被冷暴力逼死的丈夫 | 人间

《菊次郎的夏天》剧照

每天一上班，吴叔叔的妻子就会准时来到理发室。只要一看到年轻些的女人来剪发，她就会死死盯住人家看，眼睛里似乎都能伸出根铁棒来。而她看丈夫的眼神更是可怕，就像一只要噬人的母兽。

前言

我常常想起多年前，吊死在自家门前大树上的吴叔叔，被捆在暖气管上的小唐妹妹，拒绝涨工资的小孙，还有一年半前，自己做过的那件后悔事。

冷暴力到底算不算家暴？这件事情大概本就不需要讨论。

吊死在大树上的吴叔叔

30多年前，我家住在地质队家属院里。

那是一个孤独的大院，最近的集镇也在五百米开外。所以，尽管当时队里正式职工只有100多人，但大院内仍然设置了浴室、露天电影院、卫生室、理发室和小学校。

那时，露天电影院是我们的天堂，卫生室和理发室则是小孩子最害怕去的地方。相比较而言，理发室更令人恐惧。因为那里有一个永远皱着眉头、一脸铁青的理发师吴叔叔，还有那个一直坐在长排椅上，直勾勾盯着人看的怪阿姨。

那时，我的头发一长，母亲就会硬拽着我去理发室。每次理完发后，她总会摸着我的光头，一脸惋惜地说：“你们没赶上好时候啊，十年前，小孩子们可都是抢着去理发。”

后来，我渐渐知道了关于理发室的大部分故事。

吴叔叔刚开始从事理发时，才20岁。每次工作，他都会轻轻哼着歌，一脸笑意。遇到小孩子，他还会变戏法地掏出一块水果糖，那里总是充满了孩子兴奋的尖叫声。

后来，他结婚了，陆续有了两个可爱的女儿。每天下班，在红红的晚霞中，一家四口在沙枣林中散步，满是欢声笑语。院子里的女人们都羡慕得直咂嘴。

除了没有野外津贴，吴叔叔的工资和其他职工都是一样的。每年腊月和二月，因为工作量激增，队里还会多给他10斤猪肉。那时，绝大多数的地质队员每年会有大半年在野外勘探，根本照顾不到家庭。

等到第三个女儿出生后，吴叔叔的生活负担明显加重了。

他是家里长子，那时，他的母亲偏又得了病，需要不少医药费。于是上班期间，他取消了变戏法。后来，每逢休息日，他就会到附近的集市，摆一个理发摊，补贴家用。

吴叔叔不是一个重男轻女的人，但他的妻子却是。她给三女儿取名“招弟”，并在招弟刚刚1岁时，就决定再要最后一个孩子。那时，她的口头禅是“我就不信，我命中无子”。吴叔叔是个性格温和的人，挨不住妻子软磨硬泡。终于，第4个孩子降生了，可还是个女孩。吴叔叔的妻子大失所望。好在队里还有两户人家也是“四朵金花”，心理倒也平衡了。后来，吴叔叔给丫头起了个又好听又好闻的名字：吴芬芳。

最初一前一后的两个人，慢慢地，并排着走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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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的日子过了5年。一天，不知从哪里传来了一则谣言：但凡家里有四个女儿的人家，只要再生一个孩子，肯定是个站着撒尿的。

果不其然，队里那两户人家陆续要了小五，生下来还真都是大胖小子。

吴叔叔的妻子也决定再生一个，她还把“吴芬芳”改成了“吴带弟”。但吴叔叔强烈不同意。自从有了小四，他的负担更重了。不但休息日要工作，夏天下班后，他还要急匆匆地赶到集镇上摆理发摊，晚上再顶着月亮，嚼着干馍回家。

吴叔叔的妻子对他吼：“现在全队都说我生不出带把的，我在你那死鬼老娘那和我娘家都抬不起头来。就是饿死，我也要再生一个。”

后来，吴叔叔招架不住，只得说等再过两年，招弟和带弟都大些，母亲的病稍微好些，我们再要一个。他的妻子才算同意。

但半年后，计划生育的大潮席卷而来。吴叔叔的妻子被当作典型做了结扎。在医院里，她像疯了一样，不停地大喊大叫。硬是四五个健壮的青年妇女一起上手，才将她制服。

后来，吴叔叔的家里就再也没了歌声和笑声，取而代之的是妻子无休无止的抱怨和谩骂。再后来，吴叔叔的脸上就常常出现一条条“五爪金龙”的血印。

他总是低着头，絮絮地和人解释——全是小猫抓的。其实大家都心知肚明。

后来，他实在忍受不了，晚上就常住在理发室里，这更激怒了妻子。

此后，每天一上班，吴叔叔的妻子就会准时来到理发室。只要看到年轻些的女人来剪发，她就会死死盯住人家看，眼睛里似乎都能伸出根铁棒来，常把和她对视的女人打个趔趄。而她看丈夫的眼神更是可怕，很多人形容说，她就像一只要噬人的母兽。从此，吴叔叔就像一个被监视的俘虏，理发过程中一直皱着眉，不停地长吁短叹。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一年多。有一天，漫天大雪，吴叔叔的妻子不知什么原因，竟破天荒地没有来监工。前来理发的人都很开心，吴叔叔的脸上也飞起了笑意。

