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刑警弓神》剧照

陶红与渡边的这场假结婚还是顺利通过了审查，在陶红拿到日本绿卡之前，它还将持续数年。他们在领取结婚证之前没有约过一次会，之后在一起居住一个月，陶红支付200万日元给对方——她攒下的钱，几乎全都用来“买老公”了。

今年是我在东京生活的第四年，我每日清晨带着整洁体面的外表出门，穿过一座座高楼大厦，做完一日的功课，再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我那间不到15平的出租屋，像一只朝生暮死的蝴蝶。

我在东京住的出租屋在东南郊外，是中国人经营的一座两层高的单体建筑，里面分隔出20余间大大小小的屋子，住了30多人。租户也大都是中国人，有寿司店的手工劳动者、初到日本还在语言学校进行准备的“留学生”，以及在东京混迹多年的“出张女郎”。

我的舍友陶红就是一名“出张女郎”。

1

2014年年初，我搬入现在居住的宿舍，春节前夕过年的氛围已很浓厚，宿舍的大门、走廊里，到处张灯结彩。

我走进自己租住的那间屋子，一个挂在墙上的中国结随即映入眼帘，鲜红而精致，屋里的地毯上堆着一些瓜子、花生、糖果、零食，朝窗户望过去，还能看到一对喜庆的小金马。陶红就坐在窗户边，一边拿着剪刀和红纸做手工，一边对着电脑上的节目《我要上春晚》咯咯地笑。

陶红手上未完成的剪纸，是一匹小马的形状。剪纸的手艺，是陶红在少年时代学会的。陶红在东京做过许多职业，虽然已经30岁，但说话仍然嗲声嗲气，口音带着浓厚的港台腔。加上令人惊艳的相貌，一开始，我以为她是台湾人，后来才知道她来自福建。陶红并没有向我隐瞒她的工作，“出张”是从日文直译过来的隐晦叫法，更直白的称呼是“出差女”——意思是去男性客人家里提供性服务。

但整个春节期间，她都没有出去工作，按她的说法是，做她这一行很自由。

我们很快变得熟悉起来，那年腊月二十九，陶红带我去附近的超市采购年货，买了些面粉、猪肉、不少蔬菜，准备做饺子和家常的闽南菜。

那年中日关系紧张，大年三十那天，东京街头出现不少抗议游行的日本人。我在新闻上看到，国内有人打砸了日系车。而自己也是第一次在东京遇上游行，很担心会对我们这些住在出租屋里的中国人不利。

陶红却显得很淡定，她撩起窗帘，静静地看着窗外激奋的人群，嘴角勾着一抹讥讽的冷笑：“尽是些奇葩”。

我仍然不放心，起身检查门锁，声音有些颤抖地问陶红：“你都不怕吗？”

她依然是一副轻描淡写的模样，说不怕什么，反正钱已经给家里寄过去了。我琢磨了一下，觉得她的话说得奇怪，只觉得她像是有故事，但因认识也不久，便没有细问。

到了晚上，我依然有些紧张，电脑里播放着热闹欢腾的《春晚倒计时》，我们则在屋子里默默地准备年夜饭。陶红掌勺，我打下手，虽然我们只有两个人，却一口气做了大约十个菜，红烧肉、宫保鸡丁、咖喱鸡块、青菜肉丸汤……桌上的东西不丰盛，哪像过年的气氛——这也是陶红的意思。

春晚开始了，我们举起日本清酒轻轻地碰杯，唱到《时间都去哪儿了》时，陶红听得入了神，没有夹菜，也不讲话，只是眼神飘忽着，静静地听。歌曲结束一会儿，陶红才回过神来，轻轻地感叹着说，以前在国内时从来不看春晚，吃过年夜饭就回屋子待着，玩游戏，看小说，跟要好的朋友电话聊天。来了日本后，她每年的春晚都不会错过，只是不再跟以前的朋友联系了。

