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子弟 | 孟小五“外交部湖南五七干校50周年”回访（七）

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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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与火

干校校部自己有一个水塔，供校部用水。其他地方都是用井水，湖南气候潮湿多雨，井都很浅。茶陵当地的水与北京多水碱的硬水相比，比较软。茶陵的水在水壶中烧开后，没有任何水碱、水垢。如果用肥皂洗脸的话，总是滑溜的，有没洗净的感觉，得用两盆水才行。60年代末，农村水质十分好，没有农药化肥的污染，路边的水沟里还有鱼呢，夏天蛙声四起，叫得特别响。

校部有个水房，开放式的，有个大水池，任何时候谁都是满满的，因为不缺水，所以大家敞开用，没有节约用水的概念。水房有两个锅炉，专门烧开水供大家用。这真解决了大问题，除了大家有热水喝，还给家住民居的干部家属灌暖瓶。每天早上，人们从四面八方到校部水房，把暖瓶放下，由烧锅炉的人一一灌满，下班时找到自家的暖瓶提回去。有口热水喝，有点热水洗洗涮涮，对家庭来说是很重要的。水房前每天都放着一大片暖壶，上面写着各家的名字，以免错拿。这也是干校的一景。

在水房烧水的是我们同龄的庄一勤他爸爸庄去病。因为烧热水的缘故，干校上上下下都认识他，人缘极好。烧开水的“五七战士”好像还有钱能新。钱能新是国民党驻欧洲（不是法国就是比利时）的起义人员，后来是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的专业人员。钱家在旧中国上海是豪门巨户，在政界和商界有一批有影响的钱姓人士及其姻亲。在干校，钱家三个如花似玉的女儿成为男孩子背后议论的重要话题。

这里顺便说一句。新中国成立前夕，毛主席在西柏坡就中国对外的方针大略定了基调，新中国外交要“另起炉灶”，“一边倒”。由此延展开的就是外交部部里的地区业务司和驻外使馆没有国民党时期的外交人员任职，像周埂生、梅汝璈、凌其翰、张明养这样有名的人物也只能作顾问。部机关主要是过去在周恩来身边工作过的人士，有从事秘密工作、统战工作、文化工作的人士，还有一些是王炳南筹建外交部时找来的。

驻外使馆人员，从大使到随员，基本上都是从军队抽调而来的。虽然这些人没有什么外交经验和基本知识，但仍然按毛主席的意思办，旧中国的外交人士一个不用。他们大都归到研究部门。新中国的国际法律体系，也倾向苏联的体系，欧美法律体系的专家也没有用武之地。

水房是大家每天洗碗、洗衣、打水的地方，是大家互相碰头见面的地方。有些熟人相见，打个招呼，聊上几句，也是一个交际场所。

再说说火的情况。

我们到茶陵时，中国经济整体上落后，农村虽然实行了人民公社集体化，但小农经济的家庭结构和生活方式仍然继续。当地农民依然像祖辈一样地生活。茶陵是个缺煤的地方，地处山区和丘陵地带，有山就有树，树木的资源相当丰富。虽然没有什么参天大树的茂密森林，但也是漫山葱绿。春天一到，山上的杜鹃花一开，景色美丽怡人。

当地老乡做饭烧火通常是用稻草和木柴。木柴得自己上山去砍。以干校校部为坐标，大概要走十里八里的路程，路途中还要过洣江。集市上也有卖柴的，就是一挑一挑地整卖，几毛钱一担。柴就是比较规整的树枝，不粗不细，不像北方的劈柴是用斧子劈开的大块木头。

当地的柴买回家需要晾晒一段时间才能用，不然青木柴烧火冒烟熏人。冬季取暖用木炭，放在火盆里。火盆摆在屋子中央，有架子可以移动，也有用砖砌个台子放置火盆的。中国北方通常是点火炉子烧煤取暖。这让我想起了毛主席《为人民服务》中牺牲的张思德。他在南泥湾因为烧炭时炭窑倒塌被埋而牺牲，就是把南方人烧炭取暖的方式带到了陕北。中央领导基本上都是南方人，有烧木炭取暖的习惯，所以建窑烧炭。陕北老乡以前不怎么烧炭。

