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
我大弟的故事要从上世纪80年代说起。1985年大一寒假，我回到家里，看到在镇里高中上高二的他从学校带回来了一堆的书：既有《哲学研究》、《研究生学报》之类的学术期刊，还有《百年孤独》、《变形记》这样的文学名著。我顿时头大：“你马上就高考了（当时教育改革，高中刚开始改为三年制，乡镇还保持两年制），当务之急是要学好课程。到了大学，什么书读不到？”他低头不语，但这不代表他认为自己错了——这是他一贯的样子。他小时成绩不错，老师和父母对他寄予厚望，他自己有些飘飘然。可他10岁那年，父亲去世，没了管教和约束后，他愈加自以为是，谁的话也听不进，成绩一年不如一年，期间还留过级。最后，高考成绩出来，他才考了200多分，连最低的中专录取线的一半都够不到。他想复读，母亲说什么也不愿意——当时家里除了我和他，下面还有大妹、小弟、小妹在上学，一家六口人全靠母亲一人经营那十多亩地，着实辛苦。“我让你们几个都上学。你上到高中毕业不错了，要是分数差个几十分，我还能让你复习，这差得跟王豁子嘴样，你又不下劲学，整天胡日派，再复习八年也是枉然！”母亲抱怨道。将近19岁的大弟拗不过母亲，便回家帮着干农活。过了一年多，母亲又托人给他说媳妇，东挪西借给他盖房子娶了亲。成了家的大弟，并不像其他农村孩子那样脚踏实地——麦收大忙季节，人们都起五更睡半夜抓紧午收，他就躺在床上睡大觉。母亲气急，拿手臂粗的木棍打他，棍都打断了，他就是不起床。大弟不以为意，总想着能跳出农门。过了两年，倒是真来了个机会。村子里来了一个歌舞团演出，大弟毛遂自荐说自己会唱歌，经人家考核同意，带着母亲给他置备的崭新缎被、棉衣，跟着歌舞团到外地演出去了。得知消息后，我心怀希望：他若能在这方面闯出一点名堂，哪怕参加喇叭班，能在红白喜事上给人演出，也是一条出路。然而，一个多月后，我便在宿舍楼下见到大弟。正值冬天，他穿着单薄的衣服在寒风中冻得瑟瑟发抖。“你怎么在这里？不去唱歌了吗？”我赶忙带他到食堂吃饭。“干不下去，每天饭都吃不饱。”他皱着眉头说。“这才多久？人家都能坚持你就不能坚持？”“挣不着钱，风餐露宿的，坚持下去也没什么前途。”我问他既然不干了，为什么不把铺盖、棉衣那些物什带回来，那可都是钱买的。他说自己是偷着出来的，背着大包容易被人阻拦。我不信他的话，他就是不知物力艰难，图自己轻快而已——就像高中毕业时，母亲磨破了嘴皮子，说家里经济困难，置办东西不容易，让他把宿舍里用的被子、胶鞋带回来，他死也不肯去。不去唱歌的大弟，便又回到家里务农，习性仍然不改，日子勉强能过。1991年，我在老家县城粮食局下属的饲料厂工作两年了，结婚一年多，刚怀上孩子。一天中午，大弟来了：“听说你们厂里在收玉米？”玉米是饲料加工的主要原料，厂里时常要收购，我便答道：“是啊，你问这个干什么？”“我见村里的一个人收玉米来这里卖，能赚钱，我也想干。”我怀疑他的能力：“人家有门路、有经验、有资金，你什么都不懂怎么收？质量你能把握住吗？保证不了质量别说赚钱了，弄不好还亏本呢！”他笑道：“你不是化验质量的吗？差不多你开单子不就行了吗？”“我也不能乱开，那是有化验依据的。再说，质检也不是我一个人，还有科长把关呢。先别说质量了，收粮食要大量的资金，你哪有钱收？”他说可以先从村里私人收购点赊欠，拉来这里卖掉后，再把钱给人家，自己赚个差价，等于空手套白狼。