到了中午时分，吴叔叔的四个女儿背着书包，顶着寒风，一脸冰霜地走进理发室。她们一字排开，坐在长排椅上。

她们的目光如同她们的母亲一样，直勾勾地盯着每一个来理发的女人。进来一个漂亮少妇，她们的眼神就像鸡啄米似的，把人家从头到脚啄个不停。从进门到下午去学校前，她们没和父亲说一句话。孩子们走后，吴叔叔长长叹了一口气，眼角似有泪光。

下班前，喝了酒的老高来理发。看到他脸上新鲜的“五爪金龙”，忍不住说：“不行就离了吧。孩子们也大了，听说和你也不亲。”

吴叔叔叹口气，“咱们队还没有人离婚呢，我丢不起这个人，给祖宗也丢脸啊。”

“那你每天这样被老婆监着工，一点尊严都没有，这样活着不也是丢祖宗的脸么。”吴叔叔听到此话，刮脸刀悬在半空，一时竟呆住了。周围等着理发的人忙笑着说：“老高这个家伙猫尿喝多了，胡说八道，你可别当真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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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过了年就是二月二，龙抬头。队里的男人们都来理发。吴叔叔从早晨六点多就开始忙，一直忙到晚上10点多。

第二天早上，队里就传来了一个可怕的消息——吴叔叔自杀了，而且是在他家门前大树上上吊自杀的。

那年是1985年，我10岁。我们当时都吓坏了。每天晚上去公共厕所，我都要父亲陪着，而且每隔一分钟，就要他在外面喊一声我的名字，而且一定要大声。

之后听说，他的妻子拿到一部分抚恤金，就回老家了。

没过几个月，因父亲工作调动，我也搬了家。

被捆在暖气管上的女孩

小唐和我是小学同学，他常骄傲地和我说，小时候，他是住在皮衣厂大院里的。

上世纪七八十年代，在我们小城，拥有上千个工人的皮衣厂可是首屈一指的好单位。据说，生产的皮衣还曾被周总理作为礼物，赠给外宾。

那时，他的父母亲感情非常好。30多岁的人了，走路还常牵着手。

到了上世纪90年代初，皮衣厂不景气了，所有福利一律取消，工资只能发60%左右。小唐听到父母的叹息声越来越多。

到了1994年，工厂又推出了一项新政策，面向社会大量招收待业青年作为临时工，但前提是每人必须缴纳8000元的进厂费。

当时，临时工每月工资不到200元。也就是说，他们需要白干3年多。当时，社会上的待业青年非常多，父母们担心孩子四处游荡，不学好。进国营大厂，毕竟可以安定下来，也有个好名声，相亲时不会被贴上待业青年的标签。

工厂收到这笔钱，又勉力撑了两年。到了1996年，工厂终于在狂风中，呼啦啦地倾倒了。

小唐的父母陆续下岗，总共拿了5万元的买断费。从那时起，小唐第一次觉得父母变了，变得暴躁易怒。父亲从一个气宇轩昂的中年人一下子萎成一个小老头。平日滴酒不沾，那时一顿能喝一瓶二锅头。

父母的争吵越来越频繁，深夜里，父亲的吼叫声简直要掀翻屋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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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过几个月，小唐的父母离婚了。签离婚协议时，父亲选择了妹妹，小唐跟了妈妈。

小唐的父亲离婚后，和一个朋友合伙做服装生意，但经营不善，半年就亏了很多钱。后来，小唐的母亲还让他偷偷给父亲送些本钱。结果父亲大怒，将一沓钞票扔得满地都是，张口大骂：“我不要这些脏钱！”

后来，迫于生活压力，小唐的父亲去了一家小饭店当厨师，一个月只能休息一天。工资还不到200块。他变得越发沉默了。每天深夜回到家，什么菜也没有，直接抓起一瓶廉价白酒，像水一样喝下去，倒头便睡。

期间，一直乖巧懂事的妹妹也变得越来越不让人省心，学习成绩直线下降。后来，她开始逃学，还和一些不三不四的小混混一起抽烟。小唐父亲简直气炸了肺，他把女儿捆在暖气管上，用皮带狠狠打了她一顿，一边打，一边哭。

