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表哥仿佛一直活在2020年的老巷子的春天里。
他把他心里的春天，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以简单的姿态送给了身边的亲人。所以，这人世间所有的春天，都属于他。
二表哥在2020年1月29号早上8点去世，享年63岁。这一天是农历庚子年正月初五，离立春还差6天。
二表哥是姨妈的二儿子。姨妈家房子窄小，不足50平，进门是个小厅，集厨房、客厅、饭厅功能于一体，小厅右侧是这屋子的“豪华”所在——一间将好放下一张床和一只衣橱的卧室。卧室顶上是一间专门供4个表哥睡觉用的小阁楼，得需一架“吱吱咯咯”作响的楼梯才能上去。即便是这样的一间房子，在上世纪70年代，也是我心目中走亲戚的好去处，因为它在热闹繁华的汉口五彩三巷里，而我家则在距武汉有两小时水路的小镇上。通常，亲戚们在说起姨妈时，总要在前加上“汉口”二字，以显郑重。姨妈没有女儿，对我这个外甥女很是稀罕。我学龄前，姨妈回娘家时常把我带到她家去住些日子，等下次回娘家时再带我回来，中途若是我吵闹着要回家，姨妈必定会派一个表哥送我，送我次数最多的，便是二表哥。记忆中二表哥身形瘦弱，比同龄人矮不少，人木讷老实。那时大表哥已经参加工作了，不住在家里，三表哥和四表哥是双胞胎，只大我四五岁，常常捂着各自脸上长在不同位置的胎记，来逗我区分他俩谁大谁小，每一次都让我急得直哭。只有好脾气的二表哥有耐心牵着我，去六渡桥那里去买冰棍或者豆腐脑吃，对我百依百顺。因此，我与二表哥感情也最深厚。上学后，我便很少去姨妈家了，只听说除了二表哥，另外3个表哥相继各自成家，离开了老巷子，只有二表哥仍然跟着姨妈一起，还住在那个窄小的老房子里。再往后面的故事，就都是二表嫂讲给我听的了——今年4月8号那天，武汉在经历了76天的疫情、解封了“离汉返汉”通道以后，我开车陪着母亲去汉口看望姨妈，也是第一次与二表嫂照了面。不知是因为自己二婚的身份还是别的原因，二表嫂总是回避亲朋间来往，表现得极其低微。这么多年阴差阳错的，我对她便只有耳闻，不曾见面。姨妈拉着我母亲在小厅谈话，二表嫂便邀我上了小阁楼。她比二表哥小十几岁，长得小巧斯文，腔调、做派不像是从农村出来的人，倒似地道的武汉嫂子。到阁楼坐下，她第一句话就问：“你二表哥是不是天生就蛮笨啊？”说话时，眼神柔情万种，仿佛她说起来的这个人就在眼前。我说：“二表哥不笨，是那种心里有数不说话的人，说他天生不喜欢读书倒是真的。”1977年，留级了几次的二表哥高中毕业，撞上恢复高考的第一年，竞争颇为激烈，成绩吊车尾的他自然没考上大学。好在作为职工子女，二表哥被安排进了姨妈所在的一个国营食品厂做机械维修工。厂子离家不远，出了老巷子，坐两站路就到了，每天上班下班，循规蹈矩。一晃就到了90年代初，食品厂倒闭了。二表哥便在大表哥的安排下去一所小学当保安，工资不高，但足以糊口。这期间姨夫因病去世，姨妈像一只守着旧巢的老鸟，眼看着大表哥、三表哥、四表哥一个个离开小窝成了家，30多岁依然还单身的二表哥就成了她的心病——以二表哥这样的个人条件，要找一个武汉女孩做老婆是不容易的。这时，姨妈遇到了还是别人老婆的二表嫂。二表嫂和她的前夫是云梦农村人，带着不到1岁的儿子刘浩，到汉口来给开餐馆的亲戚做帮手。