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王坟外交部宿舍十号楼旧事（之十二 下）搬来搬去的邻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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孟京生  外交部第一代外交人员的子女，父母都是1950年调入外交部的干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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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单元

 一层311号是施谷家。施谷和夫人刘静原来和我爸妈在一个使馆工作过。1964年，我爸出使到桑给巴尔，施谷在坦客尼喀任参赞。何英任大使。坦桑合并后，我爸就回来了，桑给巴尔使馆改成总领事馆，刘干任总领事。刘干一女一儿。儿子申光从小就和我们一起玩儿，在北戴河夏令营住一个屋。

施谷后来离开了外交部，到中国社科院任西欧所所长。我家搬到东交民巷后，我们两家常来往，施谷也住东交民巷，在新侨饭店西侧的社科院宿舍楼里，挺近的，走路5分钟。施谷有两个貌美如花的女儿。特别是大女儿施瓦瓦，文革前已上高中，追求瓦瓦姐的男孩子无数，排长队。二女儿丹丹比我大一岁，六九届的，好像去了内蒙兵团。施家搬到九号楼去了。

50年代末，我爸在北戴河浴场与施谷的女儿施瓦瓦、施丹丹的合影。

插一句，外交部大一点儿女孩子大都在文革中出嫁。申光他姐刘小光嫁给了董必武的儿子，生了一对双胞胎儿子。董老夫妇乐哈哈。

施谷家搬走后，两家搬入，其中一家是高家。高家一儿一女，高如东、高如宁，给人的感觉是“高如毛泽东” “高如列宁”，不知父母起名字是否有此意。

外婆带着高如东（左）和妹妹高如宁（中）在十号楼前的照片。

小舅带着高如东兄妹在十号楼前合影。

高如东比我小一两岁。我在湖南和江西干校都遇到他，他家也在镜山口，不过不是一个连的。我爸我妈从湖南到江西后就在一个连。那里都是干校的排房，我爸妈分到一间。附近没有农民的村庄。高如东后来到加拿大去了，从事文化方面的职业。

高如东与妻女一家人合影

有一年（大约是在2015-16年），一次我接受《人民日报》海外版采访，记者提到加拿大高如东，我就让她问问认识不认识孟小五，以确认是不是我的邻居发小那个高如东，反馈回来果然是，于是我们就在微信上建立了联系。可惜这几年闹瘟疫，大家都被困，无缘见面，以后有机会。

与高家合住的是建初家。建初他爸张龙海是外交部比较早的干部，最早在信使队工作，后来调到礼宾司，从科员干起，一直干到礼宾司长的职务，不简单。建初比我小一岁，家中独子。

施谷家对门312号是王彭家。儿子王安比我小一岁。王彭是老陕，从陕西省党校校长的位置上调入外交部，当过驻保加利亚、朝鲜的参赞，70年代出任过驻毛里塔尼亚大使。王彭家文革前搬到七号楼去了，继者不记得了。

王安有比较特殊的经历。恢复高考后，王安考上了北京经济学院，七八级的。上了两年后，他自动离学，云游四方，出家当和尚去了，学校和民政部门反复做工作，无果。后来王安考入位于法源寺的中国佛学院，是第一届的佛学毕业生，毕业后法名“元安”法师。

1985年秋，我到太原出差，住云山宾馆，在餐厅中偶遇王安。他被中国社科院宗教所借调，到山西太原崇善寺整理经文。我俩每天晚上就闲聊，一起呆了半个多月。

施谷家对门，王彭的儿子王安现照。

后来听说王安退出宗教界，娶了媳妇，改为经商了。王安是外交部孩子中有特殊经历的人，敢于追求自我，一般人还真没有他那种勇气。

王安的姐姐也是有经历的人，曾经受国家委派给斯诺夫人当助理，住在瑞士，后来跟着斯诺夫人到美国去了，嫁给了一个美国人。

施谷家楼上321号原是柳亚子女儿居住。柳死后，房子空了一段时间，杜攻周青一家迁入。杜攻是北大出来的才子，中文特别是古诗词极好，长于写文章分析梳理国际局势。外交部干部中鲜有达到杜攻文字水平者。夫人周青学英语专业出身。杜攻80年代出任过驻意大利大使。外交部对这种笔杆子能人总是想办法留在国内部里干事，比如乔冠华，一辈子没有出任过大使，一直是周总理和外交部长的主要助手，离不开的。杜攻就是这种情况，从意大利回来后被任命为国际问题研究所所长。外交部大使成百上千，能干这个差事的没几个，没两把刷子干不了这活儿。