我咬着嘴唇沉思：他若真能干这个，挣点钱贴补家用也行啊。答应大弟后，我再三告诫他要保质、保量：“一项出了差错，别说赚钱了，亏都够你亏的。咱们可没钱。”每次他拉来玉米，我都要挺着大肚子跑前跑后帮他找人，怕保管员压斤扣秤，我给保管员赔笑脸；怕装卸工拖延，我说好话让他们及时卸货。有一次，他拉了一车货，卖完之后，兴奋地对我说：“这一车赚了不少钱，比以前哪一次赚得都多。”我也替他高兴，问是不是他买得便宜，所以差价高。但他却说发现了一个“窍门”：那时计量是随机抽几包，按最少的计算每包的重量，但是“漏包”（麻袋有破洞）不抽。他就在漏包上做文章，在收购点时不把漏包装满，按实际重量结算，来到了饲料厂后则按包算。我责备他：“这样投机取巧，万一被发现了，全部按最少的算，你不亏大了？你还是老老实实赚个差价稳当，不要想歪点子。”可我后来发现，他的歪心思，还不止这一个。那时仓库记录包数的方法还很原始——“发签”。每到卸货时，保管员就把一些竹签交给货主，每卸一包，货主递一只竹签给卸货的人，卸货人接过来把签交给保管员，或者丢到保管员身边。最后，数竹签的数量，来计算总包数。大弟熟悉了这个流程后，就动起了心眼。一次，卸货结束，保管员数完签，他脸色阴沉地说：“不对啊，怎么少了一包？”保管员说：“这不都在这儿吗？你在家拉的时候会不会少拉一包？”大弟说：“不会，可能是少发了一个签吧？”我一听也慌了——一个签就是一麻袋玉米，180斤啊。每斤玉米才赚1分钱左右的差价，刨掉运费，贩一车玉米也赚不来一袋玉米的钱！那还不亏了？我慌忙过来帮着保管员数签，数来数去，真是少一个。保管员提醒我们再往旁边找一找。大弟东找找西看看，又蹲下四处瞅，最后俯趴在地上，从磅秤下面掏出来一个竹签，微笑着交给保管员：“哦，原来是蹦到这磅称底下了。”我这才松了一口气。可事后他兴奋又神秘地告诉我，那个竹签是他趁人不注意，卸货前故意塞一个在磅秤下面的，这样能多算一包玉米。我瞪他一眼——但也不能拉他去把多拿到的钱还了惹一身麻烦，只能训斥了他一顿，让他下次不能再犯。饲料厂这样大量收购也就一两个月，满仓后，便通知停止收购。大弟那次赚了1000多元，相当于我一年的工资。所以，当他听说城里的一家酒厂收购红薯干，便赶紧催我给他联系熟人，他想如法炮制。我只好找到酒厂干会计的同学帮忙引荐，人家很快就同意了。这活儿不算累，只是卸货时，要货主自己把卸下来红薯干一包一包地倒在仓库里。几次以后，我发现大弟居然从家里带两个人来给他“倒包”。我知道了很生气：“也不知你一趟能赚几个钱，居然还雇两个工人，又不是让你从车上（把红薯干）扛下来，只是倒一下，你有必要又雇两个人吗？还没挣到钱就雇人干，真是大老板做派！”他只一句话就堵了我回来：“我自己倒包太累了！”大弟交售的红薯干质量还不错，验质、开票、取款都还顺利。只是有时酒厂资金不到位，须等上几天，才能拿到钱。这天，他又运来将近5吨的红薯干，成本在3000元左右，数目不小，酒厂叫他等几天再来拿钱。过了两天，会计让他还回家继续等着，说厂里正在想办法。他无奈回到我这儿，像霜打的茄子一样耷拉着头：“家里收购点的店主逼得紧，非要钱不可，我自己的钱全都垫付了。”“你难道不会跟人家解释，以前都及时给钱了。这次不过晚几天的事，就把你愁成这样？”我生气。他就站到院子里仰头望着天，很长时间一动不动的，就像个望天猴一样，一副拿不到钱就不走的架势：“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我回去先给人家，不然人家又逼我。”