那个亲戚跟姨妈是邻居，后来开餐馆赚了钱在武昌买了新房，老房子就腾出来给二表嫂一家三口住，一直住了七八年、刘浩都上小学了。二表嫂和男人平时忙，刘浩放学了就往姨妈家跑，做作业、吃晚饭，他喊姨妈“奶奶”，喊二表哥“李伯伯”，好得就像一家人。不幸的是，1998年夏天，二表嫂的前夫帮餐馆采购青菜的路上，骑着的三轮车钻到了大货车底下，当场人就没了。二表嫂不愿意拖累亲戚，想带着刘浩回乡下娘家。亲戚劝她不要回去，让她尽管放心地住在老房子里——城里好歹都比乡下强，再煎熬几年儿子就大了。二表嫂便留在了武汉。她从亲戚的餐馆里出来，自己在巷子口摆了个炸面窝的摊子，旁边是一桶热豆浆，一天赚上四五十块钱。她那时只盼着刘浩早点长大，考上大学，然后自己就回乡下老家一个人过日子去。姨妈同情她，帮她接送刘浩上下学。二表哥也同情她，早起上班前都帮她出摊子——那桶热豆浆也只有男人的力气才好端起来。二表哥虽然瘦小，但他端着那只沉甸甸的豆浆桶，“一步一沉地走到巷子口的样子，就像一座行走的大山”。2000年“三八”节，姨妈做媒，二表哥娶了二表嫂，没有大办酒席，只请了他们亲兄妹一起吃了顿饭，我们这些亲戚也是过了很久才知道。二表嫂说，她也不在乎这些形式，觉得只要二表哥对她和孩子好就够了。这一年二表哥已经43岁了，他工资低，交到二表嫂手里的存折上只有两万存款，满脸歉意。二表嫂无不感叹地说：“你二表哥啊，都不怎么用钱，常年穿着不合身的旧衣服，可总笑脸盈盈，满眼都是善意。”二表嫂带着刘浩从亲戚的房子里搬到了姨妈家，跟二表哥夫妻二人住阁楼。姨妈把卧室让给刘浩，自己则在小厅里支了张床，每晚闻着油烟味睡觉，还笑呵呵地说，“总算有孙子挨着睡觉了，多享福，那几个孙子都不如这个孙子招人疼”。二表哥花了一个周末，专门去家具市场转悠，买了一张当时流行的书桌和台灯放在卧室里，对刘浩说：“好好念书，争取考上武汉的好大学，让你妈过上好日子。”刘浩从前喊二表哥“伯伯”时，不知道有多亲热，可真成了一家人，亲近还是亲近，倒是很少张口称呼了。刘浩小升初时，二表哥对二表嫂说，想花些钱把孩子的户口转到武汉来，免得上初中还得交借读费。那时子女的户口大多是随女方的，也就是说，要转就得转两个人的，得花好几万。二表嫂不同意，她知道那几万块钱就是二表哥的半条命，她一直是鼓励刘浩要好好念书，听说考上大学就能转成城里户口了。不过，二表哥执意要转，“不能让我儿子因为农村户口让人看不起”。户口落定后，二表嫂想让刘浩改姓李，她认为这是对二表哥最好的回报。二表哥不同意，他说男人的本姓不能随便改，“姓什么不重要，重要的是要做一个有出息的人”。人总是有自私心的。姨妈总想让二表嫂再生一个孩子，无论男女，总归是二表哥亲生的就行。老人家无数次明示、暗示，二表嫂就是不表态。拖了三五年，眼看刘浩上了高中快要考大学，二表嫂还是没应允，姨妈心里就对儿媳妇有了隔阂，认为她跟自己的儿子不是一条心，又觉得是自己的儿子太老实，说服不了她。无论姨妈怎么说二表嫂的不是，二表嫂都不生气，姨妈前脚唠叨不停，她后脚就喊“妈”。只是二表哥总是沉默，好像这事与他无关。刘浩天资不算聪颖，但好在读书特别用功，武汉伢会玩的娱乐项目他一个都不会。饶是如此，他的成绩也始终处在班级的中游，几乎全无拔尖的时候。好在这孩子性子憨，总是不着急的样子，让二表哥看他是一百个信得足的眼神。刘浩高二那年，下晚自习回家，在巷子口被一辆小车撞倒在地。待二表哥两口子闻讯赶过去时，肇事车辆已逃之夭夭。