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岁偷渡美国：穿过边境的刀山火海，我真的能留下来吗丨人间

他们是被消音的一群人：受教育水平低、缺少媒体的渠道，更不会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苦难不符合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岁月静好、却又焦虑难安的口味。

配图 | 视觉中国

前    言

因为研究的关系，过去几年，我曾在美国的华人社区深度接触过数以千计的底层华裔移民，听他们给我讲述了五花八门的偷渡经历。

从2010年的夏天，跟随蛇头离开了家乡，到2011新年伊始， 故事的主人公终于抵达了彼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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偷渡，在我20岁那一年丨终篇

村里的媒婆说，她去美国是做餐馆老板娘的命

我走的那天有点毛毛雨，可当时墨西哥城本是旱季，本不该下雨。

大家刚到达的那段日子，基本上天天都有一场倾盆大雨，那也是大家关系最糟糕的一段时候。等到进入11月，拨云见日，秋高气爽，整个城市也都进入了节日季——虽然被关在房间里无缘与会，但空气中弥漫的欢乐气氛，还是让我们每个人都充满愉悦。

小宁走后，是我整个偷渡行程中最开心的一段时间。每隔几天，墨西哥小弟会去超市给我们买一堆鸡蛋蔬菜水果肉，有些名字我们也都叫不出来。混久了，我们也会比划着告诉他们我们要什么不要什么，有的时候自己做了菜还会请他一块来吃。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我喜欢上了做饭，或者说是，喜欢上了做饭的人。

虽然出国打餐馆是最常听到的出路，但从小我和哥哥都没怎么学过做饭。我们没心思学，我妈也不上心教。直到我临走前的几个月，我妈才试图让我临阵磨枪——这还是我表叔告诉她，我哥因为啥都不会，刚去只能做工资最低的捡菜工，她才因此有了危机感，觉得我过去了起码得从切菜工或者帮厨做起。

可一直到走之前，我做的西红柿炒蛋也就只有自己能勉强吃下去。

好在刚到墨西哥头几个月，大家都没什么下厨的心思。人一多，工作分配就很难，每天谁洗碗谁擦桌子，都要争斗一番。随着赵哥和小宁先后离开，我们剩下的3个人反倒容易相处了，分工也固定了：王姐主厨掌勺，我帮厨切菜，老陈打杂洗碗。

其实老陈显然比我更适合帮厨，但王姐为了“提拔”、“帮助”我，愣是把老陈支开做杂活去了，老陈倒也没什么意见。

慢慢的，生活竟然有了一丝恬适的意味。我和王姐就好像一步迈入了同居情侣的生活，一起做饭、洗衣、打扫卫生，忙完了就窝在沙发上刷剧，偶尔一起洗菜做饭，也会聊聊以前的事情。

王姐告诉我，她家里姐弟6个，她排老三。爷爷奶奶传统观念极强，叔伯们都有儿子，偏偏她母亲“不争气”。80年代中期，村里刚开始搞土地承包，分到的田地多寡也是男女有别的，家里没男丁，不仅会被亲友瞧不起，分家也会处于劣势，“连以后扳本的机会都没有了”。

当时他们村里的计生政策是，如果第一胎是女孩，那么3年后可以再生一个，生完就要结扎。王姐母亲二胎生下来又是个女孩，她父亲连夜将她母亲从病床上推下来，连刚生下的二女儿都没管。后来，她母亲在隔壁县的舅妈家躲到了第三个月，才再次见到了被亲戚偷送过来的二女儿，那时候，王姐已经在她母亲的肚子里了。

此后很多年，王姐一家人东躲西藏，几个女儿都曾先后被送出去寄养、甚至过继到亲戚家，王姐最长有近一年时间没有见过自己父母。而因为一直是“黑户”，她直到9岁才托关系找了一间小学“借读”。1999年，已经跑到广东湛江的王姐父母终于生了一个儿子，在给儿子上户口的时候，才给其他5个女儿也上了户口。

因为童年经历坎坷，王姐独立生活的能力极强，很会察言观色。她说自己很小的时候就能烧得一手好菜，早年村里还有媒婆说，王姐是去美国做餐馆老板娘的命，谁娶了她生意就成功了一半了。

听罢，我也深以为然。

天气凉爽后，我们常去后院休憩，搬把椅子，在门廊上一坐就是一个下午，听外面人过节的声音。不需要考虑未来，也不受过去的束缚，就这样一天又一天。

那甜蜜的蛋酒和生活，总有结束的一天

元旦那天，久未露面的墨镜哥来了，还带来了一种叫“蛋酒”的饮料，说是这里只有过节期间才有的卖。我尝了尝，很甜，像是桂花酒酿冲蛋。

觥筹交错间，墨镜哥突然跟我说：“阿俊，车票已经给你买了，过几天就去美国。”

“幸福”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怎么接。倒是王姐反应快，举起酒杯就说：“那真得庆祝一下了，阿俊，喝！”然后一仰头干了一杯。

我还是有点懵，王姐又说：“还不赶紧敬大哥一杯？”我这才端起酒杯，低头、双手高举过顶，和墨镜哥碰了一杯。转身，我和王姐也喝了一杯，喝这杯酒时，我眼睛根本没有离开过王姐，心中五味杂陈，可她似乎总在回避我的目光。我又和老陈喝了一杯，三杯酒下肚，很快就有了醉意。

