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就像一条因为好奇大陆是什么样而跳上岸的鱼，结果上了岸才发现，这里并不适合他生存。他想要回到海里，但无论如何努力，也再也回不去了。
保安村四面环山，西边流过一条河。村里的房屋背靠着这条河一字排开，家家户户门都朝东，门前是一大片种植水稻的洼地。南方喜雨，每年到了雨季，天就开始嚎啕大哭，常常一发泄便是四五天。河水暴涨，越过岸堤摧毁村里的房屋和庄稼是常有的事。父亲婚后从爷爷那儿分得了一亩洼地，没遇上天灾人祸，收成好，我们一家人就能吃饱。遇上洪水淹了庄稼的时候，我母亲便不得不放下脸面，找邻里借米度日。1995年，洪水又来了，母亲似乎受够了这种看天吃饭的日子，怂恿父亲以没钱买小猪为由，从银行贷了一笔钱。靠着这笔钱，我们一家人从农村搬到了市里，踏上了一条未知的谋生之路。我大伯是全家最早离开村子的人，他在市里蹬黄包车（人力三轮车）搭客，已经扎下根来。因为家里穷，父亲没有上过学，识的字十个手指数得过来，他只能学大伯，也买了一辆车顶有帆布的黄包车。尽管每天蹬车累得双腿发抖，但是付出与收入是成正比的。半个月后，父亲挣回了买黄包车的钱，母亲毫不犹豫又买了一辆新车——那时候，城里人没必要卖苦力，农村又没有几户人家能拿得出买黄包车的钱，市里蹬黄包车的人不多，竞争少，就有得赚。每天凌晨5点，父亲便起床生煤炉，熬上一大锅粥，接着去菜市场买固定的菜：5元钱的猪肉和1元钱的菜心。猪肉一分为二，一半剁成肉糜倒入滚烫的粥里熬煮5分钟；另一半切成片，留在晚上与菜心同炒。父母快速吃完早餐，便蹬着各自的黄包车出去搭客挣钱了。中午他们不回家，我和哥哥饿了就吃那锅粥。当橘黄色的夕阳洒在人身上的时候，我和哥哥就坐在家门口等，等到夜色越来越深、我们紧挨着也看不清对方的脸时，父母就到家了。一年后，市里引进了一种带马达的新型黄包车。司机只需要扶好车把，右手轻扭油门，车便像一头强壮的公牛向前冲。大多数乘客，都愿意坐这种新车。马达黄包车也有“弊端”。除了售价高，每年要年审、交上路税和保险费，每天还要买汽油给它吃，伺候它的零件。偶尔脾气上来，车子还会罢工，推去修车店一修就是两三天。有时好不容易修好了发动机，减震钢板又断了，换一块新钢板要几十元。在其他黄包车司机还在犹豫的时候，我母亲迅速以低价卖掉了一辆旧车，买回了一辆马达黄包车给父亲开。母亲初中文化，看得远一些，她觉得车子跑得快，意味着花同样的时间可以载更多的客，挣更多的钱。父亲就是在同行犹豫的时候挣得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离开农村不到一年，我家就买了电视机、洗衣机、DVD机及一套5000元的音响，似乎和市里的富裕人家没有什么不同了。也是在这一年，我和哥哥收到了人生当中父母给的第一个大红包——360元。以前过年的时候，父母只会给别人家的孩子发压岁钱，有时候我和哥哥收了长辈给的红包，也要交到父母的手上。拿着大红包，我怯怯地问母亲：“我可以花这笔钱吗？”“可以是可以，但是我希望你不要乱花钱。我希望你把每年的红包存起来，留到有需要的时候用。”拿着这笔钱，我感觉自己像个暴发户，在街上疯跑，最后来到一家小卖铺前，把看上的鞭炮都买了一份。年后，父亲担心我把钱花光，就带着我和哥哥去银行。从此，我有了自己的账户，密码是父亲设定的：168888（一路发，发发发。）见能赚到钱，没过多久，市里越来越多的人开起了黄包车。车子多了，乘客开始讲价，为了五毛一块的，能磨上半天。一些车主为了得到生意，不得不妥协。父亲非常讨厌乘客讨价还价，觉得那些面目实在是尖酸刻薄。他做这行完全是为了填饱家人的肚子，见家境渐渐好了起来，他就想另寻出路，不想开一辈子的黄包车。1997年春节，父母带着7岁的我和哥哥到亲戚朋友家拜年，想打听一些赚钱的门路。