赌上半辈子，总算熬成了北京人丨人间

From 米来福人间theLivings 2019-04-05

这些年陈进在外头晃晃悠悠，她从来不敢提离婚，这么大个城市，她已经不如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一个鬓角上已经开始长白头发的外地女人，又能去哪儿呢？

配图 |《生逢灿烂的日子》剧照

2015年，我被公司派驻到非洲某国工作。

公司在这边总共有一百来号人，在不发达的异国他乡，吃饭、交通、剪头这些日常小事都变成了难题，为了解决员工的实际困难，公司后勤部专门设立了一个理发师岗，从国内临时招聘了人员过来，同事们都叫她“嘉姐”。

主管后勤部的李经理50多岁，是只油头滑脑的老狐狸。我刚去，发现办公室的纱窗又脏又破，蚊子大摇大摆穿洞而过，便请他换扇纱窗，他嘴上答应得好好的，拖了十天半个月也不见行动。我跑去问他，他刚开始还敷衍着“我忙得很呐，回头再找你”，再后来就直接打哈哈：“哟，这么个鸟不生蛋的国家，我上哪里给你找纱窗呢？”

同事见我气得吹胡子瞪眼，劝我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拿透明胶把破的地方补补，凑合忍到冬天就好了。我无可奈何，李经理便又节省了一笔开支。

从此以后，我对整个后勤部都敬而远之。

然而，过了一段时间，我头发已经乱得草长莺飞了，又不敢贸然跑到外面去剪，只好硬着头皮拨打后勤部的电话号码预约。电话那头传出来嘉姐软媚的声音：“我正好有空呢，你现在就来吧。”

嘉姐40岁出头，披肩的卷发，染成微微的栗红色。她身形细长，如果光看背影，似乎还是少女——可等她转过身来，蜡黄的脸色、眼角蜷缩的皱纹却藏不住岁月的痕迹，唇上鲜艳的口红试图表现出生动的风情，却有点无能为力。她给我围上白色围布，对着镜子里的我笑了：“小姑娘这圆脸真好，我给你剪个波波头吧。”

我很快感觉到，嘉姐似乎对给我剪头发特别有热情。她边给我剪着头，边劝我试试挑染，说那样显得更洋气。我疑心她是不是也像我一样新来乍到，搞不清楚这里的情况——后勤部每个月付给她的薪水是固定的，不管她剪多少个脑袋、剪出什么花样，拿到手的工资都一样。她像国内发型师那样热情，岂不是自找麻烦？

但我没敢把这话说出口。

在嘉姐这儿剪过一次头后，她仿佛就记住了我，平时见到我时，一直都很热情。

她一般上午剪头发，下午还得给后勤部干些杂活儿，采购、盘点仓库、擦桌子搬椅子的，都干。有时候在楼梯走廊里碰到，她就对我说：“你好久没来剪头发啦。”

我心里感念她的好意，有时候出去买水果蔬菜，就叫上她一起。她不会讲外语，每次看我和当地的小贩叽里咕噜地说话砍价，她就盯着我笑，好像这是一件特别有趣的事情。

我猜，也许嘉姐需要一个说知心话的妹妹，或是她有一个比我年纪稍微小一点的女儿，在这个远离祖国、无亲无故的地方，她在潜意识里把我当成了远方的孩子吧。

后来跟嘉姐越处越熟，剪头发时时间充裕，她就慢慢跟我聊起了她自己的事儿。

从户籍上讲，嘉姐是北京人，不过，她对我讲的原话是：“算是北京的吧。”

嘉姐的老家在湖南，1991年，19岁的她跟着老乡来北京谋生。老乡在北京东边一个犄角旮旯的小区里开了家美发店，剪发外带修面，她就去当了学徒。

说是学徒，不过是个干活的廉价苦力罢了。虽说不用交拜师费，每个月能还有点零花钱，但平时干活，师傅只上最后那几刀，烧水、洗头发、洗毛巾、抹灰扫地，全是嘉姐和另外一个老乡月妹干。她俩只有干完杂碎活儿，才能在师傅给客人剪头的时候溜边儿看一看，偷学点手艺。师傅似乎并不想她们学得太快，每次她们看了一点皮毛，便又叫她们去打水、晒毛巾。

嘉姐那时天天都要给人洗头。一个星期不洗头的女人，头发油得发僵，拨开就是一股冬天烂红薯的味道；有中年男人，光洗头还不行，总要让小姑娘按按肩膀；还有光头的老汉，也要来理发店洗头修面，那颗光溜溜的脑袋搭在手里，像一颗巨大的土豆。

