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每两个月，就要写一些船舶需维修费和事故赔偿费的申请，再写“批准同意”，营造企业“产销两旺”的假象，以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维持企业运转，苦等着市场回春。
我们县紧靠长江，从古至今，水运发达。很早以前，县里有5个国营和集体性质的船运公司，改革开放后，个体船舶如雨后春笋，为航运市场带来了活力和竞争。2000年左右，原有的国有和集体船运公司，陆续破产或改制，新的民营船务企业登上了历史的舞台。在工商联的指导下，我们县各种行业都成立了商会，可船老板们都怕耽误自己的生意，没人愿当“会长”，船务商会便一直没组织起来，让工商联的费主席颇费脑筋。他偷偷做了番“民意调查”，船老板们都推荐乘风船务公司的曾老板做会长——曾老板在我们县专营船舶运输，企业规模最大，相比其他老板，人也年轻，费主席本来就看好他。但曾老板推说自己能力有限，胜任不了，费主席三番五次去动员，他就是不答应。春末的一天，我在工商联开完会，费主席给我说：“你们老板和曾老板是结拜兄弟，给你们老板说说，我请他去给曾老板做做工作。”回去后，我把话带给了老板。老板有点意外，脸上闪过不自信的神情，沉吟了一下，还是同意了。我们老板和曾老板当年结拜时，是四个兄弟，知情的人并不多，我也是偶尔听到老板提起过。当时在酒桌上提出拜把子的，是我们县农商行（当时还叫农村信用联社）的韩主任，那天他喝多了，兴奋异常，嚷叫着说大家要“有福同享、有难同当”。酒桌上其余的三个老板求之不得，纷纷响应。于是韩主任便给每人斟满酒，四人碰了杯，一饮而尽，算是义结金兰。四人中，按年龄顺序排，韩主任是“大哥”，江发公司的陈老板是“二哥”，我们老板是“老三”，曾老板是“小弟”——他比我们老板小五岁。这里面，除了韩主任，他们三个老板的手里都经营着船舶运输业务。我们老板说，那时国有银行没抵押根本无法贷款，只有信用联社管理灵活点。我们县煤矿多，煤炭销路好，船运也跟着赚快钱。干船运的老板们不断想法“找钱”扩大规模，所以，都和韩主任走得很近，请他吃吃喝喝是常事。几个结拜兄弟中，陈老板的公司当时经营得最好，我们老板次之，曾老板那时才刚起步，从原来跟人合伙办的公司中退了出来，自立门户。陈老板过去是国有船运公司的副经理，和我们老板交情不浅。90年代，个体船舶运输还必须得挂靠在企业才能取得经营资格，我们老板打的第一艘船就挂靠在陈老板的国有船运公司。2000年后，国有和集体企业“关停并转”，职工“买断工龄”，政府鼓励企业改制，在拍卖生产资料时给予优惠，之前公司的一把手想独自收购，遭到职工们的强烈反对，大家说他整垮公司的目的就是想改公为私，独吞企业。而之前作为副经理的陈老板工作踏实、做事认真，职工们力荐他来领头改制。最后，职工们自筹了部分资金，加上政府给的补偿金，买下了公司的两艘船，将公司改制成了民营股份制，取了个吉利的名字，陈老板则被大家推举为负责人。之后几年，老板和员工上下同心协力，企业经营节节攀升。陈老板又带头出资，加上在社会上高息集了部分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跑客运。在和韩主任成了“兄弟”后，陈老板干脆把三艘船全部抵给信用联社，又贷款继续打造新船。那时，西南地区的陆路交通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沿江城市的物流大都是走水路，船舶载货多、价格低，就是耗时长点。