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中国人，走到哪里就吃到哪里丨人间

 《困肤》剧照

“至于豹子，把皮扒了，把肉吃了，剩下的骨头、还有一对睾丸和一根长鞭泡酒。拿个好大的坛子，再放些从国内带去的枸杞，可以治风湿呢。”

那天我正在电视上不停地换台，突然感觉一个频道里传来的声音十分熟悉，仔细一看屏幕，上面是一个厨师，一身挺括的白色工作服，顶个大帽子——虽然印象中的他始终还是大裤衩子T恤衫——但仅凭那熟悉的笑容，分明是老黄无疑。

我看了一下节目的名称——《舌尖上的蓉城》。

1

20年前，当时公司正在投标叙利亚的一个变电站项目，领导希望借此考查一下当地的商业潜力，看看是否有持续开发的可能。我接受委托，前往叙利亚考查。

那年5月，由公司国外工程部的李主任带队，考察组一行三人出发了。因为是国企考察，走的是官方途径，接待我们的是大使馆经参处的官员。

虽然现在的叙利亚遍地硝烟、满目疮痍，但在上世纪90年代末，叙利亚还是一个和平美丽的国家。从机场到市区，到处悬挂着一老一少的领袖画像，老的身穿西服，是总统老阿萨德；年轻的一身戎装，是老阿萨德已故的长子巴西勒——本来他才是原定的接班人，可后来在1994年不幸死于一场离奇的车祸，于是老总统只好让他的次子接班——也就是目前的叙利亚总统巴萨尔·阿萨德。

一周时间里，我们先是拜访了经参处的参赞及其他官员，随后见了一些当地的商人，还顺便去参观了位于叙以边境的戈兰高地。

考察结束后，领导认为叙利亚还是有商机可寻的，不妨再做一番开拓工作，研究一下可行性，如果前景好，将来就在叙设一个办事处，继而扩展到中东的其他地区开展业务。

于是我便被领导留下从事开拓工作。此前，我已经在国外工作过两年，工作艰苦不说，最难以忍受的是，至少要工作一年半以上才能休假回国探一次亲。我提出了自己的困难，领导表示理解，并安抚我：“最多三个月，不管好坏，你都可以回去。如果大有可为的话，来人换你。”

 ●  ●  ● 

我们住在经参处的一个招待所里，每天27美元，食宿全包。这是一座租赁的小洋楼，上下两层，除了接待国内来访的官方或非官方的商务人士，还是经参处的内部食堂。

一楼客厅外面有个小院，草坪石径，中间一棵苹果树，枝叶繁茂，结了好多蚕豆大小的青果。四周的石墙上爬满了白边圆叶的藤萝，还有一粗枝从隔壁家伸过来的李子。虽然触手可及，但我想起“瓜田不纳履，李下不正冠”，就觉得还是不动的好，毕竟身在国外，代表着中国人的形象。院内还有一个微型游泳池，只是没有水，瓷砖之间长满了水锈。

领导走后，我从二楼搬到一楼的客房。对面的房间住的是一对厨师夫妇，厨师姓黄，40岁左右，中等个头，一口川音。他爱人看起来要年轻许多，大约30岁出头的样子，模样秀气，身材微胖，姓潘。经参处的人管他们叫老黄和小潘，我也跟着这么叫。

我在新房间住下不久，就发现了一个问题：住在一楼，临街一侧的窗户只有一层玻璃，晚上若是开着，只要轻轻一拨纱窗，窗户就会打开，小偷很容易进来。

老黄听了我的话，笑着说：“没事，这里的治安好得很！你放心困觉，绝对不会有小偷。我们这里是富人区，你没看到外面总有拿枪的便衣吗？我们上面住的就是阿萨德的妹妹。”

他这么一说，我倒想起来了，过来的时候，路过一些大户人家，门口还真有三三两两斜挎自动步枪的“闲人”。

我心下稍安，但仍不免嘀咕。他们看我这样，又笑了，连说：“没事，没事！放心好了。” 语气还带着一些大惊小怪。

老黄两口子曾在非洲的塞纳利昂待过，他说，与那相比，这里就是天堂。

2

那时正处夏季，天亮得早。起床之后，我常常去小院里溜达。呼吸着北京少有的新鲜空气，耳畔鸟鸣婉转，十分舒适。而且我竟然在草坪里发现了几只土黄色的旱龟，最大的一只有小碗大小，也不怕人，碰它一下，它才会不慌不忙地爬上几步。