大家又聊了好久，不外乎就是预祝在美国发大财之类的吉利话。还说现在美国中餐馆开的比麦当劳还多，找工作肯定不成问题，只要勤劳肯干，赚钱是肯定的。

前后吃了两个多小时，墨镜哥起身要走，我一路送到门口。临走，他趁着酒劲开我玩笑：“走之前，把该做的事做了。”然后嘴巴朝着正在收拾桌子的王姐努了努，我尴尬得脸上直发烫。

关了门后，我赶忙去收拾碗筷，老陈贪杯又不胜酒力，打碎了一个盘子，回偏厅休息了。回头看王姐，她还在厨房忙碌，我接手开始洗脏碗。我没敢多看她，只听她叹了一口气，洗了洗手，转身出去了。

我洗碗洗得有些慌，想赶紧洗完，又想永远洗不完。墨镜哥的意思我懂，但我心里毫无准备，这样每天开开心心看电视吃饭过日子，终究是不可持续的。大家都还要工作，还有天文数字的债务要还。我不知道王姐借了多少，我是全家七八个亲朋好友好不容易凑来了6万5千美元。如今，这些钱静静地躺在我妈的户头上，等着我一入境美国，就要打给蛇头。

洗完碗走出来，王姐正在看电视，看我出来，便招招手让我坐过去。过了好久，才开口说：“我累了，酒有点上头，去睡了，明天帮你收拾东西吧，你看你卧室乱的跟狗窝一样。”

我讪讪地笑了笑，看着她站起身，略带摇晃地回了卧室。门关上的那一刻，我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是怎样的心情。

但直到今天，我还记得那晚蛋酒的味道。

再次喝到蛋酒，已经是2014年的圣诞节前夕。我开始准备筹划办身份，便四处和人打听该做什么准备。

“你去了教会没有？”一个刚刚受洗的老乡问我，我说没。“那你还不赶紧？你不去满一个月、拿不到教会证明，律师楼就算收齐了这些材料也不会给你处理的，因为你很可能会两手空空去移民局问话。” 

我一听就急了，匆匆忙忙也没有多问，就找老板请了假，打算周末去找个教会投奔。可一出门就傻了：打开地图软件，这么一个几千人的小村子，周围居然有20多家教堂：浸信会、长老会、卫理公会……形形色色，我不知道该去哪个，最后决定步行去最近的那个。

到的时候，一群白人正在教堂后面搞圣诞聚餐。我“像一个迷路羔羊般”的出现，让他们既意外又欢喜，都激动地来跟我握手，叽里咕噜地说着我听不懂的英语，我猜大都是些欢迎的话吧。

几个胖墩墩的女教友塞给我一个盘子，里面摆满了糖霜包裹着的饼干，然后又引着我去一个自助领餐的大桌子，上面有各式各样的家常菜肴。最后在拿饮料的地方发现了这个黏糊糊的老朋友：蛋酒。

“蛋酒……只有……圣诞。”一个很热心的教友向我解释。我笑着点点头，开心地和“新朋友们”碰杯，嘴里不停地重复：“Thank you.”

那天，我记住了这个蛋酒的牌子，晚上去超市买了一瓶，回到住处一个人打开，喝着喝着就醉了。

朦胧中，2011年的记忆就扑面而来。

走出这个关了我四个多月的房子，我要一个人上路了

第二天一早，我还带着前一日的宿醉。

“起来了吗？”外面传来王姐的声音，“我做个扁肉燕，刷了牙过来吃，我去给你收拾东西”。

“真的？！”我一时不敢相信。扁肉燕是我们那里的特色小吃，我知道前阵子王姐托墨西哥小弟帮忙买了面粉，想不到今天竟然就吃到了扁肉燕。

箭步蹦到桌前，老陈已经吃完了，连连称赞王姐手艺好，说吃到了家乡味。

等我吃完两大碗，王姐还在帮我收拾东西，我插不上手，就在一旁看着她麻利地把我的衣服全部摊开、折好、塞进包里。我都不知道自己那个小背包能塞这么多东西。

“大件的牛仔裤和外套在最下面，常换洗的内衣裤在上面，药在外面的兜儿，钱夹在外套里面口袋……”她飞速跟我解释，“这几天多休息吧，接下来应该会很辛苦吧。” 

我坐到床边，看着收拾好的行囊，有点发木：我就要去一个人美国了？

晚上墨镜哥又来了，一进门，看看我，看看王姐，使了个眼色，我回避了，他一边伸手拍了拍我的肩膀，一边呵呵呵地路过。我们在我的卧室坐下，关上门。

“明天坐大巴，去蒙特雷。”（Monterrey，墨西哥第三大城市，位于墨西哥东北部，与美国特克萨斯州相接）

我没有说话，他继续说：“你坐在后面，周围有人照应，但我们不会告诉你是谁，你自己也别想着去找，反正有事情他们会处理。

“路上时不时会有查岗的，查证件的。你没有，但别慌，照应的人会去打点的。但只要看到车没有在服务区停下来，你就去‘上厕所’，那里有暗门通到下面的行李厢，在那里躲好，等到了下一个服务区再出来。

“到了蒙特雷，会有人接应。你会在另一个房子待一阵，他们说不会久，最多就三四天，你们就会出发去边境。”

“去德州吗？”我怯生生地问。

“对，德州。我们从河那里过去，应该是晚上，看他们准备情况，要么是皮划艇，要么是游泳圈，或者是大轮胎。会游泳么？”

