彭一田 | 一首诗歌是如何产生的？

彭一田，市场策划、企业顾问、人文田野观察者、专栏主笔，生于浙江台州，少年始习诗，著书多种。

一首诗歌是如何产生的？

彭一田

一、概述

继撰写《个体是诗歌的基石》一文后，接踵而来的问题是：诗歌如何产生的。什么是诗歌？每名自觉意义上的诗写者都会有属于他自己的体悟与见解。在我看来，一首诗就是生命气韵的随形赋物呈现，诗歌本文形式是生命气韵和意象词语结合的产物。万物皆有气味，古人谓有形者为味，谓无形者为气，故诗之所以是诗，首先是基于它的气味形式。整体而言，诗文本的生成是先有诗写者的悲悯之心，后以形式技巧呈现的；对于万物的悲悯是诗歌美学的核心意蕴，形式是诗意的在场。因此，一首诗在找到它的意象之前是并不存在的，意象是形式的血骨。从形式结构上说，一首分行如果不以气韵连接起“道”与“器”的关系，是不能称之为诗的。思想与经验大都不是具体的诗意感觉，落笔时，思想经验化身为气韵、形式、意象、分行，包括一些相关的介质。触动我们写下第一行诗的往往是某种具体的直觉，而不是积淀成思想的经验；是一种具体直觉的突然来临，触动、并决定了一首诗的分娩时刻。

诗学随笔和文论，包含了对诗歌的形式诠释、美学质询等方面的思考，包括对未来诗歌空间的物我关系展望，等等。与万物共生的诗意通常简释为“道”，一首诗歌就是一个道场；诗歌形式的本身就是一种世界性的隐喻。诗意兼容人性与神性，写诗是把世界置之自己度外的一种方法；在人性方面诗歌是一种记事，在通灵一面诗歌则是谕示。诗学所探讨的包括形式、技巧、意象、气韵这些元文本的“技术”要素问题，它们是一首诗歌得以在形式上成立与存在的根本条件，所有的思想、政治、生命感受，都必须、也只能以诗歌元文本的形式得到呈现。所以，“道”不是诗歌，诗歌是作为诗文本生成的器形展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文本不但是技巧形式，同时也是本体存在。语言文字是诗写者的灵魂，形式是诗歌的现身场所，形式即本体。气韵是诗歌由“道”化“器”的基本纲领，无气韵不成诗，但每个诗人不尽相同的气韵，构成了诗歌形式的个性呈现。

二、气韵；味道

气韵并不是所谓“行文流畅”，流畅的诗行在今天很有可能是鸡汤，至少存在“单向度抒情”的嫌疑。古人谓气是“乘风则散，界水则止”，是风水的灵魂。现代诗歌意义上的气韵是多维的，从源头上说同样来自万物的丰富性，与人类自身的复杂。文以气韵为先，气韵是判断真伪诗歌的试金石。气韵在参与诗本文实现的同时，还在丰富与完善着一首诗结构形式的完整与完成；气韵是诗写者的文本建构方式，是一首诗歌“出发的地方”，也是“行进中的灵光”节点。气韵可以根据每位诗写者的气质不同分为五行，就象植物所绽放的花朵色彩一样：白色属金，绿色属木，蓝色属水，红色属火，黄色属土。但气韵是始终不可见的，可以看见的是气息和气味，比如一首诗歌里的空格、转行就是气韵的一种现身，它们以气息方式的停顿、小憩，以及转味。在由气韵所召集的“道”与“器”的流转与生成过程中，气韵是无形的道路，分行是气韵行进中的吐纳，同时亦是“道”与“器”在不同层面的连接、粘合，转换与凸显。词语是路基和隔离带，气韵往往以词语关系的微末之差来呈现，这里显示了兵刃的“一寸短，一寸险”之象。

在一首诗里，气韵是根本，词语是基础，情怀是气度，意象是手段，转喻是空间。气韵在意象与分行的递进、融通、停顿、逗留、离间、转折等诸种关系中顾盼生辉，藕断丝连，就象在国画中，气韵是以线与点的关系体现的。线与点作为国画的本质，是空白与着墨的关系；而且国画并不以透视为枢纽，而是以触觉化的味觉或味觉化的触觉为考察和表现方式的。气韵由道而生发，汉字是有味道的，两者因而构成了“味道”一词；一首诗的建构和完成除了气韵这个重要元素外，还有一个关键要素就是味道。事物在被诗写者转换为味觉的同时，深化和融扩为通觉，并生成意象。无形的气韵串连起有形的意象，并以物象、事象、心象的方式形成喻象。业已生成的喻象又回过头进一步触及主体和客体的感觉系统，具体的直觉瞬间被加以味觉化了，并扩展为更深的通感。