叙利亚人生活悠闲，上午10点上班，下午2点下班。因此经参处的上下班时间也按此调整，早饭上午9点，午饭下午下班后吃。饭后是午睡时间，你想出去谈业务都找不到人。

一天之中只有午饭最热闹，经参处的人连同家属都会过来，差不多有20人。因为常在一个锅里搅勺子，我和他们逐渐熟悉起来。在经参处里，除了参赞60岁上下，一秘、二秘、三秘都是30岁出头的年轻人。其中有两位女士——田秘和萧秘，三位男士——童秘、王秘、孟秘，此外还有一位会计，姓张，是萧秘的丈夫，都是经贸部外派的。

叙利亚的饮食单一，最好吃的要数烤羊肉串，当地人叫做Kebab，我们笑称“烤爸爸”。主食是阿拉伯大饼蘸蔬菜酱，此外就是大盆的蔬菜“色拉”——其实连色拉酱都不放。虽然老黄做的是中餐，且擅长川菜，每天变着法子地准备早餐、午餐，但叙利亚是穆斯林国家，食材就那几种牛羊肉，买不到适合的调味料，最终做出的菜还是有些单调。

有一次在院里，老黄跟我诉苦。“我做川菜，首先就是花椒、大料，但这里都没有。”他说着拿起一根棍子，在地里掘了掘，“你看看这块姜，我好不容易从国内带出来，种在这里，又烂了。”他站起来拍拍手，“就是种不活，葱也没有，只能用洋葱，可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我倒是无所谓，从高中起就吃食堂，外出做项目也是吃食堂，老黄做的菜已经够好吃了，于是安慰他：“挺好的，我觉得挺好了。”

有时，老黄也会忍不住抱怨一句：“他们就是难伺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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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天早上，我照例去小院散步，发现老黄两口子正端着一个脸盆，站在围墙边摘邻家的李子，大大方方的，就像是在摘自家的。我看到隔壁楼里有人在向这边张望，一时不好意思过去。等他们兴致勃勃地端着一大盆李子进来时，我才说：“你们摘人家的李子，不怕人说？”

两人几乎异口同声地说：“没事的，人家不说。来来，尝尝，甜得很。”说话间，小潘已经洗好了一小盆。我拿起一个红白相间的李子，尝了一口，果然甜酸适口，于是又吃了几个。

下午午睡起来，刚走到门口，我就发现隔壁家的几个小孩正在那边摘李子，还冲着我笑，我赶紧退回屋里。

3

晚上是招待所最清净的时候，如果没有新客人，晚饭就只有我和老黄夫妇三人。吃完饭，他们两口子常邀我一起出去散步。因为是富人区，周边环境很好，街道静谧，晚风习习。我们边散步边聊天，更多的时候是听老黄摆龙门阵。

原来，老黄一直在大使馆做厨师，也是“老外交”了，先后去过埃塞俄比亚、塞纳利昂，他和萧秘夫妇很熟，在塞纳利昂时就认识了，这次来叙利亚就是他们介绍的。

老黄曾在埃塞俄比亚的经参处工作过三年，那时候他还不能带家属，小潘只能一人在家里带儿子。可能是因为这个，老黄有些怕老婆，按四川人的话说叫“耙耳朵”。经常可以听到小潘吼他，而他总是嘿嘿地笑着，没有脾气。

说起埃塞俄比亚，他的话就多了。他说那里的黑人对中国人很好，遇到什么带路的事都是争先恐后的，所以平时没事的时候，他常常开车去当地的村子里玩，带一些清凉油给当地村民，顺便再买些鸡回来杀了吃。那里的人极穷，有些小姑娘到十三四岁了还赤身裸体的。

“因为中国人老帮他们打井、修路，当地的黑人对我们还是有感情的，但也有不满的地方，就是中国人馋，滥杀野生动物。”

当地的黑人环保意识很强，当中国人打鸟时，他们会抱怨：“你们中国人有钱，买得起农药，但我们没钱，就靠它们吃虫子。”当中国人打猫头鹰的时候，他们又会抗议：“现在老鼠这么多，再打死猫头鹰我们怎么办？”

“但中国人不管——这也难怪，在自己的国家里尚且不考虑这些，更何况在非洲，都是以老爷自居。”老黄叹气。

中国人还会在沼泽地里抓青蛙，“很残忍的，”老黄比划着说，“抓到一只，就活活地剥下皮，然后往车上一扔，也不管黑人的抗议——再也没有东西帮他们吃虫子了。”

“中国人真是贪吃成性，让当地人都觉得不可思议。”老黄接着说道，“比如，路上遇到压死的蟒蛇，就会立即下车，然后用刀切成一段段的，往车上一扔。还有路上遇到被撞死的驴，下车查看后一旦发现是公的，也不管周围有没有黑人，就立即掏出驴鞭，”老黄比划着，“用刀‘咔哧咔哧’地割下，拿了就走，看得周围的黑人目瞪口呆。”