“会。”

终于到了要游泳的时候了，我都感觉到肾上腺素正在喷射进我的血液。

“过河就是一路走，Coyote（土狼）会带着你们，跟紧了，他不会说中文，甚至不见得会回头看你，别走丢了。他会带你去指定的地方。”

“过河需要多久？”我问。

“20分钟吧。”

“深吗？”

“看安排，有的地方浅的能淌水过去。”

“深的呢？”

“你有船怕什么？”

“好。”

“那我走了，一路平安。”

“谢谢哥。”

我又送他到了门口，看他消失在夜色中。

关上门，回到客厅，老陈和王姐都还在自己的房间。一股前所未有的孤独感席卷了我，马上又要踏上未知的凶险前程，我腿肚子不自觉地颤抖起来。我走到王姐卧室的门口，呆立良久，终究还是没有敲门，回了自己房间，往床上一扑，不争气地哭了起来。

这一晚我翻来覆去，4点多才睡着，6点就醒了。走出卧室迎面碰到王姐，她似乎也很疲倦，连打着哈欠。我正要和她打招呼，她突然走上前抱住了我，我毫无准备，举着双手不知道往哪里放。还没等我反应过来，她已经松开了，绕开我往洗手间走去。

餐桌上放着王姐刚做好的扁肉燕，我又囫囵吞了一碗。往后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无法忘记王姐的扁肉燕的味道。

门口响起脚步声，我猜是墨镜哥来了，赶紧去开门。

“东西收好了没？”墨镜哥劈面就问。

“收好了。”

“那就走吧。”

这时候老陈也迷迷瞪瞪地进了客厅：“阿俊路上小心啊。”

“知道了。”我头也不回地说。

“那……我们美国见？”王姐试探性地问了一句。

“纽约见，怡东楼！”（怡东楼，纽约唐人街著名的福州人聚点）我定了定神，回头斩钉截铁地对她说。

“走吧！”墨镜哥催促道，我扛起包，迎着朝阳，就这样离开了这个关了我4个多月的小房子。

躲在大巴车的行李仓，听大家呼喊着“America”

墨西哥城还没从昨夜的梦中醒来，大概十几分钟之后，我们就到了一个标识很不明显的大巴站点。

墨镜哥从副驾驶位转过身来，伸手递给我车票，问我：“说的都还记得吧？”我点点头。他空着的手摆出握手的姿势，我赶紧伸过去握住。

“那祝你好运了。” 

车站挤满了身材矮小的墨西哥人，不少人都单手抓着他们的大帽子，在一片无序中急着上车。但真进了人群才发现，想上车还不太容易。我的小身板挤了没一会儿，就看着身边敦实的墨西哥人一个个挤到我前面，而我自己反倒马上要被挤出人群了。

我高举着票大喊：“Here！Here！Amigo！”这才引起了检票员的注意，不知道他跟迎上来的墨西哥人说了什么，大家就都很不情愿地给我让开了一条窄窄的通道，我侧着身子挤了过去，来到检票员面前。

“America？”他似笑非笑地看着我。

我没反应过来，他已经从我手上扯过了票，推着我肩膀让我上了车。检票员回头跟其他人不知道说笑了什么，周围人发出了欢快的声音，我听不懂，只听懂一个词：“America！”

很快，车上就放起了欢快的墨西哥舞曲，时不时还有人跟着大声哼唱，偶尔会打个呼哨。过了一会儿，一个背着吉他的年轻人直接站在椅子上弹了起来，车厢里掌声如雷，大呼小叫，我就像置身一个小型演唱会现场。

车发动了，歌手回到位子，只剩下舞曲继续从前面的喇叭中传来。在有节奏的音乐伴奏下，加上城区路段还算平整，车开得又快又稳，一夜没睡的我抱着包，很快就睡着了。

睡睡醒醒，大概过了午后，几个颠簸忽然把我脑袋狠狠砸在前排的椅子上。我起身四处张望了一番，又蜷回座位上。没一会儿，车速就慢了下来，车后传来一阵阵警笛声。我抱起包马上站了起来，四处找厕所。这时候，忽然有个人拉住我衣服，把我带到最后一排，他把座位上的人轰起来，不知道扳了什么地方，椅背就倒下了，后面是一个黑乎乎的方洞，那人用手一指，意思是让我进去。

我正琢磨着怎么爬过去，他就一把扯过我的包，直接把我推到了洞口。我猫着腰、把脑袋探进去看，原来这里直连着车厢下方的行李仓，那人又在后面推我，我赶紧跳进行李仓里，胳膊重重地砸在车底部。上面的光线马上就消失了，车也停了下来。

我小心翼翼地爬起来，头顶上的车厢很快嘈杂起来，喇叭关了，有人的呵斥声，还有几个人穿着皮鞋的脚步声，沿着过道一路慢慢走向车尾，声音很大，到车尾的时候，有密集的交谈，声音忽大忽小，叽里咕噜说了半天，那些脚步声便折返回去了。

前面又传来发动机启动的声音。上面的人似乎忘记了我，当然我也不想再上去了，省得又有人检查，我还得下来。

但很快我就发现，留在行李仓是一个非常愚蠢的决定。这里没有座椅，也没有把手，在黑暗中根本坐不稳，车子开动以后我在下面打了几个翻，几次撞在其他人的行李上。我四处乱抓，好不容易摸到一个支架，试图牢牢抓住，但支架并不好握，车一颠簸就会被震到脱手。不得已，我只好把胳膊穿过支架，扭回来勾着，这才算人车合一了。