当她讲起这些时，原本暗淡的眼神像是被什么擦拭过，闪闪发光。

2

在日本这几年，陶红只回过一次家。

陶红的故乡在福建长平平塘村，留虞河从闽西的武夷山系发源，流经那里时，河面变得宽阔浩汤。

陶红是家里的长女，从她有记忆起，她的父亲就生活在船上。父亲是留虞河上的摆渡人，在远近方圆数十里内，那条渡船是跨过大河的唯一路径。在陶红之后，母亲又连续生了三个儿子，因为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这个原本在棉纺厂上班的女人被褫夺了工作，从此，陶红一家的生计都压在那艘摇晃的渡船上。

陶红上小学时，家里的渡船还只是一叶扁舟，系在一根横跨河面的坚韧铁索上。那时她学习很好，年年都是三好学生，因此还得到不用做假期作业的“特权”。

在这些闲暇时间里，陶红就成了家里的得力助手，在浊浪翻滚的河面上日日来回。父亲在船尾摇船，陶红在船头帮着母亲收钱，渡一人两毛。当她把一天收到的渡船费清点好交给父亲，父亲摸着她的头顶说，陶红算数好，比妈妈还聪明。

每日的收入装在一个小竹篮子里，到黄昏时分，金黄的夕阳洒在波光粼粼的河面时，母亲就开始清点收入，将一张张褶皱的角票叠起来，算清数目，再分出一份，让陶红送去奶奶家——那里喂养着三个弟弟。

奶奶将男孩儿们奉若至宝，所以尚在襁褓弟弟们可以尽情享用这些辛苦的收入，陶红却从来无福沾光，只有偶尔得到的一点点母亲的恩惠，分得几毛钱，路过村头小店时，换来几块苹果味的硬糖。后来小店关门了，她很多年后还能回味起那种甜腻的水果糖味。

陶红是在全家人重男轻女的歧视里长大的：新年里，弟弟们买了新衣服，她却只能穿家族年长姐姐们留下的旧衣服；弟弟们跟着奶奶吃着好饭好菜，她却只能跟着父亲母亲在船上风餐露宿，以粗茶淡饭果腹。父母和奶奶一直讲，她是长女，理应为弟弟们作出牺牲，“我毕竟是大姐，多少要照顾着些，真的，我一直这么想的。”

初中时，陶红的学习成绩还很好，跟学校成绩排名第一的男生谈恋爱，到高中时，她的学习就渐渐跟不上了。几千人的学校，每个人都被纳入一个优胜劣汰的严酷体系，从快班到慢班，再到普通班，然后在普通班里平平庸庸。

成绩的下滑，让陶红失去了在家里仅存的尊严。母亲无数次地数落着陶红，说她表妹因为学习成绩下降，回到家里，直接跪地认错，她却从未跪过。

多年以后，陶红在东京郊外逼仄的出租屋里向我叹息：她当年并非不努力，而是实在力不从心。高中毕业时，班主任曾催促她回学校拿毕业证，陶红没去，也没有参加毕业合照。高中三年残酷的淘汰过程，让陶红像个被放逐的流民。

3

高中毕业后的陶红跟许多同乡一样，选择了出国打工。家里给陶红做了最后一笔投资，凑来5万元人民币，交了去日本的中介费和半年语言学校的学费，就这样，陶红开始在日本东京以留学的名义打工。

初到日本的陶红身上只剩下20万日元（相当于一万元人民币左右），她没有多少时间，必须尽快找到工作。在东京，陶红吃的第一顿饭是从便利店买来的一小块面包，120日元，她在心里盘算着，这相当于人民币9块多。

在语言学校完成手续注册后，陶红立即开始找工作，按照前辈们提供的经验，她找了许多本《work part-time》，在上面找零工的消息，包括超市清洁员、传单派发员等，然后先请会日语的同学帮忙打电话预约面试，再自己背诵面试日常用语。

