庞培 | 杨键：葬礼归来
杨键：葬礼归来
在很多年前的一个夜里，我们在马鞍山见面(事实上是两年前)。我去参加他父亲的葬礼。我乘坐的长途公交车穿越市区时在一个站牌前停下来。我茫然地下了车，我不知道那是什么地方(是几路车的站牌？)，同时，我又有一种古怪的感觉，我所到达的地方对我来说是那样地熟悉，仿佛曾在梦里多次到达……。事实上，那只是我第三次到达那座嘈喧嚣杂的工业城市，去拜访居住在其市郊边缘贫民区的一名诗人。当我下车时，我感觉，整座城市都散发出一股我所熟悉的他的诗篇的气息，我被这股扑面而来，渗杂着穷困、疾病、伤痛和无家可归的人们身上特有的听天由命的苦难气味熏得晕头转向，我似乎在转眼之间就落入了我那位体质羸弱的诗人朋友的怀抱——我看见周围的夜色，是他诗歌中的夜色，街上走动的市民、小偷、警察、乞丐、外地打工者脸上纷杂的表情也是他脸上的表情。我们几乎未来得及见上面我就有一种想大声哭泣的苦痛——我仿佛在跟那一次旅行中的某些景物抱头痛哭。当我着手写手头这篇文章时，我又远离上述旅行中的场景数年，我在一座遥远北方的城市里，而手头有关诗人杨键的资料又少得可怜。我只是在1999年最后一期《天涯》杂志上读到他的两首诗(版面刊出的是五首)——我读到的是《暮晚》和《啊，国度！》。这两首诗强烈地触动了我眼睛里的良知，它很可能是中国人所曾写出过的最痛切的(新)诗，它们激发了我对中国诗歌的最深沉的感情，也勾起了我的回忆。这两首诗里有一种相似的，属于一名特定诗人风格、观察力和想像力的行文呼吸上的从容——是一种略带悲凉的硬骨头的从容。首先，近二十年来中国新诗根本连新鲜血肉都难得一觅，更何况"骨头"?其次，这骨头是一种硬骨头，这里的硬又来自童年的平民生活所培植出来的大度——因而，我阅读印象所得的"从容"是由硬和大度这两样东西组成，它们布撒在杨键诗歌的每一寸土地、每个角落;它们如圆寂而终的佛徒的舍利子一样在虚幻的夜色里熠熠生辉。是精神，也是肉体;是一种现实世界的抽象结晶，也是作为一首诗，一种诗歌的语言艺术的高度具象!
首先，它有一种废弃!对一般世俗的所谓"现代诗歌"——至少在中国区域内——技艺上的废弃。它以一种看似粗心大意、无礼甚至唐突的方式流露它的内在感情，以在不经意的、仿佛突然想起的愤怒中达到一种诗歌声音的忧愤旷达、一个诗人形象的掷地有声，这样的精心推敲成的野蛮方式是杨键诗歌的特征之一，人们也许会辩解说，《暮晚》这样一首仅七行的短诗看来像是精致的作品，事实上，一双更为细心的阅读诗歌的眼晴会从这表面的精致中看出甚至比《啊，国度！》更加鲁莽和绝望的愤怒。杨键的诗歌里像是有一道世间万物无形的绳索，诗人每发一次言，他都要重新挣脱一遍这样的绳索，而读者在阅读其诗歌所获得的审美快感时——诗的自由——是由那样可怕的身心被捆绑作为其作品前提的，多年来诗人不断生活在这一被现实的火刑柱反复捆绑的痛苦境遇中，他和这种与万物隔绝的痛苦作着不懈的抗争，仿佛神话传统中的普罗米修斯用淋漓的血肉抗争着从天而降的鹰的嘶啄——他每胜利一次、骄傲一次，他都要付出孤独无援的身心上的代价!这样一种诗的祭奠，难道不是真正的现代艺术命运的写照吗?请看:
暮晚
马儿在草棚里踢着树桩，
鱼儿在篮子里蹦跳，
狗儿在院子里吠叫，
他们是多么爱惜自己，
但这正是痛苦的根源，
像月亮一样清晰，