黑暗让旅程显得无比漫长。不知道过了多久，车终于停了，我也被撞得晕头转向。等司机打开行李仓，我才看到外面微弱的光——太阳已经快要下山，只有地平线还有点昏黄。

我手脚并用地往出爬，快爬出来时发现没有拿包，又挣扎着爬回去找，拿着包爬出了车，我一屁股坐在地上，看到自己衬衫的右臂到腋窝下，被撕出一条一条的口子来，胳膊上多处破皮出血，牛仔裤勾破了好几个洞，腿上也都是深深浅浅的伤口。脸上似乎也撞青了好几处，摸着很疼。

这时候有人伸了一只手到我面前。四周很暗，我看不清，但还是两手抓着他，腿拼命在地上蹬着，勉强站起。那人拎着我的包，另一只手指着不远处的一辆小轿车，示意我过去。我一步一蹒跚地走着，他似乎不耐烦了，半推半扯地把我带到车前，我费了好大劲才蹭上了车。

等车开了起来，经过了一个指示牌，我认出了前三个字母：MON。

我到蒙特雷了。

跟着Coyote，在贫民窟里等待着最后一刻的到来

临走前，当墨镜哥第一次给我提起“土狼”的时候，我并没有任何反应。我不知道这个词是什么意思，也不太关心，只是大概猜测这是一个代号或绰号，形容的是那个在蒙特雷接应我的人。

等坐在轿车里，第一次认真打量这个“土狼”，我很快就发觉他身上有一股和墨镜哥不同的气质。墨镜哥给人一种阴翳的感觉，正常人的外表下有着江湖人的狠辣劲，但平时不轻易显露出来；而土狼则不同，光是扫人一眼就仿佛砍人一刀，每次他和我说话，我都忍不住哆嗦。

待多年后知道这名字的来历，我才明白：蛇头、土狼，或许各自就该是这个形象。（土狼，Coyote，专指美墨边境以非法偷渡中美洲移民为业的“人口走私者”。）

车在黑暗中行驶，也没有路灯，我除了远近的影影绰绰，什么都看不见。夜越来越沉，两个多小时后，车子停下了。土狼仍旧一句话也不说，带着我进了一个外表看来十分破败的小房子。

果然如墨镜哥所说，离开墨西哥城之后就没有更好的住宿了。小房子里面似乎把所有房间的墙壁都打通了一般，只留了洗手间和厨房，地板上都是打地铺的人。走在地板上吱嘎直响，我得很小心才不会踩到其他人。土狼和某人打了个招呼，马上就有一个中国人面孔的人走到我们跟前，土狼又说了几句，那人就告诉我他是土狼的哥们，听说我受伤了，让我去洗手间清理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感激，从包里拿出换洗的衣物，准备去洗澡。但想了想还是不放心，便拖着包进了洗手间，拧开莲蓬头，等待水变热。

等了好一会儿，水还是冰冷的。我只得咬咬牙走到莲蓬头下，冷水浇打在伤口上生疼，我小心地把伤口上灰尘、凝结的血痕都慢慢洗去。还好伤口都不深——眼下也顾不得那么多了，只能期望出发前拜的菩萨祖宗显灵了。

哆哆嗦嗦地换好衣服出去，那个中国人给我拿了膏药，让我搽在伤口，又贴了创口贴。过了会儿，又塞给我一床被子一床毯子，指了屋里一个空着的地方，让我有事再找他，先打个地铺睡觉去吧。

房间的灯非常昏暗，仔细看了一圈，不大的房间里竟横七竖八地睡了至少20个人。很快，伤痛、疲倦、饥饿一起涌上来，我扛不住，睡了过去。

第二天一早，就有人吆喝我们起床，我看着周围人都在收拾被褥，我也赶紧把毯子被子卷起来，放屁股下面。在这里，似乎大家唯一能做的，也只有等待。我木然地看着周围的人，昨天那个中国人不知去哪里了，屋子里除我之外，也再没有中国人面孔了。

大家似乎都没那么紧张，三五成群地围坐着聊天，时不时发出欢快的笑声。可能这已经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了吧，听墨镜哥说，他们也像候鸟一样迁徙，钱花完了，就北上去美国打几年工；赚够了，再南下回墨西哥享几年福。甚至如候鸟一般，在美国忙完了秋收就回来过亡灵节，等春季再返回北边的农场做工。

等到了饭点，会有人发一些墨西哥卷之类的东西，或者豆子煮的糊糊，配上大把的玉米饼。我实在没有胃口，但又害怕过几天的行程会更消耗体力，于是就拿了几个玉米饼，慢慢地干啃着，味如嚼蜡。

这房子也有个后院，白天，几个大妈会在院子里用搓衣板洗被褥，院子里晾满了各类床上用品。当然，我们还是不能出去的。

当天下午，就有三四个人背上包走了，不知道是转移地点还是直接去美国，其他人发出一阵稀稀拉拉的欢呼，似乎是在鼓励他们。离开的人中间有一个还很酷地举手在额前摆出敬礼的姿势，再有力地把手挥出去。不管是走的还是留的，看起来都是轻松洒脱的样子。等天黑下来，又有几个人加入我们，和我昨天一样，洗澡、拿铺盖、一躺，又过了一天。

