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冬坐在全家的椅子上，一只手捂住咖啡杯，一只手举在半空，严肃地纠正我：“不对的，我当然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家庭安稳留在上海，让我的孩子像上海人那样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公共资源。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的孩子就要重新走一遍我的路，这条路真的累，我真不想他再走一遍了！”
第一次创业失败了，我在凌乱的办公室里收拾杂物时，一个30多岁的男人站在门口往里张望，他兴高采烈地问：“兄弟，你们公司也是今天刚搬到这里啊？！”当时，我正小心地拢起一个破损的纸箱，被他一吓，纸箱彻底散了架，里面“徐汇区创业之星”的奖杯摔到地上，一声闷响，断成两半。我的心情本就不好，回头瞟了他一眼，没好气地回道：“呵，我是今天关门大吉喽，创业不容易，你也小心点。”男人看出我没心思聊天，尬笑了两声便走了，等我收拾完东西，又觉得有些过意不去，正好有一张实木小茶桌不方便带走，我便拿到隔壁，准备送给那个男人。他说自己叫谢小冬，以前是个程序员，已经创业四五年了。他对我创业失败的过程很感兴趣，我对他做的项目也很好奇，聊着聊着，竟发现我们曾在同一家公司上过班。我们聊得愈发投机，自那以后，就成了很好的朋友。小冬大我3岁，是安徽芜湖人，家里承包了乡镇高中的食堂，成了当地的富户。因为家庭条件好，小冬读高中时父母就给他买了电脑，但他并没有沉迷网络游戏，而是对计算机的原理产生了巨大的兴趣。青春期的小冬有些任性妄为，高三那年，他跟班主任打了一架，学校忍无可忍，他也懒得继续读书，索性退了学。之后，小冬软磨硬泡，父亲终于答应送他去合肥的一家电脑培训学校学java编程。小冬只学了2年多就提前离校，孤身来到上海闯荡。即使没有大学学历，他仍然靠着过硬的技术加入了一家知名的网站建设公司。上班还不到一年，小冬又坐不住了，跟着一位做销售的同事一起离职，开始创业，接一些网站建设与软件外包的活儿。那是2006年，小冬刚22岁，第一次创业就把公司做到了五六个人的规模。他年轻力壮，意气风发，决心要靠自己在上海滩闯出一片天。一开始，小冬他们租的办公室在一个生活小区内，正对着上海南站，每天人来人往，有些杂乱。他的合伙人杨坤嫌烦，想把公司往市区方向搬，小冬觉得没必要在这上面浪费钱，杨坤便极力劝说：“这里环境不好，招不到人才……”小冬觉得他的话也有点道理，于是便将公司的地址顺着地铁1号线往市区方向挪了一站路，在漕宝路上租了一间略显老旧的商住两用楼。为了节约成本，小冬还选了个高层，17楼。天气好的时候，他顺着窗户，能隐约看到陆家嘴正在建设的环球金融中心的高楼（2008年建成投入使用）。公司搬进写字楼后，杨坤忽然积极起来，主动要求承担人事工作，并对小冬讲：“你看我以前谈业务，都不敢拉客户到我们办公地方的，现在我敢了，但我们没有个前台，还是不正规，我们再招个前台吧。”后来，小冬跟我回忆，说自己那时没想太多，只单纯觉着公司收入不稳定，不应该浪费钱。