女儿撕心裂肺的讨饶声，在破败的工厂家属院上空回响。同住在一个家属院的安师傅来劝，这才解了围。

父亲成了附近有名的酒鬼。喝醉酒的人下手不知轻重，小唐妹妹更加叛逆。

1998年国庆，小唐找到我，希望我帮个忙，出面陪他一起去看看妹妹。同时，他还想向父亲转达母亲的意思：如果再这样打女儿，她就要到法院起诉，剥夺他的抚养权。

因为怕酗酒的父亲听了这话，会暴怒打人，所以希望我能同行。临走前，小唐还是不放心，跑到了爷爷家，把70多岁的老爷子也请了出来。

晚上，我们一行三人心里都很紧张。

出乎意料的是，刚一敲开门，小唐的父亲看到自己父亲，竟一下子跪到了地上，抱着老爷子的大腿嚎啕大哭，“爸爸！我下岗了！下岗了！我下岗了啊！”

年迈的老爷子艰难俯下身，摸着儿子已经秃顶的头，浑身颤抖着，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一旁的小唐也是一直抹泪。见此情形，我才悄悄退出了房间。

没过两三年，小唐的妹妹就和一个男人去了南方，再也没回来。

拒绝涨工资的小孙

2003年，我在上海一家外贸公司工作。我负责在当地招聘一名工厂财务人员。按照“女性、专业对口、已婚已育、配偶最好是公务员”的标准，最终小孙成了我们的新同事。

那年小孙刚30出头，有责任心，业务能力也很强。待人热情，脸上总挂着笑容，但她太爱美白了，在30多度的夏季，她也穿长袖长裤。有时，女同事打趣：“孩子都那么大了！你还怕晒黑了，可真娇气啊。”她听了也不辩解，只是腼腆一笑，“我紫外线过敏呢。”

转眼到了12月份，公司董事会决定，工厂一般管理人员基本工资全部加薪10%。

下班时间一到，大家都像箭似的奔回家报喜去了。只有小孙没走，她找到我，说要汇报一些工作情况。

当她提到这次加薪的事情时，好几次欲言又止。看她吞吞吐吐的样子，凭着工作经验，我开导她，“如果你明年工作业绩特别突出的话，公司还会有相应的奖金。如果你有了更好的选择，也请一定再斟酌一下。”

小孙听了，忙把头摇得像拨浪鼓。“您误解我的意思了。我不想涨工资。”小孙低着头，向我讲明了原因。

他老公在县工商局工作，是个普通办事员。一个月工资800元，而小孙的月工资是850元。

老公有些大男子主义，认为老婆挣得比自己多，非常没面子。老公的同事们也常借此嘲讽他，加上小孙有时要加班，这样，大部分家务活就落在了婆婆身上。婆婆因此经常不给她好脸色看。

一天晚上，婆婆又开始絮叨，说她变懒了，不就是多挣几个臭钱么。她没有忍住，顶了句嘴。坐在旁边凳子上、一直黑着脸的老公竟然猛地跳了起来，甩了她两个耳光。她的脸当时就肿了，第二天请了假。

后来他老公就经常打她，但不再打她的脸了。

我听了，非常震惊。这才意识到，她大夏天穿长袖，原来跟怕晒黑一点关系都没有。

后来，小孙的请求被公司领导批准了，没有加薪。2004年1月中旬，公司组织了年度晚宴，邀请员工带着家人一起参加。我们原以为小孙的老公肯定不会来。但出人意料的是，那天他不但来了，还春风满面地向我们敬酒。

第二天，小孙偷偷告诉我们，就在几天前，她老公刚被提拔为副股长，手上不但有点小权了，而且工资也涨了100块。

自她老公提拔后，小孙夏天也开始穿短袖了。

一件想想就悔恨的事

2015年12月中旬，我整个人的精神状态非常不好。一堆事情，压得我焦头烂额。

一个周一的下午，我接儿子回家后，开始做饭。饭做好后，突然想起明天还没有早点，于是下楼买面包。临走前，我对他说：“好好写作业，我一会就回来，回来就吃饭啊。”

等我买回来，走到家门口时，隐约听见室内有急促的脚步声。推开门，发现儿子正在神情紧张地喝水。我走到电视机前，摸了摸后盖，有些温度。一打开电视，里面正在放动画片，而且还是静音。

我的无名火腾地就起来了，对着儿子一顿咆哮。我越说越激动，竟觉得胸口有些堵，打开门，下了楼。临走前，我向儿子吼道：“你就好好看电视吧，我不回来了。”

屋外风雪交加，我立在雪中，点着了一根烟。突然手机响了起来，是儿子打来的。

电话中，儿子带着哭音，“爸爸！你去哪里了？你快回来吧，我怕！我再也不偷看电视了！”我心头一震，突然觉得自己过分了。他毕竟是一个8岁的孩子。

那天晚上，儿子满眼泪光地和我一起吃完已经变冷的蛋炒饭。饭后，儿子写作业直到夜里11点，匆匆洗了脚，牙也没刷，就爬上了床。

睡前，儿子坚持要我抱着他，说他怕。当他小小的脑袋紧紧抵住我胸膛的那一瞬间，我悔恨交加，刚刚我何尝不是对儿子用了冷暴力。

编辑：董俊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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