正当青春的小姑娘，记性好，认识人总是容易，只干了半年，嘉姐和月妹便和小区里来来往往的人都混熟了，一个叫陈进的男人似乎对嘉姐有了点意思。每次来店里，若是嘉姐正忙、师傅让月妹给他洗头时，陈进就会笑一下：“我等一会儿吧，不急。”说完朝嘉姐望了一眼。

师傅心领神会地笑了：“陈进，你得给我买包烟啊！”

陈进是土生土长的北京人，就住在小区里，只知道家里是做生意跑运输的，具体是什么，嘉姐不清楚，总之就冲他北京人那副睥睨群雄、纵论天下的派头，就算家里不富，也应该是不缺钱的——再说他又是独子，那以后家里还都不是他的？嘉姐越想越远，脸上就不由自主笑了起来。这似乎也是应该的，嘉姐长得窈窕，脸蛋又好看，月妹就粗壮些，所以就只有隔壁做包子的小伙子喜欢她，这世界是多么公平啊。

晚上，嘉姐和月妹躺在理发室里屋，各人睡一张钢丝床，月妹的口气里有几分羡慕：“你要是以后嫁给陈进，那就是北京人了。”

嘉姐装作若无其事的口气：“你别瞎说，人家北京人怎么看得上我？”

但她知道这不是瞎说，这是有希望的，月光照着窗外，让她心里也分外亮堂。

第一年还没过完，嘉姐便跟陈进好上了。陈进送给她一对金耳环，戴在耳朵上摇摇摆摆，亮晃晃的。她问陈进什么时候结婚，陈进嬉皮笑脸地说“结呗”，然后就没有下文了。

嘉姐也不想催他，太着急了，显得自己上赶着倒贴似的。就这样又过了一年，直到1993年初，嘉姐发现自己怀上了陈进的孩子，她才孤注一掷地说：“不结婚，就去把孩子打掉吧。”

陈进终于把嘉姐带到了自己家里去，刚开口介绍，陈妈乜眼看了她一眼：“我知道，小区门口那个洗头发的。”

嘉姐当然听出了话里的冷意，不过她马上意识到，要是现在从陈进家里跑出去，自己损失就太大了——怀了人家的孩子，她首先就矮了人一头，气短。再说，师傅也知道自己跟陈进好了，老家也都传开她要嫁给北京人了，要是现在鸡飞蛋打，跟谁都没法交代。家人远在天边，不回去就是了，可近在眼前的月妹怎么躲得过？想起月妹对自己说话时语气里的羡慕、甚至有一丝嫉妒的味道——享受来自另一个女人的仰视，这几乎是一个女人最自得的时刻——如果她不能在这个屋檐下立足，月妹就会用一种同情的语气安慰她，而那安慰，无论怎样真诚，其中的意味也是鄙夷和幸灾乐祸的。

开弓没有回头箭，嘉姐认定这个道理的时候，就告诉自己：豁出去了。

结了婚，嘉姐才发现，要成为地道的北京的媳妇儿，可没那么简单。

首先是户口问题。她的户口要从湖南老家迁到北京来，那叫“进京投靠”——嘉姐说，这“投靠”，让她听着就感觉跟自己犯罪自首似的——按照政策规定，她要跟陈进结婚满10年、并且45岁以后才有资格投靠。这期间要是陈进跟她离婚，那也是竹篮打水一场空。

再者，陈进的父母早就有备无患，提防着嘉姐这样精明的外地女人。陈进的房子，房本上写的是他父母的名字。嘉姐让他改，他总笑嘻嘻地说：“买房的钱大都是爸妈出的，再说了，只要咱俩好，都是一家人，写谁的名字那还不都一样？”

嘉姐心里憋屈得很，为了北京人这个名头，结婚时连彩礼钱都没问陈家要，结果没想到要想变成北京人，她要忍20来年呵。

那段时间嘉姐老是闷闷不乐，不知道是不是这个原因，孩子没保住。流产的时候，孩子已经成形了，是个女孩。嘉姐躺在床上，想着那个有缘无分的孩子，泪水一串串地往下掉。没了孩子，她在陈家立足的根基也就没有了，以后更要天天看公婆脸色，要怎么办才好？——不过，还好是个女孩，想到这里，嘉姐心里又隐隐闪过一丝不易察觉的宽慰。

小产出了月子后，嘉姐决定自立门户开理发店——陈进跑运输，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她自己再不去赚钱，只会天天受公婆的气。她好说歹说，向公婆借了两万块钱，还写了借据。

