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之所以当警察，都是为了她丨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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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之所以当警察，都是为了她丨人间

原创：深蓝人间theLivings 2018-11-02

“如果说烟瘾是‘1’的话，性瘾大概是‘20’，酒瘾估计是‘100’，毒瘾应该在‘3000’左右。你想想自己戒烟时的决心，乘以3000倍，就是戒毒的难度……”

配图 |《门徒》剧照

2014年11月的一天晚上，我在警务室加班，林所长开着私家车来找我。他没穿警服，让我也换个便装，跟他出去“办点事”。

“是那个谁……又来了？”我问他。

林所点头。

“这次要怎么办？”

“公事公办。”

那晚，我和林所来到辖区边缘的一家小旅馆。虽然我们身着便装，但一进门，旅馆老板还是认出了我们，赶忙上前递烟。林所面无表情摆了摆手，径直向楼上跑去，我赶忙跟在他身后，老板也跟在我身后。

站在312房间的门口，林所示意店老板开门，店老板伸手正要敲门，林所一巴掌把他的手打开，示意他直接用房卡开。老板无奈，从口袋里掏出了房卡，“咔”的一声，门锁开了。

我随即猛地向房门撞去，试图以最快的速度出其不意地冲进房间。但完全没想到，我将近170斤的体重，只把门撞开一道不足20公分的缝隙，透过缝隙一看，房间里的电视机柜竟抵在了门后。一股浓烈的麻果香气顺着这道缝隙扑面而来，几乎是在同时，一个光溜溜的身影从床上跃起，跳上窗台，看来是想从窗口跳出去。

我连忙退后几步，用尽力气再次撞向房门。“咚”的一声巨响后，电视机柜又向后退了一段距离，缝隙总算够一个人挤进去。

此时屋里的那个人已经骑上了窗台。林所冲进房间，大喝一声：“别动！”说着右手从怀中掏出了伸缩警棍。那个人半个身子探在窗户外面，看了看林所，又看了看窗外，大概是觉得三楼确实太高，不敢往外跳。

趁他纠结的当口，我打量了一圈房内。这是典型的一间四线小城的私人旅社，昏暗的白炽灯，老旧的家具，一名女子裹着棉被倚在床头，目光迷离。地上散乱地扔着两人的衣服，还有一个矿泉水瓶做的简易“吸壶”，角落里是两个一次性打火机和几张褶皱的锡箔纸。

林所没有理会床上的那个女人，我也不想主动和她说话。

“六子，你个X养的，给老子滚下来！”林所还在跟窗台上的人对峙——六子，42岁，辖区在册吸贩毒人员，也算是林所的“老熟人”。

六子不肯下来，结结巴巴地威胁林所：“你再往前走一步我真跳了……”

林所没理他，反而向前迈了两步，说：“你有胆子就给老子跳！不跳老子一脚把你踹下去！”

六子又看看窗外，怂了，从窗台上滑了下来，坐在地上。

在带这对男女回派出所的路上，林所开车，一句话也不说。我把两人拷在一起，锁好车门，坐在他们身边，默默抽烟。

回到派出所，林所把二人交给值夜班的民警老赵看管，让我去后院把讯问室的灯打开，又去把备勤室里的值班同事喊起来做事，自己却上了楼。

老赵让这对男女在大厅墙边蹲下，意味深长地看了我一眼，我也无奈地笑了笑。

值班同事在楼下讯问室给两人做笔录材料，我推开所长办公室的门，林所正叼着烟坐在椅子上发呆，我想从他烟盒里掏一支，他却开口骂了我一句：“以后抽烟自己买，别老拿我的！”

我有点尴尬，看来今晚他心情不好。不过，既然烟已经拿出来了，我也不好再放回去，不然他又会说什么“拿都拿了，放回去做什么”。我只能厚着脸皮把烟点着，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陪他一起发呆抽烟。

我知道他心里在烦什么，但又不好点破。坐了一会儿，老赵也上来了，看了眼林所，苦笑着摇摇头，也点燃一支烟，拖了把椅子坐在一旁。

总不能就这么干坐着，我不断向老赵使眼色——他是所里的老民警，林所当年的师父，在弟子和晚辈跟前，没有什么不能说的。老赵微微冲我点了点头，又过了一会儿，估计是组织好了语言，他清了一下嗓子，终于开了口。

“小林，你也想开点，工作上的事情，生气是生不完的。”