到了第三天，走的人就更多。午饭后来了一个颇有威严的墨西哥人，不过他那严肃的脸和身高实在不相称。小矮子态度冷峻地对着人群一阵指点，叫了十几个人的名字，手指往后一指，显然是叫他们跟他走。被叫到的都很兴奋，拎起包就往外走，拥挤的房间顿时空了一大半，有几个工作人员样貌的人就忙着收拾起来。

我不禁又多了些期待和憧憬，有种“准备千日，用在一时”的感觉。那天晚上没有人来，比平时安静了很多，我满心希望自己第二天就能走，早早进入了梦乡。

但让人失望的是，第二天并没有人安排我们离开，倒是新来了几个。我有点郁闷，又早早睡去，虽然地板硬邦邦的，但实在是无聊得让人只想睡觉。这样又过了两天，小屋里的人又渐渐恢复到我刚来时的规模。

这天下午，那个威严的小矮子又来了。大家纷纷安静下来，抬起头望着他，等着他喊名字。他一个个喊，就有人举手。喊到一个“胡安”（Juan），却没人应，反复喊了四五遍，还是没人应。他突然朝我走过来，似乎认真捋了捋舌头，又问了一遍：“hun？”我这才意识到他是在叫我。我赶紧点点头，说Yes，他这才满意地笑了起来，露出一口黄黑的牙齿，冲我连连说OK。

我们一行10人扛起背包，鱼贯走出门外。小屋外有辆皮卡车，我们爬上车斗，坐在左右两侧的木条上。为了坐稳，大家都抓着车斗侧面。车开动起来，一路颠簸，在高高低低的土丘上下穿行。

那一刻，我吓尿了裤子，整个人都被恐惧击倒了

车行大概一两个小时，一路无语，夜色渐渐降临。

我们在一个荒芜的枯树下停了下来，静听有流水声，我们到达的，应该就是格兰德河（Rio Grande）的某处了。

小心翼翼地下了车，每个人都偷偷摸摸的，不敢发出一点声音，一个女人走路动静大了一点，小矮子就走过去踹了她几脚，随手又是几巴掌，打得她抱着腿倒在地上，结果又摔出声音来，小矮子又转身上去补了两脚在她背上。

所有人都对此漠然视之，仿佛这都天经地义的——那个女人会害我们全被发现，活该被打——女人不敢呻吟，就躺在地上抽搐着，似乎在哭。

又走了一会儿，小矮子和司机从旁边的灌木丛拖出一个皮划艇，里面有一大捆绳子。他们将绳子一头系在河边的树上，树干上全是被绳子磨出的痕迹。司机是一个瘦小的汉子，拿着绳子的另一头捆在腰上。我们跟着他往前走，水流声越变越大，一条河出现在我们面前，河面并不算宽，一眼可以望到对岸，深浅不知。

只见司机把衣服脱得只剩内裤，缓缓走进水里，然后开始游起来。他划水声音不大，很快就被水流的哗哗声淹没。借着依稀的月光，他的身影在水里若隐若现，只有不断朝着河那里移动的绳子告诉我们他还在向对岸进发。 

过了一会儿，司机从水中爬了出来上了对岸。他整个人匍匐着，远看应该是在听周围动静，我们都不敢出声，伏着身子屏气凝神。又过了一会儿，司机猫着身子站起来，快速跑向对岸的一棵树，把绳子拴在树上，绳子很快被从河中拉起，悬在河面上。

小矮子警觉地看了看四周，马上指挥其他人扛着皮划艇过来，然后丢在河岸。小矮子和一个壮汉先上了船，抓住了绳子，再指挥所有人一起把船推入河中。我们都踏入了河中，水淹过了小腿，有两个人在水中扶住了船，其他人开始往船上爬，先上去的再回头拉后面的人。我是倒数第四个上船的，上来以后也赶紧抓住绳子。

待所有人都进了船，小矮子就比划了一下“攀绳过河”的方案，我们就两手交替、非常有默契地拖着船一点点地向对岸靠拢。一群人在顺势而下的水流面前还是有些无力，我的手掌很快就磨破了。半夜河面风很大，气温也低，裤腿湿了被吹得很不好受，被风卷起的浪花拍着脸，但不能有一点松懈。

船渐渐靠了岸，司机又跑进水来拉船上岸，陆续有人跳下去，把船往岸上拖，看上去他们都很有经验的样子。我也跳下船，但一下踩进一个水面下的沙坑，整个人摔到水滩上。并没人扶我，我自己闭着眼睛往岸上爬，包拱在背上。船扔在河边，其他人开始换掉湿漉漉的外裤，我也赶紧学着大家，把包里没有湿的衣物换上。被丢弃的衣物直接抛进水里，鞋袜虽然也是湿的，但也没有办法。

我们很快就离开了河边的灌木丛。岸上不远处就是一条公路，但那里并没有接应我们的车。灌木长满了钩刺，连上面结的果实都是小针球一样。在公路边等了几十秒，确认往来没有车辆之后，司机手一挥，我们就从灌木丛中奔出，拔腿就往公路对面跑。

公路对面是一片开阔的荒草地，其实更像是戈壁滩，地上都是硌脚的砂石，大大小小的岩石散落在东一丛西一丛的低矮灌木中间。也有稍微高大一点的树木，但目测高度不超过4米。换言之，这里并没有什么可以用来遮挡的东西。

