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拳砸碎了自己的法院铁饭碗 | 人间

《信号》剧照

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前言

2008年夏天，我们这群即将毕业的经济法专业研究生的命运，被全球金融危机彻底打乱，大量企业不景气，工作职位剧减，就业压力前所未有。因此，报考公务员成为大多数同学的选择，为了找一个饭碗，隔壁宿舍的兄弟半年之内参加了九次公务员考试，最后落脚贵州，被我们赠予“八府巡考”的头衔。

我缺乏“大丈夫四海为家”的勇气，只报了上海、浙江（我的老家）、江苏（女友老家）三个地方的公务员考试，最终被江苏某市地方法院录用。

和兄弟们喝完整夜的大酒，当年9月，我拖着箱子跟女友来到那座苏北的四线小城。我那时以为，这辈子大概是不会再离开这里了，但没想到，几年以后，因为一记冲动的拳头，我不得不从法院辞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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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批考入法院的五个人只有我一个男性，所以我“顺理成章”地被安排到法院执行局报道：这里的工作就是强制执行法院生效的判决和裁定，出差多，经常外出拘留被执行人，对抗性强，当然男性更适合。

那时执行局每年要办理7000余起案件，近七成涉及民间借贷，这里面，基本有六成以上是高利贷。有时同事间私下开玩笑自嘲说，我们可以被称为“官方专业追债师”，工作的权力包括合法地限制被执行人的人身自由、通过官方公文让银行干涉被执行人的资金等。

刚到进执行局时，我做书记员，直接上级是副庭长林峰。林峰是全局业务最强的老资格法官，比我大十岁，西南政法科班出身，一身书卷气，不仅是局里业务骨干，还是同事公认的笔杆子，材料写得非常好。他热爱法律工作，听说多年以前，市政府办公室曾来指名挖他过去，但他竟然拒绝了。那个代替他调动过去的人，现在已经是市府办主任。

林峰待我如兄弟，从工作到为人处世，事无巨细都是手把手地教我。

除了林峰这样的良师，我也结识了几个聊得来的朋友。一个叫吴昊，在刑庭，是个富二代，家里的别墅离法院步行只要一刻钟。他父亲是本地有名的企业家，吴昊考上公务员时，觉得儿子的保时捷卡宴太过高调，给了换成了一辆“代步”的奔驰E。不过吴昊没有纨绔子弟的样子，只喜欢哲学。

一个是经济庭的郭健，山东人，来自农村，家境平平。读了研究生，考上公务员，沉稳低调，踏实肯干，领导很喜欢，是重点栽培对象。

最后一个是跟我一起在执行局的王观。他是本地人，早我三年考入法院，上班才半年时上级中院领导来视察，召开座谈会讨论法院建设，本来王观只是被安排去凑人头，他却不按照规矩来，当着众人面，主动要求发言，痛斥法院弊病，呼吁解决本法院法官“五大遗憾事”：工资太低、工作量巨大、晋升奇慢、职业风险高、太没尊严。领导见他频繁参加其它公务员考试，心收不住，干脆把他“发配”到了执行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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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城不大，人口不过四五十万，可民间借贷盛行，产生大量的借贷纠纷案件，在我们局，一个执行法官一年要办两三百件案子，工作量是中西部同行的四五倍。师傅林峰手上同时在办的案子有近百件，手下的助手，就我一个。我们办案外出时的公车，需与其他三名执行法官共用。

我们时常调侃自己，“干不好执行法官的法学研究生不是好销售。”作为“专业追债师”，我们面临巨大的绩效考核压力，考核指标上百个，核心指标二三十个，跟高中期末考试一样，每个月还要被厚厚一沓的“名次表”鞭策。我们的任务还包括写论文、扶贫、扫大街，加班是家常便饭。

正式成为执行法官之前，我的工作日常是这样的：将法律文书送达当事人（纠纷双方）——拿着查询通知书，去商业银行查询被执行人（欠债人）的存款——用“冻结裁定书”，冻结资金往来频繁的账户。

欠债人很少会在自己名下账户存钱，通常查几十个案子，也就一两个案子有存款。遇到这样的情况，我们要马上制作“扣划裁定书”，并送达银行，扣划存款。

这些，都是师傅在做，我跟在后面。

当然，更有效率的办案手段是，以“拒不履行”为由，拘留被执行人，可案子这么多，被执行人几十上百，我与师傅二人根本应付不过来。这时，往往申请人（也就是那些要钱的债主）就会派上用场，充当我们非正式的“盯梢线人”——我们没有精力盯梢，他们没有权力抓人，合作起来，就不一样了。