因为船运行业的工资比别的行业要高出许多，吸引了大批农村60后、70后的人上船当“学徒”。有点文化、人脉的，学驾驶和轮机，文化低的学做水手。学个两三年，考了职业资格证书，就能成正式工。江发公司的老船员都是股东，工资加分红，收入让同行业羡慕不已。但好日子并没过几年，船员们的责任心就慢慢松散了，驾船漫不经心，工作都让学徒干，聚群打牌赌博，安全事故不断，不是船偏离航道搁了浅，就是油加满了流进河里。陈老板既要打新船，又要跑业务，还要处理应急事务。本来江发公司为压缩人力成本，办公室的人员配置本来就少，平时副经理除了管船舶航行和调度，还要负责处理公司内部事务。每次船舶回港，陈老板和副经理都要上船开会，解决各种问题，批评处罚违规的船员，督促员工提高责任心。但收效甚微，公司出行的船，仍是想停就停、想走就走，中途擅自接私活挣钱，业绩逐年下滑。即便陈老板加大处罚力度，也没什么改变，倒是他热衷造船吃回扣的事，在船员中传得有鼻子有眼。等公司出现亏损，职工们便常来公司闹，问责陈老板，说他没管理好企业，有私心，要召开股东代表会。会上，股东代表们有备而来，咄咄逼人地说要对公司账目进行清查，每一笔开支都要说清楚用途。陈老板自认无愧，答应了，但没想到代表们又得寸进尺，提出：“还有，公司的重大决定，必须要我们同意；公章，财务章，我们要暂时代管。”陈老板无奈，依旧只能答应。这样一搞，公司用公章都要一堆人同意，很多急着办的事，他们都拖着。公司需要马上决定的事，因代表们意见不统一，迟迟不决，严重影响了生产经营。陈老板忍无可忍，和他们争吵了多次。2004年国庆节，江发公司一个船员结婚，因工作没有赶上午宴的客船船员们，晚上又去补桌。一众人推杯换盏，比谁酒量大，喝完没躺下的，又开始赌了起来，都忘了船上要值班。拂晓，客船突发大火，火借风势，把船烧成了光架架。看着江上黑黢黢的、已经变形的空壳，陈老板悲痛欲绝，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掉。火灾还没有处理完，又发生了沉船事故，死了两个船员。陈老板对公司彻底寒了心，提出辞去职务，退出公司，可股东代表们把公章交到公司后，都不管了。陈老板没法，向法院提交了破产申请，江发公司成了我们县第一个宣告破产的民营企业。陈老板之前对公司的投资很大，他卖了房子、散尽家财，又找我们老板借钱，总算还清了亲朋好友的账。之后，他彻底退出江湖，远走他乡打工去了。
陈老板最后用贷款打造的两艘新船，被别人低价接了盘，又转卖给了“小弟”曾老板——也有传言，说其实真正的买家就是曾老板，他只是为了避嫌没出面。我们老板因为这事，便认为曾老板不厚道，不讲兄弟义气，落井下石。本来这两艘新船，陈老板是希望我们老板接手的，但我们集团那时正不断向建筑和房地产行业扩张，流动资金紧张到连我们的工资都不能保证按时发，老板一接到大点的工程，就先跟员工高息集资，再去社会上集资。为了筹资买船，老板也和我们中层管理人员签了购房合同，把集团下面地产公司开发的、销路不好的房子，让大家以个人名义买下，然后拿着合同去建行贷款。剩下的资金缺口，我们老板就去找韩主任“疏通”，但最终因为没有抵押物，还是被“大哥”推托了。于是，这事就黄了。不过我们老板对人还是很讲情义的，对帮助过他的人，不管在位不在位，后来也都保持着联系——县政协主席退休去了老干部学校，领着一帮退休人员习练书法，老板每年都给他们赞助金，时不时请他们吃饭。对韩主任这个“大哥”，我们老板也是十分尊重，韩主任不爱吃喂饲料的猪，他就亲自开车去高山农村找寻“放养猪”，杀了分成小块，好方便“大哥”存放冰箱。结果有两次，韩主任吃完猪肉，跟我们老板说，这猪不是放养的，让我们老板很难为情。