陶红已经记不得在最开始的十天里，自己面试过多少个工作，但没有收到一条录用的消息。她很快就走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本就不多的钱很快就要花完：交了3个月的房租，办手机卡、交通卡，购买每天对她来说“昂贵”的食物。她想尽办法省吃俭用，每天宁愿饿着，也要等到过了晚上11点便利店的便当开始打半折后再去，然后对着超市的货架长久地出神，盘算买哪种方便面最合算。

即便日子过得辛酸，陶红总是能乐观地面对这些艰辛的生活，她调侃自己“太会过日子了”，是最适合当老婆的人，如果自己是个男人，一定会娶自己。当然，陶红后来确实嫁给了一个日本男人，但不是一般人想象的那种故事。

 ●  ●  ●

如果没有想到那个“撞运气”的办法，陶红真不知道自己能否在日本活下来——办法很简单，就是厚着脸皮问。

那时候，她每天都去语言学校的自习室，上前去跟遇到的同学勉强地搭话，打听对方是否在打工，打工的店里是否还要人，是否可以帮忙介绍一下自己。终于，有一个学姐答应给陶红介绍工作，但要收取2万日元的介绍费，说，这是规矩。

那是一份时薪850日元的工作，为便当贴标签，不要求会日语，也不要需特殊的技能。因为便当务必保证新鲜，所以工作要从凌晨开始，老板并不和善，连工作时间上洗手间的时间都不能超过3分钟。

初春的春寒料峭，但工厂里却开着充足的冷气，陶红每天工作时都要裹着厚厚的棉衣，被冻僵的手指活动不灵便，有时贴出的标签不够美观，就会被老板狠批一顿。那时陶红还没有熟练掌握日语，只好使劲地弯腰道歉，只能反复说“对不起”。后来陶红的日语提高了些，她终于听懂老板口中骂骂咧咧的言辞，是“蠢货”之类的意思。

第一次发工资那天是14号，11个排班，薪水一共是35200日元。兑现承诺给学姐2万中介费，陶红身上又只剩1万多日元。

做这份工作时，她能吃到的最好食物，是学着便当厂的老员工，趁老板不注意时，往嘴里塞进一块裹好配料的饭团，或者将一截香肠揣在怀里顺出车间。但这份工作的收入远远低于陶红的预期，即便省吃俭用，生活依然成问题。

她还需要更多的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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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东京，有不中国人开设的“黑工”介绍公司，收取一定费用后介绍进入工厂做简单的体力劳动。有段时间，陶红一共打了三份临时工：凌晨3点起在日本人的便当厂工作4个小时；上午回语言学校学习或者补觉，下午去便利店摆货，晚上在中华料理店工作到深夜，之后休息几个小时，再起床继续新一天的工作循环。

回忆起那段拼命的时光，陶红有时反而觉得很快乐，按照2009年时的汇率，她那时每天的收入就相当于八九百人民币，比她母亲一个月挣得还多。

“我是长女”，陶红一直强调着自己的这个家庭身份，这个给她带来的寄托和痛苦都同样强烈的东西。履行一个长女的责任，用更多的钱来证明自己对家庭的价值，这种精神层面的东西一直支撑着陶红在异国他乡拼命打工挣钱、还账、补贴家用。

4

在日本最初的一年里，陶红像一台疯狂的打工机器一样运转，然而，麻烦却不期而至。

由于将太多时间用在打工上，陶红在语言学校的出勤率和功课都出现了问题，在入境管理局办理签证续期时，语言学校拒绝给她提供全勤证明，她的银行存款也显示为“来源不明”（在日本续留学签证，需语言学校提供该生每日出勤率，同时核查该留学生银行账户流水记录）。

所以，陶红一度即将被遣送回国。

在日本打工的福建老乡告诉陶红，如果想不被遣送，办法就是日本人假结婚。这是许多人都会走的一条捷径，若假结婚成功，则可以获得配偶签证，不再需要留学签证，打工的时间也不受限制——法律上，持留学签证的人一周打工时间不能超过28小时，这也是许多华人打工者选择黑工厂的原因，可以不受工时限制，工资现金结算，但比正常水平要低。