味是人类感知事物的重要方式，味觉的加入意味着事物原先的形式结构被打碎，意味着一种经意象而形式，和经新形式又产生新意象的连续重建方式的产生。味因器形而存在，器形就是以汉语言文字所结构的诗歌本文形式。气韵出味道，而味道却无法穷尽词语形容，这是诗写者的一种两难之处，考验着诗人的执拗：不能穷尽却偏要追索到底。形式的再生和主体的创造是在意象相互融合后的一系列创造，用烹饪的话来说，写作一首诗就是“成味”、“转味”，和“装盘”的过程。诗写者在与客体事物达成理解、融合后，再经由意象的流变、化育、生成与展现为一首诗歌。诗歌的食材是万物，诗人在守护食材原味的基础上，最为重要的是创造性地对所烹饪的食材加以转味。以新味改变食材的气味、味道，以及形状，总之，给味以道，达成味道的丰富性，装盘后的菜肴始称为味道。道以味展现修辞实践，菜肴本身的味是最为重要的。诗人因味觉思维发达，而成为备尝汉语滋味的人。在诗人眼里，天下万物尽皆争相有味，因味道所成就的意象，使每首诗里都存在转世灵童降生的可能。

从哲学上说，味作为万物的本质，具有融阴阳为一体、形成新生机的功能。语言文字对于主体来说是气韵，对于客体而言则是气场，语言虽不是气场本身，但却是气场的构成方式，在对象的接受中得到返器为道的兑现。换句话说，诗歌的成像是由眼晴经内心，通过意象的隐喻生成诗行；从视觉入手（视觉是感觉范畴中的一种维度，记忆也往往以视觉的方式闪现），合并听觉、嗅觉等感觉维度而成。气韵是诗写者的先天本然，气场则因缘而生发，而分行是气韵吐纳的表征。以气息分行出现的空格、断句是新诗形式之所以自由的一大特征，也是意味的一种深化方式。它们凭籍留白的方式以无胜有；在空格和意象上的留白不但内外呼应，而且相互匹配，从而在实现一首诗歌的丰富性同时，加深了那首诗歌的“言外之意”。这就是意境空间的拓展。从客体维度上说，这里存在对象所应对的语言“耐诗性”的问题，即读者对语言的敏感度。

现举例下面这首诗，以供读者参考我在这一节对气韵的阐释。

我捐赠了那行急转直下的诗歌
父亲1948年逃亡，九岭山又一次枯黄
我发现1930年所预示的今天
这么空旷的山河，铁将铁锈住了
1931年之后，彭氏重新获得客家身份
逃亡与迁徙婚配，生下了我
溪水挟走刀锋，那些愤怒的毛栗
自动从树上脱落，幕阜山无法将它们兜住
秋天是另一个漫长的春天
阳光更破碎，在停顿和转折之间
拥挤的人比风中的落叶还多
我看见广场上，男性和女性间杂的队伍
每天集体练习正步走，他们目视脚下
穿戴褐色衣饰，不苟言笑
菩萨借走的躯壳不如深秋硬朗

一一《秋 意》

这首诗，情绪与空间的跨度都较大，粗看上去会有过于松散的感觉，但一贯的气韵连接起了整首诗的时间形式与空间内容，从而诗行的递进得以形散而神不散，为文本当下的“秋天”主旨提供了旷远视角，给出颇有趣味的空间。作为语言的厨师，诗人必须较好地理解和把握汉语的味道。

好诗不是用词语堆积出来的，而是气韵的自然流溢所生成，如同河流在山川里自由淌出，诗意不能刻意雕琢。虽说万物无不可诗，但若将它们杂乱地放在同一首诗里，就不是诗了。要分别呈现与分类表达，如同摄影要学会取景和角度，学会光线的运用。就像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一首诗当然不可能有“纳四海于一身”之功力。值得指出的是，从政治学、社会学，或哲学这些诗本体的外部去立论探讨，都难以真正切入诗歌的真相与本体。凡因贫乏和穷困而“挺住”的，不见得会有好诗，所以，“挺住意味着一切”（里尔克），大抵是指诗人的生存况味，不可能是诗歌的态度与方式，因为“挺住”不符合诗歌的意蕴与旨归。诗歌作为修为的见证，大都是一件水到自然成的事情，硬挺（写）是不太可能写出好诗的。古人说“诗穷而后工”，指的应该是诗人的精神层面，而非技巧方式。

三、象形；意象

古代道家认为气味的生成自赖于阴阳流转。有中医谓：“寒热温凉四气者，生乎天；酸苦辛咸甘淡六味者，成乎地”（刘河间语）形而上谓之道，道是无形的，无形者谓之气，故道者气也；形而下谓之器，器是有形的，故有形者谓之味，器者味也。汉字属于器，是象形的。清末民初经学大师廖平在《六书旧义》里写道：“造字之序，始形、次事、次意、次声，四门而止。最初造字，只如作画，象形在先；象形皆实字。有物即有事，故象于形外，别出像事一门；象事在半虚半实之间。至象意则全为虚字，但有其意，并无形事之可言；故象意皆虚字。”万物的诗意收纳于诗写者的心灵之间，物象关系经由心象转换为意象，呈现出诗歌的形式，这就是司空图说的：“辨于味，而后可以言诗也。”在诗歌形式的建构中，道是以器的方式显形的，并交汇于象，以象为本体形式展现。对于历史悠久的汉语意象，现代诗歌如何将它们“化腐朽为神奇”是诗本体形式里一道重要的环节。