往后，老板便出粮食和工钱，请农村的亲戚每年专门喂养两头不喂饲料的猪，送给“大哥”。曾老板成立了自己的公司后，生意做得风生水起。他把陈老板的两艘新船投入内河营运，又分别在本地和外地造船厂打造了新船。曾老板得到“大哥”的关照是最多的——早年，他给县农业银行的行长开过一阵车，农业银行管信用联社，韩主任和行长关系很好。后来曾老板辞去临时司机，跟别人合伙打船资金紧张，便找行长帮忙，行长就把他介绍给了韩主任。韩主任的老婆爱玩，不愿做家务。曾老板知道后，逢年过节或是赶上韩主任家来了客人，就叫自己老婆去做招待工作。他们两口子都是农村出来的，吃苦耐劳，后来隔个三五天，曾老板的老婆就过去韩主任家帮着收拾家务，跟韩主任的老婆成了好姐妹，两家人就自然经常混在一起了。通过“大哥”的运作，曾老板先在联社贷款用于造船，等船造好了再抵押。这样没几年，曾老板就有了九艘货船，成了我们县船运行业的领头羊。据说，韩主任自己也打造了两艘货船，由曾老板帮着营运。我们老板虽然也得到了韩主任的关照，但“力度”远远没有达到他的期望，只能自己再去寻找机会。他有个同学在县植物检疫所当所长，所里职工前些年集资打了一艘船（其实，“集资”的大头是所里小金库的钱，职工只出了小部分资金），但因他们不懂行，又压低船的造价，船打好后，才发现耗油大、速度慢，自己经营肯定亏损，干脆就租了出去。可外人租了发现也不赚钱，就没人敢租了。于是，我们老板便低价把船租了过来，跑点短途货运，没生意时就靠河边的煤坪作趸船。老板又和检疫所所长勾兑一番，通过关系把那艘船的吨位改大，抵给了信用联社，多贷出了不少资金，打了一艘新船——这艘租来的船，就这样一直被我们老板抵押给了银行十多年，快到报废年限了，才按“报废船”的价格买了，照旧抵给银行，然后被公司员工小张租去跑短途货运了。
煤炭畅销的那几年，也带动了其他行业的繁荣。县信用联社的存贷业务连年取得了“双赢”的局面。业绩突出，韩主任也膨胀了，为人处世很是傲慢。总社派人下来检查工作，若工作组没有的人物，他都端着架子懒得搭理。信用联社的职工们对他意见很大，说开会时都是他一言堂，大事小事都是他拍板决定。我曾经陪他喝过两次酒，第一次敬酒时，他见我只喝了一杯，就板着脸教训我说：“我的规矩是：你敬我酒，你必须干两杯。”我赶紧表示“补一杯，再罚一杯”，他的脸色才平和下来。酒喝高了，韩主任就会大讲他的“丰功伟绩”，陪酒的人必须要聚精会神地听，不能吱声，不能走神，不然他就骂骂咧咧地发酒疯。天狂必有雨，人狂必有祸。后来韩主任被人举报到总社，说他收受贿赂，弄虚作假，一手遮天，总社便将他的材料交给了当地检察院做深入调查，人直接被抓了起来。据说检察院来我们县调查时，去“反映情况”的人排起了长队。在拘留期间，韩主任悄悄请人捎话出来，让“兄弟们”想办法捞他出来——陈老板已经身在他乡，多少年没回过家乡了，他能指望的，只有我们老板和曾老板了。我们老板为了寻求更多的业务和更大的发展，早把船务和房地产公司率先迁到了市里，只在县里设了分公司，自己也常住在市里了——市里股份制银行多，通过和他们的合作，老板又打了几艘新船，下水（往下游）装煤炭，上水（往上游）运集装箱。虽然公司的船队规模没有曾老板公司的大，但集团的综合实力和知名度已是县里民营企业的榜首了。为了捞出“大哥”，我们老板专门回到了县里，联系人脉，疏通关系。另一边，曾老板也全力以赴，四处请客送礼。三个月后，韩主任出来了，挨了处分，退了赃款，撤了职，被调到别的县去了。期间他几次召集“兄弟们”商量，想借力东山再起，还亲自上门找过我们老板几次，但均没有得到什么回应。老板闲时对我们讲：“他这次能够平安着陆、没被判刑，我们破财不说，真是绞尽脑汁，费尽了心机！”