林所好像没有听见似的，不说话，闷着头抽烟。

“人各有命，你是个警察，又不是观音菩萨，管得了那么多吗？”老赵继续说。

林所依旧没反应。老赵有点不高兴了，他把烟屁股放到地上踩灭，拾起来扔进林所身边的烟灰缸，然后用手敲了敲林所的桌子：“过去的事情已经过去了，你现在是有家有口的人，最应该关注的是小何（林所的妻子）和儿子才对！”

“我不是那个意思……”老赵的话似乎终于碰到了关键，林所终于开口了。

“你跟了我五六年，从我徒弟做到我领导，你啥意思我不清楚吗？！”老赵的口气变得严肃起来。

“唉……”林所叹了一口气，又把头闷下了。

老赵走回到椅子边，拍了我一下，说：“咱们走，让林所自己清净一会儿。”

那是我跟着林所工作的第二年，作为同一个班上的民警，一周有三天的时间，24小时吃、住、睡都在一起，两人几乎形影不离，我当然知道林所心里在郁闷什么。

让他心烦的，不是那个六子，而是那名和六子一同被抓的女子。

这个女子名叫赵晴，曾经差一点就成了林所的妻子。

赵晴是本市人，和林所同岁，两人自初中开始便是同班同学，高中毕业后又一同考取了省里的师范大学，林所学音乐，赵晴学美术。两人在大学二年级时开始恋爱，多年的老同学，又都是工人家庭出身，知根知底。林所说，他们曾打算大学毕业后一同回本市，找一所中学当老师，然后就结婚。

2002年，两人大学毕业，赵晴如愿考进了本市的一所中学，但林所却没能如愿，成了一名待业青年。他决定创业，联系了几个武汉的校友，一同开了一家艺术生高考辅导班，跟赵晴被迫分隔两地。

辅导班开起来没多久，赵晴就不顾父母的极度反对，辞去了教职，去武汉陪林所一起创业。

“那个时候日子过得苦啊，我借的钱只够在街道口那边租一间小门面房，教学、办公、吃住都在那间屋里，晚上睡觉只能摆开一张单人床，赵晴说我白天累，让我睡床上，她大冬天的自己打地铺……”林所曾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过。

赵晴的父母都认为是林所“坑”了自己的女儿，不仅和林所家人闹得不可开交，还多次带着亲戚朋友去武汉，要把女儿“绑”回来。一次，赵晴的父亲带着两个亲戚在武汉光谷附近堵到了林所，正要动手，赵晴就骑着电动车赶来，和父亲大闹一场，然后抢走了林所。每次说到这件事，林所总是忍不住掉掉泪：“那天我坐在电动车后座上搂着她的腰，哭了一路，那时候就下决心，这辈子一定要对得住她！”

赵晴的父母终于认命了，他们虽然不想承认女儿和林所的关系，但再也没有找林所一家的麻烦。

林所和赵晴共同努力了两年，培训班出来的一批学生在高考艺考中的成绩都很不错，还有好几个学生考上了名校，所以培训班一下就火了，第二年预约报名的学生就有200多人。到了2005年，培训班从一间屋变成了三间屋，最后规模扩大到上下两层楼，还注册了个商标。

林所说，自己如果后来不改行当警察的话，照那个发展势头，现在他应该也和武汉那几家知名的艺考培训机构老板一样，成为一名“土豪”了。

“我走的时候，把培训班盘给了当时一同创业的校友，现在人家包了半座楼，开宝马坐奔驰，穿个T恤都是‘范思哲’——你看看我，现在身上最值钱的是这部手机，1800块，公安局发的……”林所总开玩笑如此自嘲道。

林所转来当警察的原因，他很少跟外人提起，但公安局很多同事都知道，他从“林校长”变成“林警官”，正是因为“赵老师”出事了。

“手里有了几个闲钱，交了几个不该交的朋友，就染上了毒品。”从林所断断续续的言谈中，我大概知道了赵晴当年出事的经过。

赵晴从小就性格开朗，身边永远不缺朋友，即便在高压力的创业过程中，也在武汉结交下几个要好的朋友，其中有一位姓刘的中年女子，比赵晴大不少，和她关系尤其好。

这个刘姐是朋友介绍给林所的，她年轻时曾留学国外，拿到了钢琴演奏硕士学位，回国后曾在某高校艺术学院工作过一段时间，后来离了职。林所看中了她的海外留学经历，开出高薪，盛情邀请她来培训班教学，刘姐欣然答应。赵晴也把刘姐当作自己的“知心大姐”，经常和她结伴出入。