道无形，在诗中化身为象，道由象形成器，并贯穿于器中，道与器均向作为形式介质的象聚拢，并最终交汇于象。如是，在“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之间，或之外，有一个居于形而中的介质空间存在，谓之“象”。道是无象无形的，但可以悬象或垂象；象有象无形，但可以示形；器无象有形，但本体形式中是寓象于道的。加入形式结构后的象具有形式本体的地位，此时的象不仅是介质，同时是本体形式的组成部分。当代文化史家庞朴在其著作《一分为三》里对关于象所连接道与器的关系及地位有精彩论述：“象不是道本身，而是道之见。”象不是器本身，道与器两者之间以意象词语连接，诗歌通过象、道、器达成彼此的理解，并且在本体形式中得到显现、催化、转达和消解。正是汉语的这种独有特性，得以将万物以及围绕万物组建起来的物我之象纳于心象，并形成喻象本身。

汉语诗歌凭籍意象生成与展开，达成各种喻象，与汉语本身的注重味道特质有关，汉语有显著的味觉思维待征。道是通过气韵借助于意象生发的，气韵者，意居笔先也，古人谓之造化。象是道与器的介质与链接，由事象、物象、心象所生发的意象来建构多个诗意细节。诗歌本文以意表象，象在承担表达意义（或者无意义）的途中逗留，并发酵为隐喻本身，实施对意义（或者无意义）表达的延搁、转折，或拒绝。由此进一步深化，将现实的意义（或者无意义）浸润、酵化、发散为意味。以物观物是汉语诗歌的立像之本，以事象或物象的方式经由心象转换成意象。意象是一种辞格，属于诗歌修辞范畴，道借助意象显形，形似的比喻谓之明喻，神似的比喻谓之隐喻。一首诗以意象经由隐喻，抵达转喻的空间层面，“气味兼得”是对一首诗的完整要求与鉴赏标配。

通常是一个具有通感的意象抓住了诗人，或者是某个词语跳出心头，这两种不同切入方式的感悟和写作，大都围绕着最早出现的直觉性意象，或者某个词语生发诗行。直觉大都是跳跃式的，有如溪涧里的石磴，供人轻松地来回跳跃。象可看作是味，气韵贯穿在其中，连接道与器的流转、衍生，和酵变。在一定条件下，象还具有酵母的作用。一首诗随着关键意象或词语的确立，气韵也开始得到丰满，有如一棵树长出的枝蔓、叶芽，包括围绕这棵树的雾岚、鸟鸣，虫身等等，间或飘落的黄叶中夹杂一片鸟的羽毛。也可以打这样的比方：气韵是线，意象是线上的风筝，根据诗情的需要而生成与收放。还可以比喻为：意象是珍珠，气韵是串连珍珠的金丝线，一串完美的珍珠就是一首诗作。以意象入手或由词语生发诗行，通过若干出色的喻象提升出转喻的效果，所以，法国思想家莫里斯·梅洛-庞蒂曾谓：语词是世界的血肉。不同生存方式的人在审美情趣上，自然有多样性的意象要求，在汉语国度，许多人甚至仅仅是为了寻求隐喻的可能而从事诗歌写作的。汉语文字所独有的喻象不仅能庇护现实生活中那些患难和罹难的身影，而且本身就是世界艺术之林中的独特瑰宝。

这里来说一下风骨。风骨是从诗写者的价值立场和审美情趣中发散出来的，每每透露在气韵与器象之间，它闪烁着诗写者的精神风貌。在一首诗歌中往往以风骨为表，气韵为里，两者彼此勾连，相互提携。当然，并不是在任何场合气韵都表现为里，风骨均表现为表，气韵与风骨两者视诗歌形式变化互为表里。它们在相互配合中分头表现，粗看上去，这两者象是孪生兄弟，分不出谁是老大谁是老二。这里要指出的一点是：意象脱离气韵虚蹈是诗歌的常见病，有如脱线的风筝在空中，而虚蹈的意象根本上是因为失去风骨。风骨是气韵在形式中的一种日常表现，是诗歌本文中一种属于基本动能的表情。意象在诗行的递进中是处于流变状态的，转喻其实就是更深的隐喻，喻象越隐秘，对风骨出现的呼声就更高。而在所有的喻象之中，立象尽意与以象破象是传统汉语诗歌的一种重要的“达意”手段，《文心雕龙》中就有“随事设喻”说。

关于从隐喻到转喻，我这里举例一首自己的诗作，供品味。

那一天，我想到的是落叶
我融入其中。落叶是一把刀
剖开万物的本性，把自己也归入了牺牲
又一枚落叶掉下来，它和多数一样
飘向了山岗。如果载一朵露珠
或做农家的炊烟，捎向无边的大海之上
那可能是赘词，是一行气韵不达的
零碎与肿胀。山峰的高度堆满逼仄的脸
乱发从各方飘向垃圾发酵的地方
有人说婚配是为了隐藏自己
以落叶互为掩护。我停下了自己
隐身于倾听，不是为了从山上发现白银
我听见的也不是风雨的喊叫
大多数落叶抱紧自己，放弃了喘息
还觉得自己是最好看的。而那些依然在空中
生息的叶子，它们有大雁的翅膀
但为什么公墓里也刻有它们的名字