二表哥站在路边拦车，路过的出租车一看血淋淋的现场，都不敢停留，旁边有人提醒打120，二表哥说等不及了。当下一辆的士驶过来时，二表哥在路边“咚”地一下就跪了：“师傅，帮个忙，救救我儿子，再不去医院，他这腿就废了……”的士司机是个好人，不但停了下来，还帮忙把刘浩往车上抬。二表哥怕血弄脏车座，脱下身上的汗衫，包住了刘浩受伤的左腿。的士一路飞奔到了最近的医院，一场大手术后，刘浩的腿保住了，但是由于天黑，巷子口路灯昏暗又没有监控，想要找到肇事车是不可能了，大几万块钱的医药费只能自己掏。那段日子里，二表嫂总是暗自落泪，觉得拖累了二表哥，“特别是那一跪，伤了他多少男人的元气”。然而除了事发当晚，二表嫂再也没在二表哥脸上看见着急的样子。刘浩在医院里洗澡、上卫生间的事，都是二表哥一手操持，每当邻床的病友家属夸刘浩脱了他的代、长得又高又帅时，二表哥那瘦削的肩膀总是挺了又挺，显得无比骄傲。刘浩因此耽误了高三年级一个月的课，回到学校以后学习更加拼命了，临近高考的那一两个月，简直成了一部学习机器。高考考完填录取志愿的时候，他填的都是武汉的大学。姨妈从刘浩上高三后，几乎每个月都去寺里拜佛，不知道花了多少香火钱。武汉人都说汉阳归元寺的菩萨最灵验，但姨妈年纪大了，腿脚不便，平日连巷子都很少出。于是她选择了离家近一些的汉口古德寺，说“菩萨都是一样的，心诚则灵”。到了2009年刘浩高考前一个月时，姨妈按照寺庙里面师傅的要求，吃了整整一个月素。刘浩最后考取的是武汉大学土木工程专业，所有老师都说，以他平时的成绩来看，他简直是一匹黑马中的黑马。录取通知书送达时，刘浩还在老巷子口帮他妈炸面窝，他拿着通知书飞一般地跑回家，因为他的奶奶已经望眼欲穿了。二表哥下班回家，姨妈颤颤巍巍地把录取通知书递到他面前，二表哥“笑得最少有五分钟合不上嘴”。吃晚饭时，刘浩突然提出，自己要改姓李。他毕恭毕敬地放下碗筷，起身对二表哥说：“爸，我觉得只有等我考上大学了，我才能有资格跟您姓。”二表哥望着二表嫂，不敢相信眼前的一切，他那又想哭又想笑的表情，令二表嫂终生难忘。而姨妈则当场老泪纵横。当晚，姨妈亲自给我另外3个表哥一一打了电话，说，“浩浩考上好大学，叫李浩了，做伯伯叔叔的，要随个大礼祝贺一下”。老太太一呼百应，第二天，那3个表哥各自拖家带口，十多口子人从四面八方赶回五彩三巷，各出5000元大红包。二表哥请一大家子人在六渡桥附近的一家大酒店吃了顿饭，从来不会喝酒的他跟兄弟们每个人干了一杯，喝得两腮粉红，那笑脸像春天的花儿一样好看。从此，这个家庭的一年只有一个季节——每一天都是这一家四口的春天。在接下来的行文中，我就应该称刘浩为李浩了，这个喊我“表姑”的孩子，我感觉他此时真的已经与我血脉相连了。李浩在整个大学期间几乎没跟家里要过生活费，奖学金和勤工俭学的收入就是他的经济来源。拿到第一笔奖学金时，他给二表哥买了一件浅色的夹克衫，因为他认为二表哥皮肤白，个子小，适合穿浅色衣服。姨妈对李浩说：“这是你爸长这么大岁数第一次穿新衣服。以前总是捡你大伯和叔叔们的衣服穿，他长得又矮，穿着总是不合身，现在他也有儿子疼了。”那一年是2010年，二表哥53岁，仍然在小学当保安，每天一大早出门上班前，先帮二表嫂出面窝摊子、端豆浆。有一天，他对二表嫂说，他要给儿子在武汉买套好房子，以备将来娶儿媳妇。那两年武汉房价正在飞升，均价在7000一平米左右。