进了那些学校,孩子再也没回来 | 人间
48小时后,他们在殡仪馆看到了儿子的满身伤痕。“全部都烂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后背,胯,胳膊,头上,脚,小腿……全都是伤。”
2017年11月,我再次来到济南,“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的旧址。
一年前我来到这里的时候,操场上还有一百来个学生,穿着迷彩服。男生们打篮球,女生跳皮筋,到处都是一片欢声笑语。仅仅一年多时间,操场上只剩一大片芦苇随着风摇摆,晃得人失神。偌大的地方,如今只有一个22岁的娃娃脸男兵看守着——这块地是部队的军产,在我来的一个月前,部队要求原来租用这里的“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腾退。
学校搬走,招牌取下,一片狼藉。我从一楼走到六楼,每层过道的尽头是一个“静”字,每个房间我都进去看了看,觉得这里更像是一家废弃的医院:学生宿舍的墙是惨白色,一个房间外写着“处置室”,床前还有呼唤铃。
可曾住在这里的,却不能算是病人。
离开这里之后,我又到大连、南昌、合肥、济南,走访几个曾经成为新闻焦点的“戒网瘾学校”,“正能教育”紧闭的大门外有一群小鸡在抢食;“豫章书院”操场上有一个慈眉善目的孔子像,还有家长义愤填膺,“拍拍拍,都拍没了你们还想怎样?”
了解得多了,也并没有让我的困惑减少一点。从2016年10月我采访了弑母的16岁女孩陈欣然之后,我就感受到了一种无法言说的荒诞:父母出于爱孩子的心态哄骗着孩子,将他们强行送进了这些学校,但孩子们在这些地方的遭遇,却反过来成为他们认为父母不爱自己的证据。
这些学校,成为了孩子和父母之间最大的裂痕。
1
“我对你们没有多少恨意,也不会像山东那个女孩(陈欣然)一样杀母。我理解她那种感觉。不瞒你们,我也在刚去时一度有过。”
“昨天前天,我始终被噩梦搅的不得安宁。梦见我被抓的过程中失手杀掉了你们与抓我的人。”
“手铐越来越紧最后以至于长在了肉里……”
“还是那句话,我人出来了。可我的心死在了那里。”
这是16岁的小勇从豫章书院回家一个月后,对父母说的话。具体地说,他的心死在——2016年6月23日。
那天,他跟着母亲从大连到江西旅游。母子二人先去庐山玩了一天,第二天就有人来接,“因为我对我妈很信任,没想到会是什么情况”。
接他们的车开到了一个红色大门,有黑色的字:豫章书院。小勇参观了15分钟,便和母亲走散了。他觉得不太对劲,想拨110,但又想,“万一真是个景点,误会了怎么办?”
没想到,落单的小勇马上就被七八个大人夹着,推进了一间屋子——后来他才知道,这就是学生们口中的“小黑屋”。
他的第一反应是“传销”,还担心母亲也有危险,刚拿出手机想报警,手机就被打到地上,他大喊“我要找我妈”,几个大人说,“就是你妈把你送这儿来的”。小勇问,“你们这么做合法吗?”又有人说,“我们有合同”。
小勇不信,和这几个人起了冲突,“反身用胳膊肘把一个教官的鼻子打出血了”。然后,这几个大人给小勇上了手铐,背铐,他没法动弹了。
恐惧中的小勇突然大小便失禁,“背铐着,我自己没法动,他们就带我去厕所清理,把我衣服脱下来,那衣服没法穿了,扔掉了。衣服裤子,全扔掉了,光着身子给我冲。然后给我光着身子带回(“小黑屋”)去的。”
“小黑屋”里什么都没有——不,准确地说,还有一个尿盆,一个床垫,一个坏了的空调。屋子太空了,小勇在第一时间就注意到,墙面上有两个通气孔,“就比农夫山泉的瓶盖稍微大一些,因为有光,从那里透进来”。太臭了,小勇用潮湿的床垫挡住了尿盆,直接睡在地上。
● ● ●
2017年11月,我在这个被校长任伟强称之为“静心室”的“小黑屋”里仔细观察:表面上看上去,屋子似乎并没那么恐怖——墙被新刷成了蓝色,“原来是白色,学生在上面涂抹得乱七八糟”;白色地砖的部分新装了便池;有空调、有灯、有竹垫、有蒲团。我问校长,“如果你被关在里面会觉得害怕吗”,他笑了,说,“我现在宁愿有一个这样的空间,我自己静静”。