我气得没办法，真想劈脸掌他：“你怎么就这样磨合人呢？”我和丈夫上班两三年，经常要帮衬双方家里，省吃俭用存下的钱总共才1000多，只得把这个钱拿出来给了大弟才算完。后来酒厂资金到位，他把钱取回，给自己的小家买了电视机、录音机，只字不提还钱的事。一次他来，我提醒：“你看看我家里有什么，我和你姐夫从上班到现在就攒了这点钱。留着做家具用的，叫你一下子就花光了。”他不耐烦地说：“钱早晚都会还你的！”90年代初，粮食系统是众人向往的好单位，许多人托关系，想方设法想进入其中，人员逐年增多。为了让这么多人有活干、有饭吃，我们局里要求各下属单位搞多种经营，开源增效。饲料厂在城郊，搞养殖得天独厚，于是在场院往西买了几十亩土地，轰轰烈烈地建起养鸡场、养猪场、屠宰分割线、冷库，并调配了相应专业的大学毕业生负责各个项目。我因为专业对口，也从1992年开始负责养鸡场的工作。那几年，民营养殖业也如雨后春笋般生长。1996年，一个私人养鸡场的老板找到我，让我给他负责技术指导，承诺给我一定的报酬，并让我给他找个有点技术的饲养员。我这时想到，可以让初中毕业回家务农的小弟来干这份差事，也好存点老婆本儿。小弟虽然没养过鸡，但我可以不要老板的报酬，无偿给他技术指导。谁料大弟知道这个消息后，非要取而代之：“我早就想到城里找事干，不想在家养猪了。”那几年，他倒腾玉米和红薯干之余，还盖了几间猪舍，养了两头母猪和十几头育肥猪。“你来城里打工，家里那些猪怎么办？小王（弟媳）一个人，带着两个小孩，还要种地，怎么干得过来？”他说生猪行情时好时坏，不想再干了：“小猪喂出来，有时还不够本钱，白费劲。母猪下崽的时候，整夜都不能睡觉，辛苦得很，不是个好活。”“花那么多钱建的猪圈，还有那些猪，就都不要了？”劝他都是白费口舌，只要他不想干了，再说也没用。他执意把高价买来的母猪稀屎烂贱地处理掉，白搭了好些钱。如此，我只好让他去那家私人养鸡场了。没多久，他媳妇也要来城里，在我家，她责怪大弟说：“把家里一扔，拍拍屁股走了。我一个人在家里里外外弄不过来，那老板不是还要一个帮忙的吗？我来一起干好了。”“那你家里的地，还有孩子上学怎么办？”我问他们。“小雪让咱妈看着，她上二年级，给吃就行了；小毛蛋还不够（上学的）年龄，我们带着，不耽误干活。”于是，他们两口子把家里的地无偿分给亲戚种，带着儿子住在了养鸡场里。好在他们干得还算不错，有什么问题我也可以指导，因此老板给的工资也不错，我就松了一口气。一段时间后，他们觉得女儿小雪在家上学也不是长久之计，便打算把女儿转来城里上小学。听说直接转学比较困难，若是能从一年级开始报名比较容易。于是，弟弟便让我去找熟人，让小雪从一年级重新上。“小雪开学就上三年级了，再从一年级开始，不是白白耽误两年时间吗？”“小雪年底出生，在家里上学又早，就算从一年级重新上，也不算大。”“你俩现在干得还不错，有工资有住处。但万一有什么变故，这鸡场干不下去了，怎么办？”“能有啥变故呢？真不干这个了，再想别的办法，就是卖个青菜也比在农村强。反正是不回家种地了，地都送给别人了。”见他这样说，也考虑到侄女的教育问题不能松懈，又想到小弟刚结婚不久，母亲和他们小夫妻一起生活，时间长了也容易闹矛盾，我就托熟人在附近的小学给小雪报了名，从一年级重新上。可好景不长，养鸡场开张一年多后，那个老板看别的项目更赚钱，便改行不干了，大弟两口子也就失业了。他们倒没惆怅，大弟说他也不愿干这又累又脏的活儿，还说已经考察了市场，看人家卖青菜投入少、赚钱多。