我们老板和曾老板都属志向远大、想干一番大事业的人，若不是因韩主任这个“大哥”，他们本不会有太多的交集。本来就是同行生嫉妒，业务上又都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兄弟之间交情不深不说，因为暗中收购陈老板船舶的事，我们老板对“小弟”一直耿耿于怀。自打煤炭行业火热之后，我们老板就把资金重点放在发展煤矿上了，对船运公司不再上心。但看在工商联费主席的面子上，他还是专门去找了曾老板，委婉地劝他接受船务商会会长的职务。曾老板客气地说：“三哥，我们都做企业，不说你也懂，我真的没时间打理商会。”
我们老板建议道：“你可以像我这样，日常事务找个人来兼管，反正行业商会的事不是很多。”曾老板沉思了片刻，似乎也找不到理由推辞，反过来跟我们老板说：“那你帮着推荐一个。”我们老板想了想，便向他推荐了在一旁的我——我真是躺着中枪，有苦难言。我们老板笑着对我说：“没办法，你帮着搞，不是尽义务，商会每月给800块补助。”就这样，县船务商会隆重成立了。曾老板任会长，我们老板加上另外七个船老板被选为副会长，我被聘为秘书长。船务商会不像煤炭和建筑房产商会那么财大气粗，能租专门的办公室、请专职人员——办公室设在曾老板的乘风公司，平时我们都在各自的企业工作，开会时大家才聚在一起。工商联有什么指示、要求，能处理的我就处理了，该传达的我就通过电话、网络传达。船务商会既没煤炭商会的张扬，也无建筑房产商会的团结，会长、副会长、会员就像一群散兵游勇。我对曾老板说：“既然成立了商会，就要为大家服务，给大家干点实事，增强商会的凝聚力，让大家拥护、信赖。”曾老板热切地说：“我全力支持。于秘，我时间紧，公司的船在更新换代，商会的事，你放手大胆做，出了什么差错，由我负责。”我只好应承表态，又问了句：“你还在造船，想当内河船业大王？”“不是增加数量，有的是以旧换新，‘小改大’，淘汰旧的机器设备，更新不了的，卖了新造。”他停顿了一下，又道，“我这人能力有限，能守住现有的摊子就不错了，不想再扩大了。”
有天商会开会，一众老板都感叹现在行业税费太重。我提醒曾老板说：“你是人大代表，开会时可以提出减免税费的建议。”曾老板说：“我是由乡镇选上的，分组时（界别）就分在‘乡镇’了，都谈的是农业，我没搞农业，讨论时就随便说了几句。”“你分到‘乡镇’是方便管理，讨论时，你是民营企业家，就谈企业的事，意见、建议、想法都可以说。讨论有记录，会后大家提的建议会分门别类进行梳理归纳，供领导决策。宏观的大问题政府会研究解决，微观的小问题就由主管部门办理。”“可有人提了很多意见，我看也并没有起到作用。”“现在政府加大了责任监督，对民生意见很重视。过去你们有了问题习惯用钱用关系去解决，也不能改变现状，不要只埋头拉车，还要抬头开路。”我请各位船老板对船运税费发表意见，做进一步了解后，就船运涉及的港口建设费、吨税、货物港务费等过重问题，向上级写了一份建议，以商会的名义交给了县工商联一份，曾老板也以人大代表的名义提交给了县人大一份。上书后，我对曾老板说：“我们参加大会小会，只要有领导，都去汇报，催他们尽快处理。”这份建议还真起了作用，经研究后，县政府便对船舶相关的行政收费进行了下调，并对建议中的一些问题进行了书面回复和解释。费用的减免，有效的树立了船务商会形象，我们接到更多要解决的问题——比如罚款的事。我们县的主管部门，那时对违规违纪和“小犯法”的企业和个人，都是“以罚代管”，县财政会依据罚款数额给主管部门返“补助”。所以，罚款成风，违章违纪要罚，巧立名目也要罚。教育不是目的，罚款才是目的。船运行业深受罚款其害，各种罚款虽然数额不大，但次数实在太多。