可小勇说,“小黑屋”原来并不是我看到的那样:“灯是坏的,整个屋子是黑的”,只有到了饭点,才有人进来给他送饭。他在里面嚎啕大哭着度过了前两天,“哭着哭着眼泪哭干了,就没那么难过了”。大约到了第四天,尿盆满了,有人带他出去倒,这是他唯一一次走出去。
早餐发鸡蛋,他开始对着鸡蛋说话。他不知道自己要被关多久,没法刷牙,不能洗澡,只能用他们发的饮用水,倒一点出来洗脸。
大概一周(多)后,有人开门,小勇被带出屋子,“只要能从那里出来,怎么都好”,然后,有人带他领了“院服”和东西。
又过了一周,父亲来南昌出差,见了小勇一面。他期待父亲能带他走——“不是希望,是完全盼望,强烈的渴望”——他近乎语无伦次地向父亲讲,自己被手铐铐着、被关在“小黑屋”、以及一切噩梦般的经历。
小勇以为父亲会带他走,然而并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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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时候,书院的老师经常给小勇的母亲发一些小视频,穿着院服的小勇在晨读,在练毛笔字。
视频里乖巧的儿子让母亲觉得心安,本来在做出把小勇送进这里的决定前,他的母亲曾焦灼了好一阵子:“孩子这个样子,我得救他。他不上学,(只)上网,是不是这辈子就完了?”
其实在小勇沉溺于“网瘾”之前,是个不错的学生,“他特别热心,是他们班的组织委员”。
2014年,小勇生了场病,发烧持续了一个月,在家休息了三个月。再返回课堂时,小勇明显感觉学习跟不上,想休学。母亲支持,父亲反对,家里冲突逐渐频繁。
最后小勇还是休学了,只是状态越来越差,“到北京的医院去检查,抑郁症”。治疗过程中,他曾回到过几次学校,最长的一次坚持了半个多学期。
身体的不适接二连三,小勇最终无法正常上学,便开始在家玩游戏,“一天十个小时吧”。母亲知道儿子心里不痛快,“他那段时间哪儿都不去,也不出门和朋友交往,就一个人在家里。”
“我要救他。”抱着这样的想法,小勇的母亲联系上了“豫章书院”。当时另外一个把孩子送进去的大连老乡告诉她,“那地方至少能正常作息,孩子能学点文化课。”
2016年6月23日,小勇母亲迈出书院的那一刻,“泪流满面,真的,我也不知道这一步走得是对还是错”。
2
“父母没有告诉我什么时候能离开,当时心里很绝望。”
在书院里,小勇每次当着教官的面,接父母的电话时,都只能按着“免提”,违心地说自己过得还不错——其实心里每一分每一秒都只想着怎么尽快离开。
2016年8月8日,小勇看到了桌上放的洗衣液,“就是突然决定,要喝点儿”。他喝了两大口下去,“我希望能引起他们关注,但是如果毒性真的很大,过去了,那就过去了。”
小勇被送去医院洗胃——“书院”处理这种事情已经驾轻就熟:“小黑屋”里的餐具都是勺子,没有任何尖锐物品;学生的用品统一存放,还时不时会有“内务”检查。“山长”(古代书院对领导者的称呼)吴军豹事后与人用微信交流时称,他认为小勇“根本没喝,查来查去,只是他咬袋子的时候口里沾到了。医生洗了半天,洗不出一点有泡沫成分的东西”——然后,学生们的洗衣液全部被换成洗衣粉。
△豫章书院山长吴军豹和其他网友沟通小勇喝洗衣液的事情 作者供图
小勇说,“因为这件事,我又被他们鄙视了很久”。
事后,小勇给父母打电话“报平安”,“当着教官的面,说误喝了,已经没事了”。母亲也仍然相信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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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捱过了一个多月后,小勇表示要回去上学,母亲在相隔了三个月后终于再次来到南昌。那一天不是“书院”规定的探访日,她和“教官”请求,远远看一眼儿子。“孩子在我面前,瘦了50斤,他去的时候200斤,那时候150斤,1米83的个儿,我就摸着孩子脸,说,哎呀孩子,我太难受了。”