二表哥说他想在武昌东湖旁边买房：“那里离武汉大学近，有省政府机关，以后我孙子就要住在这样有文气的地方。不像汉口，太热闹了，总让人静不下心来。”这想法把二表嫂吓了一跳——她从来没有想到过买房子，以为这老巷子就是一辈子，支撑着供完李浩念完大学，已经是尽她最大的努力了。二表哥没有跟任何人商量，在他自己认为充满了文气的东湖边，订下了一套92平的三室两厅，首付20万，贷款45万，20年还清，月供2000。他是在办理最后手续的时候，才通知了李浩过来签字。李浩在接到二表哥电话的时候，才知道买房子的事。回家的路上，二表哥心平气和地告诉李浩：“首付当中有15万是我们家这么多年的积蓄，有5万块钱是找你大伯借的，以后就用我和你妈妈炸面窝卖豆浆的钱慢慢还，你大伯说不用还，但是你妈妈说一定要还。月供的2000，我现在一个月的工资就够了，过几年我退休后还可以领退休费，那时我还可以找另外一份工作，说不定工资会更高，73岁的时候，我就可以把贷款还清了。那时候，我孙子都有十来岁了吧，啊？你说呢？”后来李浩回忆说，二表哥从没有跟他说过这么多的话，以后也没有了。他知道这时候自己说什么话都是多余的，其实他从没想过离开汉口，他觉得他的根就在五彩三巷里。李浩大三时，喜欢上了同校一个来自湖南农村的女孩子。女孩子家姐妹5个，她最小，家里的条件可想而知。与此同时，有一个同系的武汉女孩子喜欢李浩。有一天，李浩问二表哥，应该怎么选择。二表哥说：“肯定选你自己喜欢的。”李浩说：“不，肯定是要选你觉得行的，因为这关系到你后半生的家庭幸福。”二表哥说：“那就选你喜欢的。”二表嫂避开李浩，对二表哥说：“应该选择武汉的女孩子，家里条件好，我们娘俩从农村来的，这么多年拖累你够多了啊。又去找一个农村来的媳妇，这以后有多累？”二表哥瞪了二表嫂一眼，脸色从未如此难看。越来越多的高楼，把五彩三巷包围得严严实实，巷子里住的人慢慢地都老了。他们的下一代当中有很多人都住进了高楼，有的房子就租给了从农村来武汉讨生活的人们，这让二表嫂的面窝豆浆生意一直持续兴隆，在李浩大学毕业的那一年，就还清了为了买房子借的大表哥的钱。这让二表哥长长地吁了一口气。“亲兄弟，明算账。”他总是用这样一句话来拒绝兄弟们的帮助。老房子裸露的红砖黑瓦以及“吱吱咯咯”作响的阁楼楼梯，像他们的日子一样平静温润。2013年李浩大学毕业，放弃了保研资格和一家深圳房地产公司的高薪招聘，进了本地一家省级建筑设计院。他说只想待在武汉，早一点工作赚钱。唯一让他遗憾的是，单位不在汉口，而是在武昌——当年二表哥为他买的房子就在离单位两站公交车的地方，相比同事们每天辗转一两个小时的上班路程，他觉得自己太幸运了。不过，李浩并没有立即住到武昌的新房子里面去，刚开始上班时，仍然每天往返武昌与汉口之间，只不过他让奶奶搬进了卧室，自己睡在小厅，一如奶奶当年对他的守护。二表哥当年买房时准备贷款还到73岁的计划，被李浩工作3年后的一大笔进账提前结束了。这一年二表哥正好退休，有了退休费，还可以继续在小学做保安，拿跟从前一样多的工资。一时间，二表哥的生活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宽裕到他直感叹：“这样的好日子，觉得活到100岁都不够。”李浩喜欢的女孩子终于成了二表哥的儿媳妇。2019年12月份，李浩媳妇怀孕5个月的时候，检查出来是双胞胎，这让80多岁的姨妈喜不自禁：“李家隔代一对双胞胎，哼！