哪知道，杨坤对招前台这事很在意，三番五次地催促，让小冬很为难——注册公司时，他们的股份是五五开，只约定技术的事归小冬管，业务的事杨坤说了算，招聘谁说了算，压根没提。后来，性格强势的杨坤擅自在网上发布了招聘启事，还特别要求前台人员只要25岁以下的上海本地女性。小冬对这条要求感到困惑，杨坤给他讲：“你不懂，前台嘛，也没啥发展前景，外地过来打拼的谁会做？肯定是没有压力的本地小孩才会做嘛。”自那以后，杨坤就开始频繁面试前来应聘的上海姑娘。小冬注意到，应聘的姑娘漂亮些，杨坤就会在狭小的会议室里喜笑颜开地聊很久，如果长相平平，杨坤聊两句就会将对方打发走。一次，杨坤送一个姑娘离开，似乎还未聊尽兴，他嘴里叽里呱啦地叫着：“哎哎，‘你真漂亮’用上海话怎么讲来着？”老家在江苏的杨坤，听了上海女孩的回答，也学着用上海话附和：“对对，侬老漂亮！侬老漂亮……”2008年，小冬的外包公司开始接电商网站的活儿，因为报价高，收益不错。小冬跟我聊起那段日子时，面露骄傲：“那年4月份，光预付款我们就收了七八十万呢！”随着业务量增多，公司员工一度扩展到了20多人，杨坤也如愿以偿地招到了一个满意的前台，名叫黄英。那时，杨坤没事就去前台跟黄英闲聊，跟大家讲话的时候，也经常加一点上海话，不伦不类的。一次，杨坤带着小冬在静安寺附近的一家咖啡店见客户，客户是上海人，闲聊时随口问他俩的籍贯。杨坤犹豫片刻，笑嘻嘻地讲：“我是新上海人。”那时，这个称呼还不够流行，客户一愣，略带尴尬地笑了笑。5月12日下午，小冬正在会议室里的行军床上补觉，忽然感到一阵头晕。过了一会儿，物业公司的东北大姐跑来敲门说“地震了”。 举国皆哀。19日下午，整条漕宝路上的汽车都停住了，齐齐鸣起了喇叭，小冬从窗户往下看去，感动得不行，当天就取了5000块钱，到处打听哪里能给汶川捐款。可他跑到徐家汇，找了几个地方，也没能把钱捐出去。第二天上班，杨坤激动地跟小冬讲，说他昨晚去人民广场参加了纪念活动，“好多人啊，人山人海，大家手拉手，点蜡烛，给汶川加油，我喊‘四川雄起’把嗓子都喊哑了”。小冬懊恼，责怪杨坤不叫自己同去，杨坤却神秘地笑了笑，说：“我不瞒你啊，昨天我跟黄英去的。”他嘿嘿地笑，说自己知道昨天是个好机会，“我带着黄英到了人民广场，大家喊口号喊得特别感动，我就拉起她的手，她也不反抗，后来——”杨坤往会议室外瞥了一眼，压低了声音：“后来我就开了个房间，你懂的，你懂的。”看着杨坤越发得意的神情，小冬的心里很不舒服。且不说趁着悼念活动做这种事，就说作为公司老板跟员工谈恋爱，他也没法接受。但事已至此，他也不好多说这位合伙人什么。再后来，杨坤不知从哪里得知公司里的一个程序员也想追黄英，干脆公开了他们的关系。这件事让小冬开始对杨坤产生了不满——就在不久前，杨坤还极力要求他开除那个想追黄英的程序员，给出的理由是：经常看到那个程序员在上班时间打游戏。2010年，公司的电商网站业务出了问题，大部分客户都被上海一家做SaaS电商系统（平台系统，客户买一个账户，可直接在网络上登录，自行搭建网站页面）的大公司抢走了。看业务下滑得太厉害，杨坤就想把自己的股份卖给小冬，自己拿钱走人。那天，小冬在会议室里发了火，质问杨坤这两年给公司带来了几个客户：“都是老客户介绍的，都是我带着程序员去谈的，你整天带着黄英出去说是见客户，客户呢？你俩一共谈成几单？”杨坤反倒很硬气，说如果不是自己当年带出来的那些客户，这家公司根本做不起来。