隔着铁门,母子俩抱头痛哭。小勇说,那感觉形容不出来,“不知道为什么,一个是思念,一个是,终于有家的感觉了”。
因为小勇在“豫章书院”没待够“一个学期”,那些“教官”都围着小勇母亲,说“你不能接走,要接走,前功尽弃了”。“前功尽弃”这四个字对很多“走投无路”的家长有着救命稻草一样的魔力,让他们握住不放,但这次,小勇的母亲很坚持。
2016年9月,小勇走出了“豫章书院”,回家的时候赶上了中秋节。但家里过节的氛围已经跟大连的温度一样,已经开始变冷了。小勇对父母充满不信任,随身都带着把刀。
那时小勇并不知道,一个更大的悲剧要在另外一个同龄人身上完整呈现了。
3
2016年9月16日,中秋后第二天。上午6点半,43岁的陈刚被朋友叫到自家楼下,朋友说,“出事了”。
在那个本该赏月团圆的中秋佳节,他41岁的妻子李梅去世了,16岁的女儿陈欣然是嫌疑人。
公众会习惯性觉得,一起极端案件的背后,总会存在着一个对应的“问题家庭”。其实,如果没有这个悲剧,似乎陈刚一家跟普通家庭并无不同,甚至在陈刚的描述里,“别人还羡慕我们家呢,两个人都有工作,家里老人也有退休金,还能在家给我们做做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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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陈刚夫妇发现上高一的女儿陈欣然“性情大变”,不按时回家、不学习,甚至出外过夜。陈刚夫妇的管教方式让陈欣然反感,提出了断绝关系。2016年1月放寒假,陈欣然干脆离家出走,去大庆一个KTV端果盘。
于是,陈刚一家下了一个艰难的决定:
陈刚在网上搜到“山东科技防卫专修学院”,托朋友打听,听说口碑不错,便联系了学校。
学校就过来了三个人,陈刚最关心的问题是学校怎么管教孩子,“我问他们,打骂孩子吗?他们说,我们就这么些教官,几百个孩子,能打骂得过来吗?我一想,确实有道理。”
陈欣然的姨问,都是些不听话的孩子,为什么到了学校就听话了?“教官当时跟我们说,小孩都是这样,家长面前一个样儿,到学校的那个环境下,自然就好了。”
这些稀松平常的话,却在每一个焦虑的家长心里掀起了巨浪——陈欣然不就是这样吗?同学眼里她很热心,老师眼里她很聪明,邻居眼里她很乖,为什么在父母的眼里,她就突然成了恶魔呢?是不是送到这样的学校,就能让她不在“错误”的道上越走越远?
2016年2月26日,陈欣然在KTV的宿舍,“双脚没离地,直接被带走了”。父亲陈刚就在一边,“冷冷地看着我,就跟看一个仇人似的”。
陈欣然把这一切都记在了父亲的头上。
在那所“惨无人道”的学校里,她待了3个月,100多天。回家后,这个16岁的女孩做出一系列过激举动。她捆绑母亲,刺伤母亲,气病了父亲,将两个人赶出家门……直到最后一次,8天的控制之下,她的母亲死亡了。
在还能自由活动的时候,母亲李梅给楼下扔过纸条。一张是扔给丈夫陈刚的,写道:“我能忍。就是想帮她忙,她也不信任我,在她心里受的伤害觉着大,家长不信她,导致她也不信任家长……她那么小,又没什么朋友,又不相信亲人,所以对家长有误解是正常的。在她的世界里,所有人都不认可她,让她伤心、失望。”
另一张是写给女儿的:“我想让你放下,这样你才不会思想太累。如果咱们谈开了,聊透了,也就释然了……你是个优秀的好孩子,只是咱们沟通太少,导致家长误会你,所以为了所谓的对你好,想着办法只是想凭家长的经验,让你少走弯路,结果却适得其反。”
4
回家一个多月后,小勇从网上看到了陈欣然的新闻。他觉得必须给父母写一封“来的也许有些迟了”的信,他觉得,“有些事我必须要说明白”。
从“豫章书院”回家之后,他知道肯定让父母失望了。他回来的条件是向母亲许诺上学,可“上了一天,他就没再去了。他带着怨气,能给你上吗?”