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止……
杨键
这是怎样的遭毁损了的体力啊，怎样迟迟到来的觉悟和认识!我们看他的诗，像是在看一名穷人的孩子过份早熟的脸——这样过份的世态炎凉在一张稚嫩孩童的脸上的反映，是多么准确，又是多么可怕啊!中国人对自然的认识，历来是朴实精致的，带有一定程度上世俗诗意的局限，而这样一首仅七行的诗，对此种传统心智诗意的局限，又爆发出了多么巨大的突破！——一瞬间，死和诗意同时到达了我们眼前。几乎以同样的柔弱和猛烈——而通过这仅有动词而无任何多余形容词的柔弱和猛烈之间自然形成的张力，诗人杨键完成了一次他在中国现代诗歌史上的诞生——这是怎样明亮的一次呱呱落地!在我看来，在时限仅80年的新诗历史上，以七行这么短小篇幅而达到如此阅读强度的诗人，在中国，也许只有穆旦(查良铮)先生一首《春》可与杨键媲美!事实上，相似的比较并不存在，而且也很无聊。诗歌问世之后，其说话的方式将自始至终是一种壮严的沉默;它的完成是一次性的，真正永恒意义上的，它不对任何人，任何人类时空中的过去、现在和将来解释它除却伟大诗意之外的任何内容。声音和沉默珠联璧合，它仅仅是一种时代必须为其付出痛苦代价的奇迹的对称。其对称的精确度经得起任何诗学、社会学、文艺心理学、辞意学乃至光学和天体物理学的反复检研，而在诗歌自身，这又是基本的觉悟和写作常识，“它的投射和创造应与围绕它和产生它的现实相称。"(希尼语)只可惜这种相称的精确度在一般世俗生活中被人们误解——乃至耽搁得太久、太深因而在缓慢进化(或趋向黑暗的倒退)的人心中显得异常困苦、艰难——而诗人的职责之一就是要突破这一惯常的世道困境、突破艰难——一跃而达至人们称之为诗歌的光辉之地，"像月亮一样清晰/像江水一样奔流不止……"
二
杨键诗歌里有一种极普通意义上的中国人的命运感，或曰在当代的命运感——有时，这种命运感会深入到更加悠远的古代。他的早期作品中得以保存下来了一名中国山村孩子的清新感。1989年以来，他随着生存视野的拓宽、旅行、工作、阅读和访友——其结果是这名单纯抒情的来自皖东南山区的少年诗人开始面对和处理一些更加复杂的题材，人心和写作的空间学。他对于佛经的多年悉心研读在今日一代诗人中间被传为美谈，这很大程度上促成了他作为一名东方诗人的心灵在其归宿土地上的落实。他在穷人的苦命中首次睁开孤寂的慧眼;他在大多数中国人听天由命的宿命论中获得了一种宏大精神气质和诗歌语言的节奏。他就像孩子依假母亲般本能地依偎这块广漠东方土地上的苦难——苦难是他最初诗歌的母题，是他最初的尺度和乳汁，是他养育诗歌的贫瘠力量——这一力量在其近期诗歌中最终成功地转换成了丰饶富足，犹如疾病和死亡养育了释迦牟尼。在他早年研读佛经和古诗的悠游岁月里，他的诗篇音调仍离西方灿烂的后期浪漫主义、意象派相去不远，但保持一定程度的谨慎距离。这种近乎体格上因不适而起的忍让、谨慎在他日后的写作中发展成了特有的中国式(平民)的倔犟。他的倔犟性情在当代诗歌中是——与其说显著，不如说是十分突出的——倔犟而引起的进一步的沉默执拗从一开始就表明了他对诗歌现实与大多数同时代诗人有不仅不一样、简直可以说迥异或完全相左的看法，也就是说，在某种程度上是——别人看见的，他没有看见;或者，他看得很真切、很清晰无误的，他周围人却视若无睹。