有个副会长讲，有次他的船还没出县界，就被不同的部门罚了三次。罚最后一次时，船长抱冤地叫道：“我船上的生活费都被拿来缴了罚款，你们总得先让我们把命活着，才能去挣钱缴罚款吧？”现场的检查人员看在他们当天已经被罚了两次的份上，才让他们写了欠条，说回来再交。船长马上给老板打了电话，老板又找关系，才免掉了罚款。其实船老板们也不想找关系减免罚款，一笔罚款的款额不大，找关系就落下了人情，还人情时花的钱更多。有时就算把罚款减免了，主管部门就说钱已经缴给财政了，叫你去找财政退。到了财政局，又说违章该罚，喊你找主管部门去退。来回跑上几趟，企业也就放弃了。为罚款的事，曾老板专门召开了会议，要大家想办法，说他在人大会上要去提出来。我想了想，说：“这就快到春节了，我们来举办一次迎新年登山活动，一是邀请主管部门参加，以互相增进感情、增强了解；二是邀请有关领导参加，除了站台助威，也让他们知道企业处境，引起他们的重视。”大家表示赞同，会后我去县工商联给费主席做了汇报。费主席说：“我来邀请县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和政协主席，还有主管的副县长，曾老板去邀请人大的领导。”结果人大主任在外开会，就派了两个副主任参加。登山活动由县工商联主办、船务商会承办，开幕式热闹非凡，领导致辞，全程记者报道。登顶后，大家在“农家乐”搞了个领导座谈，曾老板首先介绍了县船运行业的现状、存在的问题和对上级部门的期望。老板们畅所欲言，各抒己见，对存在的问题进行了讨论。各位领导都讲了话，勉励船运行业加强自律、遵章守纪的同时，也要求各主管部门端正服务态度，对行业企业的发展要给予大力的支持，以促进本县民营经济的快步发展。然后，领导们和老板们共进午餐，商会给活动参加者都发了纪念品。春节后，我们县“两会”召开，人大和政协同时对滥罚款问题表示了关注，县政府才进行了整治。
2010初，我们老板高调宣布，今年将举全集团之力，力争年底在北美上市。随后全集团都紧锣密鼓、各负其责地开始了上市的准备工作。老板严厉地告诫管理层：“在上市的关键点上，‘安全’上务必严防死守——出了事故，不仅财产受损，声誉也会大打折扣，上市就会泡汤。”没想到，就在上市的节骨眼上，我们租给小张的那艘船，却出了事故。12月上旬的一天，新上任的市委书记在市公安局长的陪同下，第一次来我们县视察安全工作。书记和局长都是有名的铁腕人物，县里各单位和部门都紧急行动起来，交通要道及县城里车辆限速限进、市容市貌要求整洁干净，领导视察的路线，闲杂人员一律不得逗留。因领导要视察江两岸的绿化林，本地船舶要暂停行驶半天。结果小张偏偏擅自开船去支流装货，闹出了人命。本来那艘旧船出了故障，之前一直在造船厂修。小张急着去装货，又差钱没付清修理费，只想着跟过去一样，写张欠条先把船开走。但船厂新来的主管小纪不认识小张，年底船厂的资金也紧张，便坚持要小张付完现钱再走人。两人发生了争吵，小张执意要开船走，小纪就站在船上不下来。小张把船开出船厂后，小纪就报了警。两人在驾驶室继续争吵，小纪要下船，叫小张靠岸。小张自然不从，说前面就是装货码头，到了你就下船。小纪威胁称，“再不靠岸我就跳河了”，小张冲口而出：“你愿跳就跳，管我屁事！”小纪就从驾驶室走到船尾，又打了一次报警电话。本来这艘船应配备船工不得少于5人，小张为降低成本，自己干驾驶，老婆干机舱，就夫妻俩在船上。那天傍晚，小纪的尸体在江中被发现，小张都不知道他是何时跳的船。刑警队排除了他杀后，小纪的亲戚们把他的尸体停在县政府大门前讨要说法，说两次报警却无人出警，这才发生了悲剧。县里的安全工作刚受到了市里领导的表扬，可领导刚走就出了这样的麻烦事。