。1980年代初，新华出版社为我出过一本《窑洞杂述》，全书22万字，这本书就是我在延安文字工作的汇总。

1945年8月，日本无条件投降，八年抗战终于取得了彻底胜利。同年10月，我和范元甄随同赴冀热辽打前站的同志离开延安北上，经张家口到了承德，在承德创办《冀热辽日报》。1948年2月随东北局书记高岗到东北，做了高岗的政治秘书。

1948年10月，解放军攻占锦州后，挥师东进，准备解放沈阳。东北局决定由陈云带领四千多人去接管沈阳，陈云让我随他去，这样我又当了陈云的政治秘书。接管沈阳后，随陈云一路巡视鞍山、本溪、安东，最后转到吉林、长春，走了将近一个月，印象最深的是丰满水电站。

我过去没见过水电站，丰满那时有两台机组发电，大概是六七万千瓦，当时的感觉真是了不得。在鞍山和丰满看到了现代先进的工业生产，对我产生很大的震动，这是后来愿意转行搞水电的动因。

随着辽沈战役和平津战役的胜利，1949年1月31日，北平宣告和平解放。第二天，我就跟陈云到了北平，住在北京饭店。然后陈云就到西柏坡开七届二中全会，我没有去，在北平我帮陈云做了一件事，就是到琉璃厂买了许多从清末到民国以来经济方面的书，装了一大木箱，为他留在中央管全国的经济做准备。

由于我一直想到下面做一些实际工作，经向陈云提出后，他虽不想放我走，一再挽留，但最终还是同意了。这样，1949年5月，我随南下部队回到湖南，先是负责创办《新湖南报》，任社长，后来调任省委宣传部长，在湖南工作了三年。1952年9月，被调到燃料部水电总局任局长（后转任水利电力部副部长），终于实现了我献身于水电事业的宿愿。

我在管水电时的一件大事，就是有关三峡工程的一场论争。长江水利委员会主任林一山向毛泽东建议：要解决长江的洪水，必须在三峡修个大水库，把长江的洪水装起来。这件事给了毛泽东一个很深的印象。林一山在《中国水利》上发表了《关于长江流域规划若干问题的商讨》的长文，正式提出修三峡解决长江的洪水问题，他规划的蓄水高度是235米，比现在三峡大坝175米还高60米。也就是要把整个重庆都淹没了。这篇文章一出来，我们就看到了，我就在《水力发电》组织了一期长江规划问题专刊，一共八篇文章，从各方面论述三峡工程的问题。

此后，双方争论不断，这样，不同意见便引起了高层的注意。本来毛泽东是赞成三峡工程上马的，他在1956年写诗欢呼“高峡出平湖”，已经表达了赞成三峡上马的意愿。1958年1月南宁会议时，他听说三峡工程有一个反对派叫李锐，便说：“那好啊，把林一山、李锐都找来，当面谈谈吧。”于是中央办公厅便通知我和林一山都赶到南宁，在毛泽东面前陈述各自的见解。

我和林一山到达南宁后，当天晚上就开会，谈三峡。开会的房间很小，里面坐了二三十人，一个长条桌，大家面对面就坐。我们俩人坐在毛泽东的正对面。毛就问：“林一山，你要谈多久？”林一山说他要谈两个小时。毛又问我要谈多长时间，我说：“半个小时”。林一山的口才很好，他从汉元帝谈起，谈历代皇帝怎么防洪等，滔滔不绝讲了两小时。

我感到他讲的中心不突出，用了很多专业术语，在座的人不一定都能听懂。轮到我时，就谈得尽量简短，深入浅出。我说：修这么大个水库专门来防洪是不行的，它主要是个水电站。长江跟黄河不同，是条很好的河流，现在长江在我们的手里，完全可以通盘考虑，用各种办法防洪。最后讲到了三峡技术上的困难，这么大的工程，最困难的问题是勘察，确定电站的大坝修在哪里，要对河流分段进行地质考察，这个选坝址的工作不是三五年能够完成的。

这样一讲，大家都听懂了。毛泽东说：“好，讲得很好。但是讲了还不算数，每人再写一篇文章来，不怕长，三天交卷。”于是，我们又分别赶写了两篇文章。文章交上去后，我看到彭真那些人在我的文章上划了很多红杠杠，在林一山的文章上打问号的多。

最后的会议上，毛泽东还批评林一山的文章写得不好，说你是师范毕业，文笔不适，这就把他的意见否定了。毛泽东夸奖我的文章写得好，把问题讲清楚了。三峡的问题就这样定案了。南宁会议出了个《工作方法六十条》，里面有一条是要“培养秀才”。毛泽东说，“我们就要培养李锐这样的秀才。”

南宁会议快结束时，毛泽东出人意料地对我说：“李锐，你来当我的秘书。”对此，我完全没有精神准备，立即回答说：“我搞水电，很忙。”他说：“不要紧，兼职嘛。”这我就不好回嘴了。随后，我给毛写过三封信，委婉地反映了“大跃进”中的一些问题。毛看了这些信，对我能够反映一些真实情况，当时还是比较满意的。曾说：“李锐我感谢你呀，是共产党感谢共产党。”

有一段时间，毛不断地表扬我，那时真可以说是被捧到了天上。万万没有想到，仅仅几个月后，庐山会议上风云突变，我又从半空中摔了下来，几乎粉身碎骨。

第三个二十年，被革命踩在脚下。

1959年夏季召开的第一次庐山会议，无论在中共党史上或共和国历史上，都刻上了深刻的印记。那次会议无端地打出一个“以彭德怀为首的反党集团”，主要成员是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周小舟，我因在会议期间同黄克诚和周小舟在一起有些议论，最后被定为“追随者”，开除党籍，撤销一切职务，从此跌入无底深渊。