嘉姐的理发店开张不久，月妹和卖包子的小伙子就来跟她告别，说这几年他们在北京攒了点小钱，决定回老家开个超市。临走前，月妹看着嘉姐，羡慕地说：“还是你命好，嫁给北京人，现在又自己当老板娘了。”

月妹的羡慕里已经没有嫉妒，而是认命了。

嘉姐人漂亮，能说会道，又买了好多日本时尚杂志，天天钻研，开头几年，理发店生意特别好，赚了不少钱。还清了公婆的两万块借款，她非要和陈进去中国大饭店吃自助餐。

陈进说：“嗨，你挣点钱就瞎嘚瑟，去随便吃吃得了。”

“你抠什么，又不是要你出钱！”嘉姐说话有了底气。

这个执念，来自一个在嘉姐店里剪头发的大爷，大爷说：“没去过中国大饭店，那算来过北京吗？”嘉姐不知道怎么的，就死死记住这话了。

嘉姐把自己的头发烫成时髦的大波浪，拉着陈进去了中国大饭店。那时中国大饭店才建好没几年，餐厅金碧辉煌，服务生面带微笑，微微鞠躬。陈进平时大大咧咧的，到了这里却显得畏首畏尾。嘉姐却一点也不怯场，比陈进还像一个北京人——大概这就是一个人的气场吧，她心里暗暗得意，心情好得不行，吃饭时还点了一瓶昂贵的洋酒。

从此以后，嘉姐时不时要去一些高档饭店吃喝，去大商场消费，在钱上基本上进多少出多少。她去商场里买几千的大衣，回来先拿到理发店里把商标剪了，然后跟陈进说，“在动物园买的，一百多”。每次她掏钱结账的时候，就觉得有束光打在自己身上，偶尔也会觉得心慌，但转念一想：钱用完了，明天再赚吧，今朝有酒今朝醉，这辈子是不指望陈进对自己有多体贴了，只能自己对自己好点。

嘉姐说，那几年她脑袋晕乎乎的，唯一还算有点清醒的事情，是偷偷给老家寄钱。“估计陈进也知道，只不过钱是我自己赚的，他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嘉姐也知道陈进在外面跟别的女人勾搭，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罢了。

第二个孩子是个儿子，嘉姐的心终于安稳了些——这下好了，不管房子是不是她的，不管陈进以后会不会去外面找女人，她总算在手里握了一枚重磅炮弹。

嘉姐依旧在理发店从早忙到晚，一门心思顾着赚钱，经常一站几个小时，回到家累得腰酸背痛。儿子从小就交给爷爷奶奶带，说一口地道的京片子，不像嘉姐，这么多年了说话还是l、n不分，陈进总是笑她：“听你说话这声音，就跟得了重感冒似的。”儿子就在旁边跟着没心没肺地笑。

儿子小学毕业时，嘉姐好说歹说，答应给他买乐高，才把他带回湖南，让老家的姥姥姥爷见了一面。本来跟儿子说好呆一个星期，结果不到三天，儿子撒泼打滚，死活要回北京。

回来，儿子就跟爷爷奶奶告状：“农村太脏了！地上都是鸡屎！上厕所的时候，一只大鹅盯着我，我还以为它要啄我屁股呢，我吓得屎都没拉完就跑了。走的时候，姥姥才给了我200块零花钱！”

爷爷奶奶大呼小叫：“哦，是吗？这么吓人！哎我孙子真是受苦了，以后再也不去了。”说着还有意无意瞟了一眼嘉姐，像在一场拔河比赛中胜利了。

嘉姐第一次觉得，辛辛苦苦生了儿子，真是个白眼狼。她莫名其妙想起第一个孩子——要是那个女儿活下来，会不会是个小棉袄，跟妈妈更贴心一点呢？

有一天，嘉姐关店后回到家里，刚躺倒在沙发上，就发现左耳上的耳环不见了。她一下子跳起来，赶紧回店里找。已经晚上过10点了，她把扫在墙角的碎头发一点一点扒开，仔仔细细地过滤，找得眼睛都花了，还是没找到。

嘉姐沮丧地打开家门，陈进和儿子还在看足球比赛。陈进瞅她一眼，打了个哈欠：“别找了，再去买一个呗。”

嘉姐垂头丧气：“还是谈恋爱的时候你买的。”