为了不把事情搞大，公安先把小张抓了起来，他老婆吓得躲去了外地。县政府迅速责成交通、公安和我们公司组成工作组，牵头人是县交通局的王副局长，公安则派来了水上派出所的赵副所长，我则要协助我们船务公司经理。三方都互相推诿责任，公安说交通没有尽到“禁航”的责任，交通说我们没尽到船主管理责任，我们说公安没有尽到“出警”责任。赵所长说：“我们没出警，他也不该跳水啊。”我们说：“他俩虽有争吵，小张也没逼着他自杀啊。”赵所长说：“小张不和他争论就没有起因了。”我们说：“你们要是出警了，他也就不会死了。”吵来吵去，赵所长和我们都觉得关键还是“禁航不力”，不约而同地将责任推给了王局长。王局长为人平和，快退居二线的人了，不紧不慢地说：“只能讲小纪阳寿尽了，人死不能复活，看家属要多少钱补偿。”后来我私下里问赵所长：“当时你们怎么不出警？这该算渎职行为啊。”他叹口气，回答：“警力不足，都抽去给领导做安保了，接到报警时以为只是一般纠纷，没想到却出了人命。”小纪的尸体停在殡仪馆，家属扬言，解决了就火化，解决不了抬着尸体去市里上访。通过工作组和主管部门协调，小纪被定为“工伤死亡”，但家属认为补偿低了，说人死是有关部门不负责造成的，还要再补偿60万。我们经过几轮艰苦谈判，家属让到40万后，就算找小纪的在政府里的亲戚朋友去做工作，也不肯再让步了。赵所长火了，对小纪的家属说：“没人逼着他去死，他的行为该自己负责。虽然我们没出警，有责任，我们会按规定处理有关人员，你们也可以上法庭起诉。要再一意孤行，我们就以扰乱公务、寻衅滋事抓人！到时我们给他定的‘因工死亡’要取消，孰重孰轻，你们自己权衡！”最后，赔偿减到20万。晚上我和赵所长、王局长等人吃饭，又因为谁来出赔偿款踢起了皮球。赵所长对我说：“兄弟，给你们老板说一下，把钱赔了，今后我们工作上多关照你们。”知道死者家属不是冲我们公司来的之后，老板早明确交待我，目前企业资金要力保上市开支，能推就推。我跟赵所长喝了口酒，说：“民营企业挣钱不容易，你们是行政单位，赔钱又不要你们掏腰包……”“市公安局局长的厉害，家喻户晓，你不是没听说过。我们局里都瞒着，怕被树成‘黑典型’。我们要是给了钱，就没法辩解了。”继续喝着酒，不知谁说了一句：“喊王局长买单，主要是他们不负责。”我和赵所长相视一笑，结成了联盟，但王局长打着哈哈不同意：“都有责任，不该我们全部买单。”于是，后面的几天，我和赵局长每天心不在焉地待在交通局小会议室，吹着空调，喝着王局长泡的好茶，边评论着茶叶，边聊些社会新闻。眼见春节即将来临，小纪的家属又闹到了县里。节日“维稳”是大事，县领导作了急，又把我们工作组喊去。领导非常不满地说：“人抓了，由公安想法逼小张交钱，没钱借钱也要交！不够的，三家平分，就这样定了！”我正要据理力争，领导又说：“你回去先给你们老板汇个报，我过会儿给他打电话！”小张在牢里坚决不肯出钱，只承诺给点安慰金或安葬费。他跟公安说，按照法律规定，再拘押两天，定不了罪，你们就该无条件放人了。但在小张被拘留的最后一天，他在农村的老父亲，终究承受不住乡政府和公安的接连施压，怕儿子判刑，儿媳也不敢回家，东拼西凑交了钱。
过年后，我们集团在北美证交所成功上市，名声大振。老板接受采访时，当记者问到他下一步的打算时，他侃侃而谈：“我们准备打造江东地区最大的造船厂，再开辟海上运输；扩大现有煤矿，收购几座新矿，做到产运销结合，拉动股价不断上涨，带动地方经济的发展。”可2012年初开始，煤炭价格一路狂跌，我们集团的煤矿严重亏损，股票也“跌跌不休”，之前因为扩张过快，融资也快用完了。老板又打起了“再次上市”的主意，组织大家全力以赴赶资料，去新加坡进行二次上市。煤炭滞销，导致船运业竞争更加激烈，利润拉薄。