大概就是这段时间，赵晴通过刘姐接触到了毒品。

“那时候我一是忙，二是没这方面的意识，你说好好的一个大学老师，怎么会放着公职不干，跑出来搞我们这种‘野路子’？后来我才知道，她是因为吸毒，被学校开除了！”林所后来追悔莫及。

林所不止一次问过赵晴究竟是如何“上道”的，但赵晴一直都说不明白，只说似乎是在某一个瞬间，自己开始对一些东西产生依赖感，有时是红酒，有时是饮料，她自己也曾买过那些让她“依赖”的东西，但后来却发现，只有和刘姐在一起时，那些东西才“起作用”。

林所后来推测，刘姐最初应该是在赵晴的饮品里放了一些“口服液”、“快乐粉”之类的东西，等赵晴意识到的时候，早就来不及了。

“虽然那时候我给姓刘的开的工资很高，但肯定是不够她吸毒的，所以她就想把赵晴拉下水，赵晴虽说是老板娘，还管着培训班的财务，但不过就是个二十五六岁的小姑娘，对这些东西没防备，只要她下了水，姓刘的就可以弄到稳定的毒资了。”林所后来分析说。

2005年7月，高考成绩传来，培训班又一次迎来了大丰收，林所激动地将喜讯告诉赵晴，可赵晴似乎却并不在意。

林所以为赵晴是因为前段时间太忙累的，就想着趁8月闲暇的时候，带赵晴去香港和澳门旅旅游，算是庆祝。林所提了好几次，赵晴才勉强答应了。

赵晴从旅行的一开始就有些魂不守舍，两人在香港待了几天，准备去澳门时，赵晴借口身体不舒服，说什么也要回武汉，林所只得提前结束了行程。

可抵达武汉的当晚，赵晴便不知去向。

那天晚上，林所四处找不到人，打电话也联系不上。他不断地打电话给培训班的老师们、甚至相熟的学生家长询问赵晴的去向，但大家都说不知道。林所实在想不出，这种天气赵晴能跑去哪里，他一边在凌晨暴雨的大街上漫无目的地寻找，一边焦急地等着天亮，好给赵晴父母打电话，问问赵晴是不是回家了。

大约在凌晨4点左右，林所突然接到了武汉市公安局某派出所的电话，通知他说赵晴和刘姐因吸食毒品被拘留了，让他去派出所办手续。

林所当时就懵了——他那时对毒品的印象还停留在影视剧和街道社区的禁毒宣传栏里，根本想象不到，一直陪伴自己的女朋友竟然会染上毒瘾。

原来，那天晚上赵晴一回到武汉便被刘姐叫走了，两人急匆匆地赶往刘姐住的出租房，刘姐打电话叫来了毒贩子，赵晴花钱买了一些毒品，两人便在出租屋里好好过了一把瘾。不料，这个毒贩早已被便衣盯上，他离开出租屋后没走多远便被抓获，随即供出了赵晴和刘姐，随后，警察便在出租屋里把两个女人抓了现行。

最终，刘姐因多次吸毒被抓，被判强制隔离戒毒，而赵晴因为是初次被抓，拘留执行完毕后，被判社区戒毒。

从拘留所出来之后，赵晴把自己关在房间里三天没有出门，然后向林所保证，以后绝对不再碰毒品。

赵晴出事之前，两人已经把婚期定在了2006年底，林所担心赵晴吸毒的事情会给结婚带来未知的阻力，也相信赵晴是一时糊涂，思来想去，还是没把这件事情告诉双方的父母。

然而，没过几个月，林所几次夜里醒来，都发现赵晴不见了去向。开始他没在意，后来才发现，赵晴夜里起身后去的并不是二楼的卫生间，而是一楼的储物间——终于在一个深夜，他将正在吸食毒品的赵晴堵在了那里。赵晴这才向林所承认，自己并没能戒除毒品。

那次林所先是气得暴跳如雷，然后抱着脑袋哭了一宿。

“姓刘的被抓了，但她以前的那些朋友还在，有些是和赵晴认识的，总偷偷联系她，说一起出去玩，赵晴拒绝了几次，但最后还是没忍住，又复吸了。”