那几个孙儿孙女都不替我争气，还是浩浩的媳妇踏我的代！”（踏代，鄂中方言，原意指后辈的长相、智商方面遗传像长辈，后也延伸指行为、能力方面的“像”，还有“接班”的意思，反之则为脱代）二表哥承诺李浩，过完年就让二表嫂到武昌的房子里专门照顾怀孕的儿媳妇，他就留在老巷子里，也不去小学上班了，接下二表嫂的面窝豆浆摊子，每天赚多少是多少，还能照顾姨妈。等姨妈百年归世了，他就去武昌的房子里住，一心一意接送两个孙子上学放学，二表嫂在家里做饭，让李浩夫妻俩好好工作，“争取都在单位做个领导”。二表哥跟李浩说这番话时，是2020年元旦那天，李浩夫妻俩一起回老巷子吃饭。在二表哥的心里，新的一年得有一个新的打算，何况他的日子是这么美好。二表哥问李浩什么时候吃年饭，腊月二十八还是腊月三十？在家里吃还是在外面吃？尽管吃年饭上酒店已经是武汉人的习惯，但因为姨妈的坚持，二表哥一家人一直是在老巷子里吃年饭。李浩就说：“我们单位二十九才放假，那就三十吧，听奶奶的话，我们回家吃。”小学放寒假了，为了拿值班工资，二表哥主动申请了留校值班。几天后，他感觉身体不舒服，咳嗽不停，浑身没有力气。这是武汉一年中最湿冷的季节，二表哥以为是感冒，可买了药吃，也不见好。跟他对班的同事看他脸色实在不好，就跟学校保卫处的领导反映情况，让他回家休息。二表哥回家的那一天是1月17号，农历腊月二十三。二表嫂说吃药没有效果，那就去医院打针。他们去了离家最近的一家医院，只见候诊室里坐满了人，有部分人戴起了口罩。等了整整一个下午，医生快要下班时才叫到二表哥的号。验了血，说有炎症，打针消炎看看情况再说。医生说，现在病人太多了，他给二表哥开的都是一些常规的消炎药，一般社区门诊室都有，叮嘱：“把单子留好，今天这一针打完，后面两天就在社区诊所照单开药打针就行，如果过两天没有什么好转，再来看看。”消炎针打了3天，二表哥咳得更厉害了，还开始有些低烧。1月19号晚上10点，上班忙了一天的李浩得知情况后，第二天一大早赶在上班前回到了老巷子，催促二表哥赶紧住院治疗。他自己戴着口罩，也带过来一大包口罩，嘱咐奶奶别出门，嘱咐父母出门一定要戴口罩。他觉得跟老人们三言两语说不清楚，只是说现在生病的人都是有传染性的。李浩的心揪得紧紧的。他看到了媒体上关于医疗专家小组武汉之行的报道，但是他不敢断定，只是一个劲地催促二表哥赶紧住院。然而这时，医院已经没有病床了。单位放假之前实在是太忙了，从20号到22号，李浩穿梭在武昌与汉口之间，打了不知道多少个电话，找了他在武汉为数不多的熟人的熟人、朋友的朋友。他甚至学着二表哥当年在车祸现场为他舍下一切的样子，给某医院的院长双膝跪下，可除了换来一声同情的叹息，仍然求不到一张病床。22号晚上10点钟，李浩从武昌赶到汉口，又从汉口赶回武昌。这是父子俩最后一次见面。武汉在一夜之间封城，所有的交通工具都停止运行，李浩从武昌再也到不了汉口。穿城而过的长江，跨江而过的大桥，横穿三镇的地铁，四通八达的环城路，一切曾经的坦途，都成为他此时无法逾越的天堑。不，这些都不是天堑。真正的天堑，是二表哥在1月23号那天给他在电话里说的话：“你再也不要跑来跑去了，我晓得我这病是怎么回事。你要是真为了让我放心，就莫再来了，照顾好你媳妇，你要是不听话跑过来看老子，老子还死得快些。”第二天是大年三十，二表哥开始高烧不退，躺在床上时而清醒，时而糊涂。为了方便躺着打吊针，姨妈让二表哥躺在小厅的床上。