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运来：党的统一战线给了我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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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分享一篇民进江西省委会原主委刘运来的文章，回忆成长路上党的关怀和培养——
党的统一战线给了我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
文/刘运来
刘运来，江西省政协第八、九届副主席，民进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常委，民进江西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主委。
八十多年前，我出生在福建泉州城镇的一个贫穷的家庭，兄弟姐妹九人，没有一个真正读上书。生得逢时的我，十二岁那年迎来了家乡的解放，从此我靠着政府助学金，以两次全市名列前茅的统考成绩，先后进入省重点中学福建省晋江中学和泉州第一中学。1954年服从国家的需要，以优异成绩考入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物理系。1958年，服从祖国统一分配，踏上江西这块烈士鲜血染红的土地，开始了我既简单又绚丽多姿的人生道路。现在回想起来，这一路上每一步的成长都离不开党的关怀和培养。
三十五年教师生涯
1958年夏天，怀着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我和我的终身伴侣，华东师大的同班同学徐娟同志离开她从小生长的上海，来到南昌。
我们带着各自的铺盖和小箱子，乘着学校安排的小三轮车来到处于郊区的江西师范学院报到。当时南昌城区很小，城乡以八一大道为界，跨过八一大道便是大片稻田的农村。我被分配在江西师院附中，开始了长达35年的教师生涯。我当班主任，教物理课。送走了一批批的学生，他们奔向祖国的四面八方。“文革”期间学校下迁，办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我带着学生下田种地、盖房子，下工厂车间、自编教材、教工业课程。“文革”结束，学校回迁，又回到物理老本行。边教书，边从事教育科学理论研究，边从事教改实践；边承担全省物理通用教材的编写，边承担培养年青教师的任务，受聘为江西师大、江西教育学院物理系兼职教授，开设《中学物理教学法》课程，为南昌市业余大学主讲课程。先后发表教学研究论文数十篇，编写出版教材，教科书，学生读物20余种。
党和政府对于我在教书育人、教学研究、教材建设，师资培养等方面的贡献给予高度评价，多次授予我包括师院、南昌市、江西省优秀教师的各种称号。1979年，省政府授予我“物理特级教师”称号。我先后担任教研组长、副校长、校长，带领全校教职工共同努力，使学校摆脱落后状态，成为全省知名的重点中学。1992年，由于工作需要调我到南昌市工作，我才依依不舍地离开我从教35年，担任副校长、校长长达12年，度过了我青、壮年美好时光的老根据地。
在三十多年的教师生涯中，党把我培养成一名省、市级优秀教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教育战线拨乱反正。由于在教育领域所作的突出贡献，我被评为“江西省首届中学特级教师”，并名列三十一名特级教师的榜首。省政府两次授予我“省劳动模范”称号。1979年冬，经国务院评审委员会评审通过，授予我“全国劳动模范”光荣称号。江西有10人获得这一称号，我是唯一的全省文教战线的代表。我光荣地出席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颁奖大会，上主席台接受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颁发的金质奖章和证书。还出席了国务院举行的宴会和联欢，在人民大会堂金碧辉煌的宴会厅度过了七十年代的最后一个除夕之夜，迎来了八十年代的第一个元旦。
“文革”之后，在江西教育战线上，在包括普通高校、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领域在内的大、中、小、幼学校的近四十万教师中，能够同时获得“特级教师”和“全国劳动模范称号”的，我是第一个。从此，在全省教育界，尤其在党外知识分子中具有较高的知名度和影响，党的培养更加激励我奋发耕耘，作出更多的贡献。
二十五载风雨同舟
从年青时代起，我就一直追随党，希望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员。“文革”以来的十多年间，附中没有发展过一个党员。1981年起，我担任江西师大附中副校长。彼时，我仍是无党派人士。党组织准备培养我为师大附中校长，着手培养我入党。学校党委把我列为第一位发展对象。
就在这时，为了江西统战工作的需要，民进中央派徐伯昕副主席来赣与中共省委商量在江西建立民进组织，并从民盟引入老教育家金立强同志组建民进江西省委会。民进是以文化、教育、出版界的中、高级知识分子为主体的民主党派。就我当时在教育界的影响，自然进入金老的视野。金老开始做我的工作。金老是我所敬佩的德高望重的前辈，是入党？还是入民进？矛盾之中，我找到附中党委书记何炳衡同志汇报思想，提出了“加入民进后是否还能入党？”这个问题。炳衡同志是南下的老同志，水平高，统战意识强，对我所提出的问题，作了肯定的回答。我于1983年11月经金立强、伊剡同志介绍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成为民主党派的一员。后来，又由于工作需要，党组织在事隔半年后，于1984年4月发展我入了党。