他又指责小冬不会管理，手下那帮程序员上下班不打卡，做的网站全是bug，“客户早就不满意了，要是没有我维护客户关系，你哪来的老客户介绍？”小冬嘴笨，说不过杨坤，最后只扔下一句话：“股份你爱要不要，我肯定不买。”此后，杨坤再也没来过公司，黄英也很快离职了。那时正是初秋，上海阴雨连绵，小冬一个人打着伞，满上海地跑。他心里憋着一口气：“我就把公司做起来，让你们后悔。”从地铁1号线转到3号线，再从3号线转到8号线，小冬见客户、谈业务，跑瘦了一圈。问路时，人家经常用上海话回答他，小冬听不懂，又不好意思让人家用普通话再讲一遍，便走了很多冤枉路。等到冬天，公司的业务仍不见起色，20多个员工走得差不多了，只剩下小冬和两个员工维护着一些老客户的网站。快到年底时，杨坤忽然打来电话，口气亲近了很多：“小冬呀，咱俩一起创业可是缘分呀，不能就这么散了呀，改天我们一起吃个饭，好好聊聊。”许久未联系，俩人说了不少暖心话，最后，杨坤提出想请小冬帮个小忙：“公司还在漕宝路对吧？我老丈人呀——就是黄英他爸，不相信我自己开公司，明天呀我带着他们到咱们公司看看，你配合下，叫我一声杨总，好不好？你也知道嘛，上海老人不舍得把女儿嫁给外地人的，好在我大小还是个老板，你说是吧，哈哈哈。”小冬忽然明白了杨坤约见自己的真正用意，那种熟悉的不舒服的感觉又涌上了心头。可他终究心肠软，还是答应了。戏演完了，人也该散场了。这年冬天，上海罕见地下了一场不算小的雪，小冬正巧在下雪这天搬离了漕宝路的办公室。为了节约成本，他跑到闸北区（现已并入静安区）上海火车站附近找了个生活小区租房，用来办公和居住。搬家的货车司机把几台电脑和桌椅卸下来后便扬长而去，小冬一个人顶着雪花，一点点地往楼上运东西，觉察到了一丝凄凉。上海这座城市有很多面，它是摩登的国际大都市，也是繁华百年的上海滩，有幽雅的欧式小马路，也有烟火气十足的老弄堂……但对于小冬这样的外地打拼者来说，这些更像是某种平行宇宙——来上海快5年了，他的生活中，更多充斥着上下班的通勤地铁、公司楼下的黄山菜饭与兰州牛肉面、快节奏的商业文化，还有不断变换的租房地点。小冬继续苦撑了1年，终于在2011年春节前关掉了公司。他用最后一笔尾款给员工发了拖欠的工资，之后去一家大公司上班，月薪2万块。不知不觉，小冬已经29岁了，仍然单身。父母着急，不断地催他回安徽老家相亲，可小冬对伴侣的要求比较高，又不知道怎么跟女生聊天，多次相亲失败后，他索性不再理会父母，也故意减少回老家的次数。小冬买了一辆公路自行车陪自己。每天晚上加完班，他就戴上耳机，从公司所在的徐家汇商圈开始骑车，回到普陀区大华街区新租的出租屋里。过了很多年，他还记得那一路的风光：恒隆广场的奢饰品海报光彩夺目；美罗城的球形屏幕播放着最新款智能手机的广告；穿过汇金百货，顺着华山路骑过去，会路过上海交大，那是无数学子向往的名校大门；再往前就进入了长宁区，中山公园的龙之梦大厦高耸入云；骑上半个小时就到了长寿路，那里尽显大上海的灯红酒绿，几家知名的夜总会沿街分布，大门气派奢华……每次骑过这一段路，小冬都会故意放慢车速。他曾经面带陶醉地跟我说：“你是不知道，那些夜总会门口进进出出的女人……我的天！是我这辈子见过身材最好的女人！”说完，他还不忘感叹：“我应该就是那时候下了决心，一定要留在上海！”可上海的房价已然起飞。