申请人的“举报电话”时常在清晨或者夜里打过来，我们接到电话，就要立即赶去“带人”（拘留），师傅、我、开车的司机三人，开车出去一趟，动辄两三个小时。司机对这种突击行动抱怨很多，我也劝过师傅，下班时间就别接举报电话了。但师傅的回答是：“这年头申请人也不容易，打赢官司拿不到钱。加会儿班说不定就能搞掉一个案子。”

在一线工作时才知道，在大多数不讲理的债主看来，来了法院就该拿到钱，甚至有人把法院视作银行和保险公司，认为法院应该先付钱。他们在放贷时不去考虑借贷的风险和自己把控的责任，却认为国家财政应当为个人的损失买单。

师傅林峰办案时追回欠款的“到位率”最高，但光鲜的成绩的背后是“费力不讨好”的心理阴影：申请人拿不到钱要指着你的鼻子骂，而面对被剥夺财产的被执行人，被骂算是很轻了，他们有人对法官拔刀相向，有人守在房子里以死抵抗。

有一阵子，每个周一的下午，都有一个很瘦的女人，来到执行局大厅，对师傅破口大骂，脏话词汇量刷新了我的认识，她情绪激动时，还动手扯坏过师傅的制服衬衫。

这个女人叫周红，是师傅手上一个交通肇事案的申请人。这起案子的被执行人叫王建，一个22岁的无业青年。案子很简单，王建偷偷骑他舅舅的摩托车，结果出事故撞死了周红的丈夫。法院判王建本人除了刑事责任外，还要赔受害者家属45万。可王建家徒四壁，母亲常年卧病在床，父亲靠打零工维持生活。这些情况周红都知道，可她只要钱，被执行人拿不出，她觉得就是法官没有尽到责任，一直纠缠。

领导要维稳，面对的这些复杂情况，指示“忍无可忍，重新再忍”。我有时看不过去，气愤地对师傅说，“这种人，你还让我加班给她准备司法救助的材料，她配拿救助吗？”

师傅无奈又担忧地看着我说，“这年头哪个做法官的不挨骂，你气性这么大以后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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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师傅刚进法院的那个年代，要想从书记员升法官，至少六七年，但我则只用了三个月——因为我入职那年，有7名法官离开了A城法院，人员不足，案件却井喷式爆发，于是我被火速提升，开始独当一面。

执行法官的工作，颠覆了我曾经对司法工作很多书生气的想象，开始了解了现实社会。当时，法律上允许的民间借贷利息，大致是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以下，也就是月息两分左右。但实际上，高利贷远超这个水平，而且道高一尺，魔高一丈。

我曾经调侃郭健说，“你们经济庭总支持高利贷可不行啊！”郭健白我一眼，反问，“换成你，你怎么判？”

我承认，换了我，也得按证据判，但问题恰恰就出在这里。

我带走过的一个被执行人小李，是父母溺爱的家中独子，高中毕业后，不上班工作，在家啃老的同时，频繁约会女网友，买奢侈品讨好她们。小李借了4万元高利贷，8000元利息折现，拿到手3.2万。但是，借贷方会利用小李急于借钱的心理，让他打了一张本金12万的借条，并按照银行同期贷款利率的四倍偿还利息——“4万变12万”的操作手法并不难，双方去银行伪造了转账借款凭证，放贷人先把12万打到小李账户，然后押着小李去ATM机上把12万现金取出，留下实际借到的3.2万，交还给借贷方8.8万。

但最终上法庭时，证据只能是本金12万的借条，拿走3.2万的小李，要按照借条上的规则，还20多万的债务。

当然，法院认定借款事实，也并不是仅凭借条，针对这点，放高利贷的人也会升级手段，在借钱时，就做好全部证据链，欠条、借款用途、转账的凭证一应俱全，借款人迫于各种原因，只能配合。遇到这种情况，法官只能根据证据判决。这种情况下，所谓打击高利贷，已经是无从谈起了。

小李的案子，最后庭外和解，他的父母老泪纵横，还是还了放高利贷的人12万。我逼问小李，当初为何要签12万的借条，为什么有12万的转账凭证。他支吾半天，最后喃喃自语说了实话：“借的时候根本没想还。”

我一时竟无语。

也有那些真正值得同情者，小店的业主，工厂的老板，为了周转，不得不饮鸩止渴。有一个名叫胡利的被执行人，本来经营一家制衣厂，接外贸单，生意红火，08年金融危机后，订单锐减，收入大跌，不仅拖欠工人工资，工厂日常运营也无法维持。他先找了银行，但拿不出合格的抵押物，只好铤而走险，头脑一热，找放高利贷的人借了10万，月息1角。一年时间后，10万滚成22万。“债权人”来法院起诉胡利，也是22万的借条和转账凭证一应俱全，法院不得不判决支持。最终胡利关了工厂，自己卖车还债。