加入民进后，经会中央批准，我成为民进江西省筹委会领导成员，协助金老筹建民进组织。我在1985年11月的民进江西省第一次会员代表大会上当选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1988年连任民进江西省委会副主委，并兼任民进南昌市委会第一、二、三届主任委员。1992年6月起，任民进江西省第三、四、五届委员会主任委员，直到2007年6月民进江西省第六次代表大会上退出领导岗位。自江西民进筹建时起，我进入民进省委会领导集体，历时25年。
1987年，民进中央召开全国代表会议，我作为特邀代表出席会议，被增选为第七届民进中央委员。1988年，出席民进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民进第八届中央常委，后连续当选为民进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常委。
在民进组织中，我牢记多党合作建立之初心，自觉接受党的领导，坚持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始终与党同心同德、肝胆相照，风雨同舟走过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历程。在中共中央、民进中央领导下，我为民主党派工作尽心尽力，作出了一定的贡献。
五届二十五年出席全国两会
1983年春天，正值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换届，经过各方面的推荐，组织考察，我作为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代表，作为全省基础教育战线的代表，作为科技界科普战线代表（当时我是省科协常委、省物理学会副理事长，这两项兼职连任四届，近20年）列入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并高票当选为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从此，我与全国“两会”结下了不解之缘。1988年，我当选第七届全国人大代表。1993年，经过协商，我作为民主党派的领导成员，被推荐担任第八届全国政协委员，1998年、2003年换届，我又先后被推荐担任第九届、第十届全国政协委员，直至2008年，我已过古稀之年才卸任。我先后担任全国“两会”代表、委员长达25年，出入人民大会堂参加全国“两会”次数不下百次之多。这可说是全省唯一，全国也不多见。
特别有意思的是，我还和我女儿刘三秋同届出席“两会”，一个是代表，一个是委员。两代人同时出席“两会”，成为“两会”的焦点花絮，新闻记者的追逐对象，多家媒体争相报道。每年3月5日，全国人大会议开幕，父女俩都要事先约好在人民大会堂门前第几根柱子下见面。记得第一次见面时，我十分激动，对围着我们采访的记者说：“1983年，那是改革开放的初期，我当选了第六届全国人大代表，20年后，现在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时期，女儿当选第十届全国人大代表。”我戏称“我是改革开放初期的代表，你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时期的代表”。20年，两代人的时间，国家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父女俩共同受全国人民的重托，站在国家最高殿堂上履行政治协商、参政议政，民主监督的职责。责任使我们不敢有任何懈怠。会前、会上，我深入调查研究，反映群众的呼声。25年间，我提交有关法制建设、经济发展、社会进步、民生问题、生态建设等方面的议案、建议、提案和大会发言不下200件，竭尽全力不辱使命履行人民代表、政协委员的神圣职责。
2001年7月，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刘运来（右二）到江西省农科院水稻栽培研究所调研。
二十五年从政岁月
1984年夏天，江西师大党委报送省委宣传部（当时省委宣传部管文教系统的干部）任命我为江西师大附中校长，并定为正处级。这在当时是独一无二的，全省其他中学校长或为科级，或为副处级。这件事引起其他学校的攀比。部里的解释是，并非定师大附中为正县级单位，而是受任者情况特殊，因人而异。
1987年，经中共南昌市委提名，省委同意，经协商程序，我被选任为南昌市政协副主席，负责教文卫体方面的工作。从此，我上了副地级的台阶，我舍不得离开从教多年的岗位，要求继续担任师大附中校长职务，坚持不脱离教学，继续履行特级教师的职责。组织上同意这一要求，并落实了副地级的政治、工资待遇，是为副厅级的校长。从此，我必须腾出相当时间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这也决定了我将要逐渐离开本行，走上从政的道路。
1989年12月党中央出台了“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即（89）14号文件，明确了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统一战线进入新阶段。文件提出了“选配民主党派成员和无党派人士担任政府领导职务”，在这项政策的推动下，我被推上政府的岗位上。1992年春天，我正在北京参加“两会”，南昌传来我将被提名南昌市副市长的消息。我和我爱人都不相信。我回昌后，中共南昌市委正式征求我的意见，并在6月初召开的新一届市人代会上高票当选为南昌市副市长。于是我依依不舍地离开本想终身从事的职业，离开师大附中，仅保留了名誉校长的头衔。1994年，省委常委会决定，给予我正厅级待遇，履行副市长职责，是为正厅级的副市长。