连曾经的漕宝路，每平米的房价也涨到了2万多，徐家汇、五角场等核心商圈的房价，更到了4万多一平米。到了2014年，上海推出了严格的房产限购政策：单身的外地人不可以在上海买房。刚燃起定居上海梦想的小冬，就这样被政策关在了大门外，本不急着结婚的他，也有些慌了。日复一日地上班下班，社交圈子越来越小，小冬想在现实生活找到女朋友，很难。小冬花了很多时间在社交软件上瞎聊，跟大多数男用户不同，他是真心实意想找个聊得来的女生恋爱、结婚。无奈，女孩子们几乎都不怎么回复他，有的直接在签名上写着：“真诚找男友，非310勿扰。”——“310”是上海人身份证的开头3位数字。想留在上海的人太多了。随着时间的推移，小冬也逐渐摸清了网络交友的套路，他觉得要获得更多的回复，必须要有几张显示实力的照片。那时，小冬的月薪涨到了2万5，他贷款买了一辆二手宝马，也学着将方向盘上的logo明晃晃地贴到头像里。很快，就有网友愿意和他在线下见面了。开始的几次，小冬傻乎乎地载着姑娘去公司附近的东北菜馆吃饭，结果姑娘回头就把他删了。小冬纳闷，向身边的上海同事请教，对方听了之后哈哈大笑，嘲讽过后就给他支招：“你顺着徐家汇往前走10分钟就是衡山路呀，随便找家有情调的酒吧，带着姑娘喝点酒，很多事情就好说了呀。”衡山路是上海知名的酒吧一条街，小马路两旁的梧桐树郁郁葱葱，枝叶在半空中纠缠，掩映着错落的欧式建筑。入夜，这条路上行人渐多，两侧的酒吧也陆续亮起各色霓虹灯。一开始，小冬不敢去，后来跟着同事去了几次，熟悉了流程，胆子也渐渐大了。靠着二手宝马和酒吧，本打算谈婚论嫁的小冬竟也有了几次一夜风流——聊到这里，我起了好奇心，小冬神秘地笑笑，只说自己年轻时也是相当潇洒的，其他的就不肯再多讲了。我不知道这里面是否有吹牛的成分，但有时会忍不住想，年轻的我们是一样的。上海的夜晚对外来者并不宽容，拂去那些不属于我们的繁华，孤独与寂寞是挥之不去的。那几年的元旦，上海外滩景区有盛大的灯光秀，陆家嘴的摩天大楼被景观灯点亮，璀璨绚丽直插云霄。浦江对岸的欧式建筑群通体闪耀着金色光芒，像绵延的锦绣金带，把黄浦江边的观景长道环抱其中。游客们簇拥在观景平台上，摩肩接踵，相机的闪光灯不时亮起，照着一张张兴奋的脸庞。天地辉煌，人潮涌动，只有昏暗的黄浦江水沉静地流淌。2014年年底，小冬终于脱单了，他跟一个东北女孩确立了恋爱关系。女孩叫琳琳，比小冬小5岁，据说长得非常漂亮，两人拉着手在街上走，回头率很高。新年夜，琳琳非要去外滩跨年看灯光秀，她打扮得花枝招展，不惧严寒，短款羽绒服下穿了一条隐约露肉的丝袜，脚下蹬着一双小冬买给她的黑色高跟鞋。小冬本不愿意去人挤人，无奈琳琳兴致高。可两人走到南京路时，小冬就开始打退堂鼓了，因为南京路上乌压压挤满了人，一眼看不到头。人潮向南京东路尽头缓慢前行，用了1个小时，两人才走到外滩。此时外滩观景平台上早已人头攒动，两人动弹不得，便在通往观景平台的台阶边站定。琳琳的脸庞在灯光的映衬下更显妩媚，小冬用胳膊紧紧抱住她，让她免受人群推搡。临近跨年还有半个小时左右，周围越来越挤了，琳琳贴着小冬的耳朵大喊：“我们回去吧，人太多了。”这时，前面不远处的台阶忽然起了一阵骚动，随之而来的是像海浪一般前后涌动的人潮。琳琳身子一歪，“哎呦”一声，被挤掉了一只鞋，小冬几乎站不住，仍然奋力抱住琳琳，好不容易才一起稳住了脚跟。之后，前方不断传来女人的尖叫声、哭喊声，不时有人扯着嗓子嘶吼，说有人倒了。