那次之后，林所通过朋友联系了武汉的一家自愿戒毒医院。虽然在这家医院戒毒的价格相当于培训班半年的利润，但林所还是毫不犹豫地将赵晴送了进去：一是在他和赵晴看来，公安机关免费的强制隔离戒毒如同蹲监狱一般，让人没有人身自由；二是他不想让赵晴继续在公安机关的违法人员档案上再留下记录。

“自愿戒毒”的时间为半年，那年春节，林所对双方父母谎称两人要前往外省做招生宣传，不能回家过节，瞒过了家人。

2006年5月，赵晴终于结束了全部治疗。在离开自愿戒毒医院之前，林所专门找到主治医生，询问以后需要注意的相关事项。主治医师建议切断赵晴与本地毒友圈的联系，那样才能“最大限度地保障戒毒效果”。

林所几经考虑，决定带赵晴回老家，这样才能让赵晴彻底远离武汉的朋友圈，借此切断她和毒品的联系——他觉得当初赵晴是为了他辞去了老家的教职，这次他也必须陪赵晴回去。

培训班盘了出去，林所拿到了30万的分红，他把20万交给了赵晴的父母，说是两人一起赚的，赵晴父母用这笔钱买了一套商品房，说留给二人结婚用。林所用剩下的10万块来在本地租了一间门面，重新开起了培训班——直到那个时候，他依旧没有把赵晴吸毒的事情告诉双方父母，也没有将婚期推迟。

两人又开始了新的创业，但由于本市没有艺术类高校，已有的几所高中里零星的几个艺术生也都有固定的培训渠道，林所的培训班门可罗雀。

“你那时候真打算跟赵晴结婚？”我问林所。

他想了半天，说那时还是觉得没什么：“人都会犯错，改了就好，如果赵晴之后不再碰毒品了，自己权当以前的事情从没发生过。”

不过，结局又一次让林所失望了。

2006年9月，就在双方家属筹备订婚宴的关口，赵晴却再一次因吸食毒品被本地警方抓获。警方查到了之前赵晴在武汉因吸食毒品被拘留的记录，将赵晴按照“吸食毒品严重成瘾”，送去了省女子强制隔离戒毒所，戒毒期为两年。

“不是已经回来了吗？按说脱离了以前毒友的圈子，不该复吸啊？”我问林所。

林所说，后来他一直在后悔两件事：一是那次在储物间发现赵晴吸毒后没有报警，也就没有查出赵晴的毒品从何而来；二是本市离武汉太近了，赵晴还是被毒友们找上了门。

“那些人像狗皮膏药一样，只要知道你有钱吸毒，就会死缠着你，他们整日除了吸毒也做不了别的事情，自然没什么收入，遇到瘾上来，当然能从武汉跑来找你。”林所恨恨地说。

随着赵晴被“强戒”，她在武汉的前科也瞒不住了。得知真相后，林所父母要求两人立刻分手，赵晴父母则打上门来，说都是林所害了女儿，双方家庭一夜之间反目成仇。

培训班老师涉毒，家长更不敢把孩子送来这里了。赵晴被抓后不久，林所的培训班便关门大吉，林所拿着剩下为数不多的钱，重新回到了待业青年的日子。

令林所没想到的是，虽然赵晴已经被送去了“强戒”，但之前她在武汉的那些毒友们，竟三三两两地找到了他——有人打电话打听赵晴的去向，有人自称是赵晴以前的闺蜜，套了半天近乎，不外乎都是找林所借钱；还有人说赵晴以前借了自己的钱，让林所还钱给他；甚至有毒贩直接找到了林所，说赵晴找他“拿货”没给钱，让林所替赵晴付账。

林所只得报警，警察虽然抓了人，但也对林所的身份产生了怀疑，还把林所也带去派出所做了尿检，确认他不吸毒后才被允许离开。

林所没有离开，而是把赵晴的事情原原本本地告诉了给他做尿检的警察，想问问看赵晴到底还有没有戒毒希望，自己和赵晴还有没有在一起的可能。

那天，他拉着警察谈了整整一个下午，警察告诉他，一日吸毒终生戒毒，赵晴不是个例，要想戒毒，需要走的路的确很长。民警劝他好好斟酌一下与赵晴之间的事情，虽然没有点破，但林所自己也知道是什么意思。

林所说自己仍然想帮赵晴戒毒，问警察有没有什么稳妥的办法。警察可能是开玩笑，也可能是出于对林所当时执拗想法的无奈，说了一句：“那你来当警察吧，当了警察就有办法了。”