这一情形，这一某种程度上既是生活、心灵上的、又是其诗艺抉择所造就的复杂局面，使他最初的倔犟性格形成后来的事实上的隐居——他很少——在事实上也十分郑重其事地——与同时代人交往。本文并无意促成这一印 象，认为诗人杨键似乎是与外界难以交往的人物，相反，他诗篇中有着比比皆是的和善和敏感，这种敏感使得他在日常的与人交往中予人以亲切的热情，而在写作中，他亲近每一名值得亲近的古代诗人的灵魂。我多次听他讲起他对杜甫、孟浩然、李白、陆游等人诗篇的敬仰，以及对寒山子、皎然，李叔同这样一些历史上著名诗僧作品的欢喜。当他谈论诗歌时，他具有一种诚挚的才华，一种乡下孩子式的欢天喜地和忧心如焚相渗杂的早熟，而他的早期诗歌中一些写作者的身份，有时是古代的冥想者，有时是四海浪游的书生，甚至是精通易经算学的玄奥的古代学者……最终，他慢慢回到了当代现实中，他声音中的身份开始确定下来——而这种确定也且他目前诗歌中真正令人不可思认之处——是他意识到，作为一名不可知的诗人，他在世俗的现实中的身份其实是:工人!
长久以来，我们国家里活跃在所谓"文坛"各处的"诗人们"久已丧失了自己的身份感。他们在写作的同时不知道自己是谁，他们不清楚，也不想为自己的身份、来源去刨根问底 ——汉语诗歌在这一点上遭遇了空前的、精神上大面积的水土流失。没有人敢于像杨键那样在人群中站出来说——我是一名"现代高炉下的工人"(见杨键诗作:《溪桥策杖——观马远的画有感》)。人们都视自己普通人的身份为丑陋，拼命地通过诗歌或权术趋炎附势，做着狂妄无耻的成名成家的美梦。近二十年形成的中国诗坛是怎样一幅滑稽可笑、而又使人惊心动魄的局面:一个个不识字的农民打起了学者的领带;灵魂卑劣的所谓“口语学家”涌向北京、昆明、南京、成都乃至海外，在新诗的读者们惊魂甫定之际纷纷为自己的所谓"诗作"打上流派、学术和先锋的旗号，以至于我国的诗歌界出现像等待赈济的灾民一样先在街头占据发散赈济粮时的有利地势。多少原木智慧的诗人们在审时度势中耗散了自己可怜的才华;多少朴实的作者在不同流派的相互谩骂中奔跑，而变得面目狰狞可怕起来;一部分有"大师幻觉"的作者在我们这块贫瘠土地上甚至要写到"比艾略特更像艾略特"，也就是说……我们生活在一种古怪的语境、语言能量里，我们中国似乎有"奥登"，有"里尔克"，有"但丁",却无《神曲》，无《杜依诺哀歌》，无《战地诗钞》……我们生活在古怪的虚空中，在语言的吹牛术中提心吊胆，惟恐我们的脚下又突然蹦出一名"中国的荷尔德林……"。我们陷入现代新诗天花乱坠的许诺里，而大面积地失去一代代年青的诗歌读者。我们遇见的也许只是一群……喝醉了洋酒的醉鬼，以他邪恶的怪念，下作的醉态左右我们热烈的目光……。人们，尤其是知识界人士，仍然生活在"文革"时期华而不实的政治或仕途的怪想的阴影中，中国新诗也一直无法恢复它在过去年代被扭曲了的生态、或生存心理。诗人们普遍无法意识到作为一名普通中国人的，生活中严肃(值得挖掘)的诗意——哪怕是痛苦叫喊的诗意。他们无力将自己的心声、言说放到眼下这块贫瘠的土地上来，他们缺乏根本意义上的镇定自若。他们生活在已丧失了命运感的学术虚幻、或诗意虚幻中，他们像普通人一样衰老，却无力意识到其中普遍隐含的崇高……他们一个个被世俗写作的意念所困，不再懂得谙熟平常人类的品质或神迹的崇高;他们也不再相信奇迹和圣灵——以及后者在日常生活申的具像:爱。