高利贷这个江湖的运行，完全绕过了法律，这令我又恐惧而困惑，在纷杂的现实里，我觉得自己身处某个法律精神深刻隐微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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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我也被工作上的两难拉得粉碎。

2009年的一个案子，我办了整整一年。这是一起抵押借款案，也跟高利贷有关。被执行人是一对60多岁的退休夫妇，他们向银行抵押自己唯一的房子，借款一百多万，然后将钱全部给了放高利贷的人，月息三分。

正常收息五个月之后，放高利贷的人跑路去了迪拜。银行借款到期，老俩口拿不出钱，银行要收房子，向法院申请强制腾空拍卖。老俩口几乎每天都来我办公室，先是苦苦哀求，然后变成撒泼、谩骂。老俩口希望法院发扬人道主义精神，驳回银行的申请执行，不要拍卖他们的房子。

他们贪婪、无赖、无礼，但每日在我眼前颤颤巍巍的佝偻身影，又一次次触动我心底那些柔软之处。

他们的要求当然是不可能实现的。

发现求情行不通后，老两口居然又搬来了老母亲的灵位，放在我的办公室里，展开新一轮“道德”攻势。那些受人敬畏的习俗，也成为他们谋利的工具。

“道德”攻势没起作用，他们又以死相逼。老两口在自家房门处放了汽油桶，扬言要与房子同归于尽。

最终，法院出动30余人的队伍进行强制腾空——这样的行动，在人力稀缺的法院，每年至多做一二次。执行那天，30余个人分成5组，两组负责外围安保，阻止被执行人亲友冲进来，两组分别负责一个被执行人的拘传，剩下一组人员的职责才是组织搬家公司搬运。期间，还有派出所、居委会和公证处的人员见证。两位老人呼天抢地，无济于事，两天的强制腾空结束，这个案子的耗时已经接近一整年。

离开时，我没再看他们的眼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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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苏北小城，高利贷的烈火还在延烧。

汽车租赁行的经理刘行，改做了放债业务，不到一年的时间，座驾就从马自达6变成了奔驰，还买了别墅。刘行妻子过30岁生日，凡是参加的人，都可以拿到1000元的红包回礼。在人们眼里，他的“投资”稳健而热门，若想要把钱给他拿去放贷，往往还要托人找关系。

暴利吸引来了更多的逐利者。一些小企业主也不再安心经营，而是以企业的名义吸纳大量资金，加入高利放贷冒险，但只要其中一个环节出现问题，引发连锁反应，企业就会破产血本无归，引发大量三角债务，供货商的货款，工人被拖欠的工资，又形成更多的案件，这些源源不断的起诉汇聚到了法院，案件量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此时，欠债人大多已山穷水尽，还款艰难，法院执行的温和手段，已不能满足放高利贷者急切需求。法院最严厉的手段也只是，每年将被执行人拘留15天。

于是，暴力追债上场了。大量的高利贷催生了各种讨债公司，他们采取公司化运作，主动拓展业务，从债权人手中低价收买债权，一边借助司法力量，一边则是非法的暴力威胁。浙江铁笼沉尸案，山东于欢辱母案，只是非法拘禁暴力追债的冰山一角。

2010年初的一天，快下班时，我接到举报电话，说被执行人周新出现了，就在他工厂的办公室里。周新原来办砖厂，生意一直不错，后借钱在江西投资石矿场，因没有理顺当地政商关系，不久，项目失败，欠债200余万，债务越滚越多。

我和书记员迅速赶到现场，却惊异地发现，打电话举报的人就是周新自己。周新连声哀求，“法官赶快把我带回法院，赶快把我带回法院！”

原来，他的办公室内外，有10多个人社会人员盯守着他。

我立即打电话向领导请示，动用两辆警车、5名警察，才把周新从厂里带出，送到了拘留所，周新在车上连声感谢。被关了15天，周新一分钱也没还出来，“法官，我欠的不只是这200万，真就这一笔，我砸锅卖铁也还。我也是没办法。”

后来，周新作为被执行人的案子，果然又来了更多。据说他后来扔下老婆孩子，逃去了海南。

6

转眼间，我在A城已经三年，虽然工作有各样的不是，但也没想过要放下这个铁饭碗。未来的岳父岳母对我照顾周全，三天两头做了好吃的招待我。二老还在小城边买了块地，准备盖栋房子给女友和我做婚房。