我们集团的船舶一直没有更新换代，吨位小，设备落后，跟曾老板公司几万吨级船队相比，我们就是原地踏步。之前集团负责船务业务的刘经理，在水运行情好的时候多次建议老板打造新船，结果老板也只是磨磨蹭蹭地造了一艘。见老板对业务发展渐渐偏心，刘经理就蒙生了退意，和别人合伙打了船，辞去了公司的职务。老板的大舅子接手了集团的航运公司，上任后，别人大赚，我们小赚，别人小赚，我们亏损。大舅子见状，又搞起“改革”，实行“单船承包”，结果承包人对船舶不保养、不维护，超载运输，带“病”作业，无视安全规定。搞了三年，又只能把船都收了回来。可船舶都已经“伤痕累累”，经常要维修，更无盈利可言。大舅子不承认自己管理不善、经营无方，眼红别人的新船，要求老板也造新船，淘汰旧船。“船务基本没有利润，还在还贷款，哪有钱打新船？你是负责人，自己去筹钱打。”老板的反馈不咸不淡。大舅子不服气，自己去找有关系的银行和社会人士集资，又是请客，又是送礼，最终因为贷款额太大又没有抵押物，竹篮打水一场空。过去集团的船运业务依赖自产的煤炭货源，很少和本地其他行业、企业有什么业务关系，所以亏损就严重了，造船厂因行情不好，也没了订单。老板对自己的大舅子很失望，却也无可奈何——老板娘是“扶弟魔”，一直想要弟弟练手，以后担当大任。
半年后，因为上市资料不真实，集团在新加坡的上市失败了，为把资产盘活、止住船运公司的亏损、还银行的贷款（好让集团能再贷新款、以新还旧），老板就把船运公司整体卖给集团的上市公司。经第三方审计和评估，由上市公司高价收购了我们的船务公司——没钱支付，就把上市公司的股权质押给银行，用贷款支付。接着，老板把船全部承包给了私人，船运公司就留了两人——他的大舅子和一个办事员，其余人员全部解聘，由集团其他没上市的公司员工在船运公司冒领工资。我们办公室也多了一项工作——按照上市公司的管理规定，每两个月，就要写一些船舶需维修费和事故赔偿费的申请，或写煤矿购买贵重或大宗设备费的申请，再写“批准同意”，营造企业“产销两旺”的假象，以套取资本市场的资金，维持企业运转，苦等着市场回春。
2015年春节前，我们县很多船都回了港。装了货的船，船员也借故不出航。正月初四，船员们突然聚集起来宣布罢工，要求提高工资待遇、节假日按国家规定发放加班费，还去县府上访，要求维护员工合法权益。虽然还在放假，县里也不敢怠慢，启动了应急方案，调动交通、人社、工商联、船务商会等单位的人员组成了调解工作组，与船员代表在商会会议室面对面解决问题。船员代表提了四点要求：增加工资，参加社保，节假日拿加班费，工资不能拖欠。这几点要求，一直是近年来县里船运企业与船员的矛盾焦点，多次闹上了法庭，但基本都是船员们输。对社保的问题，人社局法制科张科长说：“工伤保险企业己缴了，养老失业险自《社保法》实施后，我们考虑到企业的困难，采取逐步推广执行，很多企业都是把办公人员保了，一线员工的保得少。今年我们将实行社保‘私企员工全覆盖’，我们执法队上班后，将对每个私企进行检查，限期今年全部参保。不能再像过去那样包在工资里，企业必须按时向社保局缴纳。对拒不执行的企业，我们将进行处罚。员工也可以依法起诉，或向我局举报。”社保落实了，就是工资的问题了。交通局李副局长接着说：“对于工资涨多少，政府只规定了保底工资，希望大家互相体谅，能否协商达成一个意愿？对于加班工资，船运是特殊行业，大家可以商讨办法。”言下之意，现在船务商会正副会长都在，你们都是县里大船企的老板，关键就看你们怎么解决了。曾老板无奈地说：“拖欠工资我们也是没办法，锅里米少，碗里饭就少。现在航运行业运力过剩，看着热闹，实际都赚钱不多。人工涨，油料涨，成本涨，就是运价没涨。