从庐山下来，又经过几个月的揭发批判，随后被送到北大荒850农场附近的兴华村，与村里的一个单身老头同住。那时粮食不够吃，差点被饿死。我在北大荒得到的一个经验是：世界上最可怕的事情就是挨饿。

1961年11月，经在京的友人设法营救，我终于离开了北大荒回到北京。此时，范元甄提出要离婚，我说同意，就办理了离婚手续。水电部党组曾讨论过是否恢复我的党籍，未被通过，原因大概是由于范元甄在离婚后又写了两本揭发材料，里边有我和她私下议论的一些话（文革过后邓小平复出，他看过这两本材料，说：“太恶劣了！”下令把它给烧掉了）。由于党籍未能恢复，又把我下放到安徽大别山里的磨子潭水电站，给水库的职工当文化教员，也干些体力活。文革开始后就不让教书了，变成劳动改造。

1967年11月11日，突然把我送上一架专机直飞北京，下了飞机就把我送到了秦城。事情的起因是：1967年夏秋之际，中央专案组来人向我调查毛泽东几个秘书的情况，我说胡乔木、田家英、吴冷西等人都没有问题，主席秘书中最危险的人是现在中央文革小组的陈伯达，并写了封信给总理，请他们转交。这下又闯下了大祸，当时的说法是“对无产阶级司令部的人，不能有一字一句的伤害。”由于我揭发了陈伯达，我的问题又升了级，被关进了监狱，一蹲又是八年。

在秦城监狱，最厉害的是单间关押。一间小小的屋子，四面都是墙壁，看不到任何人，除了外面走廊里哨兵的脚步声之外，终日寂静无声。在这样的环境中呆久了，大多数人都会成为傻子或者被逼疯。我为了不致变成废人，就在监房里坚持跑步、锻炼。监狱里见不到纸和笔，我就利用一次跌伤后要来擦伤口的龙胆紫药水当墨汗，在马列著作的空白行间写字，一共写了400多首诗词，平反后，将这些诗词汇集起来，出了一本《龙胆紫集》，这恐怕也算得上是一个奇迹。

我是1975年5月30日出狱的，出狱后，又被送回磨子潭。直到粉碎“四人帮”以后，形势发生变化，1978年胡耀邦执掌中组部，组织部通知我到合肥住院治病，年底又接到中央通知，1979年1月4日由合肥回到北京。从此，重返世间，后半生终于又见到了阳光。

当年毛泽东提倡“六不怕”——不怕戴机会主义帽子，不怕撤职，不怕开除党籍，不怕老婆离婚，不怕坐牢，不怕杀头。对我来说，除了头颅尚在，这几个“不怕”都经历了，能活过来真不容易，在逆境中最终挺了过来，做到了敢于实事求是，敢于坚持真理。

第四个二十年复出工作，弥补已经失去的时光。

我于1979年1月恢复工作，任电力工业部党组副书记，副部长兼基建工程兵水电指挥部政委，国家能源委员会副主任，党组成员。

1982年我已65岁，到了可以离休的年龄，但陈云让我到中央组织部组建青年干部局，我便到了中组部，先任青年干部局局长，后来担任了常务副部长。这一段的主要工作是根据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和专业化的“四化”标准，选拔第三梯队，总共挑选了1000名省部级后备干部。这是一项极为重要又有深远影响的工作，后来十四大、十五大、十六大、十七大、十八大当选的中央领导人，大部分都从这1000人中产生，现在还有约600人在位，可见当时的工作成效卓著。

我在中组部的另一项工作，是组织编写了一整套《中共组织史资料》，由我担任编纂领导小组组长。这套史料搞清了历史上的好多问题，功不可没。

我曾被选为中共12届中央委员，又曾是12、13届中顾委委员。

第五个二十年思考研究，力求搞清楚更多的问题。

离休以后，我还继续关心国家大事，关注党的事业，将精力集中于思考和研究，希望能够搞清更多有问题。有人说我是“毛泽东研究专家”，不错，我一生写了评介毛泽东的五本书，对毛一生的功过是非作了实事求是的介绍与客观的评论，对他晚年犯错误的原因也做了较为深入的探讨，毛泽东是一代伟人，但他晚年所犯的错误给党和国家带来了深重的灾难。这些问题是回避不了的，必须认真地剖析和清理，我认为这对于党的建设和国家的进步都是有益的、必要的。

我在晚年思考的主要问题，是如何推进政治体制改革。1980年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的核心内容，是彻底否定文化大革命，重新评价毛泽东的功过是非，由此开启了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大门。以往的主要弊端是权力过分集中又不受制约，邓小平提出必须改善党的领导，并采取了若干相应的措施。然而，前进的道路并不平坦，阻力重重。

当前，经济改革进入了深水区，政治改革的滞后更令人不安。新的矛盾不断出现，不稳定因素日益突显。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不是以深化改革、扩大开放的思路去积极解决矛盾，而是向后看，试图用高压和完全否定个人自由来求得表面上的安定。我对这些情况颇感担忧。记得在八十八岁米寿时，写过一首自寿诗，最后两句是：“唯一忧心天下事，何时宪政大开张。”宪政民主应当是我们不懈的追求。

人生在世，总要对得起自己的良心，对得起为之奋斗的事业，更要对得起历史。这是我对后来者的殷切期待，愿与朋友们共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