不被发现的办法就是迅速通过。司机在前面飞奔，我们就紧紧跟在后面。多年的锻炼终于有了用武之地，感觉跑了一公里，我还是可以保持相对平稳的速度跟在队伍中间。队伍慢慢拉长，到后来，我的前面只有司机和一个跑起来姿势挺滑稽的墨西哥人了。月亮的微光让每个人都只是轮廓。我大脑里则是一片空白。

我们沿着戈壁滩往前跑的时候，右侧一直可以隐约看到一条公路，我们离公路并不远，保持着有车通过一定能看到的距离。

跑进一块乔木较多的地方，司机示意大家停下休息，往树丛中一指，两个墨西哥同伴就神奇地翻出两桶纯净水来。我顾不上诧异，几乎是匍匐着，大口捧着同伴们倒出的水，直到喝饱了肚子往旁边一滚，打嗝都会喷出水来。有准备的人还自带空可乐瓶，装得满满的提在手上。

没几分钟，司机就起身指示两个人把水桶放回去，又拿出条围巾让他们在水桶上打了个结，然后示意大家继续走。可刚走出树下没几步，司机就突然折返，并低声吆喝大家赶快退回。我这才看到远远的天空上有一闪一闪的红蓝点，隐约听到直升机发出的轰鸣声。

我们退回树丛中，每个人都在找能遮蔽的东西挡住身影，我和一开始被打的那个女人挤在一起。轰鸣声越来越近，探照灯对着地面漫无目的地扫着，所过之处亮如白昼，几次扫过我们头顶，头顶的树冠仿佛燃烧着一团白火。

很快直升机就飞过我们，沿河岸一路飞远了。

我们继续等了几分钟，确定直升机没有回头的迹象，才爬起来，拍了拍身上的尘土。回过神来，我才发现自己刚才居然吓得尿了裤子，好在晚上也没人看得到。我直起来后腿哆嗦了好一会儿，都无法平复心中的恐惧。小时候听过的各种偷渡死在路上的故事突然涌上来，我被恐惧整个击垮了，双膝一软就跪了下来。

我觉得非常害怕，觉得前面就是刀山火海，就像他们以前说的，随便路过一辆载满红脖子民兵的车就会对我们疯狂扫射……

突然有水从我头上淋下，把我浇了一个透心凉。我抬头看，是小矮子。

“Move，go！”他声音很低，但非常凶。

我只得爬起来，往前蹭着。

“Faster！”他又命令我。

我强迫自己小跑起来，努力追上队伍。

我们爬过一个很缓的土坡，快接近坡顶的时候，司机举起手，示意大家都停下。所有人都立刻蹲进旁边草丛中，有人大口喘气，我身边一个男人直接躺平了，小声地咳嗽。司机慢慢的爬上坡，招手我们跟上。前面像是庄园或者农场，实在是太宽阔了，除了有栅栏以外，从地貌上和我们刚才走的地方完全一样。

远处有几栋房子，小矮子走过来，不知道从哪里掏出一把剪刀，几下就在农场外围的铁丝网上剪开一个口子，大家一个个从口子那里爬进去，小矮子再把铁丝网拉回原样。

我们从农场边缘穿过，再从另一侧边缘爬出去，直到走到一条双向两车道的乡间公路上，我们背后突然就亮起了车灯——接我们的车就停在那里！

大家纷纷挤上车，司机和小矮子却没有跟我们一起，车不太大，所有人挤在里面，连门都要关不上了。

车开了没多久，就在一个看起来像是工业区仓库的地方停了下来，我们被赶进一个仓库，我则被单独隔到一边。新的土狼接手了我们，把仓库门一关，开始打电话，然后依次喊名字，叫到名字的就接过电话，和电话那头的人说几句。

终于，土狼把电话递给了我，电话那头是一个说福州话的男人：“你是不是林思俊？”

“我是。”

“你现在到了美国你知道的啰？”

“嗯，路上有看到美国国旗。”

“你现在在那里等着，我天亮就来接你。”

“好。”

电话挂断，土狼转身走了。

看！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

我累得不行，身心俱疲，靠着墙坐着就睡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仓库门开了，有人激动地站了起来，朝来的人走去。土狼也走上前去，核对了双方的情况后，和来的人握了手，对方就把人带走了。

走了四五个人之后，又有人敲门，这次进来了一个中国人，用福州话和我打招呼。我看他年纪，马上亲切地喊他叔叔，他说他只是接应我的司机。司机和土狼用蹩脚的英语说了几句，就招呼我跟他走。

我走出来，外面已大亮——这的确是一个破败的工业区，举目望去，工厂似乎都处于停产状态。我问了司机好几个问题，但他并没有理我，只说要我上车。我刚坐到副驾驶的位置上，他就要我立刻扣上安全带，说在美国这个抓得很厉害，别为这小事情搞砸了全部。我嘴里连连称谢。

车很快就上了高速，行驶在司机口里的“德州大农村”，一眼望去，确实什么都没有，全是暗红色黄色的戈壁滩，稀稀拉拉长满了那些惹人厌的灌木丛。我不言语，司机也不多话，我们就这么一路开进了圣安东尼奥。

