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心啦，只是请各位传销大佬喝个茶丨人间

后来看他们的学习笔记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喝茶”已经写在了“高级管理课程”里，他们在笔记里还说：“政府通过XXX的方式，考验我们对行业的忠诚度。”

配图 | 《反黑》剧照

2012年来F市之前，我只是北方某一个小单位里搞文宣抄台账的小内勤，除了坐出了个大肚腩，连一个警都没处过。后来，因为个人原因调到西南某省F市的一个小镇派出所，做了外勤民警后，我才深入了解了传销。

对付传销可是门技术活。一是程序上，搞不好就要捅娄子；再者就是实际操作上的事儿，除非有师傅教，或者有靠谱的情报，否则也只能望洋兴叹。

在当时，所里只有两个人有关于传销的确切情报，一个是宋哥，另一个就是我。

宋哥的情报，最初源于他在传销窝点的“卧底三日游”。

宋哥说，所长刚调到这里时，只带他一个人。因为他与所长的特殊关系，我们都管叫他“副所长”。

有天宋哥处警，警情是在镇上某小区附近的一个饭店，有两人酒后打架，他和某干警把当事双方抓回后，为了让他们尽快醒酒，按照惯例拿水龙头一顿喷，两人酒醒之后，“空调开22度做笔录”。

其中一人十分配合，交代两人是传销组织“1040工程（2007年出现的新型传销组织）”内的上下级，他发展不到“伞下（下线）”，想要钱走人，他的“伞上（上线）”请他吃饭，希望他继续留在“行业”内发展，随后，两人一言不合就上演了全武行。

宋哥说，他原本以为这只是一起普通治安案件，打算拘留几天了事，但所长敏锐地抓住了机会：通过他们，或许可以打入“行业内部”。

所长提出要求，那个人二话没说就答应了，至于那个“伞上”，所长警告他：“如果你不同意，我们明早就把你送进去，以后你也别想再出来继续干行业了！”

宋哥人黑瘦，长得很像黑社会，在那二人的保荐下，他毫无悬念地打入了组织内部。他说，进入传销组织的第一天，压根没人带他去参观“行业”里固定的几个景点，也没人跟他打亲情牌，更没有行业内的“女业务员”跟他套近乎，而是几个人给他轮流上课洗脑，讲解“五级三阶制”。

就这样过了3天，一个“讲师”跟宋哥摊牌：“要么交69800元做行业，要么赶紧滚蛋。”

宋哥说：“没钱。”

他理所当然地被赶了出来，当天晚上，所长组织专人，不声不响地对那个“行业据点”来了个一窝端。人抓到之后，同事们连夜讯问、做笔录、走流程。

程序很快搞完，剩下的就是等他们找关系、谈个价钱了——“货”，当然是宋哥代收。

这次行动十分成功，“体系”里的大A们（大经理级）被所长送了进去，在所长的扶持下，之前打架被我们抓到的二人在传销组织内顺利“升A”。因为他们按时“交货”，所长认真办事，直接间接帮他们打掉了很多“竞争团队”，让他们得以顺利吸收其他派系（如“1040阳光工程”、“1040国家扶持工程”等）那些被遣送但当即返回的“新人”。

“伞”越来越大，没几个月他们就成功“升总”（到达业务员经理的位置，意味着退出传销体系，按照宣传上说的，交69800，“升总”后分1040万，这意味着坑了不下上百人），退出了“1040”行业。

至于我搞到的传销情报，实属偶然。

有一次，分局领导交代我一项任务——“亲情走访”，顺便“留意下那群搞传销的”，为市里即将开展的专项行动收集些情报。

我欣然接受。每天早上7点，同事们还没起床，我就在派出所后门等待分局派下来的协警。我们带好文件和材料，按照名单上的100多个小区和单位，每天走访几个。我本来不知道如何区分走访对象是不是搞传销的，在分局协警的指点下，慢慢掌握了些规律：

首先是察言观色，他们一般都有着十分迷离或极度亢奋的神情——这是长期被洗脑的结果。

其次是言语交流，这是最主要的方式。一般来说，当我们询问他们是来做什么时，他们的应对话术都是“考察、旅游、探亲”三大类，如果继续追问下去，诸如考察什么、亲戚是谁、住在哪、做什么职业、电话号码多少等等时，很多人就会答非所问。他们虽然在“职业话术培训”时有如何应对警察盘问的课程，但因为很少会真的碰上警察，因此很多人完全不当回事，还有一些情商堪忧的传销佬甚至会试图给我们讲“国家扶持”、“西部发展又一极”、“体验经济”之类的鬼话。