湖南当地木材资源丰富，烧炭的挺多，木炭也不贵。就品质来讲，青冈树烧的木炭比较好，耐烧且不怎么冒烟。干校集体宿舍每个房间都配备了火盆和木炭，供大家烤火取暖。湖南的冬季挺冷的，我们到干校不久就下了雪，厚厚的一层，挺大的，把地里的菜冻了，菜像薄玻璃似的，一碰就碎。烧火盆是日常生活中的主要内容，在阴冷多雨、潮湿、到处泥泞的日子里，穿多厚的衣服都冷，有了取暖的火盆使得“五七战士”及家属少受了不少生活的煎熬，特别是初到的第一个冬季尤为重要。

初到干校已是1969年11月底了，冬季已到，相当冷了。1969年的冬天，湖南当地比往年的气温更低些。一千多人一下子到达，可不容易马上就安顿就绪，特别是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更是苦不堪言。老人要吃口热的，小婴儿要热奶，都离不开火。

在下干校的干部家属中，只有张志民李懋荣夫妇带了一个火炉——北京家庭常用的那种炉子。张家也是被生活所迫，三个女儿，大的才6岁，小的孩子还在怀里抱着吃奶呢，需要个火炉子给孩子做饭、热奶、烤尿布什么的。这个火炉可解决了大问题了，人称“救命炉”。干校谁家有个老人、孩子，需要热点东西吃，都找张家帮忙。李阿姨是个热心人，谁家有难处都尽力帮忙。李阿姨的妈妈是特别愿意帮助别人的人，做一手好菜。干校得到老太太帮助的得有几十个人家，其中包括有些受审查的干部，在落难的时候能得到一些关心和温暖，感激流涕，所以张叔叔家人缘特好，多年后还有人回忆起来，念张家的好。

后来干校生活渐入正轨，火的问题才解决。“在困难时刻帮助过别人的人是应该得到加倍报答的”，这是我小时候读《基督山恩仇记》书中的一句名言。用在张志民叔叔和李懋荣阿姨身上特别贴切，这两口子给人们作了好榜样。

我们住集体宿舍时，快乐时刻之一就是围着火盆吃东西。去小卖部买一些栗子回来，放在火盆里烤栗子吃。当地的栗子比较小，不如北京的板栗和油栗大，放在火盆里炭灰处烤，不能放在红红的炭火上烧，否则没有熟就胡了。一会儿听见“砰”的一声，栗子爆裂了，就赶紧夹出来吃，真香啊！每次吃烤栗子都会弄得满嘴炭黑，大家都一样，谁也别笑话谁。

说到火，干校的另一特色就是煤油炉。煤油炉当地有卖的，得进县城买。当地老百姓不用那玩艺儿，但对干校的人来说，可是解决大问题的宝贝。后来干校小卖部有卖的了。煤油炉后来在干校各家庭中几乎家家必备，自己家炖鸡、炖猪肉都靠它。煤油当地有的是，镇上的商店和校部小卖部都有卖的。当地农村还没有通电，家家户户点煤油灯照明。

我杀鸡的本领就是那时候练出来的。集市上买只鸡回来，准备一壶热水和放了盐水的饭盆。左手拿住鸡翅膀根部，把鸡脖子弯过来，用左手大拇指压住，然后用右手拔掉鸡脖子上部的鸡毛，用刀一割，放血。这时要当心鸡扑腾打翻盐水盆。放血后，把鸡搁一大盆内，用热水烫，趁热拔毛，然后用剪刀开膛。留下心、肝、鸡胗，剩下的喂房东家的狗。接着就放在锅里炖，整只或大块儿都成，放点儿姜和盐作为调料，煮一个多小时才成。

农家鸡比现在超市卖的鸡好吃，炖鸡的香味老远就能闻到。每次炖了鸡，我妈都会端一碗给房东家。我妈特会做群众工作，跟老乡打交道很有经验，从1940年起就在山东作泰山区的妇女主任，一直在基层做群众工作。

有一次买鸡回来，路上碰到京宁他爸周敏，也买了只鸡。周叔叔不会杀鸡，请我帮忙。京宁是我育英学校一起入学的同学，他妹妹春宁那时还太小，十一二岁，干不了杀生见血的活儿。我就帮周家把鸡给杀了。周家住的村子离我家特别近，不到一百米。周敏叔叔以前是礼宾司副司长。他处理过造反派火烧英国驻华办事处的事件。京宁他妈妈张凌青阿姨也非等闲之辈，年纪不大，资格够老，是抗战早期参加革命的。