“没办法，那些打井队的北方人特别喜欢吃铜钱肉，就是驴鞭。所以只要遇到撞死的公驴，就绝不放过。这在当地都引起轰动了，我们的黑人佣人就曾经问我，‘luse’，就是驴，他用手比划那东西，握着拳头，翘起小指和大拇指，横放在嘴上说‘bula，bula’，就是吃的意思。弄得我很不好意思，不知怎么回答才好。”

老黄的脸色变得有些尴尬，就好像真的回到了过去。

“有的中国人形象太不好，对当地的影响很坏。那些黑人很爱野生动物，从来没有去打的概念。他们觉得上帝赐给他们牛、羊、鸡就足够了，干嘛还要打其他东西呢？所以，尽管村子周围的树上全是鸟巢，但从来就没人动过。”

不过，虽然老黄批评中国人嘴馋贪吃，他自己其实也干了此事。

他说，他离开埃塞俄比亚时，就强迫他的黑人佣人把院子周围树上的鸟窝统统掏下。起初佣人不肯，于是他威胁“不干就开除”，佣人也只好从命。结果一晚上——之所以是晚上，他解释说“怕人发现”——就掏了80多只小鸟，堆满了一脸盆。然后“把皮一扒，用油一炸，好吃极了”。这些都是那帮同事告诉他的，说“不吃实在可惜”。

我笑着调侃：“你既然知道不对，为什么也干？”

“唉，鸟肉实在好吃。再说，我们那麻雀成灾，到了傍晚，全落在电线上，把一条条电线都坠成大弧线了。而且我们辛苦种的蔬菜籽，也全被它们吃了。不过不到几个月，原来的鸟窝里就又住满了麻雀。”

他这么一说，我倒也觉得有些心安理得了，又有些幸亏那里的中国人不多。

4

那几天散步，话题都是关于吃的，而且逐步升级到“滋阴补肾”上。

一天晚上，老黄说起了“狮鞭”：“在埃塞俄比亚的时候，打井队的人撞死狮子后，用狮鞭泡酒，说喝完以后，就跟雄狮一样。我也喝了，不过并没有什么感觉。”

“没有跟雄狮一样啊？”我忍不住笑起来。中国人出国工作，由于不能带家属，就只能找小姐了。

老黄说：“在非洲的中国人都怕得艾滋病，再加上胆子也小，所以尽管嘴上嚷得凶，但很少有人敢尝试。说巧也巧，还真有人铤而走险，就真的染上了艾滋病，也许是舍不得多花钱，又不知道采用什么预防措施，结果中了大彩，早早地被送回国隔离了起来。”

接着，老黄把话题又转了回来：“他们还做过‘三鞭酒’呢。”

“三鞭酒！？”我简直好奇死了。

我知道国内有一道秘菜，叫“三鞭菜”，有牛鞭、驴鞭和马鞭。以前有一位负责项目审批的同事，去山东某县出差，当地领导在接待的酒宴上就点了这道菜。那同事觉得如尝到了人间至味，回来后逢人便兴致勃勃地大谈特说。

而今想不到，这道“国菜”竟然传到了非洲。而且原材料也因地制宜，分别用了狮子鞭、猎豹鞭和鬣狗鞭。

老黄说：“狮子一般是用卡车撞死的。晚上开车时，远远地看见两盏绿莹莹的灯，那就是狮子的眼睛，这个时候它被灯光晃住了，一般不跑，然后开车猛撞过去，先把它撞晕，然后再开车来回碾压，确定死后，往车后一扔，拉回去。

“至于鬣狗，就用枪打。鬣狗属于恶兽，连当地人见了都打，用涂了毒汁的弓箭射它。因此我们打它，当地人非常欢迎。

“猎豹得来纯属偶然。当时打井队在挖茅坑时突发奇想，琢磨着能不能借此捉一只野猪。就用挖掘机挖了一个三米深的大坑，上面用草盖好，再放上些食物。不想第二天早上一看，竟是一只猎豹跌了进去。”

“那家伙凶得很，”老黄比划着，“他们扔了好多大石头，见它不动了，还是没人敢下去。直到有人用一根长棍子戳了好几次，确定死了，才敢下去把它弄上来。他们把皮扒了，把肉吃了，剩下的骨头、还有一对睾丸和一根长鞭泡酒，还专门拿了一个好大的装硫酸的坛子，再放些从国内带去的枸杞子，可以治风湿呢。”