司机在一个漂亮的洋房面前停了下来，把车开进房子旁的车库，带着我下车，从车库里面的门直接进了内室。里面已经有好几个人了，大家都在用福州话聊天，全都是才从墨西哥过来的同伴们。我很高兴，上前去热情地和其他人打招呼聊天，夸大几十倍地吹嘘自己昨天的惊险，当然，其他人的故事也都大同小异。其中有一个，说自己和队伍走散了，独自在荒野中走到一个叫“胡狼顿”的地方，才被蛇头找到的。

我终于可以好好洗个热水澡了，刚洗完，房子里管事的就让我打家里电话。

“哪个？是俊仔嘛？”妈妈的声音异常激动。

“是啊！是我！”我激动地回应。

“是俊仔！”我妈似乎是在回应我爸的询问。

“到哪了？”我爸的声音远远传来。

“在美国了。”我回应道。

我话音刚落，电话一下就被抢了过去，管事小哥对着话筒说：“人到了，明天一早会有人给你们账号，你们赶紧把钱打到账上，我们就安排他去纽约。”

他把电话塞回给我，被他这么一打断，刚才的情绪全无，我突然不知道该和我妈说什么了。

“瘦了没有？”我妈问。

“应该还好，大部分时间都在屋里吃东西。”

“衣服还有吗？”

“大部分都丢掉了。”

“去纽约让你哥给你买，我让他请假去纽约接你。”

“好。”

“习惯吗？”

“我才刚来……你早点睡吧，我到了纽约再找你。”

乐观和轻松的情绪继续洋溢在房间的每个角落，大家一边打牌一边聊着有的没的，互相打听着老家和未来的计划。到了晚上，小哥从中国城叫了外卖，是一些酸酸甜甜味道奇怪的中国菜，名字也很奇怪，芥蓝牛、左宗棠鸡什么的——当时我完全想不到，接下来几年，我的工作就是在美国制作这类垃圾食品。

晚上，我沉沉地睡了，睡了好久。

第二天，管事小哥跟我说钱已经到账了，他们给我买了后天去纽约的大巴车票，路上要开两天，给了我200块美元，让我自己在路上买吃的。

等到那明媚的一天到来，我把自己剩下仅有的好衣服穿上，背着那个破破烂烂的背包，和大家一一道别。接我去大巴站的还是同一个司机，上了大巴后，我坐在一个靠窗的位置，希望能够有机会可以饱览沿途的风景。

但我失望了，沿途的风景之单调，让我误以为自己根本没有移动。这趟车中间在达拉斯、孟菲斯、哥伦布的大巴站各转一次，每次转车都要等差不多一小时。越往北天气越冷，离开孟菲斯之后就连续遇到大雪，车内暖气倒是很舒服，但换乘的时候还是让我这个南方人冻得怀疑人生。

不过越冷，我就觉得离纽约越近。终于，在进入新泽西州不久，我终于看到了通向纽约的路牌。开到一个隧道口，车速突然慢了下来，密密麻麻的车要穿过这里。但也正是在这个隧道，我看到了纽约曼哈顿的天际线，相比于此岸新泽西的昏黄路灯，对面是如此明亮，璀璨生辉。

我的心里满含着希冀，只觉得一切都会更好。

车驶过隧道，在一个叫做港务局的地方停下来，这也是我们此行的终点。

刚下车，我就看到哥哥在路旁等我，我几乎是尖叫着扑向他，口中呵着白雾，反倒没觉得冷。倒是他，赶紧拖我走到室内，然后一边回应着我各种奇怪的问题一边带我去打出租车。

我们坐在车里，穿行在光怪陆离的曼哈顿街头。哥哥带我去一个叫做老海军的地方买羽绒衣、内衣内裤、线衫秋裤。衣服都不贵，感觉价钱和国内本土的牌子差不多，但却全是国际品牌。哥哥吐槽说如果我早一个月来，估计能用一半的价钱买下来，而且搞不好这些东西就是我们福建产的。我听了吐了吐舌头，觉得很不可思议。

离开商店，又打了一辆车，开到另一条河对面的布鲁克林，去了一个亲戚家，哥哥说大家专门为我准备了家宴招待。

我们到的时候已经快夜里11点，但居然大家都是才下班没多久，我又问哥哥：“大家一天工作要干多久？”

“13小时。”他说的时候，神色如常。

我在纽约并没有停留多久，就又辗转去了肯塔基的一家中餐厅打工，一待就是5年多。

2016年的夏天，为了办身份方便，我决定回纽约工作。因为这里餐馆工的工资比外州低将近1000美金，开支却又要大得多，我在朋友的建议下跳槽去了美容院，做了一名男技师。因为手劲大，我还学了按摩，终于让我在这个新行业站住了脚。

我去了布鲁克林的一家中国人教堂。但因为周末店里非常忙碌而无法保证参加聚会和礼拜。不得已，只能花钱买通了执事，让他在点到的花名册上给我记上名字，好让我不至于因为缺勤办不到教会证明。

我终于排到移民局的问话，结果却并不顺利。

那天，律师楼给我安排了一个翻译，陪我一起去移民局出庭。此前都准备得好好的，可一面对移民官，我一下就紧张了，移民官的问题无非就是，“当时是怎么来的？”——也就是偷渡过程，以及“为什么要来美国？”——都是律师楼安排好的答案，我却回答得结结巴巴。

“大哥，你说你去年来的美国，当着移民官宣誓你说的每个字都是真的，结果回答起来磕磕巴巴支支吾吾，要细节没有细节，要时间没有时间，还被她抓到几个明显的错误，你想不想要绿卡？”从移民局出来，翻译不停地翻着白眼，福州话普通话夹杂的抱怨着。