很快，他们两口子就在城郊租了一处房子，一家四口住在一起，买了三轮车，置备了各种家伙，做起菜贩子来。两个月后，大弟听说有一家人靠着自己泡豆芽这个小生意，在城郊建起了一座两层小楼——他心动了，说干就干。备好泡豆芽用的大缸以及所需要的设备后，大弟就让母亲趁农闲来帮他们。因为没有经验，起先买的豆子不符合要求，泡出来的豆芽粗大，不好卖，损失了不少；泡豆芽需要每天换水多次，天气热时如果换水不及时，豆芽就要“烧缸”，弟弟懒惰，经常偷懒，几缸豆芽都烂了。那段时间，弟媳每天一早就到市场去卖豆芽，中途让大弟去市场送一次豆芽，以免卖完了续不上。可是，大多时大弟就是不愿去，弟媳只好收摊自己回家去挑，一来一回，耽误了不少生意。时间长了，两口子三天两头吵架。一置气，弟媳也不出摊卖菜，税收、市场管理费白交了不说，好好的豆芽也白白扔掉。母亲气得发昏：“看你们干一点事，八个老几（很多人）帮着你。我每天给你们洗衣做饭，你还不上劲干。一家几口人，地不种，生意也不好好做，指望啥吃！”就这样，磕磕绊绊地卖了两年多豆芽，1999年，夫妻俩便扔下五六千块的大缸和设备，说什么也不愿干了。母亲又找到我，让我想办法让大弟来我鸡场里当饲养员：“都三十出头的人了，还是不成款（不成器），气死人，唉！”我心生怨愤，但也只得把4个饲养员辞掉1个，让大弟填空，月薪200多——我总不能让他们一家在城里饿着，他们没饭吃，我还得给他们钱吃饭。当时我家的日子过得也不算宽裕。由于政策影响，粮食市场放开，整个系统效益下滑，厂里已经慢慢陷入停产状态。各个产业鼓励员工承包，我便承包了下了养鸡场，还能勉强维持一些效益。而我孩子的爸爸1994年因故去世，再婚后的丈夫带来2个正在读书的孩子，家庭负担着实不轻。2001年春天，才在养鸡场干了一年多的大弟，又不愿意干了：“凭着这样打工，什么时候也发不了财。”他想租下养鸡场后面的那块地种菜：“在菜地里搭个简易工棚，一家都搬过来住，一节约了房租钱，二不耽误种菜，一举两得。”我对他的想法嗤之以鼻，没想到他动作倒快，很快便找到农户谈租地的事。那块地总共5亩，分属于3家农户，人家张口就要租金每亩900块——那时农村租地不过200块一亩，他像租不到地似的，连价都不还，直接应了。初步谈了意向之后，他就来找我。我极力反对：“你自己家里十多亩地不种，在这里花高价租地种，你这不是异想天开吗？”“家离城里远，卖菜不方便。”他抠着手指说。“村子旁边就是集市，怎么卖菜不方便？”他说那集市太小，“吸收不了我的菜”。我压着火气给他分析，种菜要挣钱，就需要种些反季节菜，既要大量的资金投入，也要专业技术。他便回我，“我就种当季菜”。 “种当季菜？等你的菜上市了，大家都上市了，卖不上钱。再说，那么高的租金，你种龙肉估计都回不了本，甭说当季菜了！你们两个人，给人打工，一年也挣好几千，只要出力就行了。你干这个，出力花钱不讨好——再说了，你的钱从哪来？不会从一开始就想着问我借吧？”“当然得问你借，不问你借，我哪有这么多钱？”他理直气壮。我气极了：“没钱你就不干，借钱我没有！你要是有钱，随你怎么折腾，别找我！”大弟一意孤行，认准了种菜能发财，跟人家签了5年的租地合同。一年的租金、青苗费就花了七八千块——这几乎是他们一家全部的积蓄。种菜还没开始，钱倒花得差不多了。他把先前租的房子退了，在菜地中间搭了一间简易庵棚，把他泡豆芽的盆盆罐罐都拉了来，一家人住在庵棚里。也难怪，农户们私下损他：“傻X一个！