陶红没有选择。

办假结婚业务的仍然是东京当地的中国人，与陶红假结婚的对象叫渡边矢一郎，一名当地的建筑工人。

入境管理局为了防止假结婚，有非常细致的审查程序，比如会将二人分开审问，提出的问题包括每天的吃饭的时间、吃饭的菜品、丈夫内裤的颜色等。在此之外，还会有人专门去渡边租住的公寓附近探访，询问邻居各种问题。

最终，陶红与渡边的这场假结婚还是顺利通过了审查，在陶红拿到日本绿卡之前，它还将持续数年。他们在领取结婚证之前没有约过一次会，之后在一起居住一个月，陶红支付200万日元给对方——这些年她攒下的钱，几乎全都用来“买老公”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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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份转换之后，陶红辞掉了之前的三份临时工，也不用再时常去学校刷课时。她扔掉了之前每天都会穿的牛仔裤，学习化妆，学着日本女孩穿成“卡哇伊”风格。同样是由老乡介绍，陶红进入居酒屋工作，从夜里6点到凌晨2点，时薪2000日元，工作内容是“两陪”：陪喝酒，陪聊天。

陶红为自己设计了新的规划：先努力挣更多的钱，最好再拿一张日本“绿卡”（外籍人士的永久居住证）；同时，继续支持家里——当时陶红的三弟已经在上高中，成绩很好，她想的是，“三弟上大学也需要我支援一下”。

说到这些的时候，陶红的脸上依然充满严肃的担当感。在日语里，“干杯”不是将酒喝完的意思，加之陶红的酒量也不错，平时也能说爱笑，做起居酒屋的新工作并没有太多的不适应。

后来被陶红叫做“渣男”的那位男朋友，就是她在居酒屋认识的。2010年，陶红一边保持着那份虚假的婚姻关系，一边跟一个来自中国的年轻留学生谈起了恋爱。那个留学生是家中独子，父亲在景德镇开陶瓷厂。他是那种真正的留学生，不是假冒留学生的打工者。

陶红虽不是居酒屋的头牌，但长得很可爱，男孩开始主动追求她。虽然知道两个人不合适，爱玩夜店的男孩也不见得多好，未来两人一定不会长远，但是陶红漂泊的心还是落在了男孩身上。

陶红说，她对那个男孩是动过真情的。两人确定交往关系后，陶红就辞掉了居酒屋的工作，搬进了男孩租住的高级公寓。最初的日子，两人感情炽烈，如胶似漆，陶红只是偶尔才去便利店打工。

这段感情维持了半年多，在陶红意外怀孕之后戛然而止——男孩根本没有打算要孩子，而陶红只是一个跟日本人存在婚约、在居酒屋工作的女孩儿——她没有给我讲述他们之间发生了怎样激烈的矛盾和争吵，以至于后来她要用“渣男”来形容这位她曾经以为值得依靠的男人。

在日本，任何形式的堕胎都是被禁止的，陶红再次找到了活跃在东京地下市场里的中国人，花了10万日元买了一颗堕胎药，卖药的人说，若是怀孕时间长，药物流产不便，还可以找台湾人在东京开的黑医院做堕胎手术。

陶红再也没有联系那位让她堕胎的男孩，她说自己从未有过借腹逼婚的想法，她是要脸的，只想靠自己。有时，陶红也会非常消颓地矢口否认曾经付出过感情：“嗯，我大概谁都不爱吧，包括我自己。”说话时，陶红将眉毛高高挑起，“活着，还要去爱，多累啊。”

说话时，陶红一脸漫不经心，用粉红色卷发棒做头发。

她又调整了自己对未来的期待，想赚够了钱，就回国买套房子“安定下来”。她开始拿着手上“金贵”的配偶签，在小春论坛（日本最大的在日华人论坛）上频繁地刷贴：陶红又向前迈了一步，正式成为了一名“出张”女孩儿。