陈进却没有答话。屋子里沉默无语，嘉姐一直在等陈进说“那我再给你买一个呗”，陈进似乎也知道妻子在等自己说这一句，然而他到底还是什么都没说，只有电视里解说员在激动地喊着“进了！进了！”，亢奋的声音显得有点滑稽。陈进和儿子看到自己支持的球队丢球，骂骂咧咧的，嘉姐心中一阵恶寒，回房睡觉了。

儿子上初一那年，英语不好，嘉姐就去给儿子找了个英语家教。家教是北京外国语大学的大一女生，刚刚从四川考到北京来，长得白白净净，对人也有礼貌，儿子挺喜欢这个姐姐，跟着她学，成绩倒也提高不少。

有一个星期天，嘉姐临时回家拿点东西。家教正在房间里给儿子上课，嘉姐隔着门，听见儿子在一通抱怨：“唉我特烦我妈，没事就叨叨我爸怎么亏欠她，没我爸，丫一个外地人能在北京立足吗？真是的！”

家教笑了下，认认真真地说：“你别这么说你妈，不说别的，我看她挣钱挺辛苦的。再说，我也是外地人呢。”

嘉姐站在客厅里，一时间百感交集——养了这么大的儿子，还没一个家教老师懂事。

她越想越觉得心灰意冷，觉得一切都是假的：这些年陈进在外头晃晃悠悠，她从来不敢提离婚，这么大个城市，她已经不像年轻时那样光彩照人，一个鬓角上已经开始长白头发的外地女人，又能去哪儿呢？老家来电话八成是为了要钱，儿子就像是别人家的，就连烫卷的头发散发出塑料的气味，都让她觉得这一切都假透了，“没意思，真是没意思”。

嘉姐灰了心，再加上附近理发店越开越多，生意慢慢淡了。

没活儿的时候，她就坐在店里椅子上发呆，想年轻的时候，挣了第一笔钱，穿着高跟鞋去中国大饭店。想着想着，回过神来，看见大镜子里那个脸色发黄的女人，正失神地盯着自己。

嘉姐的爸爸查出直肠癌，她妈问她能不能再寄点钱：“你手头要有，就寄点，要没有，也就算了。”

嘉姐跟陈进说了，陈进闷了半天，瓮声瓮气地说：“反正我是没有。再说，得了那病就是个无底洞，多少钱扔进去也听不见个响儿。”

道理是这样的，但嘉姐夜里闭上眼睛，想起小时候，湖南冬天的早晨又阴又冷，爸爸带她去镇头小店吃米线，酱料还没和开，她先把上头的码子一口气吃光了，爸爸就笑她，“一个小女娃娃，那么爱吃肉”，一边笑，一边把自己碗里的牛肉拨到她碗里，连弟弟都没给。

她想得满脸都是泪，陈进在她旁边打着呼噜。

嘉姐开始后悔自己年轻时用钱用得太不仔细了。这时，她想起有熟人说起，有个公司招出国劳务，出国赚得多，要是把理发店盘出去，又是一笔钱。她心一横，就定了。

登上出国的航班前，43岁的嘉姐发了个朋友圈：新的征程，新的生活，梦想一定会实现。配图是一张她在机场比着剪刀手的自拍照，美颜相机把她的皮肤磨得雪白。光顾生意的姐妹、暧昧过的男顾客、隔壁包子铺的前后三任老板，都纷纷来点赞留言。还有老家的人说：“羡慕你啊，闯到北京，现在又闯到国外了。”

本来是被逼无奈为了赚钱去的，现在倒变成风光留洋了。人只要活着，戏就得继续演下去。

“你说我那时候真是傻啊，赚来的钱不是大手大脚花掉，就是偷偷摸摸补贴娘家，也没想着攒点钱在北京多买个房子，不然现在倒手一卖，都是百万富翁了！”嘉姐一边给我剪头发，一边感叹。

“你现在也是百万富翁啊，你家房子在三环，值不少钱呢。”我说。

“那是人家爸妈的，又不是我的。”嘉姐盯着镜子里的我，叹了一口气，“还是你这样读过大学的好啊，找个正式工作，不像我，没学历，只能干临时工。公司过节发个米面水果，都没我的份儿。”

中午在餐厅吃饭，后勤部的晓莉坐到我们这一桌。她和嘉姐一样，都是临时聘用人员，不过她才刚刚20岁，主要负责前台接待，吃饭的时候，总喜欢和我们几个年轻人坐在一块儿。

晓莉眼睛溜溜的，看到李经理端着餐盘径直坐到对面桌上嘉姐旁边，“扑哧”一声笑了。那笑是意味深长、故意让旁边人看见的，这样，她才好找一个由头，把想说的话说出来。

果然，旁边的男孩一本正经地打趣：“吃就吃吧，你笑什么呀。”一面说，一面等着她的八卦。

晓莉也不避讳：“唉，我说呢，人家擦个桌子、扫个地都要涂口红，原来是有人看啊。”