作为客人的父母，总是当着主人的面，对我和哥哥讥讽一番——他们觉得贬低自己的孩子抬高对方的孩子，才能拉近关系。在众多亲戚中，混得最好的当属我的姑公李海，他是市农业办公室主任。听说每年春节过后，他家收的好烟好酒都会被我姑婆拿到商行卖掉，一年光卖这个，就有近10万的进账。那次去李海家，父母带的是当时在电视上打广告打得最火热的礼品，仿佛拿出不知名的礼品便是失礼。他们给李海的孙子孙女、外孙的红包都是100元起步的，而李海回给我和哥哥的红包只有50元和10元。连我这个小孩都知道，这种做法不合我们当地的礼数，便觉得李海仗着自己身份地位高，故意欺负我的父母。我不高兴，但又不敢表露出来，怕坏了父母的大事。在拜年的寒暄结束之后，父母委婉地向李海打听赚钱的门路，没想到李海不仅没有敷衍，还大方地透露了一个“育苗扶贫”的项目，甚至向我父亲抛出了橄榄枝。父亲激动得无法言语，全身都在颤抖。他个子不高，1米6不到，又黑又瘦，但他的国字脸显得特别硬朗，微凹的眼眶里，眼珠子又黑又大，显得特别的精神。他觉得，自己送的礼物真的发挥了作用。我们所在的市是广东省最穷的市，四周是连绵不断的山，当时高速公路不通，为了扶持本市的经济，省政府就拨款百万，鼓励农民育苗。市农科所需要200万株白果苗与板栗苗，育苗时间是3年。3年后，果苗高度达到50公分，粗度达到0.6、0.7公分，农科所就会以3.8元一株的价格收购；果苗高度达到60公分，粗度达到0.8、0.9公分，收购价格就会涨到4.8元。买树苗的资金由农科所垫付，苗育成了，再从农户的收益中扣除。父亲考虑到自己的资金有限，只承接了100万株，另一半，李海给了李同——他和我姑婆同村，也沾亲带故。与农科所签订合同后，父亲就把家里那辆旧的人力黄包车卖了，和李同在农科所里承包了田地，各育各的树苗。农科所里的地一亩的年租金是300元，父亲承包了23亩。此后，父亲全身心投入到育苗的项目中，养家的重担及育苗场的开销就全压在母亲一个人的身上。每天天没亮，母亲就骑着马达黄包车出去搭客，赚的钱放在一个没有锁的抽屉里，方便父亲随时取用。当真正做了起来后，父亲才发现苗场的开销就像一个无底洞，种植、嫁接、浇水、施肥、喷药……样样都要钱。于是，母亲开黄包车的收入，大部分都投进了苗场。1998年过年，父母只给了我和哥哥10元钱的红包，我赌气不接，哥哥大骂我：“不懂事，讨人厌！”我却认为是父亲不懂事，把我当成叫花子了。看见别人家的孩子新年穿新衣、戴新帽，我难过地哭了起来。新春过后，家里的情况并没有好转。市里的黄包车越来越多，一度导致交通堵塞。交通局出了管理措施，黄包车开始按车牌尾号单双分开出行。母亲的马达黄包车的车牌尾号是单数，为了增加收入，母亲在双日的时候会趁着交警下班，开黄包车溜到街上搭客。她既怕被抓住开罚单，又要遭受同行的冷眼。南方一年四季都有下不完的雨，乌云总霸占着天空，就像穷人舒展不开的眉头。从这一年起，我和哥哥不仅只有两套衣服替换，学费还得拖到报名日的最后一天交。当我伸手问母亲要学费的时候，她的鹅蛋脸上没有表情，什么话也不说，只是默默地把黄包车开出去。天黑回来时，家里空荡荡的桌上就会多出一叠皱巴巴的钱。尽管如此，家里的钱还是不够用。父亲不得不低声下气求店家把农药、化肥先赊给他。接着，他发不出工资，只好哭丧着脸向工人们保证：“两年后，等我拿到钱，第一时间先给你们发工资。”父亲没有文化，字都不认识几个，但他为人老实，口碑好，经中间人担保，工人们都同意先干活，两年后再结算工资。和我家不一样，工人们都有自己的主业，来苗场打零工是为了打发时间，不靠这个生活。不知什么时候，我和哥哥存在银行里的红包钱都被父亲偷偷取出来用了。2000年，约定的交苗日期快到了。我家的这批果苗的长势很好，达标的有70万株左右。父亲仔细算了，扣除所有成本，至少能拿到80万。他兴冲冲地去市里转悠，看中了新建汽车站附近的门面，10万一个。