一一《落 叶》

有一次我和夕杰在微信上讨论一首诗，我说以喻象为喻体，或者以喻体为喻象，其双重修辞手法值得多加品味，比如“伸筋草”，某首诗的题目是它，内文的发展也以它为“譬如”。同一个词语的数维意象开发，加深了喻象的意味，使得一首重点在于传达意味的诗，拥有更多令人把玩的魅力空间。另外，喻象之间的留白（空格、转行）也是语义的一种表达，而且有时是比词语本身更为重要的表达，犹如草书中的飞白，国画中的留白。留白是紧随气韵和味道而至的元素，得重点关注。一般来说，叙述（而不是叙事）也是通过对细节的展现来寻求意象生成的一种策略方式，叙述（事）是西方语种诗歌的常用手段。西方语种重视觉而轻味觉，故它的诗歌形式擅以叙事入手，以人为缕刻的故事细节去魅万物中的自然诗性，用以凸显人的“主体性”。叙述有时能加强一种局部的诗意 ，但出现在形式中的细节是否能喻示具有整体性的诗歌能力，待考。

四、结构；意境

结构问题不止要讨论分行形式，还包括意象组合，叙述模式、修辞策略，以及被不及物所裹挟的抒情的单向度空间问题等。结构能预见一首诗歌的空间格局，这就是通常说的空间度数。从外化的维度看，诗歌作为文体形式，看得见的（所指）分行、意象，看不见的（能指）气韵、意味是构成形式的基本要素。古人说“在心为志，发言为诗”，从诗写者的内心生发到成文为诗，一首诗作的完成是化道为器的一种过程。古人又说：“修辞立其诚”，这个“诚”也是从属于心灵，是质朴的，质朴是诗歌的本色，修辞不要巧言令色。文学史告诉我们，作品意蕴从意义到意思，再到意味，是艺术从古典、现代，到后现代演变历程中不同的审美价值所在，诗歌亦不例外。在今天，现代诗学更为关注的是意味，而不是传统诗歌所困绕的意义或意思。对于现代诗而言，本体即结构形式，形式即美学意味。

现代诗在对形式建构的同时又给予解构，解构就是变构的方式重新建构；意象的变形在一定程度上将引发形式和意味的变构。在这里，变构即解构，而解构即重构。以意象变形所引申的转喻效果能唤醒人类经验的共鸣；隐喻指向自我，转喻则指向他人及万物，并以喻象的变构获得反讽效果。包括自嘲在内的反讽所获得的空间维度是现代诗的一大魅力所在，意象变形所产生的反讽方式，在现代艺术中具有普遍性的范式意义。在形式建构的同时进行解构，解构作为另一种方式的形式建构，拓展和完善着诗歌的空间维度，这是形式富有意味的魅力所在。形式决定了结构，结构又丰富了形式，一首诗最终是以形式获得意味的。

一定程度上说，写诗就是不断颠覆修辞学的定义，但一首好诗远不止是修辞的胜利，而是基于主体领悟所建立起的结构空间。从诗歌的形式上来考察，传统的抒情诗是线性的，空间维度大都是单向的，这是空间结构的一种缺失，往大里说是由于人文深度的缺陷。此外，还要警惕当下严重的叙事倾向：或许叙事所给出的具体情境也能够指向隐喻所要求的结构空间，但叙述往往能直接呈现转喻的效果。因而我主张多用叙述而少要叙事。记得于坚写过这样的文字（大意）：“如果说叙事是对“有”的回收，那么叙述就是对“无”的一种呈现。”此外，以逻辑论辩为形式要素的诗文本也是常见的，将公共性的形象比喻挪用为抽象思维的表达，是此类文本的一大特征。探索叙述在汉语诗歌形式的可适与发展，是当代汉语诗歌的一个重要课题，如果意象和叙述能双轮驱动，将对汉语诗歌的结构形式产生重大影响。

下面这首诗是从立意结构上便开始对传统意象进行解构，其中采用了戏谑、夸张、变形、反讽，和消解等技巧。虽然一般来说，技巧是用来接洽和安置词语意象的，但有时词语意象可以直接服务于技巧层面。进一步说，在某些特定的语境场合，意象的出现直接等同于技巧本身。

我遇见一个打鸡蛋汤的人
那个人头发后梳，石头里竖起闪电
他说月亮是一个蛋，他将月亮往南海打
往北部湾里打，往湄公河上打
往瓯江打，往鄱阳湖和洞庭湖打
往洱海、金沙江，纳木错和班公湖里打
往黑龙江和松花江打，往爱琴海打
往尼罗河和密西西比河打
他的双眼里波涛滚滚，往太平洋
和印度洋里打，一枚月亮羞得满脸闪烁
北冰洋也喝上了鸡蛋汤