最后是看房屋摆设，“南派传销”一般不控制人身自由，而且会给“伞下”营造出一种“家的温暖”，只是这个“家”一般空空如也，家具少得可怜，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每户都备着很多小塑料凳——这是“晨训”、“上大课”、“开分享会”的必备，八九不离十，这就是传销A级经理的房屋了。最多的，我曾见过一个“大A”家里有上百个小板凳。

最初，我在排查时遇到传销上大课或者开分享会，就打电话请示领导，一般得到的答复都是“先记下来”。

在领导的支持下，两个月后我们的有用情报超过了100条。

2013年中秋节那天下午，我和另一个老同事负责处警，司机却临时换成了宋哥。开车时，宋哥一直抱怨大中午的，“晒都晒死”，还要跑去市里给上级领导送“过节费”，自己却一张都没捞来。

他十分不爽问我们：“要不要赚点外快？”

我以为又是去扫场子（抓赌），欣然同意，问：“去哪扫？”

“扫个XX啊！我教你们点有用的。” 

那天出发时，宋哥配了一把64式手枪，枪里空包弹一发、实弹两发，我则拿着防爆枪，里面橡胶弹三发。宋哥把警车开到某高档小区楼下，故意停在一辆奔驰侧边，骂道：“贱人开奔驰！”他杀气腾腾，一面大步流星地进了电梯，一面对我们说：“这里有个‘大A’，到时候你们别说话，看我怎么做。”

我们到了“大A”家门口，宋哥“咣咣咣”地踹门。一会儿，一个西服革履的男人将门打开，虚掩着，看到宋哥枪口对着他，开了门。

我们进去后，那个男人一屁股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看电视，他老婆在厨房收拾东西，一个老太婆在扫地——完全无视我们的存在。

“你俩去搜搜看。”宋哥说。

我们在他家里翻箱倒柜地找证据，可是找了半天一本传销书都没有，“没有啊！”宋哥又叫我去查下电脑。这一查，果然发现了问题：转账记录、银行开户记录、名单名录、大课的PPT、讲师讲课话术、分享案例、甚至“升总会”的视频记录，整整占了一个盘。

“大A”看到这些，只是简单说了句：“我跟你们走。”

我作势要把电脑搬走，宋哥制止了我，他说先把人带回去，电脑回头再搬也不迟。

我们三个坐在车后座，“大A”被我和老同事夹在中间，快到所里的时候，“大A”总算说话了：“这大过节的，能不能通融下？”

没等我开口，宋哥就接上了话：“你叫我通融你，我领导那边怎么通融？谁通融我？”说着，他把车速降低，停在了路边。

“大过节的，三位警官也不容易，我这有点小意思，希望你们能跟上面说下，帮忙通融通融。我妈身体不好，我怕我这有点啥事她心脏病犯了；我媳妇儿身体也不好，咽喉癌，您看这样行吗？”他不知从哪拿出了三个红包，递给宋哥。

宋哥生气地把红包扔在副驾驶上，接着对他一顿骂。骂了半天，最后对“大A”说道：“看你那么可怜份上，我回去给你通融下。不过如果让我知道你跑了，我二话不说把你送进去！你听懂了吗？不过我们领导那边什么意思，那就看你造化了。你要会做人，我们就会做人！”说完，宋哥把车发动，掉头将“大A”送到离他小区不远的路口。

“别他妈的让我再看到你或者听到你的消息，否则下次就没这么好运了！”宋哥骂道。

“大A”点头哈腰地应了两句。

宋哥迫不急待地把车开走，开了一会儿，把车停在路边，将红包扔给我们。

老同事不敢收，宋哥骂他：“收也得收，不收也得收！小心所长知道了搞死你！”老同事只好哆哆嗦嗦地收了红包。

“老张，你学会了吗？”他问我。

“差不多吧。”

宋哥十分严肃对我说：“老张，你别回去乱讲啊！”

我打开红包一看，里面有500块钱。

如果说，宋哥算是我的入门师傅，那么杨伟就是我的毕业老师——他是被所长亲自调到这个所里的。

现在回想起来，杨伟来所里没几天就主动跟我套近乎，大概是因为知道我手头有料。

一开始，他主动请我吃宵夜、吃烧烤、喝茶，还时不时跟我倒苦水。他说所长把他调过来，他虽极不情愿却还得给所长送“几个数”；还说自己在市里买了套每平米物业费都要8块钱的豪华公寓，小孩上外国语学校，老人还有慢性病，如何如何。每当他说这些，我都转移话题，说我是死肥宅、单身狗，租房子住，不上班就打游戏。