父亲说，他曾暗暗发誓：我要将这排门面全买下来当包租公！每个月舒舒服服地坐着都有钱进袋……终于到了交苗的那一天，母亲想跟着父亲一起去。父亲嫌母亲多事，说：“这是男人的事，你一个女人家，瞎凑什么热闹？”母亲气不过，只好在家等消息。白天，尽管母亲像个没事人一样买菜、做饭，但她一直沉默着。从清晨等到夜幕降临，父亲没有回来，家里的电话也很安静。母亲变得不安起来，有些莫名的暴躁。半夜，我睁开双眼，透过房门下的缝隙，朦胧地看见客厅的灯依然亮着。窗外一片漆黑，我担忧母亲，也挂念父亲，就爬起来走到房门口，发现母亲还坐在电话机旁，手里不停地织毛衣。“妈。”我叫了一声。母亲抬头望了我一眼，没有回应，又低下头继续织。见她不吭声，我就知道父亲还没回来，她心情不好，我不敢再出声，抬头望了一眼墙上的挂钟——凌晨3点了。再次醒来，天已经亮了，我赶紧爬起来跑到客厅。刚出房门，我就看见父亲坐在饭桌前，双眼血红，神情疲惫，他抬头看了我一眼，又立即低下了头。母亲坐在他的对面，气势汹汹，吓得我什么都不敢问。直到很久以后，我才知道交苗那天发生了什么，这件事大概是我父母心中永远的痛。那天，李海叫了一批人将农科所的大门口围了起来，把两份写着已经结清款项的合同摆在李同和父亲的面前，又往桌上扔了两包用报纸包着的钱，说李同拿9万，我父亲拿7万。“不签，谁也别想出这个门口。”李海说。父亲这才明白，李海是想把他们育苗的钱私吞了。他气愤、害怕，又不愿意妥协。双方从早上9点一直耗到了晚上6点。“签字，马上拿钱滚蛋！不签的话，一分也得不到！”父亲憨厚老实，是个没主见的人，他多次问李同：“你签不签字？你不签字，我也不签字。”父亲和李同曾是死对头，过去的3年里，他们时常在比谁的苗长得高、长得粗。因为我家的苗长得好一些，李同曾用手段把我家的树苗大批弄死，父亲也不敢正面冲突，只是蹲在地上向我示范，如何让一棵小果苗悄无声息地死去。“你看，手握在小果苗的根部往上一寸的地方，然后左右晃动3下。”父亲晃了李同家的小果苗，然后站起身，露出一丝得意的笑，“这样它就必死无疑。”可在那一天，父亲和他的竞争对手成了“战友”。起初，李同赌誓：“打死我也不会签字！”但他终究不是一个有骨气的人，在李海的威逼之下，李同觉得自己好歹比我父亲多拿2了万，也算是赢了。最后他不仅签了字，还怂恿父亲也签了算了。父亲的压力变得很大，开始担心自己要是不签名，不仅自己的收益拿不到，工人们的工钱都拿不回来。当时，他已经欠了将近8万元的工钱，早就答应了工人们卖了树苗就一次付清。犹豫再三，父亲在那份合同上签下了自己的名字。“你是没见过钱吗？放着80万不要，要7万？7万能干什么？连结工人的工资都不够！你告诉我，你要来干什么？”接下来的几个月，父亲一直被母亲臭骂。“不签字，连7万也没有。”父亲辩解道。“没有就没有，不要了，权当喂狗了！”父亲已经在合同上签了字，证明他已经收到了全款，就算去打官司也打不赢。况且李海在我们当地有权势，父亲害怕打官司不仅要不到钱，还会引来报复。他被母亲骂得狗血淋头，越想越气，一度想买颗炸弹和李海同归于尽——这个想法很天真，想想却也很无奈。父亲跑去问他的当过兵的朋友吴军那里“买炸弹”。吴军听父亲就着眼泪把事情的来龙去脉说完，也恨得咬牙切齿，但他冷静下来以后就耐心地劝父亲：“你这样做等于把你妻子、儿女未来的幸福都搭进去了。你死了以后，谁照顾你的孩子？假如你老婆再嫁，你能保证继父真心待他们吗？”父亲说，当时他听完吴军的话，脑子里就浮现我和哥哥被“继父”打的场景。尽管难受、委屈，最后他还是强忍了下来。一夜之间，我们家仿佛又回到了几年前，甚至还不如当初。开黄包车的这几年，母亲因为饮食不规律，患上了胃病，只能留在家里养病，顺带照顾我们的生活。这些年，父母几乎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在挣钱上了。