种菜能赚钱，我们自己不会种还会租给你？神经病！”搬过来后，大弟才发现这块土地没有合适的水源，还需花上两三千在地里打井。另外，种子、菜苗，都是实打实的投入，他完全掏不出钱了。他又来问我借钱，虽在意料之中，但我仍然气得没办法：“我没钱借给你，一分也没有！”“合同签了，租金也给了，还能不干吗？你借给我几千块钱，我打井，再买些必须的东西，尽快种上菜，还能赶上早市卖个好价钱。”“你明知道自己没钱为什么还租那么多地？少租一点，先试试不行吗？”我气不打一处来，依着我心里最真实的想法，他最好趁早撤伙不干，干下去只会赔得更多，“你还签了5年的合同，我把话先撂在这儿：你如果能干满1年，我爬给你看！”他坐在我家的简易沙发上不吭声，又想跟以前一样，不借钱给他就不走，而借走的钱从来没还过。“但凡有一点希望赚钱的事，我不借给你，你可以怪我。可这是明摆着出钱出力又不赚钱的事，你投进去多少都是亏的。”我下了最后通牒，“我实在没钱给你败了，你该向谁借向谁借去，别整天就像毒蛇一样，死缠着我！”他又默默坐了一会，仰天叹了一声，气哼哼地走了。第二天，大弟带着母亲从乡下来了我家，母亲说：“看他们两口子这次干劲怪大的，你就借给他，让他先干起来。要是不干了，那花出去的钱，不就白费了吗？”“借给他都是害他！他没钱干不起来，还少赔些！”母亲无奈地说：“他们两人一头的劲，就让他们试试呗……”“你还不知道他们？试试？那试的都是钱！”大弟就在一旁坐着，默不作声，看样子，不给他钱他就不打算走。我只能赌气把留着买饲料的几千块钱拿给了他，嘴上数落他：“我还是那句话，你若能干满1年，我都爬给你看！当然了，你借钱根本就没打算还。”弟弟拿着我的钱，搭了一个简易大棚，种了点西红柿、辣椒、豆角之类的大路货。租的地还没利用一半，剩下的就白白闲置长荒草。正当他的菜快要上市的时候，电机抽不出水了，到处检查也没发现原因，他顺着电路查看，原来电被人从养鸡场墙头那里掐断了。弟弟气急败坏地质问我为什么把他的电断了。我毫不知情，就找到饲料厂管后勤的主任问情况，主任说：“正要跟你说呢，你弟弟偷接厂里的电，要罚款400元，让他快交上来，不然就要报警。”原来，是有人向领导举报，说大弟在养殖场后面种菜，一天到晚浇水，从厂里偷电，于是办公室领导让电工给他把电掐断了。“鸡场是我承包的，他从养殖厂里接的电，算在我的成本里。怎么能说是偷厂里的电呢？”我据理力争。主任说：“不打招呼就从厂里接电，不是偷是干什么？你们养殖场的电不都是从厂里接的吗？”“要不让他直接把电费交到财务上？不要罚款了。”我只好服软。主任说：“不行，厂里又不卖电。罚款就是惩戒的意思。”我心想，厂里从1998年开始处于停产半状态，好多空仓库租给外人做加工厂，欠的电费多少万都不去要，还要公司里继续给他们垫付，不知这里面有多少猫腻呢！公司保卫科的人叫我通知大弟按时交罚款，否则就让派出所去抓他。他没有钱，我只好替他交了几百元的罚款，还落个猪八戒照镜子自找难看。我真是气得想摔头还找不着硬地。没了电，就没办法抽水浇菜，眼看菜就要干死。大弟又来问我要钱，说要买一台柴油机发电，需要2000多块。“我再没有钱给你了，单位里大半年没发工资了，哪儿有钱给你？你另外想办法吧。你看看，我都快成甲虫了！”接下来他的话能把我气死：“你成卡夫卡更好！没有钱你去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菜已经两天没浇水了，现在天又热，总不能眼看着那些菜干死吧？”