所长安排我固定和杨伟一组接处警。有天夜警，我们例行公事地巡逻了两圈，他就请我去一个卖藏茶的小店喝茶。

喝了几杯茶后，他开门见山：“听说你那有料？”

“有啥料，我不懂你什么意思。”我装傻。

“老张你再装，继续装！——传销的料！”他笑里藏刀地说道。

“你听谁说的？”

“宋哥。”他审问一样地看着我。

“他有的我没有，我有的他能没有？”

他又开始絮叨，小孩上学多么费钱，择校费多么黑，物业费多么贵，出去撩妹多么花钱。我明白他的意思，说：“有。不过你要有什么活动，我必须一起去。你跟所长喝酒，那我就不去了。如果是要喝茶，就我和你，好茶喝，凉茶也喝！”

杨伟当时没有表态，我们喝了几杯茶也没买单，就开着警车接着巡逻去了。

到了晚上9点多的时候，杨伟突然问我：“现在去吗？”

“去哪？”

“你知道的，所以你说，最好是去喝好茶。”

结果，我和杨伟的第一次“行动”，就差点摆了个乌龙。

我选的是某小区某栋的701，情报显示，这户住着个女“大A”，山西人，行业是“1040工程”，“伞下”有上百人。

停好车后，杨伟面无表情，年近不惑的他爬楼梯却十分迅速，一步三四个台阶。我肚腩太大，上了7楼后就气喘吁吁。杨伟不紧不慢地敲门，一个穿着背心短裤的中年男人开了门：“你们找错了，是对面！他们天天开会、上课，治安隐患啊！”

“你哪个单位的？”杨伟怀疑地看着他。

那个人趿拉着拖鞋回到卧室，拿出工作证，是司法局的。

“原来是领导！这么说你一直对对面视若无睹啊！”我问他。

他马上回我：“我说这位同志，你知道多一事不如省一事的道理吧？再说，我家有老人和小孩，我得为他们考虑啊！”接着，男人说了一句“多谢”就把门关了，接着是门反锁的声音。

接着，杨伟开始敲702的门，并用手指堵着猫眼。我则端起防爆枪站在楼梯边，他见了十分不悦地骂道：“你有病吧！”说着把我的枪口推开。

没一会儿就有人开了门，一个中年女人笑着出来，瞬间表情一变，之后又十分热情地招呼我们进去：“家里包的芹菜馅儿饺子，你们坐一会儿，等下煮一起吃啊！不用换鞋了！”

我们没理她，她自顾自地包饺子。家里面还有三个人，一个小孩，一个老太婆，一个中年男人，我们进去的时候他们一身的面粉，照样无视我们。

“四个，没错。”杨伟一边点人头一边一屁股坐在沙发上，问女人：“知道我们来做什么嘛？”

“知道。”女人有条不紊地包饺子。

“身份证、手机拿出来！”杨伟收了他们夫妻的身份证和手机，我拿着出警记录本假装登记身份证号码和其他信息。接着杨伟哥说：“叫你小孩和老人去卧室，锁好门。”

她丈夫把小孩老人安顿好后，站在一旁观望。

杨伟对我发号施令：“你去找找看。”没几分钟，传销书籍、名册、会议记录、内部学习文件、银行卡、手机搜出一大堆。

“否认吗？”杨伟问。

“不否认。”女人回答得很干脆。

“有塑料袋吗？”我问她丈夫。她丈夫二话不说就去厨房拿了一个黑色垃圾袋，我把东西都扔到袋子里。

“你老公也是你带进行业的？”伟哥问女人。

她没有回话。

“你妈也是？每个人69800，你家挺有钱啊！”

她还是装聋作哑。

“XXX女士，我们正式通知你，我们接到群众报警，你涉嫌组织领导传销，报警人现在在我们所里，证据确凿，我看你是不是要换件衣服跟我们走一趟？”杨伟说完，女人很识趣地进了卧室，换好衣服拿着包出来了。

“我也要去吗？”她丈夫问我。

“你想去也可以啊，欢迎！”我讥讽他。

女人跟我们上车之后，慢慢打开了话匣子，从“国家政策”、“西部大开发”讲起，但她说上半句伟哥就能对上下半句，她自觉没趣就不再继续了。

离所还有两条街时，杨伟故意放慢了车速。

“这事能商量吗？”女人问。

“你觉得能商量吗？”杨伟反问她。

“我觉得吧，能！”