有时，他们会假装(只是假装)相信某样事物，某个声音……甚至，连怀疑的能力也没有了。而他们一味地敦促自己写作，徒具理性的空壳，并努力使这一空壳变得荒谬离奇，与他们本人毫不相像……;最后，他们只剩下甚至不可能与世俗权势相匹敌的空洞写作了。他们就这样一步步退出现当代社会生活的美的深渊，并为其父辈、同时代劳动者们脸上蒙上了无言的耻辱……因而，在中国，诗歌被诗人们屡屡出卖的实情，比在普通读者那儿更为严重。另有一些诚实但缺乏灵动的诗人的智力，被纠缠在复杂空泛的措词里，日复一日不自觉地装神弄鬼，以至于刊物、传媒上的诗歌过剩——诗歌在腐烂——或者说:诗歌并没有腐烂，是诗人们自己在腐烂下去……
三
中国的劳动者脸上长久被蒙上的无言的耻辱，惟有真实的诗人将之揭开，杨键的诗歌体现了这一伟大的尝试，体现了这一对普通劳动者、普通中国人命运的诗性关怀。他以一个匠人的睿智，怀着一名佛教徒式的耐心和慈爱，并以真正意义上现代诗人的洞见参予这一尝试，他以自我的声音为中国的苦难解冻——这是一条长长的、死难者、受凌辱者灵魂不计其数、一眼望不到边的暗夜中的冰河——它在世界学术、人类关怀的尽头——在万物、神的智慧所难以触及的边缘，如同另一名优秀诗人柏桦一首诗的题目所暗示的:《悬崖》——之上，只有少量具备义无反顾艰难跋涉者的灵魂，才得以小心跨越这些暗夜中"铿锵"作响的冰层的裂缝。真正优秀的诗歌在今日中国仍旧无可奈何地具有一种极地气息——它们是勇敢的诗人从万丈深渊的极地之间冒险采撷而来，宛如冻结的冰山上的雪莲，具有一种过份珍贵，也过份危险的美。杨键诗歌的暗码只是一句简单的短语:我是身为普通工人的一名中国诗人。他常年在一家大型钢铁厂上班，后转调入那家巨型企业的制氧车间，有趣的是——命运似乎把他跟人类的呼吸系统从一开始就紧密联系在一起(他现已为"下岗工人")。他的诗歌针对人类的呼吸，某种程度上，他继续在为我们今天的中国诗歌"制氧" ——据我肤浅的理解，杨键诗歌多年来有一个不高的海拨，约80-100米的高度，那是中国江南一带普通丘陵的高度。在大自然中，杨键是自平地迈向高山的诗人。他的诗歌暂时停留在丘陵位置上，那是迫于现实生活的无奈，而就在这样一个并不起眼的位置上，他的常年沉思也获得了一种小小的诗学奇迹，宛如意大利诗歌史上著名的"牧羊人"莱奥帕尔迪，杨键的诗在山地和平原、城市和乡村之间获得了一个沉思的有效的调子，一个落寞、深情但毫不迟疑的音调。他站立，或平躺在山坡上，从那里以一种古典的方式眺望山脚底下纷扰的人世，满怀同情、热爱，思索草木般芸芸众生的命运。在他的诗歌力量中，怜悯心——近乎自残式的怜悯心的凝聚力是显著的、惊人的，越来越多的中国普通民众仿佛得以透过杨键的诗句而第一次睁眼窥见他们各自的命运——苦难、月亮、冬天、落叶、老年和更加衰老的青年……。这名山地诗人就这样以15年以来的一系列诗作从众生中掬起了一小泓怜悯的苦难之水，他要用这诗歌之水洗净人们的眼睛、美和良知。他像杜甫当年在安史之乱后的逃难途中沉思一个覆没的皇朝古都一样沉思他的国家，他的时代，他的人民。他——一名中国的山地诗人或郊区诗人——有时把眼睛转向萧瑟的受难的乡村;有时把脸转向夜幕笼罩的建城仅50年的那座枯躁乏味的工业城市——他的故乡……