小冬踮起脚尖看，但除了黑压压的人影，什么也瞧不见，他的呼吸变得有些急促，一只手搂着琳琳，一只手不管不顾地用力推搡人群，顺着观景台的墙面不断往后退。不知过了多久，终于到了可以透气的地方。两人站定，狼狈地大口喘气，琳琳的一只脚光着，脚背被人踩破了皮，渗出了一道道血痕。后来，小冬在新闻中得知，这个跨年夜外滩涌进了30万人，离他们不远处发生了人群踩踏事件，36个人失去了生命。即便一同经历了危机时刻，一年后，小冬拼命保护的琳琳终究还是离开了他。我跟小冬很熟之后，他才在一次闲聊中吐露琳琳离开的原因。那时，琳琳一个人住在闵行区莘庄镇，距离小冬居住的大华很远，两人只能在周末见面。琳琳想要一条狗作伴，小冬便买了条金毛送给她，之后每天晚上，琳琳就在小区里遛狗。一次，琳琳碰到了一个同样在遛狗的男人，两只狗见面就纠缠起来，次数多了，主人也越聊越熟悉。男人是上海人，家里是拆迁户，仅在琳琳租住的小区就有2套房产。早些年，闵行浦东等地拆迁，都是按人头加现金的方式对房主进行补偿，很多本地人经历拆迁后，手里拿着几百万现金，外加两三套房子，生活衣食无忧。2015年后，上海房价不断飞升，这些人的资产更是水涨船高，轻松成为千万富翁。当时小冬公司的保洁阿姨在闵行莘庄镇有3套房，比公司里的大部分高管都有钱。一个周末，小冬照例去琳琳的住处，正好撞见了琳琳跟那个男人在屋里做饭。两人配合默契，有夫妻的样子，小冬愤怒地掀了桌子，撂下几句狠话转身就走。我问小冬，琳琳后来是怎么解释的，小冬呵呵一笑，说刚开始是道歉，后来问多了，“她就直接把我拉黑了”。小冬气不过，之后经常失眠，有时半夜睡不着给琳琳打电话，她从没接过。“到最后我也想通了，外地人来上海嘛，都是为了往高处走，如果换成我，我也会选择找个家里几套房的本地人。琳琳没错，是我错了，我那时真的相信感情是可以超越物质的。”跟我说这话时，小冬已经结婚3年了，老婆是家里介绍的，他们有一个儿子。婚后，小冬一家人租住在锦江乐园附近的一个两室的老公房里，月租金4000元。一天，房东突然说要卖房，让他们尽快搬走，小冬此时已经有了些积蓄，不想再带着妻儿老小到处搬家，于是就认真琢磨起了买房子的事。上海市区的房子，小冬想都不敢想，而青浦、奉贤这样的郊区又太远，夫妻俩上班都不方便。看了大半年，跑了几十个小区和楼盘，他们终于在松江泗泾镇定了一套新房，虽然也是在郊区，但价格勉强能承受，每平米2万9。小冬交完定金后，掰着手指头给我算，说自己为了这套房子，每个月要还1万5的房贷，得还整整30年。“到时候我都快70了，我都不确定自己能不能活到那会儿。”小冬虽是自嘲，但语气中还是露出了些许的得意。毕竟，他终于实现了那个定居上海的梦想。那时我上班的地方离小冬租住的地方不远，每到周末，我俩都会约在附近的便利店聊天。全家、好德、罗森，这些24小时的便利店遍布上海的大街小巷，两个中年男人无处可逃，深夜的全家，就成了我们负担得起的避难所。全家有现做的咖啡，只要10块钱左右，盒饭和关东煮也都是新鲜的。我和小冬买一点吃食，坐在便利店的休息区，一聊便是许久，那些隐秘的欲望和不切实际的梦想都在这样的夜聊中被消解到模糊，或被清晰地刻印。陪我们到深夜的还有三两位城市流浪者，他们衣着整洁，安静地坐在便利店的角落里，悠然自得。有人从破旧的双肩包里拿出保温杯，问店员要热水，然后将手机充电器插到墙上，连好，便安稳地靠墙一歪，专注地看手机屏幕。