我们把女人送回家之后，她问我们：“能告诉我是谁举报的吗？”

杨伟轻车熟路：“我只能跟你说，男的、新来的，你自己想去！”

离开小区，我问杨伟：“我们这样做好吗？”

他是这么回答我的：“各行各业都有它的潜规则，大家都这么做。老张啊，亏你干这行这么多年了，你要想在这儿混下去，就要学聪明点！”

分好“货”后，杨伟带我去一个小摊吃烧烤，顺便把女“大A”送我们的饺子煮了。那个卖烧烤的摊主杨伟以前抓过，出来后改邪归正，因为有杨伟这层关系，当地的“社会人”对摊主都敬个三分。我们吃了200多，最后老板只收了100块钱。

回到所里，杨伟十分开心，说道：“改天我们继续去‘喝茶’！”

我有些纠结：“这样不好吧，我总觉得心里不踏实。”

他只是淡淡对我说：“开弓没有回头箭。”

杨伟带着我喝了不少次“茶”，每次情况都大同小异，基本上按照剧本来，我们轮流唱红脸和黑脸，大多数“经理”们也很配合。

后来看他们的学习笔记才知道，如何应对我们“喝茶”已经写在了“高级管理课程”里，他们在笔记里还说：“政府通过XXX的方式，考验我们对行业的忠诚度。”

有次我们去一个河南籍“大A”家“喝茶”，那天这个“大A”出去买东西了，他老婆在家。我叫她把小孩带回房间，扭头却发现她在偷偷摸摸发信息，于是就把她的手机收了——她发了条短信息给老公：“有警察，千万别回来。”

几分钟后，我用她的手机回了条信息：“走了，回吧。”

我站在门口等“大A”，杨伟则坐在女人旁边，“大A”一开门，就看到我拿着枪杀气腾腾地站在旁边，瞬间吓跪了，我似乎还闻到了尿味。

我瞬间爆发，作势要打人，那女人吓得尖叫了起来。

杨伟觉得我有点表现过了头，便出面缓和他们的情绪。聊天了解到，女人已经退出了行业，在冻鱼厂打工；男人打算去卖大饼，他说他宁愿被我们抓进去：“自作孽，活该被抓！”

杨伟自觉难以收场，于是打起了小孩的教育牌，希望他们彻底离开“行业”，不要害人害己，让小孩变成同学口中的“传二代”。杨伟对他们承诺，回所之后对“报案人”说他们已经搬走，这才把这场闹剧画上个句号。

几天后，我们不放心，又突击了一次这家，发现男人真的退出了“行业”，去市场卖起大饼。

事后，杨伟给我起了一个“奥斯卡影帝张”的称号，还时不时叫我“张影帝”。 

有天，我和老史在一个小区内连续处了几个电驴（电动车）被盗的警，我顺口说，这个小区住着一个“大A”。老史建议去看下，我们就抱着试一试的心态找到了那个“大A”的家。

我们刚敲一下门，门就开了。不大的客厅里整整齐齐坐着30多个传销人员，一个讲师正在黑板上写板书，板书上画着金字塔结构，写着“新人管理”、“亲情”、“家的感觉”等等。

他们看到我俩表现得十分淡定。

我和老史短暂惊讶后，他掏出了手枪，我也端平了防爆枪：“把身份证和手机拿出来！”

他们十分配合，纷纷掏出手机、身份证。老史指了指茶几，我随便找了几个垃圾袋，把一茶几的身份证和手机都扫了进去。

突然，讲师开口了：“你们车够坐吗？”

“不够，只能坐五六个。”老史说，“你们来几个跟我们走！”他话音刚落，真的有几个人主动站了过来。

“谁开小车来的？”我问他们。

有4个人举手。我叫他们每人搭几个，剩下的骑电驴。出发前我俩清点了下人数，30多个人搭乘5辆汽车、几台电驴，居然组了个车队，浩浩荡荡地开往所里。我们已经有了路上跑一半的心理准备，但不可思议的是，竟然一个没少地都到了所里。到所里之后，我叫他们在操场蹲好，老史去值班室拿了矿泉水，每人一瓶。

这时，所长从值班室冲出来，对我说：“你们搞什么，抓旅游团啊？”