这故乡介于著名的采石矶和安徽当涂县之间;这故乡也是中国历史上最伟大一名诗人李白最终尸骨无还之处——在我记忆中，杨键时常在缅怀这名古代诗人的决绝千古的美。采石矶小镇、公园、以及临近当涂的大片旷野(大小茅山交汇处)一直是他常年钟情的散步处。从坟场到乡村，从乡村到市郊，死亡的气息处处弥漫在诗人故乡的村落和街衢，整座城市像亡灵的花圈店里籁籁作响的纸花，在原野的风中颤抖，而在这里的村镇、城乡之间的大路上，苦难的人民汇成了新时代的洪流、流淌到土地最深最黑的角落，在这角落里，在这些洪流中——这股人民的洪流末尾，走来一名孤零零的诗人，他是——宁与草木，无常，"偷铁的乡下小女孩"(扬键语)，老乞丐和邋遢穷途上的妇女为伍，也不愿与同时代诗人中的显贵、势利读书人或曰“知识分子”哪怕有丝毫瓜葛的一名铁路工人的父亲的儿子……
有一次，我看到他的一张照片:身上有清寂森严的佛徒气息，眼睛仿佛已经瞎了(或在万物中醉了) ——在穷苦中(他恪守他的穷苦)像名瞎眼的老人，正从一路乞讨的尘埃中缓缓地抬起他的身子。
四
事实上，我们生活在普通诗意的严重的被耽搁里。人生的、文学的纯洁性真理，在我们国家里遭到了人类文明世界中前所未有的疯狂挑战——正是这种挑战在造就着我们，或杨键的诗歌，也造就了他或者我们这一代诗人特殊的命运。
是语言在实践我们曾经到达的那个世界，那块土地，而非我们自身;或者说，在语言的触摸和历险中，我们自身是微不足道的部分。我们是它的梦——梦的开始和结束。对于写作者，语言的脚印是现实沙滩上惟一切实的脚印。
语言向愚昧、遗忘宣战，向不义的统治和拙劣的生活宣战。语言不放弃它的努力，即使不在人身上，不在具体的诗人身上，也在空气中、在万物和草木中延续着、潜藏着、努力着——有时，语言仅需诗人轻微的来临、走动、解开自然的暗语和密码——语言将藉着被践踏的民众的良知，渡过忘川之河。我生活在一个国家的语言记忆里——既在它的谎言中，也在它艰涩难辨的真理深处。我提醒自己:深知并不断了解这其中的善恶。我并不孤独，我的职业本身告诫并慰藉了我，给予我巨大的力量!
在杨键那里，有一个突出的、自觉选择的语言命运。那是一种十分普通而又容易被势利的中国人唾弃的、甘于沉沦的力量。这种力量在他的诗歌里下沉、持续下沉，而诗人本身似乎在这一有力的下沉中获得了奇妙的上升。宛如但丁《神曲》的"地狱篇"，杨键诗歌里罗列了一系列这块土地上的古老受难者的形象和身份，单单在《啊，国度！》一首诗里，诗人就罗列了不少于七种不同身份的平民形象:小男孩、老乞丐、香水姑娘、"低矮房间中穷苦的一家"、捡拾煤炭的邋遢妇女、女孩、商人、官员……似乎，正如俄罗斯伟大诗人鲍里斯·帕斯捷尔纳克1941年所写《在早班火车上》做到的一样，他只是直观地把他的所见告诉我们，但事实上，有趣地对比一下这两首诗，人们会发现几乎同样伟大的两颗诗人心灵之间微弱的差异，也是不同文化的表达上的差异——
在帕斯捷尔纳克，有一种从容的直观，一种深刻的简洁，通过火车车厢里拥挤的人群，诗人得出了:"我认识了俄罗斯/独一无二的特性……"
在杨键那里，那是一种希望、绝望相融合的感慨，一种试图抵达结论的、苦思冥想式的叹息:"我走不了，我们是走不了的，正如天和地。"
一边是辉煌的东正教，一边是壮严深沉的佛教;一边是简单的说出，一边是言说同时的难以割舍——对天地万物隐秘关联的领悟。最痛苦意义上的眷恋——舍不得……