民 居

湖南的民居与我们小时候见的北方民居大不一样。北方民居大都是一家一户，一座房子一个院子；茶陵的民居多是同一姓氏住在一块儿，房挨着房，挤在一起，一堆房子中有个公屋作为祠堂，祭奠先辈祖宗用的。我们去的时候，祠堂在“文革”期间都关了。祠堂作为祭拜祖宗的地方在“文革”中作为“四旧”给取消了。

当地是半丘陵半平地，土地资源紧张，农民以姓氏集中居住，不叫什么什么村，叫什么什么老屋。离干校最近的是焦家老屋。我家住在龙家老屋。通常由几个老屋组成生产队，几个生产队组成生产大队。焦家老屋是比较大的村，虎踞中学就设在焦家老屋，属和丰大队，上面是虎踞公社。人民公社是1958年毛主席推动农业集体化的产物，三级所有，队为基础，特点是政社合一，既是经济组织又是地方政权，直到1984年取消，大队改为村，公社改为乡，政经分开。

我们一行人回访干校时，去看了焦家老屋，已是废墟一片，正在拆迁。我还在一处废墟的门口取下一块门牌来，以表留念。

各个老屋距离都不算远，一般就是几百米或更短。湖南茶陵干校比江西上高干校所在的农村人口稠密，宅基地面积小。各家盖房是屋挨屋，给我的印象是特别黑暗，有时走路会穿过老屋的天井。当地老乡的房子有全砖的，但大都是底部用砖、上面用土坯的房子。全砖的房子大多有飞檐，具有地方特色。

老屋天井

汽车不通行，运输用独木轮小推车。当地很少有自行车。

老房子前铺上青石板，房檐上流下来的雨水滴落在青石板上，然后流入排水沟。年长日久，从房檐上滴下来的雨水就把青石板给滴出坑来。这种情况不是随处可见，但也有个十处八处。我还见过几处真正的“水滴石穿”，厚厚的青石板竟然让雨水给滴穿了，没有几十年近百年的工夫可滴不穿。这是我一生中唯一见到过“水滴石穿”的现象，以后再也没有见到过。“水滴石穿”通常形容做事要有耐心，坚持长久，见到真实的也算是开眼了。

当地话

北方人到南方，语言上听不懂；南方人到北方还比较容易。我们初到干校时，对湖南当地话一点儿也听不懂，包括最简单的日常用语。学习语言小孩子最快。我们那时十四五岁，是人生中脑子最好，记忆力、模仿力最强的年纪。下过乡的知青都知道，城里的孩子到农村，最先学会的就是骂人的脏话，听几遍就会，无师自通，快得很。年轻人到农村能用当地的糙话交流，对于了解和融入当地是条捷径。那些不能和贫下中农一起胡咧咧、说糙话的知青，是无法跟农民打成一片的，老乡对你没有认同感，就连梁家河也不例外。这是我后来才体会到的。

我们这些小孩子到了干校不久就去虎踞中学去读书，城里来的孩子与当地学生各占一半儿。半大的孩子好斗，发生矛盾是在所难免的，双方互骂是经常的事儿。没几天干校的孩子就能熟练地用当地方言骂人了，大家都会。不同地域的语言骂人的脏话也不相同，主要是词汇的的用法不同。由于这种东西上不得台面，不能展开细分析。

胖小是比我小几岁的男孩子，语言能力特别强，能用当地的土话与当地孩子对骂如流。干校的大人有时听不懂当地人的一些土语，常问胖小。干校的大人几乎没有人能讲当地的土话（湖南人除外），主要原因是干校是个相对封闭的地方，与外界打交道少。

后来到了江西，我爸在上高县医院住院。胖小也因肾炎住院，他又能讲一口江西当地的语言，与各种人沟通自如。胖小在医院和那几个卖血的人混得特熟。那时医院没有冷冻设备，不能储存血浆，就养几个不同血型的卖血者在医院，有需要输血的病人或急救伤员时就从他们几个身上抽血。这些人的造血功能是普通人的好几倍。

几十年过去了，也不知道胖小现在怎么样了？有认识他的人请带我向他问好。顺便说一句，我还真不知道胖小的真名大姓，干校上上下下都直呼他“胖小”。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孟小五）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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