此时的武汉，街上冷冷清清，社区诊所的医生据说也病了，二表嫂找不到能够帮忙的人。姨妈只能搬张靠椅，坐在二表哥床边，抓着他的手，“儿啊、乖的”，一遍又一遍地唤着。每个人都知道最后的结局将会是什么。对于二表嫂来说，那几天仿佛是一百年那么长，又仿佛是一秒钟那么短。李浩先是一天几个电话，后来连打电话的勇气也没有了。他从来不敢忤逆二表哥的话，就像没有考上大学之前不敢姓李。1月29号是正月初五，那一天的阳光很好，照在老巷子的红砖黑瓦上，那么温暖。早上8点，二表哥很平静地离开了这个世界，没有后来人们所说的像溺水一样的挣扎。二表嫂说，那一定是他舍不得他的老母亲和老婆难过，忍住了他自己的难过。社区的人接到二表嫂连哭带喊的电话，直接联系了殡仪馆的车。一只带拉链的像睡袋一样的白色袋子，就带走了二表哥。任凭姨妈怎么喊“我的二乖乖”，都留不住远去的那辆白色的车。二表哥走了，社区的人在他家的门上贴上了封条，说按规定与他密切接触的人必须居家隔离，如果过几天检查被感染，必须去医院。几天后，社区的人和医生上门做排查，姨妈和二表嫂的核酸检测都是阴性。医生说，这简直就是一个奇迹，有多少家庭都是一人感染，全家连带受累。二表嫂说：“你二表哥把这一家人的罪都背在他自己身上受了，是他保佑了我们这老老小小的平安。”直到社区的人陪着李浩去汉口殡仪馆领骨灰盒，这当中的68天，姨妈和二表嫂没有走出这老巷子窄小的老房子一步。婆媳俩相依为命，一直在絮絮叨叨地回忆着二表哥的种种事情。仿佛只有这样，他才能跟她们在一起，捱过冬天的最后几天，捱过春天的每一天。二表嫂唯一没有告诉她婆婆的是，不是她不愿意为二表哥生孩子，而是医生说二表哥这辈子没有福气生孩子。4月7号那一天，细雨纷纷。李浩捧着骨灰盒出了殡仪馆，大表哥开车带着二表嫂等在停车场里。社区的安排是出了殡仪馆直接去公墓安葬，李浩要求，能不能绕道一下武昌，他想让他媳妇抱着刚满月的一双儿子等在他家所在的小区门口，让他的父亲看一眼孙子，也让他的儿子看一眼爷爷。陪着李浩去的社区工作人员是老巷子的老邻居，点头答应了。车在小区门口停了5分钟，大表嫂带着李浩的媳妇，抱着双胞胎等在那里。李浩的媳妇一手抱一个孩子，恭恭敬敬地跪在地上鞠了3个躬。二表嫂在车里失声痛哭。二表嫂痛哭的声音，在低低矮矮的阁楼里显得很压抑。姨妈在楼下大声音说：“二媳妇呀，莫哭了，莫惊动了你男将（武汉人对丈夫的称呼）的魂魄。”姨妈一直认为二表哥的魂魄还在这屋子里，陪着她们婆媳俩。其实姨妈自己也总是在流眼泪，只是不出声音地哭。姨妈终于同意住到大表哥家里去，她觉得自己也不能一直拖累二表嫂，而是应该让二表嫂一心一意地去照顾她那一对重孙子，就像二表哥当初许诺李浩的话一样。这样一来，老巷子里的房子就空着了。大表哥当家，说这老房子以后怎么处理就是李浩的事情了，李家人谁也不准有意见，理由只有一个——那就是这房子是二表哥的。二表哥仿佛一直活在2020年的老巷子的春天里。他把他心里的春天，在那些平常的日子里，以简单的姿态送给了身边的亲人。他把2020年的春天，在那十几天艰难的日子里，以决绝的姿态留给了活着的亲人。所以，这人世间所有的春天，都属于他。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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