一一《十五的月亮 》

我的这首诗，月亮是喻体，同时也是喻象。它所给人的启发是，以解构一一反讽路径可以唤醒新的意味，过程本身也可能显现意味。这首诗带给我们思考的地方还有：意境是在一首诗的终止处呈现的，还是在递进的路上就得到了连续地展示呢？意象是主旨的归属还是路径本身呢？

叙述模式以及修辞策略也是结构成立的关联因素。叙述里面混合了细节、印象、感觉、心理关系、时空结构等等，就是说，叙述是立体和多维的，而叙事大都囿限于事情（物）本身，限于时空关系，很有可能流于平面。叙事或可作为一首诗的框架结构，但叙事只是整个叙述系统里的一种元素，因为叙事通常是单向度的。叙事模式泛滥的后果之一是以诗歌名义对主流话语的投降，从而降低了诗性的格局，既便是在策略性的层面上使用；之二是沦丧了汉语的诗意传统，叙事诗歌的泛滥是以语言和喻象对诗性意境的双背离为代价的。如何摒弃单向度的叙事结构，消解汉语诗歌秉持的意义和意思，将它们转换为现代艺术范畴里的意味，写小说的米兰.昆德拉曾给我不少启发。我曾在20年前，于通读自己所能购买到昆德拉的小说（中译本）后，写出了一篇题为《诗歌内外的米兰昆德拉》的文论。

多视角的维度也将构成一首诗丰富的空间深度，从而深化意境。这里，我们来看一首古典诗词，是岳飞的名篇《满江红》：“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开篇即多方调动主体的感觉、触觉，和视觉（远景与近景），使得这首作品以多维方式建构起的意境空间气势磅礴，内涵丰富，给出了豪放与悲慨的审美情趣。结构形式需要不断借助意象与修辞的展现，而转行或空格是意蕴的转换或意味的深化。但过度修辞和意象堆砌，以及随意的分行和断句又是对结构的一种损害，所以，诗人在使用修辞和创造意象的同时，又对修辞与意象抱有一份警醒。修辞不是修辞的目的，意象也不是意象的目的，修辞和意象在形式结构里的关系，有如中药处方原则中的君臣佐使关系。

我还得在这里说到意象，是因为词语所组成的意象才是结构组织的有效肌理。当意象被词语召唤（也可以说意象召唤词语出场），词语出现在形式结构中，有如星辰照亮夜空，以意象为形式的肌理，参与建构和完成一首诗作。可以说，除了介词与虚词，每一个汉字都是意象本身，每个汉字都存在着意境的潜能。单个的汉字是裸露的，象一柄出鞘的刀，而组词具有配伍的作用。象中药方剂中各味药协同使用使得药效或增强，或限定，或中和，或制约，或厘清，或转味，或选择，乃至在相互作用后酵化成另一种药效等等，这就是汉字的一大特点。一首诗通常是由复方组成的，这便是意象的组合，词语既是表达意象的工具，又是意象本身。在写作中，根据汉字的组词特点所表现出的每个意象都具有复合的况味，意象组合即结构单元，它们超越个人经验的普遍性，在变构的过程中客观上构成了双重逃亡，或者双重拥有。而在读者那里，复合意象在作品中的有机出现，使得一首诗存在多维解读的可能，意象的复合性意味着多维空间的成立，从而使得意境拥有更加丰富的可能。

五、风格；境界

风格即美学趣味。无论内敛、简约、清淡，或者嶙峋、峭拔、紧张等等，都是美学风格的一种。从大的方面说，现代诗歌形式本身就是对古典诗歌的解构，不仅在本文结构上，而且在意象生成和喻象转换中，传统二十四诗品的某些风格，已被当代因本体形式解构带来的审美气质所脱敏，和改变。当然，对于万物的悲悯依然是诗歌美学的核心。常识告诉人们，至少从现代以来，诗与歌是分家的。诗属于文学（其实，诗歌有超越文学范畴的部分），歌则包括歌词，它们均属于音乐。“诗歌”是个显示动静结合的复合性名词，诗从寺，内心也；歌从可，外相也。诗者静，歌者动，诗歌者，集动静结合为一体也。从发生学上说，诗与歌两者都是依据诗性的想象来或隐逸、或发挥的，音乐是以“释放”为要领，诗则是以“收敛”为趣旨。诗歌的音乐（韵）性是在收（内）敛前提和隐喻基础上的一种释放，一首诗在其形式的收放之间考验结构技艺，和喻象意蕴的适宜与有效。收敛中有释放，反过来说，释放中也要有收敛，这动静结合的语言秉赋可能是汉语的一种独特的美学意蕴所在。