我在副市长任职的五年中，分管科教文卫体新闻出版、地方志和地名办等方面的工作，后来又给我增加了高新技术开发区工作。五年之中，我从头学起，逐渐适应了完全陌生的行当。我始终心怀人民群众，既要转换角色又保持普通老百姓本色，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科学决策，务实工作，为南昌市社会发展作了一定的贡献。也就在当选副市长的同年同月，我接替金立强同志担任民进省委会主委的重担。当时，还有很多原来担任的学术团体的领导职务，如中国物理学会中学物理分会副理事长、历任四届的江西省科协常委、省物理学会及省物理教学研究会副理事长等职务也得兼顾。这些工作也使我能够与全省教育系统、统战系统、科技系统、政府行政系统的各方面人士有着广泛的联系，为既是统战对象，又是统战工作者的我提供了广阔的天地。1997年，市政府换届，省里把我召回，让我担任省政协副秘书长、三胞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这也使我有更多时间集中力量做好民进省委会主委工作，使江西民进工作局面有了新的开拓。
1998年3月，全省“两会”换届，我当选为第八届江西省政协副主席，并于2003年当选第九届省政协副主席，连任两届，历时十年，分管教文卫体委员会，学习、文史委员会工作。在任职期间，我认真履行政治协商、民主监督、参政议政的职能，积极组织参加各项活动，带队深入基层开展专题调研，参加省四套班子的各种会议。积极发表意见和建议。重任在肩，不辱使命。
我在领导岗位上近30年，从政25年，经历科级、副处、正处、副厅、正厅直至副省，一个台阶、一个台阶的历练。一步一个台阶的历练，未曾越级提拔，使我走得更加扎实，能够适应各种岗位的工作。我之所以能顺利成长主要都是党的培养、教育，群众的支持与帮助的结果，当然也有机遇和自身努力的因素。
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2007年6月全国各省级民主党派换届，我从民进江西省委会领导岗位上退下来。本想为报答党恩，再奉献余热。却没想到，就在7月份的全省省级干部统一体检中，发现膀胱壁上长出异物。组织上十分重视，立即组织多科专家会诊，最终确定为膀胱恶性肿瘤。这对我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毫无心理准备。从此，我开始了与凶险病魔作斗争，至今长达13年的艰苦历程。
在这艰难的13年中，我先在南昌，后赴北京、上海、广州等地医院施行四次大手术。我能够面对癌症，至今存活了13年，都是党给了我第二次生命，是党的关怀给了我战胜病魔的勇气，让我始终能以坚强的信心和顽强的意志、科学乐观的精神与疾病作斗争。中共江西省委、民进中央、民进江西省委会得知我身患重病，十分重视。领导同志多次亲临家中、亲临医院看望。省委组织部、统战部，省委老干局，南昌市委、市政府领导亲赴广州、上海医院看望，让我几近崩溃的精神振作起来。感谢党的干部政策、统战政策，使像我这样已经退出领导岗位的民主党派代表人士得到特殊的关怀。感谢党和政府给我提供了极好的医疗条件，让我没有后顾之忧，安心治病。
在这十多年的抗病征程中，每想到党的恩情，感受到党的统战政策的光辉，我都倍感振奋，也更觉要珍惜宝贵的光阴，珍惜党给我的第二次生命，因此更加坚定继续为党和国家贡献力量的决心。十多年来，我在与疾病作斗争的同时，始终没有忘记学习。直到现在，依然坚持每天读书、看报、做笔记，用党的最新理论武装头脑，使自己始终保持明确的前进方向。目前已累积了五大本《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笔记。
除了学习，只要病情稳定，自己尚能坚持，我就尽力做好退休后的“第二事业”：一是继续发挥余热，为老人、为孩子们服务。退休后，我担任省老年书画学会会长，根据中共省委要求，经过五年努力，把“分裂”了近廿年的两个老干部书画组织联合起来，统一组织，成为省社联所属100多个学会中的先进学会，并成为全省七个品牌学会之一；组织小区老干部合唱团活动；担任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关工委）第一副主任，并在周贽平主任逝世后，主持几年工作；担任江西师大附中、江西启明学校名誉校长，为莘莘学子的成长进步和失足少年的教育改造，继续出一份力。二是总结自己的人生。勤于笔耕，从教育人生、物理教学、民主党派工作、未成年犯教育改造等各个方面，较为系统全面地总结人生。已正式出版了《大道中行》《大成跬步》《大歌岁月》《大爱无疆》等五部著作，还写下五十余篇近五十万字的回忆录，留给后代子孙，希望他们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加深对党的方针政策的理解，更深刻地体会党给予我们的关怀与温暖。
2007年，时任江西省政协副主席、民进省委会主委刘运来（右）到江西省未成年犯管教所调研。
回首走过的人生路，我是在党的阳光雨露哺育下成长的。是党的统一战线和多党合作的伟大政策给了我发挥作用的广阔舞台，让我实现了更高的人生价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作为我国一项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的伟大政治创造，是从中国土壤中生长出来的新型政党制度”。我，以一位耄耋老人的人生经历，亲身见证了这一制度的伟大之处。我坚信这一新型政党制度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必将焕发出更加蓬勃的生命力。
2021年5月
来源：民进江西省委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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