林所当真了。

2007年6月，经过一年准备，林所通过省考进入了本市公安队伍。公安局本来从他的音乐专业考虑，安排他在政治部宣传部门任职，他却主动要求去了派出所。一年前给他做尿检的那位警察老赵，后来成了他的师父。

“2008年赵晴结束‘强戒’离开监所的时候，我陪林所去武汉接的她，那天他们两个人在戒毒所门口抱头痛哭……”老赵说。

林所心中始终惭愧，如果不是当年他与赵晴在武汉创业，如果不是他拍板招了刘姐，如果他平日里对赵晴的关注更多一些，或许赵晴就不会变成后来这个样子。但林所能做的，也只是用警察身份盯紧了赵晴，尽量帮助她摆脱毒品的纠缠和控制，尽快过上正常人的生活。

林所当了三年社区民警，两次被市局评为“优秀民警”。他帮助吸毒人员戒毒的故事，也曾被市里的媒体报道过。

上任伊始，林所在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上查询了本辖区内所有涉毒人员的资料，然后对所有在册吸毒人员一一家访，找不到人的便找他们家属，希望家属能配合工作。

他自费印了很多禁毒宣传资料在社区分发，顶着别人的白眼，给回归社会的戒毒人员介绍工作。有时，他甚至会买一些米面，去那些揭不开锅的吸毒人员家里做工作、讲道理，甚至还会给那些浑身是病的“老毒么子”送药。

别人办一起吸毒案件只需半天，他却需要很久。“现在回忆起来，感觉自己那时的想法甚至有些幼稚。”林所那时坚信“打击只是办法、不是结果”，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挽救那些吸毒人员，哪怕是长期吸毒人员。

上级赞扬他的做法，但同事们私下里说起林所的作为，都只是笑笑。师父老赵大概明白他的心思——赵晴的家就在他的管区里，他当社区民警的第二年，就帮赵晴在临街的地方租了一间小门面房，开了一家文具店。

林所那时还没结婚，巡逻经过小店时，会进去看一眼。有时下班后，还会和赵晴一起去超市购物。

老赵说那时他很不放心，虽然林所和赵晴之前是男女朋友关系，但赵晴毕竟是有吸毒前科的人员，而林所的身份是警察，他担心林所还和赵晴搅在一起，难免会招来麻烦。

后来我问林所，那时是否仍然还有和赵晴继续在一起的念头。林所叹了口气，点头说有，他计划着，只要赵晴有三四年不再碰毒品，他就跟赵晴结婚。

赵晴也告诉他说，自己结束“强戒”之后，已经彻底与以前的毒友们划清了界限，不但更换了手机号码，连QQ号码都不再用了。

林所父母明确告诉儿子，坚决不会让赵晴过门；赵晴父母则将女儿吸毒的责任全都归在林所头上，骂他是赵家的“丧门星”；甚至公安局同事们也都说，林所这是在“玩火”。

但林所依旧心怀希望，我行我素。那年他29岁，说，三四年，自己等得起。

但赵晴终究也没让他等三四年。2009年3月，赵晴第二次被送强制隔离戒毒。

抓住赵晴的不是本市警方，而是邻市公安局禁毒大队。他们在一次专项行动中，将和朋友在KTV包房里正在烫吸冰毒的赵晴抓获。经讯问，赵晴在第一次“强戒”后，已经不止一次吸食毒品了。

林所得到了这个消息后几近崩溃。他万万没想到，自己费尽心思在社区禁毒，省厅颁发的表彰牌匾就挂在警务室大门上，但自己最关心的赵晴，竟然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又吸了毒。

他跑去邻市禁毒大队要求参加对赵晴的讯问，被对方以不合程序为由拒绝。不过，在赵晴被送往强戒所之前，邻市禁毒大队破例让林所看了赵晴的笔录材料，并让他和赵晴见了一面。

赵晴在笔录材料里承认，自己自上次强戒之后，坚持了半年没有碰过毒品，但后来还是被一个她在强戒所里认识的本地“朋友”拖下了水，并给她提供了购买冰毒的渠道。

林所问赵晴为什么骗他，赵晴平淡地说怕林所伤心。林所又问：你既然怕我伤心，为什么还要去碰毒品？

赵晴说不出来，只是默默流泪。

“那东西，那么难戒吗？”刚当警察的时候，我曾问过林所。

他给我打了一个比方：“如果说烟瘾是‘1’的话，性瘾大概是‘20’，酒瘾估计是‘100’，毒瘾应该在‘3000’左右——你想想自己戒烟时的决心，乘以3000倍，就是戒毒的难度……”