人类作为万物中最具有意味的动物形式，其诗歌作品有着神赐的灵光，换句话说，对气韵和意象的收放关系要上升到哲学层面去认识。在气韵基础上所生发的诗歌形式，有如老家油茶树上的“茶树泡”。阴历三月，茶花开过之后，个别长势肥沃的茶树上，叶丛中长出一、两片纯白如银的肥厚叶片，那就是茶树泡。这是难得见到的“果实”，发现者将它一把塞进嘴里生嚼慢咽，味道清纯到不可多得。风格所包含的美学伦理不是一个尺度问题，传统汉语诗歌的目的是“言志载道”，而现代诗却不是以“道”为目的，亦不以“志”为路径的。茶树泡峭拔而光滑的边界，令我联想到传统的抒情特质作为农耕社会的遗物，其言说方式是线性的。而在今天，这种抒情气质正处于历史流变的重要关口。传统和现代的空间形式关系，套用西班牙籍建筑师安东尼奥·高迪的一句话就是：“直线属于上帝，而曲线归于人类。”不同时代诗歌所处的历史语境是不同的，诗歌的本质应当是个体的自我修为，而不是同类之间的战斗或辩护，也不是“天问”式的结构形态。”修为的诗歌以主旨之“轻”呈现意味，以形式之“简”拓展空间。

道与器、轻与重、诗意之轻与人生之重，意象之隐与思想之锐，它们都是意义与意味相区别的根本，而反讽由意象的变构所生成，在一系列解构中起到化重若轻，达到消解意义、显现意味的作用。反讽_解构路径是现代诗学的一大美学特征所在。还可以这样说：诗歌是一种轻，是意味的衍生；而诗论则是“重”，是意义的呈现，是对世界的理性主张；诗传则是诗人生命的实践经历，是诗人岁月的真实写照。一名完整的诗人应具有自己的诗元文本、诗论，和传记（诗人自传）。诗作是“知其然”，诗论是“知其所以然”。我历来认为，没有写出诗论的诗人非但是不完整的，从根本上说有可能是缺少可信度的。而传记是诗写者对世界的交待，诗人从来是生长在大地上的，诗文本是生长在诗人这棵树上的果实，是诗歌全生产链中的核心范式。我不太看好没有自己诗歌作品的人从事诗歌批评，或者所谓诗歌理论建设。你这棵树没结出诗歌作品来证明自己，不能知其然，又怎么有能力知其所以然，去阐释别人的作品，进行诗歌理论建设呢？

美学趣味作为诗歌的本质价值，凸显着与浮泛时尚截然不同的气质。诗人的精神谱系决定着灵魂境界，以及维度与走向，风格和境界有密切关系。例如李白的诗句：“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就是以境界引领的气韵所生发的画面。如果没有飘逸而旷达的境界，就不可能有如此气韵，不能生发如此壮美的意象。换句话说，这种空间意境不是光靠词语意象显现的意味所能达到的，那些昼夜权衡自己生存得失的人，是很难拥有这样的境界的。诗意空间是复合性的，由非线性的文字逻辑关系构成，那里的境界就是天空的高度，那里的意象就是大地上的草树、田野、山川、河流、飞鸟，和尘埃。它们在诗歌中随物赋形，超越现实平面，飞抵自由的空间。因而诗意不能指望囿于现实的叙事平面来生成，而只能由具有超越现实可能性的叙述生发。叙述说的是“无”，不是现实生存里的事物或事情的经过。当然过于雕琢的技巧，会损害气韵的存续与意趣的发展。

当我们说气韵是判断真伪诗歌的试金石，味道是汉语的本色的同时，境界就是诗歌的空间。意象是在境界给出的客观空间里勾连肌理，完成自足空间的，一首诗的语感来自节奏，节奏出自气韵，气韵源自呼吸。诗歌形式的呈现与存在冲破了现实世界的平面。我曾遇到有读者这样去质问他所读到的诗歌作品：“上个月栽种的果树，下个月怎么就会结果了？！”怎么不会呢，诗歌的时空路线是非线性的，审美空间不能用物理时间去衡量。这是常识啊，客官（或者他是免费的诗歌享用者）。事实上，这是个许多常识业已失去了共识的年代，因为生存利益格局的关系，审美趣味每每处于蒙羞的境地。人们必须要清楚的一点是，现代诗的知识谱系仍然含有过多的政治修辞色彩。不客气地说，在一名完整的诗人眼里，不少诗歌作品之所以显得支离破碎，就是因为缺乏气韵和味道，因而谈不上有什么审美价值。

一首诗里有知识形态的成分，但知识只是占诗歌中的极小部分。诗歌知识只是诗歌形式的从属部分，对一首诗中的知识部分作过分剖析，实质上是一种舍本求末。将诗歌作为一门技能去作静态分析，大抵是高校学生的课题；每年就读语言文学的人不少，但到头来，他们中能够写诗歌的却太少。能够成为有效的诗歌读者的也不太多。这种文学教育机制的形成和发展恐怕远不止是买珠还椟。我注意到有学者对此这样表达过：“你（诗人）是养猪的，我（评论家）是卖肉的。”这样的说法听上去似乎有些道理，但是卖肉的钱被你拿走了，我的猪是不是就这样帮你白养了？！简而言之，写诗是动态的，知识则是静态的，知识教育和诗歌写作是两股道上跑的车，它们既不在同一个层面上，也不在同一个谱系上。所以，“白天不知夜的黑”，诗歌教育所采用的诗歌知识，只是因为在这门职业意义上的工作中，他们所需要的教材内容而已，目的是他们获得薪水和社会地位。