但没想到，就在2010年，小城市平淡惬意的生活，连同我执行法官的职业生涯，都突然因为一个女人结束了。

她叫杜君，是我的一个系列案的被执行人，半年多里，共有12个人申请对她强制执行，标的总金额500余万。同样作为被执行人的还有她的前夫王宇，王宇曾是一名公务员，头脑灵活，交游广阔，他虚构了一个投资项目，先从亲友入手，然后是同事，最后是高利贷，大约借了四五百万。忽然一天，王宇卖了房子，辞职，离婚，卷钱离开了小城，不知所踪。

于是，所有的债务，都扔给妻子杜君。

由于之前大量债务人通过假离婚转移财产、逃避债务，在相当长时间里，法院对于夫妻共同债务的举证责任分配得非常严格，一般只要在夫妻关系存续期间的借款，即使只有一方签字，也会被视为夫妻共同债务。

随着办案深入，我觉得杜君应该没有实际接触过这些钱。她是小城最好中学的老师，31岁，与我姐姐同龄。因为债务，杜君的情绪时常崩溃，变得歇斯底里，总是尖叫、怒吼、流泪。这是一个令我心烦而头痛的被执行人。

有一天，又一个债权人找到我，要我一定去拘留杜君。来到她家里，只有杜君和她五岁的儿子在，小男孩很懂事，小心翼翼地端了一杯开水给他妈妈后，便坐在妈妈旁边。每次看到这个小男孩，我心里都有点难受，我的外甥跟他同岁，但这孩子眼神看人小心翼翼地，一点儿不像五岁的年纪。

和杜君的谈话还是老一套，还钱，制定还钱方案。杜君的情绪又开始歇斯底里，这时，小孩身子向前倾了一下，希望把水端给他的妈妈。忽然间，杜君拿起手边的报纸，狠狠地抽向孩子的脸，水洒了一地。

我怒了，对她吼道，“你干什么？！这是你亲生儿子，他才几岁！”

杜君开始哭闹，“他跟他的死鬼爸爸一样，怎么不去死？放着好日子不过，把这么多债给我，都是讨债鬼！都是讨债鬼！”

小男孩还是木木地立在旁边，不敢动也不敢哭，看来这种事应该不是第一次了。我缓和了一下语气，“这是他儿子，也是你儿子，是你亲生的，一个五岁的小孩子，你叫他要怎么承担这些东西？你是他妈，当妈就要承担责任，你总不能这么伤害他。”

杜君还是情绪很失控，半坐在地上，哭着说，“我被毁了，被毁了！一辈子被毁了！”

那天，我没有如申请人所愿拘留杜君，因为我知道，如果拘她15天，她将可能就会因为这个“劣迹”被学校辞退，那时，这母子俩就真毁了。我不想做那根压断他们生活的稻草。

我再三向债权人解释，“拘了她，丢了工作，更还不起钱！”但愤怒的债权人不管不顾，只要我拘留她，先是软磨硬施，继而恶语相向。毕竟被骂是已是工作常态，我一如既往忍着。

忽然，债权人开始用土话骂道，“我知道你为什么不拘留她，你跟她有一腿！”

“你XXX再说一遍！”我带着怒气站了起来。

“你跟她有一腿！所以不拘留，我要去投诉你，还要去你家，你别以为我XXX的不知道！”

我一拳挥过去，世界安静了。这一拳不只是打他，也是打向这份工作带来的压抑、无力、郁闷。

7

被我打了的申请人一直不停地投诉我。一气之下，我向法院提交了辞职报告，心想：老子不干了！

师傅林峰比我还焦急，不停地上下奔走，拿回了我的辞职报告，扔在桌上说，“你怎么这么冲动？说什么不干了？我去跟领导商量下，给你调换个岗位。”

“师傅，别折腾了，我是真不想干了。我学了七年法律，考了司法证，可拿的是什么收入，每天面临的是什么的工作环境？我这辈子挨的骂都没这几年多。我累了，我不干了，没意思。”

师傅沉默了，我们都明白自己的处境。

临别时，跟师傅喝酒，我流下眼泪，“师傅，我走了，我是逃兵，是懦夫，我对不起你在我身上花的心血。”师傅只是沉默不语。

后来，我去了上海当律师。今年春节，我陪妻子回小城过年，吴昊组局，以前在法院的几个死党聚到一起。王观终于在34岁那年选调到邻市的行政执法局，郭健考到了省直实权部门，娶了一个漂亮的医生。只富二代吴昊留在了法院——当年，我们一直调侃，他的人生结局应该是继承家族事业。

酒酣耳热时，问起我的师傅林峰，吴昊说，因为要进行员额制改革，林峰重新从法官成为了法官助理，几个月前，他也辞职了。

（编者注：法官员额制，是指法院从事审判工作的法官按照案件数量、人口密度、法院设置等因素来确定法官人数，集中行使国家审判权。员额一旦确定，在一定时期内不可改变，没有缺额就不能递补。）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朱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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