不过,母亲已无暇顾及他是否去上学的问题了,因为她惊恐地发现,儿子一直随身带着刀,“水果刀,还没有刀鞘,把自己划了好几次。”
那把水果刀小勇24小时不离身,“晚上睡觉把刀放在枕头底下”,他出门不坐地铁,因为地铁要安检。去远的地方,他只坐公交车。他说,他不能再回到豫章书院了,“能捅死一个算一个,捅不死的话把自己捅死也行。只要不要再回去就行。”
小勇的母亲决定给儿子找一个心理老师。刚开始心理咨询,小勇还是带刀。心理老师说,“我们要上哪儿去他都很警备。有一次看电影,一个纪录片,我没看进去,睡着了。醒来发现他特别绷,背挺得特别直,一点都不放松。还有一次出去唱歌,他一直在镜子里看有没有人进来。”
小勇明白父母的爱,他说,他很早就原谅了父母。“我懂了,你们依然是爱我的,只是方式不对罢了。我也原谅了你们,但心里依旧对你们有着提防。”他最想告诉父母在“豫章书院”经历的一切,而那种感觉“你们永远懂不了”,因为“你们不听”。
“我变了,对不起。我对你们,对老师,甚至无人时也对着自己强颜欢笑,欺骗着所有人——一切都会好的。我感觉我正在被撕成二部分,很痛苦。不知道怎么用文字来表达。有时候我爱孤单(独单),有时我要关心,有时我要一死百了。我不明白如何让自己有一颗平常心,对不起。”
小勇在信里连写了六个“对不起”,一个比一个潦草狂乱。信也以“对不起”作结尾——“我找不到挽回的余地了,对不起。”
收到这封信,小勇的母亲难过了好几天。她无法容忍儿子说“咱们的感情淡了”,她心疼儿子在“豫章书院”遭遇的一切,她终于也开始上心理咨询课。她想让丈夫也改变对儿子的态度和教育方式,“但是,哎,有些人是比较固执的”。
一年多的心理咨询期间,小勇同时坚持通过各种渠道举报“豫章书院”。2017年6月,江西省教育厅信访工作平台给了他一份回复,认为“投诉内容不属实”。这年10月底,他找到知乎上的一个“大V”,发的帖子终于引起了关注。
5
说来也有点讽刺,“豫章书院”的相关新闻,最早还是陈刚转给我的。他评价这类学校,“没几个好的”,又说,“我现在理解我女儿的想法”。
另外一个人也一直在等这一天:“三年了,终于有人来。正义迟到了,但是正义还是会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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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9月3日,江西南昌。20岁的罗伟和父母再次爆发了剧烈的争吵。
罗伟经历了一次高考失利,每天在家看书看报,自己安排时间,对自己的“宅”知晓但不以为意,“但我父母应该会觉得我有点问题吧?”
高考失利之后的前几个月,他想要复读,但后来懈怠了。他的父母给他在当地的一个大专报上名,交了钱,专业是计算机,“完全没有经过我的同意,所以我不愿意去。他们每天都催促我上学”。
那一天的争吵尤为激烈,“我发毛了,彻底地暴怒、失控,砸了很多东西”。发完脾气后,罗伟关上门睡觉,“晚上我父母突然开门,后面跟着来了一个中年男子,穿着一身警察制服,有编号。说有人高空抛物被砸到了,目击者看到是我所在的这个楼层,所以要求我去协助调查,配合他们。”
罗伟的父母在一旁帮腔,“哎呀怎么会有这种事情,你去帮忙调查吧,我们等会给你作证,说你没有扔东西”。
罗伟没有起疑,跟着走了。出门后他感觉不太对劲,有两个人挽住他的胳膊,“我以为是协警,不过还是觉得怪:我顶多也是有嫌疑而已,干嘛搞这么大阵仗?”
带着罗伟长大的外公外婆躲在了楼下的超市,“躲着哭去了”,他的外婆说,他们也被要求配合演好这场戏,但老人家不忍心。
“然后,我被带上一个面包车,我坐正中间,前后左右都有人,左边那个人拿着厚重的手铐,用那个反光晃我眼睛。右边那个人拿着个电筒放出电流,滋拉滋拉。我知道他的意思,恐吓我,让我不要乱动。我就一直保持镇定。但是开着开着,灯光越来越暗,慢慢有狗的声音。前面有人打了个电话,我们车开进了一个红色的门,进去后,门就锁了两道锁,他们让我下车,我当然听他们的。”
罗伟被带到了豫章书院,关进了“小黑屋”。罗伟觉得自己作为成年人会遭遇到这些有些不可思议,一直大喊——“我是93年的,你可以看我的身份证!”