因为接触了太多被传销搞得家破人亡的案例，我自觉“喝茶”行为是在助纣为虐，便决定还是不要再搞这些歪门邪道的事了，免得晚上睡不着。

一旦接到传销求助的警情，只要是我处警，我都会把报案人送到几十公里外的市汽车站，让他们赶紧买票离开，有几次甚至是我自掏腰包。虽不能减轻之前多次大半夜“喝茶”的罪恶感，但是我自认为也算是做了点好事。

直到一个奇葩的警情，让我彻底对他们改变了态度。对于那些病入膏肓的人，我自认为我的微薄力量是改变不了什么的。

有天，我和老史同时接了几个警，都是在同一个地方：一个是邻居投诉隔壁吵架打架扰民；一个是一个中年女人报警说要自杀；最后一个则是一对小两口，说他们的妈“发神经，不仅砸坏了茶几、冰箱和电视，还追着打他们”。

我俩本来认为这又是一起家庭纠纷，可到现场一看，却发现不对劲。

我们首先联系了那对小两口，他们骑着电驴到了楼下告诉我们房间号，并说报警时声称要自杀的是男方的母亲，但他俩就是死活不愿意跟着上去。

于是我和老史两人只好自己找到那间房。这是一户一室一厅的小居室。我们到时房门大开，茶几玻璃碎了一地，电视被砸得不成样子，冰箱也横在门边，一个披头散发的中年女人坐在沙发上。她看到我们，第一句话就是：“民警同志，是我报的警，我搞传销，我骗人！你们一定要抓我，不抓我我就自杀！”

老史咕哝了一句“神经病”，接着走过去跟她拉家常分散注意力，我悄悄从她身边拿走剪刀，顺便把厨房的菜刀也藏了起来，开始清理碎玻璃。

可不管我们怎么做思想工作，中年女人就是不停地念叨，“我搞传销，你们一定要抓我，不抓我我就自杀”，老史看我把碎玻璃扫干净了，房间里也没什么尖锐物品，就问她：“你叫我们抓你，总得给我们个理由吧。”

“我做传销，你们一定要抓我……”

“你把谁传来了！”老史吼了一句，她被镇住了。

愣了半天，她说：“我……我把我自己传来了！”

“那你说，是谁叫你过来做行业的？”

“我自己来的。”

我们这边跟她“鸡同鸭讲”，那边她儿子就打电话过来了，大意是她神经病叫我们不用理她，直接送进精神病院就好了。过了一会儿，她儿媳又打电话过来，说要我们先安抚住她，一会叫亲戚过来接她。

可安抚了半天，她却基本没有任何变化。这时碰巧有个自称是这个女人“老妹儿”的人打电话过来，说正在骑车赶来，我们就借口下楼倒垃圾准备溜之大吉。

我俩拿着几大袋垃圾刚走到楼道口，她就“咣当”把门一关追了上来。

“你们去哪？”她问我们。

“去倒垃圾，顺便买几瓶水，要不你去？”我作势要把垃圾给她。

“你们会回来抓我的吧？”她十分诚恳地问我们。

“会的会的，我们倒完垃圾就抓你。”电梯一开我们赶紧跳了进去，狂按1楼，一到楼下赶紧把垃圾随手一扔，老史马上发动车。这边车刚启动，她儿子儿媳就看到她穿着拖鞋走了出来，就赶紧跳上车，急匆匆地对我们说：“快走快走。”

我们车刚走，她就看到追了过来。

我俩有点心酸，问他们：“你妈病得不轻啊！我们就这样走了，她咋办？”

他儿子说：“我姨快到了。”

开车的时候，他们夫妻俩一开始默不作声，后来经过某某路的时候，开口了：“你们知道国家的‘宏观调控’和‘西部大开发经济扶持’政策吗？你看，全国只有我们这的路是按照省份命名的。”

我直接怼过去：“胡说八道。”

虽然一路上我们都在反驳他们，但他们一句话都没听进去，最后我们也就懒得多费口舌。

快到地方了，我问他俩：“谁介绍你妈从事行业的？”

她儿子说：“我啊！”

“那你呢？”

“我姨啊！”

后记

后来我实在受不了少数同事的歪风邪气，离开了原单位，重操动笔头搞宣传的老本行。我走后，听说所长和宋哥、杨伟他们被省里下来的专项调查组调查问责，被双规了。而后来在省里、市里对传销人员“零容忍”的打击下，传销人员已经被抓得差不多了。 

想起当时的所作所为，我至今仍然心有余悸，觉得悔恨莫及。我时常自省，做人做事不能没有底线，正因为很多人都是抱着“大家都这么做”的心态，才会有那么多不正之风。

编辑 | 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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