翻开摆放在各个中国物产店门口的报纸时，上面就会有各种招聘“出张女孩”的信息，背后的含蕴不言而喻。陶红将自己理解成一件商品，而她的工作不过是一次一次普通的交易行为。

5

2014年过完年后，陶红又忙起来，即便待在家里，她也会化上精致的妆容，穿上可爱的衣服，同那个颓废的“干物女”（编者注：日本流行语，指对恋爱提不起劲，认为很多事情都很麻烦而凑合着过的女性）截然不同。到了晚上，会有车来接她出门，凌晨再送她回宿舍休息。陶红的作息时间几乎是颠倒的，昼伏夜出，而我白天需要上课。平日里，我们相处的时间只有傍晚我放学后的一小段，偶尔也会一起做做饭，或者坐在一起吃便当。

陶红对我很照顾，还给我介绍了一个兼职，在她朋友开的中华料理店打工，她没按照“规矩”那样，向我收介绍费，只说让我发了薪水请她吃一顿就好。

我打听过陶红的收入，有工作时，每天大约收入3万日元，时多时少，与介绍业务的店里五五分成。陶红对待钱，有些特别的习惯，当她身份没有“转换”前，她喜欢像一只松鼠储备冬天的食物那样藏钱：枕头套里，铁架床的床底，抽屉里的日记本，装满衣服的箱子，空置的简易花瓶。

而现在，陶红每周都会去银行存钱，每个周一的傍晚，她就会把日元现金从柜子里取出来，一张一张地数，每张面额1万，数够20张，剩下的放钱包里做零用。有时柜子里的钱不够20张，她又从钱包的零用钱里拿出来添上，每次都存20万元整，像某种强迫症。

每三个月，陶红都会托回国的熟人带钱回去交给福建长平的父母，一次100万日元。因为从银行汇过去手续繁杂，还需要工资流水单，所以，大多数在日本打工的人，都是直接带现金回国，钱到了国内再兑换成人民币。好多次，我看到她集齐了厚厚一叠日元纸币，然后卷曲成团，裹上一层锡纸，据说这样就可以躲过过境安检。包好钱，她又会剪一块布，把钱缝在一件大衣里，完工后“拍照取证”，再给家里的父母说一声，最后交给帮忙的朋友。

陶红所挣的钱有大半都带回了国内，相对于她的三个弟弟，陶红并不能得到来自父母那种理所当然的关爱。她频繁寄回家的钱，被父母用来买了一套四室两厅的房子，但是新房子里却没有属于陶红的房间。

在工具与亲人之间，陶红总是不能做出那么明显的区分。每次我问她什么再回去，她都只是说，再看吧。

然而，即便如此，有时她也会觉得自己是个很自私的人。因为她内心时常存在的真实想法是，“有时候想着，哪一天我父母弟弟都不在了，我也就解脱了。”

有天夜里，我们关了宿舍的灯，躺在上下铺的钢架床上，就像学生寝室时代那样卧谈，她仍然丢不了声音里那种职业的嗲声嗲气，但她有时说的话，却与那软绵的语气构成强烈的反差，我记得，陶红给我说过最极端的话是：“等我的父母都去世了，我就去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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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陶红终于拿到日本“绿卡”，正式与她的假“丈夫”渡边离了婚。那天，为了庆祝，她买了几瓶啤酒，学着《来自星星的你》里的千颂伊，用炸鸡配啤酒。

我曾问过陶红，她与渡边之间的婚姻到底有多假，她沉默着，没有说话。

本来，她的打算是回国再买套房子，做点小生意，成家过日子，但国内房价越来越贵，自己这些年又没有学到什么特别的技能，觉得回去的生存也不容易，所以最终的办法，仍然是那种暧昧的无可奈何。

关于回国，她说，还是，先这样吧。

（文章人物、河流、地点名称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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