没人理他。
第一个夜晚,罗伟迟迟难以入睡,他还感觉有老鼠经过,蒙上了被子不敢去看,“我感觉事情不太妙”。
第二天,有人透过铁栅栏给罗伟扔了一张纸条。“上面是古诗词,让我背,我说背不出来会干嘛,他说背不出来会挨打。我当时就崩溃了。”
罗伟有了个大概判断,他觉得这地方“差不多是洗脑的”:“我觉得他们肯定要把我洗脑变成白痴。所以他们要洗掉的,我一定要保护好。我就把那些上了重重的锁。”
小黑屋里关了7天后,他被放出来。
6
在“豫章书院”里,为了磨掉“自己”,每个人都不能称呼自己的名字——罗伟的“学名”是“黛新”,“黛”字辈全是2013年进来的学生——3年后进来的小勇,名字叫“义承”。学生一茬一茬地过,每天对着书院操场上的孔子像晨读,心里不知是愤恨还是绝望。
在豫章书院的每一天,罗伟都“想死”。书院每晚有一个“考德会”,教官公开惩罚那些犯了错误的学生。“每天晚上都要打人,真的很烦人,逢年过节还要打。我那个时候的戒尺还是钢尺,我见过最夸张的是把钢尺都抽歪了。”
罗伟第一次被戒尺惩罚是因为没背出古文,“好像是打了十下”。但是他说,不痛,“因为我觉得我心死了,就像行尸走肉”。
不痛当然是假的,打戒尺时几乎人人都会喊叫。很快,罗伟挨打的手慢慢地发痒、红肿,他时不时要去抓。
除了戒尺,还有一个戒具叫“龙鞭”,似乎是一件很神秘的东西。“我看到过,一米多长,吃饭的筷子粗细,表面很光滑,刷着漆,反射出枪色的金属光泽。他们用那个东西敲击地板,会发出清脆的金属声。”
罗伟看到过一次龙鞭惩罚:“人趴下来,要人按住,因为打完之后有强烈的反应,必须得按住双手双脚。男的把裤子扒了,女的留下内裤——当然,女的要等我们走了再打。”
罗伟听到了他形容为“惨绝人寰”的声音,他想要赶紧离开,但不行,“逼你看,逼你听。我把眼睛闭上了,但听那个声音就够了”。
对于暴力,罗伟的感触要比一般人再深一些,因为他小时候经常挨打。“印象最深的一次,我父亲把我拎起来,我出于本能反应就叫。他说不要叫,然后就拿起一个剪刀,一把银色的,在我牙齿上刮来刮去。”说完罗伟耸了耸肩,“可能他都不记得这件事吧。”
父亲也用皮带抽他,“一条皮带叠成两叠或者四叠,重的话就用金属扣抽。一抽下来整个身上都是皮带头的印子。不是夸张,是真的”。
罗伟是父母“超生”得来的儿子,一直跟着外婆长大。到了要上学的年龄,父母接他回家。他看见两个陌生人,不肯走。“我死死地抱住门,他(父亲)就踩我的手、头、背,当然他是一只脚,也会控制力量,但是我在咒骂。我耗尽最后一丝力气,然后被抱走了。”
对父母教育方式的极度反感伴随着罗伟成长,他看了很多外国电影,“我很认同西方那种,不要打小孩的教育理念”。从未出过国的他,形容自己就是一个香蕉人,“黄色的皮肤,西方的理念”。
而罗伟的父亲则是一个传统文化的拥趸,他曾给书院里的儿子写信,希望他“多学一些国学文化中的精要”,懂得“孝悌忠信礼义廉耻”的深刻内涵。罗伟至今不以为然:“大概他看到书院里面的书法课、古琴课、国学课,他很狂热。一直说我要练好毛笔字,我很难理解,我觉得只要把英文念好就好了。”
3个多月之后,“具体几月份我实在记不清了”,罗伟只觉得应该是过年了,街上张灯结彩——他终于从豫章书院走了出去。外婆说外孙那时“站都站不稳”,“刚回来那阵,他站在门口穿鞋,人都要倒下去。好瘦啊,这不快要死了”。
“豫章书院”的这段经历,在罗伟看来,加深了他和父母的裂痕,而现在的关系,“没有缓和,更不说话”。
“我真的不了解我父母,不了解他们的过去”,顿了顿,他加重语气说,“也不想了解他们的过去。他们每次都说小时候吃了多少苦,挨过多少打,然后多么努力,好像就我们这一代不争气。”
“豫章书院”被曝光后,罗伟来到当地的公安局报案,举报“豫章书院”涉嫌非法拘禁。