没有钱你给我借去，你总比我有办法——这话我太熟悉了。我歪着头大喊：“你明知自己没本钱，不让你干你非要干，凭什么没钱就管我要？”这时，他发怒道：“你当初就不该上这个大学，就应该让我去上！”我目瞪口呆：“怎么我不该上，就该让你上？是咱们同时考上了，没让你上还是怎么的？”他振振有词：“你上了大学，给家里中什么用了？姊们几个谁沾你一点光了？你帮着谁什么忙了？”“还要我怎么帮你？以前哪一次没帮你？不都是白扔钱？”我怒不可遏。“我要是上了大学，分到单位，当个一把手，在单位里我不就说一不二了？我就能把兄弟姐妹安排得明明白白的。你看我们庄另一个中专生，人家连七大姑八大姨都安排好了。你看看你！”我惊愕得下巴快掉地下了。他不耐烦地说：“好了好了，不说那些了，你看怎么办吧！我那些菜眼看浇不上水快干死了，你不借钱给我买柴油机，就眼睁睁看着我的菜干死？”“你那些菜，就是到最后也卖不了多少钱。不如卷旗收兵，还少亏一台柴油机钱，还少费几个月的功夫。”“买了柴油机继续干，以后不就挣着钱了吗？”实在被缠得没办法，只得又给他几千块。这年端午节，天气炽热，想着小雪姐弟俩跟着这样的父母真是受罪，我便买了些肉和菜，送到他们的庵棚里。大热天，大弟两口子在太阳底下侍弄蔬菜，看着倒也辛苦。他们住的庵棚里像蒸笼一样，小雪姐弟俩就睡在大床下面，以图一点阴凉。过了一阵，他们的西红柿上市，然而市场同类菜品能压塌了街。弟媳天天冒着暑热去菜场卖菜，两毛钱一斤也卖不掉几个。她愁容满面对我说：“这真难卖。”我无可奈何：“说的你们又不听，现在知道难卖了？”他们两口子指望着那片豆角能卖上个好价钱，可是，上市前，豆角生了许多腻虫。大弟买了农药打了两次，怎么也控制不住。眼见辛苦劳作成果就要白费，他仰天叹道：怎么干什么事就这么难呢？两人都像泄了气的皮球，又想撒手不管了。9月初，农户们又来要下一年的地租，大弟争辩说：“交了一年的钱还没干半年，怎么又要下年的钱？”对方说：“必须提前给，不给不行！”大弟没钱，又不会跟人家讲理，就把新买的柴油机抵给人家，然后就撤伙不干了。我很是生气：“既然不打算干了，为什么还要给人家柴油机？买这机器，你借我的钱，还没还呢！你倒好，宁可给人家。你交了一年的钱，还没种半年，你走了也不耽误他们接着种秋季庄稼！”母亲也气得要命：“这样不长脑子的人有啥法……”前后不过半年的时间，上万块扔出去了，大弟毫不在意，一走了之到南方打工去了，完全不像一个36岁的人。留下的烂摊子，只能由母亲和我善后。为了小孩上学方便，弟媳在学校附近找了一间低矮的平房。我和母亲趁夜里帮着她从菜地里搬了家，怕农户知道了追要下一年的租金。没多久，弟媳让母亲在出租屋里操持两个小孩上学，自己也去大弟打工的地方了。大半年过去了，他们没给家里寄过一分钱。我只能经常给钱给物，维持母亲和小雪姐弟俩的生活。大弟走后的两年，我去局里筹建的一个国家粮食储备库上班，还算稳定。可到了2003年，我也下岗了，靠打零工为生。大弟两口子在南方起初是怎么谋生的我也不太清楚，只知道很久以后，他们在一个夜市摆摊卖一些玩具百货之类的，生意还不错。 一晃到了2008年，有一次，大弟给我打来电话，听声音似乎他心情不错：“咱妈一辈子受苦，手里从来没有过钱，我打算给咱妈专门存一个存折，每月往里面存一定的钱，回去后给她，也让她高兴高兴。”那几年应该是他人生的高光时刻。我想，真难得他还有这份孝心，只希望他越来越好。可他到底还是个不安分的人，老想着当老板挣大钱，没多久又说要开厂子生产加工廉价的背包袋。