每天我放学回家，等待我的没有热腾腾的饭菜，只有家务活。如今母亲做起了家庭主妇，尽管烧的菜不好吃，但不知为何，我内心竟第一次有了家的感觉。而父亲的感受并不好，他又开起了家里那辆黄包车。育树苗的3年里，他虽然和工人没啥两样，甚至更累一些，但被人称呼“老板”已经习惯了，如今为了糊口、还钱、在外面受了气，他要忍着。所以，父亲经常回家就冲我和哥哥发脾气、摆脸色。哥哥不理会，转身回自己的房间。起初，我选择默默地忍受，但久而久之，也学会了逃离。父亲又把“枪口”对准母亲。母亲可不好惹：“我为这个家开了那么多年的黄包车，你就开了几天，就天天给我们摆脸色看，你是男人吗？”父亲极度想证明自己，不久之后，他又抓住了一个机会。不知是谁搭的线，父亲认识了市政府的一个叫罗元的公务员。罗元有一笔钱，想用来投资苗场，但他一没技术，二没经验，就想拉我父亲合伙。他提出自己来出资，父亲负责育苗，苗长成，每卖出一株就给我父亲9毛钱。两人一拍即合，随后，一家育苗公司成立了。父亲与罗元的育苗公司在平安市，距离我家180公里。合伙的第二年，果苗已经长到可以卖的高度了，母亲担心父亲没心眼，再次被人骗，就把我和哥哥托付给亲戚照顾，去平安市“助阵”了。父母不在身边，我们反倒觉得自由、轻松。这些年因为生活压力大，父母经常说不上几句话就大吵起来，有时还会大打出手。我的心脏被吓得一跳一跳的，那种坐在门槛上等父母回家的感觉，已经不再回来。起初，育苗公司生意很好，很多人主动来苗场买果苗。但很快，周围的市场对果苗的需求趋于饱和，慢慢地就没人再上门了。出售果苗有季节限制，过了春季，卖不出的果苗只能留在地里等待来年。可客户更喜欢买新苗，来年不仅可能被压价，还有可能滞销，于是母亲跟罗元提议：“我们自己挖苗到市场上去卖。”罗元同意了，但他说：“你每挖一次果苗，除了把果苗的数量写上，还得签个名。”母亲却担心万一将来罗元使诈，一口咬定她和父亲是偷果苗出去卖，有字据与签名为证，他们就要被拉去坐牢。所以，她说什么也不签名：“我挖了多少苗，可以给你记个数，但是我不签名。”罗元气坏了，双方矛盾越来越多，罗元真的拿着合同去法院打官司，说我父亲企图霸占苗场——实际上，他想把我父亲踢出局。父亲六神无主，母亲倒很淡定，她拿着合同去找懂行的人问。人家说：“不用怕，他打不赢你们的。”最终，法院将苗场判给了我父亲，他补了罗元一笔钱，两人散伙了。2004年，我们举家搬到了平安市，父亲给母亲开了一家农药店，他自己继续经营苗场。2005年的一天，父亲接到了李海的儿子打来的电话，他开口就问：“是不是你举报我爸的？”“你爸怎么了？我要举报早举报了，要等到今天？”父亲否认后，李海的儿子不说话，把电话挂断了。父亲四处打听才知道，李海年在大年三十那天因贪污罪被逮进去了。后来，李海把贪污的500多万全部吐了出来，又出来了。得知这个消息，母亲仿佛又看到了希望，赶紧把那两份和李海签订的合同翻了出来，但最后咨询的结果还是令她失望——那笔被李海私吞的80万，永远也要不回来了。母亲把合同收进衣柜底层的盒子里又保存了几年，一次搬家收拾东西时，它们又重新出现在父母面前。合同每出现一次，父母的心就要痛一次，那次，母亲愤愤地说：“还保存着干嘛？扔了得了。留着看到它，我就眼晕。”母亲说完，父亲就把那两份合同烧了。2006年，平安市掀起了拆迁、征地热潮。当时，政府规定一株果苗给予主人30元的赔偿，而市场上一株果苗只卖2到3元，许多人在自家的田地、屋前屋后种满了果苗，靠着这个发了财。父亲苗场的生意也因此变得非常红火，果苗刚拉到市场，人们不讲价，付了钱抱起果苗就走。那年，父亲卖果苗也赚了十几万，这是他人生中赚的第二桶金。父亲掰着手指头数我们在城市漂泊的年头，发现10个手指头不够用了。父亲觉得，我们该买个房子了。那时，在平安市只需三四万就能买到一套三室一厅，不过这些房子大多位于阴暗潮湿、建筑密集的巷子里。