前段时间我看到一篇显然是标题党编辑的文章，题目是《为诗歌辩护》，标明作者是扎加耶夫斯基。“辩护”一词的语义是产生在非议、疑罪，或已决的现实环境中的，我不太相信扎加耶大斯基会写这样的文章。难道他承认诗人是先天有罪的人吗？否则为什么要辩护？！我又想起当年苏联法庭对诗人布罗茨基的审判词。如果扎加耶夫斯基不是在显示西方式的矫情一一这当然不太可能，那么他所发问的是指涉当代的文化意义上的“诗歌可能性”，这也是不太可能的。因为作为个体意义上的诗歌从来就不是“可能”的问题，而是必须的存在。诗歌从来等同于生命呼吸的本身，诗人既无须向流行的时尚文化去要求“诗歌可能性”，也不会向这个世界“为诗歌辩护”。倒是这个世界应该向诗歌作出它自己的辩护（并进而忏悔）。标题党是诗歌的外行，他们把问题与事情都说反了。这样标题的文章在我看来，是正反两方面都不能成立的，因为我既不会让自己为诗歌辩护，也不会接受世界向诗歌作辩护（若指向忏悔则另案处理）。我读过米沃什的一些诗论，他陆续思考的是在当今世界上，现代诗歌是否还有可能，而不是什么为诗歌辩护。

六、浏览；互动

作者和读者是主体与客体的关系。就完整的意义上说，一件诗歌作品是由作者和读者共同完成的，因此受众的互动不能不考察。对客体的考察是一种带有社会文化维度的认知与理解，既便是作为个体修为性质的诗歌作品，一旦面世也概莫例外。以后现代的观点看，诗人以作品方式提供了产品，不论其提供的路径是有偿的还是以免费的，亦无论提供的平台方式和刊物性质属于何种立场，都要有读者的参与才能让产品变成商品。流通即商品，这是客体关系的一个要件，读者参与机制的加入构成诗歌的完整性。有效读者以互动方式对作品的参与，将增添作品的意味；来自读者维度的意味流溢实现了和作品意境的相交集。免费公号也是当下一种流行的发表方式，在概率上扩大了受众的数量，但也因此，有效的诗歌读者显得少了。浏览量不一定是有效阅读的基础，但点赞党人和江湖术士在互联网时代的喧闹可能是一种助推方式。诗歌作为个体修为者的副产品而言，不存在无效的作品之说；但对于商品性质的流通而言，它的实现不能拒绝来自有心的读者，是他们的积极参与，将个体意义上的产品转变成公共文化形态里的商品。

从诗歌发生学的维度上说，作者与读者在诗歌本文形式层面上可以思考与探讨的大都是形式、语言，和意象部分。尽管形式即诗歌本身，但诗歌远不止是一种“点到为止”的行文，所谓“看透而无须说透”，所以“不语”是一种常态。在一首诗里，气韵、意象、转喻是我最为看重的三大要素，每名成熟的诗写者所运用的手法是不尽相同的。 其他元素则视诗情的适宜性而安顿，不一定每首诗都出现全要素，比如变形、反讽、消解等等。诗歌是一门与主体紧密相连的“综合艺术”，气韵就是作者生命主体和作品形式相连接的纽带，每个诗人的气韵都是独特的。在汉语历史悠久的浩瀚大海中，深得诗歌三昧的人恐怕不是个别，但历古以来诗歌是一门私藏的手艺，只有少数人能承天地灵气显化文字形式，却无法将手艺，和手艺的心得悉数传之于众生。这和汉语“言尽而意不尽”的特质有关，也和“天机不可泄露”的文化传统有关，所以大多数情况下诗人都只能惜墨如金。总之，诗人是“意味”的开发者，而不是“意义”的殉道者，而阅读是基于一种缘的成熟。

每个人都是独特的，审美的趣味也是多样的，这就是诗歌要以个性凸显的原因，而文化形态意义上的作品“通用”模式则是以“失味”和“去魅”为条件的。另外的情形是，出自同一名诗写者之手的诗文本与诗论所面对的受众接受度的不同；以理性为表现形式的诗论要远难于以感性呈现方式见长的诗文本，不如说这是两种不同思维的表达方式。换句话说，部分受众具有接受诗文本的感觉能力，但尚缺乏探讨诗论（即诗歌精神与艺术想象力）的能力。而所谓专业是指饭碗意义上的职业或职务，诗歌从属于心灵，心灵是没有专业之分的。一些以诗歌静态研究为职业的人，往往面临自身感知与经验的匮乏。作为修为意义上的诗人，是在心灵的维度上面对诗歌的。顺便说一句闲话，就近年来主流诗坛的竞技诗歌领域而言，我曾是多次的三等奖得主，以至后来我调侃自己，拟改名为三等生。有人曾就此质问我，“你不是秉持个体修为原则的吗？为什么会参加竞技诗歌的逐利活动呢。”我回答：“参赛的可能以这样的两类诗人为主，一类是童心未泯者，另一类则是熟悉“机关”者；而因为浑浊，江河才拥有强大的力量。”