2017年12月8日,他收到当地公安局的“立案通知书”。他说,还好警方认为他提供的证据足够立案条件,如果警方不立案,他甚至想过起诉父母。
7
罗伟的父母没有正儿八经地跟儿子道歉过,这是让罗伟很介意的一点:“因为他们没意识到他们做错了。而我,我当然觉得我没错啊。”
而李傲的父母则永远没有机会当面跟儿子说一声“对不起”了。
李傲的母亲没再梦到过儿子,“他肯定是比较恨我的”。有一天,她半夜两三点给我发微信,说她舍不得删掉儿子的微信,想儿子了,还是会和儿子说说话。“我到现在都幻想,我打开门,他会在家里等我。他出去玩了,他还会回来的”。
李傲,18岁,1米78,身材敦厚,2017年8月3日被父母送去一个戒网瘾机构。48个小时后,他的父母只在殡仪馆看见儿子尸体上的满身伤痕。
● ● ●
在母亲的眼里,李傲没什么毛病,“就是太爱上网了”。
李傲的家境不错,“我家孩子穿衣服很讲究的,都要穿一套,搭配好”。初中毕业后,李傲没有继续上学。父母本想带着他做点生意,“他不太愿意,他那时候也小,我们就让他一个人在家”。
父母各自忙于工作,李傲开始打游戏。
“我也不懂,反正就是那种要组队、要装备的,”李傲母亲对儿子没什么远大期望,只是希望孩子不要去网吧,“我跟他说,在家里玩,玩多久我不管你。在网吧里好乱,抽烟啊喝酒啊,还听说有吸毒。”
除了担心孩子学坏,母亲也担心孩子的身体,“老是看新闻上说谁在网吧里猝死了”。
但跟母亲的期盼相反,李傲在网吧的时间越来越长,甚至夜不归宿。母亲去找,和网管吵,“我说你们怎么会让一个未成年人进来的?他们说不会啊,拿着身份证的啊。他们不会仔细去查的,都是要挣钱的嘛”。
这样找过几次,李傲可能也有些反感了,和母亲玩起“捉迷藏”,只要母亲一去找他,他就悄悄溜走,“因为我在明处他在暗处”。后来母亲又拜托其他朋友劝儿子回家,“他也答应地说好,说就回来。然后也不回来。”
因为这个问题,苦恼的大人和儿子说了很多次。他们把李傲送去学动漫设计,也没上几次课。但直到那时,李傲还不曾出格太多,顶多是玩个通宵,也就回家了;父母教育他,他也不顶嘴,笑呵呵地应着。
母亲仍然觉得儿子很讨喜,“你交代给他做一些事,比如去哪里拿一个什么东西,他都能办的好好的。亲戚见到他都很喜欢,说他长得帅,脾气好,也不多话。”
2017年6月底,父母带着李傲到皖南的牯牛降景区旅游,相片里的他很开心。7月初又去青岛,李傲在海边拍了小视频。相机前置镜头里的他,细心地拨弄着染成黄色的头发。
接下来是2017年7月5日。“那一天他去网吧了,这一次是最长的,吃住都在网吧里面”。
母亲的心慌意乱,加上那段时间家里老人出了车祸,可能都促成了最后的悲剧。
母亲上网搜索“戒网瘾学校”,还做了对比,最终选定了安徽合肥的“正能教育”——离家不算太远。她打电话去咨询,校长告诉她,到校后会给孩子做心理辅导,然后进行体能训练。“我说像我孩子这种情况多长时间能改变过来?他说两个月左右吧”。
2017年8月2日,“正能教育”来了3个人,校长带着两个教官。但是李傲联系不上,那天晚上,母亲在他常去的几个网吧转了一圈,凌晨才回。“正能教育”的几个人就直接睡在了车里。
8月3日凌晨4点多,母亲又起床悄悄去网吧转了一圈,仍然没看到儿子。
“下午3点钟,他给我打了一个电话,他说妈妈你找我有事吗?我说你姥姥让车给碰了,你要不要回来看她。他说行,你什么时候在家?我说,你什么时候回来我都在家。”
随后,李傲的父亲带着教官去找儿子了,第一次扇了儿子一耳光,才让李傲乖乖上车,跟着教官走。
在母亲的心里,“没法去想”。她无数次希望儿子这次不那么乖,那天下午没给她拨回那个电话,“我本来想着找不到他就算了”。
李傲就这么被接走了。
● ● ●