父亲看不上，他选择了一个环境更好、巷子更宽敞的地方，花了8万买了一套房子，三室一厅一卫一杂物间。我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间，不用再跟父母挤着睡，也不用再当“厅长”。入住新家后，我时常在夜里做梦笑醒——我们终归有了个家，不再漂泊了。大多数人不喜欢动脑，看见别人做什么赚钱，自己就跟着去做。新的苗场冒了出来，方圆几十公里的苗场主听说平安市征地，都把果苗拉到这里来卖。2007年，父亲发现两三百株果苗拉到市场上卖了几回都卖不完，价格跌到5毛一株也没人要了，就知道育苗这个行业也走到了掘头路（绝路）。春天就要过去了，来年更别奢望能将它们卖出去。父亲没有文化，空有一身蛮力，为了不让这个家垮下去，让我和哥哥有书读，他只好另辟新路。思虑再三，父亲把房子卖了，再加上家里的积蓄，包了一个山头搞果场。他把那些卖不出的砂糖橘老苗都种到了山上，一切安排妥当，便将果场交给我外公看管，然后自己去考了一个B2驾照，花了2万买了一辆农用车。他想着自己平时可以拉着化肥、农药到城市周边的农村卖，抢占市场。可现实总是残酷的，很多时候，父亲载着满满的一车货物跑了好几个村，也卖不出一瓶农药、一袋化肥。为了不浪费油钱，父亲经常就算不认识买主也会把货赊给对方。结果等到收账的时候，买主不是跑了，就是耍赖、不认账。面对这样的情况，父亲难受了几天，又听别人说中型货车长途短途都能跑，挣得多，于是他把农用车卖了，加了10万换了一辆中型货运卡车。每天清晨，父亲开着卡车开到三角市场，那里有一块空地，拉货的司机们会把车整齐地排成一拢，等待客户。去得早的司机，可以把货车停放在最靠前的位置，遇上不挑车的客户，第一辆的货车总是最先接到单。父亲干了几天就发现，这行并没有外人说的那么挣钱，有时候等几天才能接到一个短途单，扣去油费、车辆损耗费，也就挣一两百。长途单虽挣得多，但单子少，而且很辛苦，还得请一个司机轮流开车，又是另一笔开销。父亲不喜欢这种被动等客的状态，他的心整天悬在半空，只有接到单，心才能落地。他又产生了换行的想法，但车刚买不久，还没回本，要是这时换行，母亲会骂死他。运气似乎从父亲赚取到第二桶金以后就开始远离他了，慢慢地飘远了，无影了。他卖掉房子搞的果场，本以为能赚个盆满钵满，结果投进去的钱像扔进了大海，连朵浪花都没见着。所以有事没事，他就会找母亲的茬儿，仿佛只有这样，胸口里的气才会顺一些。家里的状况又一下子回到了20年前刚搬到城市时的样子：我们租住别人家的房子，仍然一贫如洗。不同的是，父母的心态都变了，那时他们脚踏实地拼搏，而现在心怀侥幸，总是想着天上掉馅饼。尤其是父亲，他不甘心，如同陷入了魔怔，非要成为百万富翁不可。他的朋友拉他加入传销时，我用“断绝父女关系”来威胁，也拦不住他把全副身家投进去的决心。父亲在南宁的高档小区租了一间宽敞的房子充场面，装作很富有的样子。几个月后，他没钱交昂贵的房租，不得不退出传销组织，回归到现实的生活中。从此，父亲变得一蹶不振，他的心似乎死了，只剩下躯体还活着。为了攒哥哥的学费，他开摩的、做水泥工、摆小食摊……其实，他很早就已经厌倦了做生意，所以哥哥一毕业，他就跑去当保安了。每个月，他能拿到3000来块钱的固定工资，虽不多，但他心里踏实。父亲再也不用担忧别人与他竞争，不用担忧别人和他讲价，更不用忧虑没有顾客上门怎么办。父亲就像一条因为好奇大陆是什么样而跳上岸的鱼，结果上岸才发现，这里并不适合他生存。他想要回到海里，但无论如何努力，再也回不去了。本文系网易新闻人间工作室独家约稿，并享有独家版权。如需转载请在后台回复【转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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