“说得有鼻子有眼，跟真的似的。”旁边人瞄了她一眼。

晓莉正色道：“我也没编，她就住我隔壁，昨晚我看见的。”

我也不知道晓莉说的是真是假。嘉姐跟我抱怨过，晓莉仗着自己年轻漂亮，该她干的活儿她总是偷懒，稍微脏点累点就甩给别人，嘉姐跟她一个部门，两个人抬头不见低头见，天长日久，总是有些矛盾。但李经理这么抠门的人，最近却给理发室配了个新沙发，可见晓莉说的，也不全然是空穴来风。

过年的时候，公司给每个正式工发了食堂做的包子和汤圆，还有一个流油的卤肘子。这些东西虽说在国内不稀罕，可在非洲那就是有钱也买不着的宝贝。我只身一个人，东西在冰箱里放久了也不好吃，想起上次嘉姐说自己从来分不到福利品时失落的样子，就切了一半肘子、拿了几个汤圆，给她送了过去。

嘉姐见我拎着东西来，眼睛有点红红的：“唉，难为你还想着我。过年了，你怎么不请假回国一趟啊？”

我说：“老公打算来看我，他还没来过这儿，当旅游了。”

嘉姐眼睛笑得弯弯的：“年轻夫妻就是恩爱呢！”

我觉得嘉姐话中有话，果然，她又压低了声音，仿佛在对我交付秘密似的说：“陈进叫我回去，说他爸妈身体不好，我怕回去了，他就不让我回来了，在这里，还能多挣点钱，自己有了钱，免得开口向别人要。”

我觉得气氛有点沉闷，忽然见她戴了一副绛红色的耳环，红宝石在她耳边轻轻摇曳，给整张脸投射了熠熠光彩，便夸她的耳环好看。

“我呀，就是喜欢耳环，以前只在淘宝上随便买些，国内那些商场，太贵了，在这边可比国内便宜多了。”她低头笑了笑，顿了顿，又愤愤地说，“这么多年，我老公都没有给我买过什么像样的东西，他总觉得我嫁给他，沾了多大的光似的。其实仔细想想，这么多年，他还没我挣得多呢！这女人哪，男人不对你好，就只能自己对自己好了。”

嘉姐只在非洲干了一年就回国了。

她本来想延期，再接着干两年，但家里有事，急着让她回去。

“陈进他妈快不行啦。”最后一次给我剪头发的时候，嘉姐偷偷告诉我说。说这话的时候，她试图保持严肃的表情，但我在镜子里看见她眼角上扬了一下，那是按捺不住的喜悦的光在轻轻闪动。

真好，我默默地想，房产证上终于快要写上嘉姐的名字了，她也马上就45岁了。

有一次周末，我出去逛首饰店，漫无目的地溜达进了一家陌生的门脸，没想到这家店的样式都不错。我有点犹豫，同事们平时爱逛的店就那几家，老板和我们相熟，货真价实，这要是买到假的，我可就亏大了。

老板似乎看穿了我的心思，连比带划地说：“你？中国公司？放心，以前你们有人在我这里买过的！”

他打开一个发旧的笔记本，得意地对我说，只要有外国顾客来他这里买东西，他都会让他们签名留言。他一页页翻着，上面零星出现了几个中国字，有的我全然不认识，也有听说过但素未谋面、好几年前在这里工作过的同事。在最后一页上，我看到了那个熟悉的“李”字，写得很潦草，但我认出了，这是李经理的笔迹。

我指着“李”说：“他买了什么，你还记得吗？”

老板得意地露出一排白牙：“记得记得，一对红宝石耳环，他说是给他妻子买的。”

我想起了那天晓莉在饭桌上酸溜溜地说，嘉姐回国后，已经在公司北京总部转成了后勤部正式工，“人家有门路有办法，遇到贵人了，现在也能享受正式工待遇了”。

说完朝旁边桌子鄙夷地盯了一眼。李经理正趴在那张桌上，一边吃饭，一边跟旁边的中年男人们说笑。

2017年，我结束驻外回到了北京。有一天，我去后勤部财务室报销，电梯一开，忽然迎面看到熟悉的面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