加上税费，银行利息、保险费、维修费、货物中介费等，落到我们手里就没几个钱了。关键是我们应收的运费，还经常被拖欠，然后就耽误了发工资。这几年，船舶升级换代的速度太快了，我们过去赚的钱，都不停地投入到打造新船中，就是为了多装快跑，降低成本。造船的钱除了自有资金，很多是贷款，还有的是社会高息集资。我们也是顶着压力，苦苦挣扎，你们为了生活，我们为了生存，都不容易。早上一睁眼，我们想的就是船舶安全，就是有无货源，就是银行的贷款到期没有，运费收回没有。实行全员社保，我们还不能降工资，又要额外支出一笔。我也清楚现在物价连年增高，为了安居乐业，我以商会名义建议各企业给船员每人涨300元。”船员代表认为这个数太低了，不肯让步，纷纷质问曾老板：“主管部门的数据显示，船运公司大半都赚钱，你们摸着良心说，节假日大家是不是在跑船？与别的地区同行业相比，我们工资不求高过他们，但也不能低得离谱啊！”曾老板底气不足地答：“别的地方有‘兄弟船’、‘夫妻船’，该按规定船上配员10人的，只配了3人，我们这里却行不通。现在行情不好，需要大家同舟共济，共渡难关……”船员代表们反驳说，那只是小部分的家庭运营的小船舶，大部分的公司配员都是齐的，不然主管部门根本不给放行。工商联也好，商会也好，有关部门也好，都不可能给工资定标准——这是市场行为，不是政府行为。于是双方约了时间，考虑一下，再进行讨论。
可没过几天，罢工便自行瓦解了。个体船舶耗不起——船装着货，交付时间都订了合同的——就参照别的地区行业标准，分工种，率先给船员们涨了工资，低的涨了500多，高的涨了2000，此外，周六周日除外，只要是国家规定的节日，船在航行就算加班。涨了工资的船启航了，剩下的船主也慌了神，只能跟着涨。风波过后，各公司的老板都在想方设法节能降耗、压低成本。船上的技术人员没法减少，就辞退公司的行政管理人员。船务商会很久没再开会，偶尔开会人也到不齐，都说忙。我和曾老板聊起行业的处境，他不无忧虑地对我说：“现在的内河船员，五六十年代出生的都老了。80后很少有人愿意上船工作，船上既关照不了老人，也帮助不了老婆，还教育不了小孩，外号就是‘水和尚’。飘在船上，孤单寂寞，年轻人找不到老婆，也没有耐心工作，宁愿进厂打工。部分家庭贫困、文化不高的农村青年倒是愿意上船工作，可船上驾驶、轮机得有技术等级证才能上岗，船舶机器设备科技化快速提升，文化要求高，所以船员越来越紧俏，工资只会愈来愈高，船运盈利只能越来越少。现在高速公路通车了，铁路正在兴建，船员又青黄不接，行业要洗牌了……”眼见市场回暖无望，我们老板又想借壳上市、搞私募资金助力企业解困，结果费用开支不少，但都失败了，只得断臂求生，把上市公司90％股份转给了外国公司，退出了造船、航运、煤炭行业。企业把债务留给了原公司，换了个“马甲”，又找银行贷了款，开始了新的发展。但自从老板尝到了上市赚快钱的甜头，就似乎没了过去的拼搏精神。昔日县里经营船企的三兄弟，就剩曾老板一棵独苗了，但他的日子过得也不舒畅。2017年，曾老板又卖了几艘千吨的船，贷了款，开始打造万吨轮——船小赚不了钱，他打算对公司的船舶全部更新换代，背水一战，将原来的九艘船缩减到四艘。他深知，要想生存，除了打紧开支、缩小规模、多装快跑外，更要抢先用先进的智能设备、增速减人。
这是企业唯一的生机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编辑 | 许智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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