在过去的交往里，杨键曾反复向我提及他骑自行车上下班途经的一个公园，一个巨型大厦的建筑工地……。有一年冬天，开始下雪。我记得是傍晚，杨键突然跑回家来，情绪激昂，告诉我们，他经过的那家建筑工地出了工伤事故，"一名小伙子……从脚手架上跌落下来，大概摔死了—— "晚上，我们去外面雪地上散步、逛街，他提出来要到出事现场去看看。自然，工地上已经收工，没有丝毫生死攸关的迹象，处处是落雪天常见的一个未竣工的建筑工地，插在空地上横七竖八的钢管，以及一长排积雪的脚手架。我们似乎什么也没看见，又似乎看见了一切——他在那片建筑工地栅栏前，停留了足足十分钟。
那个无名的、在大雪纷飞中飘落的死者，以及许许多多街道、普通行人的场景，就这样日复一日成了他诗歌沉思的目标和对象，他那早慧的想像力的因素——慢慢地脱离了我们时代无知而自以为是的诗人行列，而不由自主站到了国家命运中的受难者一边，并在他们身上寻，到了抒情的独特角度和力量，寻到了一名诗人梦想着的、生存下去的深沉本能，并以一种古代诗人式的清净无为和现代的特拉克尔式的狂乱，向世人奉献出他无家的穷孩子般赤诚的诗篇——
啊，国度
(杨键)
你河边放牛的赤条条的小男孩，
你夜里的老乞丐，旅馆门前待等客人的香水姑娘，
你低矮房间中穷苦的一家，铁轨上捡拾煤炭的邋遢妇女，
你工厂里偷铁的乡下姑娘
你失踪的光辉，多少人饱含着蹂躏
卑怯，不敢说话的压抑，商人、官员、震撼了大宾馆，
岸边的铁锚浸透岁月暗哑的悲晾。
中断，太久了，更大些吧！
哭泣，是为了挽回光辉，为了河边赤条条的小男孩，
他满脸的泥巴在欢笑，在逼近我们倍感交集的心灵，
歌唱——是没有距离，是月亮的清辉洒向同样的人们，
我走不了，我们是走不了的，正如天和地。
——我读到 "震撼了大宾馆"，不禁哈哈大笑。读到"失踪的光辉"……¨又读到"哭泣，是为了挽回光辉"——我记得我最初读它，是在1995年，而迟至1999年，中国的诗歌读者们，才真正有机会从刊物上拥有它。
五
杨键是名黄昏诗人——写黄昏，中国再无更出色、深沉、丰富的诗人可与他匹美。
他的诗里弥漫着一个大的东方的黄昏，一种日落时分充满了牺牲和沉思的氛围，这样的氛围和声音，往往会出现在一整个时代的尽头，里面包含着宽大的抚慰和怜悯，这是一种既在时间中，也在人的心灵深处垂落下的道别，恰好跟佛教的时间感和奥义相对应。这是白昼结束，大门深闭的时辰，夜晚到来——黑暗即将降临——这里是一片片预言者的土地，预言者向预言道别，眼神里满含着痛楚的复活的泪……
——是的，惟一跟生命相对称的事物是诗歌，惟有它针对完整的可把握的现实—— 不仅是我们醒来后的现实，也包括睡梦中的现实……;甚至，不仅面朝活生生的年代，也面朝长眠之后的我们。诗歌的眼睛，既看到了生，也看到了死。
庞培
乌鲁木齐跃进街，1999年11月18日
庞培，1962年生，诗人，散文家。早年曾在江南各地漫游。散文著作有：《低语》《五种回忆》《乡村肖像》《黑暗中的晕眩》《旅馆》《帕米尔花》《少女像》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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