“问话的机会只有一次，两个星期后过来拿结果吧，没有通过就上移民法庭……现在知道着急了？下次再没过，就等着递解令回福州吧。”如果我通过了，她也有红包拿，眼下，她只能对我冷嘲热讽。 

“像你这样的，唐人街一抓一大把，人家都没事，你在移民官面试筛糠一样什么鬼？”翻译喋喋不休，我一句话都不敢说。

身份办得不顺利，免不了被我妈一顿骂，她帮我相的一门亲事也就此告吹。

后来，移民局排出来的法官也不甚理想，律师楼问我考不考虑搬去别的州，他们可以给我办转案，阿灵顿、迈阿密、旧金山，三个法庭都可以试试，只要住到辖区内即可。 

我不知道，眼下我真的累了。

写在最后的话

中国移民，特别是从福建来的非法移民，自80年代起就是美国华裔社区的人口流入主力。

坐船到公海、再趁黑漏夜靠岸抵达美国，这个方法在80年代一度十分盛行。直到1993年6月6日一艘名为“金色探险号”的运送偷渡客的船只，因为乘客哗变内乱，在纽约市皇后区的近海搁浅，10人在沉船过程中遇难，这种偷渡行为才引起美国政府的重视[1]。

此事发生后，美国移民局共逮捕了262名男性、24名女性和14名未成年人，他们每人的偷渡费都高达4万美元以上。之后，联邦调查局在全球追捕背后的大蛇头“萍姐”，并最终在2000年于香港将其逮捕。2005年“萍姐”被宣判前夕，无数福建同乡在法院外聚集求情，最后，“萍姐”以走私外国人、绑架人质、洗钱和勒索判处35年徒刑，2014年死于狱中[2]。基于萍姐经历的非虚构作品《蛇头：美国梦与唐人街地下世界的传奇》[3]更是在2006年入围由哥伦比亚大学新闻学院颁发的非虚构大奖“J. Anthony Lukas Prize”。

但从福建来的偷渡客并没有因为海运线路的断绝而消停。相反，从那时起，他们开始化整为零，借助全球化带来的各种便利和跨国犯罪组织化水平的增进，开始像拉丁美洲偷渡客一样从美国南部边境进入美国，或者像加勒比偷渡客一样，乘船从迈阿密进入美国。

人数之多，规模之大，致使2000年美国移民局局长专程访问福建省，希望福建省政府能遏制偷渡出国的风气，双方交换情报、起诉蛇头。而在当时，偷渡费用已经升至每人平均6万美元以上。

根据美国官方数据显示[4]，每年有约3万中国非法移民以各种方式进入美国，其中80%来自福建。直至现在，根据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的数据，美国1100万非法移民中有36万是来自中国的非法移民，在所有国家排名第四。

而对于每年中国人偷渡到美国的数字，则有几种说法：一是美国移民及归化局的估计，一年有2.5万人左右；二是陈国霖教授的估计，有5万人左右；三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前局长詹姆斯·伍尔西的估计，有10万人左右。而根据中国公安部官员的估计，每年进入美国的中国偷渡者约在3至5万人之间[5]。

在这其中，已经有大量曾经的非法移民通过各种方式，在美国获得合法身份乃至最终加入美国籍，《环球时报》英文版在2016年还曾刊发过专题采访，主题即是围绕没有获得合法身份的福建偷渡客担心被遣返。[6]。

随着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移民和边境成为两党角力的主战场，最近更是为50亿的边境墙预算引发了史上最久的政府停摆。《凤凰周刊》的特约记者王晓枫曾于2018年上半年长时间探访美墨边境，写就专题报道《特朗普的墙》（内容详见“人间theLivings”2019年2月2日微信推送第二条）。

长久以来，来自中国的偷渡客们一直是被消音的群体：受教育水平低、缺少媒体的渠道，更不会诉说自己的故事，他们的苦难不符合中美两国中产阶级岁月静好、却又焦虑难安的口味。

而在这个连载中，主人公林思俊和我接触到的大多数这群人一样，就是这么一个有想法却没有办法的普通人。

2016年，我离开了纽约，此后便与他断了联系。至于他最后有没有成功拿到身份，我也并不知情。但在特朗普的任期里，他的未来估计不会一帆风顺。

这也是我，为什么要写下他的故事。

参考文献：

[1] Patrice O'Shanughnessy, The Golden Venture Tragedy: From hell at sea to the American Dream, Daily News, Jun 08,2008

[2] Corey Kilgannon and Jeffrey E. Singer, A Smuggler of Immigrants Dies in Prison, but Is Praised in Chinatown, The New York Times, April 27,2014

[3] Patrick Radden Keefe, The Snakehead: An Epic Tale of the Chinatown Underworld and the American Dream, Doubleday, July 21, 2009

[4] Migration Policy Institute, Profile of the Unauthorized Population :United States

[5] 人民网：中国人蛇黑幕：无人不晓的“人蛇之母”，2002年5月27日

[6] Global Times，Illegal immigrants from Fujian unable to visit family due to deportation fears, Nov.16,2016

完整音频详见「人间FM」公众号：

编辑 | 沈燕妮

艾 亚 舟

华裔社区组织志愿者， 

关注和帮助低技术移民

适应在美国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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