杜攻抽烟很厉害。

杜攻家全家福。后杜攻和夫人周青，前右老大杜若非，前左弟弟杜若洲。

杜攻家全家福。前排是杜攻夫妇与两个孙女，后排右是大杜夫妇，左是二杜夫妇。

两个儿子大杜、二杜——杜若飞、杜若洲哥俩儿。

大杜与我同岁。我们在日坛中学同年级，又一起随家长去的湖南干校，一起在虎踞中学上了几天学，后来在一连里干活。回北京后，他在北京氧气厂当工人，高考恢复后考上北京经济学院七九级。

二杜比我小一岁，在湖南茶陵上过高中，回北京后与楼上邻居小三儿（刘稚平）一起去双桥公社插队当知青，招工回来后在北京饭店当服务员，高考入学英语专业，毕业后在《光明日报》任驻海外记者，在菲律宾、美国呆过很长时间。二杜英语真的好，口语听不出有中国口音。

我小时候第一次见英国凤头自行车就是杜家的。杜家有两辆凤头自行车，一男二八车、一女二六车。还有第一次，我用红双喜球拍打兵乓球，也是用杜家兄弟的，印象深刻。

杜家还有一老太太，也跟着下了干校，年纪大，受了不少苦。

三单元基本就是这样。四单元我还真不知道搬来搬去的住户，故略去。

十三单元

1967年，豫王坟外交部宿舍最后一个楼——十三号楼盖好了。十三号楼位于七号楼正南、九号楼西侧。这里原来是个大窑坑，填平之后，使得七八九号楼与南边的十号楼、人民日报社宿舍、日坛中学连成一片。七八九号楼的居民出门不必再绕行了。

1966年豫王坟概图（作者孟京生手绘）

十三号楼建成时是三个单元，住房是每层两户，每套三间住房。这个楼每户的房间多一间，是为司局级干部准备的。因为1964年中法建交后，亚非拉有许多国家从殖民地独立出来，中国外交事业也迅猛发展。外交部从全国各地、中央各机关调入相当大一批干部加强外交队伍，外交部就得准备更多的住所来安顿这些干部。

豫王坟外交部总务司开始把所有原来占用两套房子的家庭都并入到一户里。背景是文革已经开始近一年了，当权具体管事儿的是造反派，总务司尤甚。我家接到通知，要求搬到十三号楼去，由原来的两套四间住房改为一套三间住房。本来要求1967年春节后就得搬，不料受文革影响，工人也去造反了，以至于煤气管道迟迟没有接通，没有火，不能做饭，拿了钥匙不能入住，直到1967年夏天之后才搬进去。

十号楼与我家同时搬到十三号楼的还有一单元122、123号的莫燕忠家，132、133号的徐明家。前后脚搬进十三号楼的还有姚广、王栋、吕志先、赵禁、袁仲贤夫人孩子一大家子、胡叔度等，大概十家左右，主要集中在一二单元。三单元没人住，单元门被铁链锁给封上了。二单元一层是传达室。

总务司造反派之一席XX的老婆负责电话和楼里的卫生。这个老席后来（1968年）通知我家，要我家腾出一间房子给外交部一个姓杨的年轻干部两口子住，女的是化工厂的工人。我家四兄弟挤在一间屋子里住。我爸胆小，不敢不从。我们兄弟多次找老席理论，无果。可他家就在我家楼下，却是三间住房。老席出手也是分人的，有些人在工作岗位上，他不敢欺负，有些人则被他玩命挤的。最惨的是同楼住的姚广，他家有儿有女，也被老席逼着腾出一间房子，结果是儿子跟爸住一屋，女儿跟妈住一屋。那时对这事是敢怒不敢言，就是敢言又找谁说理去呀？外交部那时像我家这样腾房子的家庭得有好几十家，豫王坟和报房胡同都有。好在这种状况因1969年11月干部下放到五七干校而结束，重新洗牌了。

十三号楼后来又增建了一个单元，成了有四个单元的居民楼了。

我家就是这样离开了十号楼。从1961年十号楼盖好入住到1967年搬走，我家在十号楼住过6年多，也是我从小孩长成少年的地方。十号楼在我成长的过程中留下了很多记忆，在这里我也认识了许多外交部的干部和孩子，其中很多到现在都保持着来往。我很珍惜。

我家搬走后，孙世军家搬入。孙世军与我同岁，我们是日坛中学的同学。

- 未完待续 -

 文字 | 孟京生  图片 |  除有标注外均来源于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元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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