有时我们待久了，会看到他们将手机收好，趴在桌上沉沉睡去，店员也不驱赶，只有开关门的音乐门铃伴着他们入眠。我不知道他们白天都在做什么工作，但夜晚，这座容纳着2100万人口的大都市也并未将他们抛弃在街边与高架桥下。这是上海的另一种夜晚，也是这个城市特有的温柔。小冬一家搬到新房已经是2019年年底了，但他没有高兴多久，又遇到了新难题。小冬的儿子4岁多了，作为外地人的孩子，在上海上学是个绕不开的难题。上海实行居住证积分制，小冬和他老婆都没有本科学位，达不到要求的120分，那他们的孩子就无法在上海参加高考了。为了孩子，小冬的老婆重拾书本，准备考本科。每到周末，小冬开车40分钟送老婆去上课，然后再回徐家汇的公司加班。我纳闷，问他为啥这么积极主动地去加班，小冬苦涩一笑，说公司的程序员里，他是年纪比较大的，每年年底述职，老大都问他作为公司的老员工，比起新同事有什么优势，“这话其实就是说，公司招了这么多年轻又便宜的新劳力，我们凭啥还要高薪聘用你？”我半认真半玩笑，说小冬不再是那个跟班主任打架的任性少年了，已经变成了没有理想的加班狗。小冬坐在全家的椅子上，一只手捂住咖啡杯，一只手举在半空，严肃地纠正我：“不对的，我当然有理想，我的理想就是让我的家庭安稳留在上海，让我的孩子像上海人那样享受最好的教育和公共资源。如果我现在放弃了，那我的孩子就要重新走一遍我的路，这条路真的累，我真不想他再走一遍了！”说完，小冬放下手，灌了一大口咖啡：“至于跟班主任打架，那是我傻X，不然也不至于连大学学历都没有，还要我老婆去辛苦考本科。”疫情之后，小冬所在的公司效益不错，他担心的裁员没有发生，职级还升到了P8，月薪也涨到了4万块。当然，代价是更高强度的加班。小冬老婆顺利拿到了学士学位，居住证积分生效那天，小冬特地发微信截图给我看，说他的孩子以后能在上海考高中、考大学了。我替小冬感到开心：“完成了一个重大目标，你现在总算可以安心留在上海了吧？”小冬说还没呢，明年上海对外地车牌限行会更厉害，他得再拍个沪牌。之后还得跟公司谈，要求对方按最高标准给自己交社保，这样以后才有机会转上海户口。我说他野心挺大：“咋的，想在这一代就成为新上海人吗？”过了许久，小冬才回复我，说自己有时会想起当年的合伙人杨坤。那时，杨坤就知道找上海姑娘结婚，现在有上海户口、有车有房、小孩也能上公立学校，“我当时还瞧不起他，觉得他倒插门没骨气，要是现在给我这机会，我早屁颠屁颠去做上门女婿了，还用得着现在这么大压力吗？哈哈……”没等我回复，小冬又发来新消息：“不跟你扯淡了，搬砖还房贷去了。”我心里有说不出的滋味，之后在对话框里写了很多字：“你用15年时间一点点将这座城市变成你的家乡，我觉得就像是你跟上海谈了一场漫长的恋爱，没有捷径，没有取巧，走完了应该走的每一步，最后修成正果。这个过程很浪漫，值得回味，这是你跟上海的故事。”最后，我还特意加了一句卡瓦菲斯的诗歌：“而你抵达的，将始终是这座城市。”写完之后，我看到小冬前面发来的信息，就知道他并不需要我的安慰。于是，我便将这段文字全部删除了。本文系网易文创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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