“非洲这么热，哪有什么风湿啊？”我问道。

“也可以滋阴补肾。”老黄边点头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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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黄的讲述，让我想起了一些点滴的往事。

记得80年代末的时候，我在河南的一个项目上工作。项目组有一个同事，姓杨，是那种北京人称之为“混不吝”的角色。他养了一只小狗，才一点点大，就迫不及待地杀了，当众一棒子打死的。先是吃肉，然后用狗鞭泡酒。那狗鞭只有铅笔头那么大，他竟也当个宝贝似的觉得这玩意可以“滋阴补肾”。

他见人就吹自己的艳史，弄得另一位姓强的同事向往不已，满脑子都是壮阳的念头。当时有宁夏的同事休假探亲，说枸杞子是他们那里的特产，可以帮忙带点。有人说要两斤，强同志听闻此言后，感叹道：“两斤狗鸡子，得杀多少条狗啊！”大家先是一愣，继而爆笑。

那时，我并未见过药用鞭和食用鞭，只后来在长春见过一次鹿鞭。那是在参观伪满洲国纪念馆的时候，导游把我们领到一个商店里，热心地指着鹿鞭向我们推荐。虽然第一次见到这东西，但鲜明的雄性特征让我一下子明白这是什么，黑黑的、长长的一根，连带着两颗硕大的睾丸，非常完整，看来是被非常小心地剥离下来的。这一套东西放在一个包着玻璃纸的锦盒里，上面用金字标着：送礼佳品，旁边还有些金色小字，大概写着用途和疗效。我不感兴趣，也就没注意价钱。

后来导游见我们未购一物，笑容顿时退去，不再给我们作向导了。

5

老黄虽然笑话他们的做法，但自己其实也十分热衷于此事。来叙利亚之后，老黄曾给大家做过两次牛鞭，而且都是正式宴请的时候。

一次是我想以公司的名义请经参处的人吃饭，感谢他们这段时间对我的大力支持和帮助。

那天，老黄去市场买回了好多食材，最突出的就是这东西。叙利亚人主食牛、羊肉，而牛鞭这些都是不吃的，因此很便宜。倒在盆里，一根一根的，长得很。他洗得很仔细，然后像切鱿鱼似的切成花。但那次没成功，事后他解释说，炖得时间长了，都化了，吃起来没韧性。

第二次是经参处请大使馆的大使吃饭。这次吸取了教训，没有炖烂。用盘子端上来时，看起来就像鱿鱼卷一样，吃起来却像牛筋。那时候大使是女的，她问这是什么，有人说是鱿鱼卷。我们这桌虽然都知道是什么，但也不说，只管下箸。

我记得之前去孟加拉国出差、去下属的施工队时，听他们谈起过买牛鞭的事情。说原先这东西当地人都是要扔掉的，中国人来后主动讨要，以至于后来只要中国人一去菜市场，牛肉摊上的小贩就会从摊位下面，拿出这玩意高声吆喝，还会露出一脸不怀好意的坏笑。

讲到这，工地主任说：“后来我就再也不要这东西了。”

当然，关于“养生”，老黄不只是用“鞭”。

有一天，老黄的朋友来经参处拜访他，那是一对夫妇，很有夫妻相，都是胖墩墩的，说话、长相都像广东人。后来老黄告诉我，他们在另一家中国公司做厨师，“他和我不一样，他是做粤菜的”。

过了几天，在客厅的沙发上，我发现了一本港澳地区出版的生活杂志，估计是他朋友留下的。书是反扣着的，我拿起翻过来一看，是一篇文章——“如何煲好山龟汤”。

我恍然大悟：“我说怎么好几天都没看到那些小乌龟了！偌大的草坪，当真什么活物都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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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我在叙利亚前后折腾了三个月，深感此地体制僵化、效率低下，不是一个正规的市场经济国家。于是给公司写了一份考察报告，阐述了在此地拓展商业的困难，若想拿项目，必须靠关系。国家没钱，也没有外商投资，没有发展前景，建议公司不要在此专门设立办事处。

很快，公司来电：同意，请速回国。

临走时，和老黄夫妇依依惜别，并互留通讯地址，我说：“有空来北京玩。”他们说：“有空来成都耍。”我满口答应，可谁想这一别就是20年。

电视上，老黄手法熟练地完成了麻辣鱿鱼，主持人在一旁一惊一乍，“看起来就像花一样”，品尝时，又一脸陶醉，“好好吃吔”。这下好了，不管老黄今后是自己开店还是当高级厨师，只要在店外挂一个招牌——“《舌尖上的蓉城》特聘顾问”，一定生意红火。

编辑：任羽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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