以接受美学的立场看，一首诗的全面完成需要读者的有效互动，既便是我写的诗歌，客观上也要让读者参与到作品的“完整性”构建中来。可以从为，对于修为者而言，他向外所提供的作品是出于对世界悲悯心的外化。或者说，他所发表的诗歌作品是一种自主“溢出”，客观上让读者检了漏。但这样的说法可能多少有矫情和执拗的成分存在，向圆融境界迈进的人应当打破商品、以及布施的界限，尽管作者的“自身洁好”有对时代背景的主动疏离、和对文化机制警惕的成分。诗写者企图通过对生存世界的疏离达到对存在本身的逼视，无不体现出强烈的精神自尊，但在事实上无论持何种立场的诗歌作品都无法拒绝阅读和阐释，那怕来自第三方的阐释是隔靴搔痒，甚至南辕北辙。实际上，有些诗歌适合阐释（它们总能给人提供话题），而有些诗歌是拒绝阐释的（它只适合用心闲读）。我想说的是，个体意义上的诗歌作为对存在的探幽，大都更适合私人化品味而拒绝公共性的文化阐释。

我甚至认为，是当现实世界的生存环境严重到了不可叙事时，才产生了叙事危机，才有了诗歌这个文学体裁在现实世界的扩大与深化的要求。这一点构成了现代诗歌的一个源头背景，要不然，诗歌作为极具私人化的文体形式，和那些毫不沾亲带故的、在生存中也构不成任何互助的所谓读者有半毛钱关系么？！这一点，也从一个侧面佐证了诗歌对世界隐喻和预言性质的神性一直存在着。尽管在汉语世界的日常生活中，人们对诗人的态度大都是鄙视的，至少是轻视的，但实质上人人都离不开诗意的感召与启示。万物以味相通，“失味”就是放弃生命中的人性部分，而“去魅”则是要让万物失去诗意。诗歌之所以是人类良知的发言者，就因为诗歌的悲悯之光在照耀世界万物。但是，诗歌作品所要求的是有效读者，如果受众“打开自身”的能力不足，就难说找到了真正有效的解读钥匙，也不能真正得到能感悟自己的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现代诗歌文本和诗论所要求的受众能力是在能够与作品达成“互文”的层面上的。

七、余言

本质上说，诗意是先于人类存在的，人类所能做到的只是在一定程度上向万物提取、并向世界呈现出业已提取的诗意，和尝试将该诗意传递给同类而已。站在万物皆平等的立场上看，凡诗意都是相通的，均生发于生命气韵，以及由物及心，或由心及物所生发的意象的情感环境，从而触动心象与物象之间的隐秘关系，写出诗本文。诗歌是人类以语言方式对精神世界的献祭，以及对人类自身在宇宙中的位置的一种探寻与确认方式。从精神层面上说，诗歌是一种无我的呈现，诗歌中的“我”其实是一种指代与借用，以解剖和展示“我”博取人类对自身的认识，通过诗歌里的那个“我”得到对万物的体认。客观上看，诗歌是人类不可或缺的镜像，用以观照和警醒自己，正因为如此，诗人一直被文化价值认为是人类的代言人，以及世界文明的督察。但显然，任何对诗歌的定义式的表述都有可能是挂一漏万的，所以，对诗歌有不同的定义是正常的事情。换言之，每名诗人都只能从他所感知的角度和领悟到的层面去理解和对待诗歌。

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任何一位真正的诗人本质上都只能是语种的诗人。现实世界是诗人出发的地方，构成他的写作背景，他的生命本身才是生成和建构诗歌本体形式的源头所在。语言有很强的宿命性，赫塔·米勒认为：“母语作为头颅携带的故乡能弥补一切。”但是，保罗·策兰在犹太人大屠杀事件之后拒绝再讲他的母语德语，几十年都只用法语写作。像保罗·策兰这样的诗人所必须面对一个事实是：他的母语也是杀害他母亲的刽子手的语言。所以，对语言本身的警醒在一定情形下成为一件必须的事情。正如赫塔·米勒所说，“诗歌在世界里，不在语言里，”从这个维度上说，在许多诗人那儿，母语同时又是命运的监牢。而策兰能够在他国摒弃母语，改用另一种语言写作，是他对命运抗争的手段与方式。

综上，我以要素的方式介绍了一首诗的产生过程，并在开头加写了一段概述性文字，以及在文末加写了“余言”。通过对上述诗歌形式要素的阐释，表达了我对诗歌的价值观、建构方式、意象策略，和审美情趣。这些内容应该差不多是一部书的篇幅了，但我将它们缩短在一篇不算太长的文章里阐述，这和我的日常时间以及写作习惯有关。作为一名将诗歌与呼吸共时态的诗写者，“一首诗是如何产生的”这样的问题，一直在自己的血脉里流淌，从来都不曾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这种无意识是经过沉淀后的江河水，在化泥沙俱下为自我纯净的岁月里，与生命合成为一体了。待另有时间时，我还将撰写本系列的另一篇文字《诗写者在万物中的位置》。

2018.10月,岭南双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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