尤其是冰毒及其副产品，如麻果、K粉之类的新型毒品，比之过去的海洛因，不会再给吸毒者带来强烈依赖感，“上瘾”之时，不会有蚀骨之痛，但吸食后造成的欣快感，却让人流连忘返。

心瘾的戒除是终生的，从毒品中体验过那种欣快感的人，只要还活着，就不会忘记那种感觉，就会有复吸的可能。因此吸毒人员终身都需要用意志力对抗心瘾，一次失败，便前功尽弃。

“就好比，每次的欣快感背后，就是大脑皮层上一个针眼般大小的洞，洞多了，人就疯了……”

从2010年开始，林所对待社区涉毒人员的态度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他重新通过全国吸毒人员信息网更新了本辖区的涉毒人员资料，这次他不再家访，而是直接找人、抓人、尿检、拘留。然后就是让被抓获的吸毒人员举报其他的涉毒人员，无论是本地的还是外来的，只要有过涉毒前科的人员，他一个也不放过，一次拘留、两次“强戒”，直到涉毒人员再也不敢在他的辖区出现为止。

他协调辖区各单位保卫处和居委会组成了“居民禁毒巡防队”，辖区居民们早就烦透了那些整日偷鸡摸狗的“道友”，一时间，巡防队所到之处，涉毒人员鸡飞狗跳。有些吸了十几年毒品、浑身上下没几副好零件的“老毒么子”，曾经仗着自己“身怀绝症”无法收监，对公安机关的打击不屑一顾，终日以偷盗为生。以前林所给他们送药、做工作的时候，他们不屑一顾地揶揄：你们警察是拿我们没办法了，开始“顺毛捋”了？到了后来，巡防队一来，他们就开始四处躲藏，甚至有人主动要求重新被收监，躲避追击。

这一年，辖区的涉毒案件先是呈直线上升、后来又呈直线下降，林所也毁誉参半。有人说他工作业绩突出，应当嘉奖，也有人说他做事不遵守纪律。

2011年底，林所结婚，妻子同样是公安局民警，次年他的儿子出生。

2014年11月那晚，我们在吸毒现场抓获了六子和赵晴，经尿检，二人甲基安非他命反应均呈阳性，随后二人供述了当晚在宾馆开房吸食麻果的经过：六子买了毒品麻果，两人在宾馆一起烫吸，吸饱后，两人在宾馆发生了关系，六子付出的价格是另外5颗麻果（市价约300元）。

我进入讯问室，看到六子坐在讯问椅上，屁股下面垫着厚厚的卫生纸。一问才知，他常年患有严重的性病，屁股和大腿上遍布烂疮，久坐会流出黄色浓水，同事怕他弄脏了讯问椅。

“那个女的，瘾大得很嘞！给钱就能上，有‘货’的能包月……”六子知道自己浑身是病，过不了入拘留所前的体检这一关，因而语气中满是无所谓。

电话响了，接起来，是林所，他正从监控里观看审讯过程，让我问六子，都有哪些人平时跟赵晴裹在一起。我转述给六子，他报了几个名字。

我又走进隔壁讯问室，两位同事正在给赵晴做笔录。听了一会儿，跟六子说的差不多，赵晴的语气平淡，像是在叙述别人的事情。

我不知该说什么，也不想再说什么，站了一会儿准备离开。手机又响了，还是林所，我以为他也有问题要问赵晴，可他顿了顿，说，拨错了。

那天的审讯持续到凌晨5点结束，等待赵晴的无非还是先拘留再“强戒”。这个结果赵晴早已料到，并没有做出什么过激反应。临去拘留所时，她小声问我林所在哪里，我回答说：“不该问的别问，管好你自己的事。”

六子以为自己肯定进不了拘留所，坐在讯问室里竟然跟民警说自己上午还“有事”，催促民警快些给他办手续。等同事从公安局法制科报裁回来，告诉六子，处罚结果是“刑事拘留”——这意味着六子将会被判刑。

六子声嘶力竭地抗议，说警察给他“挖坑”、办“冤假错案”，那位报裁的同事冷冷地说：“嫖娼用毒品支付，构成贩卖！”

六子愣在那里，恨得咬牙切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