被带走后,李傲的母亲一直打电话、发微信,询问儿子到哪里了,什么情况。9点多“校长”给她回了个微信,“安全到学校”,又说李傲“上车的时候有些反抗,态度不是很好”。
8月4日一早,李傲的母亲又打电话,对方没接。11:30左右,学校给她回了个电话,“询问我小孩子在家有没有身体方面的疾病”。8月5日,她又打了几次电话,没接。将近晚上6点,校方给她打电话,“说你小孩子中暑了,你们家长过来一趟吧”。
当时一家人正在吃饭,放下碗筷就走。“还没走多远,我就又给校方打了两个电话。我说中暑怎么这么厉害啊?你给我说实话”。
车开到半路,母亲的心像要跳出来。“就是感觉不对,我说到底怎么回事,他就说小孩子没了,已经抢救不过来了”。
深夜,一家人直接到了庐江县殡仪馆,只看到了李傲尸体上的满身伤痕:“全部都烂掉了。全身上下全部都是青的。前胸后背,胯,胳膊,头上,脚,小腿……全都是伤。”
他们陆续得知——李傲从被带进学校之后,就被关进了一个禁闭室。如果听话,就罚站,不听话,就用手铐铐着,再不听话,就背拷挂在窗户上。
李傲不听话。
他可能不停地在反抗,所以腕部被铐着的痕迹深极了;夜晚也是被吊挂着,窗户开着,他的小腿全是蚊虫叮咬的痕迹;白天,教官又让他在烈日下暴晒罚站;而在40几个小时里,他几乎没怎么饮食饮水,也几乎没怎么休息。
一个多月之后尸检报告出来:符合因高温、限制体位、缺乏进食饮水、外伤等因素引起的水电解质紊乱死亡。
李傲母亲看到尸检报告时的反应是:“我想到他最后很无助的样子,我心里真的很难过。我永远没办法知道,他最后一刻是怎么想的。”
出事当晚,几名涉案人员被刑拘,学校也被关停。
几个月之后,当我再度踏进“正能教育”,原本就是租用的镇子上一个小学旧址的校园,更是一番破败。派出所有专人保管钥匙,枯黄落叶在脚底发出清脆的响声,整个地方很安静。
教室的地面上还有没来得及拿走的迷彩服、鞋子、学生的日记本、教官的笔记……禁闭室外是菜地,有黄色的小花在初冬轻轻地随风摇动,窗台外飘着两片落叶,已经有些干枯了,葡萄藤在结来年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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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拍摄这个系列的时候,有位老师曾严肃地问我:“我感觉我家孩子也有网瘾。他今年17,在寄宿学校,他们日常不准带手机。这周末回来我观察他,他玩手机玩了很久。我说周末就让他玩玩吧。结果他走了,还悄悄带走了手机。”
“我真的很生气。”他补充,“他要真想玩可以说,为什么要弄些并不高明的掩饰?真不明白这些00后啊……”
几个月前,我在大连采访小勇时,他就住在心理咨询室,不回家住。因为曝光书院的举动让本来缓和的父子关系一度又很紧张,父亲不希望儿子被人关注,大概也觉得不光彩。
我其实希望小勇明白他父亲的爱,我对他说,成长就是两个人在互相靠近,你也要努力,尽力去理解父母。他苦笑着说:“我一直在努力啊,我现在是在破坏吗?我只是单纯希望不要再有家长把孩子往那里送了。”
2017年10月到12月,小勇两个月没和父亲打照面,“微信也没有说过话”。小勇好几次打开和父亲的微信对话框,字输了又删。他不知道如何开口。年底,他发烧了,挺严重的。父亲发了个红包,终于开口问小勇的情况。
2018年1月3日,小勇搬了回家。
(本文人物皆为化名)
编辑:沈燕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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