但他没有足够的资金，又是老样子，老找我借钱：“生产加工这种背包袋子，一个就能挣几毛钱，我请几个工人，一天能加工上千个。这样算下来，一年就能发大财。”我告诉他，账不是这样算的：“你有组织人员生产的能力吗？你有销售渠道吗？杂七杂八地算下来，还不如你老老实实摆摊卖货的好。”他又恢复了从前耍赖的样子，非要我借钱不可：“一个好汉还三个帮呢，干事业没人帮怎么行？”当时正值金融危机，我在股市里的钱以每天万元的速度在缩水。反正钱在股市这样损失也不是办法，在他反复缠磨下，我割肉卖出一些股票，给了他几万块。后来，他又因手头资金周转不过来，三番两次地缠着我借钱，说给我一分的利息，每月打过来。我只好陆续又给了他几万。利息只给了我几个月，后来就没有给了，说本息一起给我。可是一晃几年过去了，本钱也没有还，再见时，大弟的人已经在传销窝点里——2012年春天，我在北京打工，他几次三番给我打电话，说他生意要扩大经营，请我去给他帮忙搞管理，我听信了他的话，辞掉了北京的工作，去了之后，才知道他在搞传销。我本来对传销是极力排斥，但是经过他们组织内的强大洗脑攻势，我竟然也鬼使神差地相信了。一年后，我们幡然醒悟，出来后，都元气大伤。后面几年，大弟再没怎么和我联系。我也去了外地打工，过着漂泊不定的生活。 我以为传销的事儿后，他应该懂得脚踏实地，不能再幻想那些不切实际的事了，毕竟，也快到知天命的年纪了。今年春节期间，听说大弟于去年下半年在南方某地包了一块山头，搞养殖，饲养土鸡，卖土鸡蛋。弟媳说，他这几年打工，每次都不长久，钱花完了找地方干两三个月，随后又辞职。他总说：“打工再怎么样也发不了财，我就是要饭也不愿打工。”我心中起疑：按说，他这种情况怎么也不可能攒下钱的，怎么突然就能包山头养鸡呢？但转念一想，这些年，他没还钱给我，但再也没问我要钱了，或许他也知道他大姐我这些年过得也并不如意吧。鉴于他在创业之初，我也不好催他还欠我的6万多，只祈祷他这次别再亏了。可是不久，让我吐血的消息又传来了：养鸡“大业”又被他像扔破烂一样扔掉了，他在另外一个地方又包了几十亩地，买拖拉机等等大型农业机械，要搞种植。我本想关心他一下，毕竟，他也是50多岁的人了，想跟他说不要瞎折腾了，踏踏实实干点力所能及的事，有饭吃有衣穿就行了。至于借我的钱，我也没打算这时候要他还，多半就是做慈善了。可我拨通他电话，还没问他近况如何，他扑头就指责我：“那时候，我在你养鸡场后面种菜，你要是多支持我点，我也不会到现在这样……”我气得要命，挂断电话，把手机摔在床上。我以为他会反思自己，吸取教训，认识到自己的错误。没想到他还是认为自己没有错，都是别人没帮他到位造成的。今年4月中旬，晚上下班回到宿舍，我看到舅舅的未接电话，还有一条微信：“有急事，速回电。”电话打通后，舅舅急切地说有网络借贷平台的人给他打电话，说大弟在他们那里借了钱，现在找不到人。而大弟在平台上留的是舅舅的电话。“这个孩子，怎么会留我的电话给人家？”那一刻，我恍然大悟，终于知道他养鸡和种植的钱是从哪里来的了。放下电话，我从鼻子里笑出声来。我没去深究，也不想再过问——外孙女都上幼儿园了，大弟还是这样不切实际，估计这辈子都改不了。只是，我这个当姐姐的，也再不想操心了。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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