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菁英 | 陈苑苑:高尔基,在自由思想和极权体制的煎熬中黯然离去

陈苑苑 新三届2 2019-06-06


本期人物


汪介之,1952年生,安徽省庐江县人,文学硕士,比较文学与世界文学教授,博导,现任南京师范大学文学研究所所长,兼任中国外国文学学会理事,中国比较文学学会常务理事,中国俄罗斯文学研究会常务理事,江苏省比较文学学会副会长,著有《俄罗斯命运的回声:高尔基的思想与艺术探索》《选择与失落:中俄文学关系的文化观照》《现代俄罗斯文学史纲》《悠远的回响:俄罗斯作家与中国文化》(与陈建华合著)《远逝的光华:白银时代的俄罗斯文化》《回望与沉思:俄苏文论在20世纪中国文坛》《流亡者的乡愁:俄罗斯域外文学与本土文学关系述评》(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等。

原题

行人更在春山外

 

 作者 | 陈苑苑



40年前入学的大学生,都对当年的高考铭心刻骨,对命运深怀感激。那是一段特殊的历史,不可重组的人群。在沉重,苦难,癫疯,和荒谬的十年之后,从一千二百万考生中走出的六十七万大学生,是靠自己的定力和努力,受到命运眷顾的群体。

 

这个群体的每一个人都是骄傲的,他们的确有资格骄傲。在十年混乱中,有多少人还能相信知识有用,有多少人还能向往学府,有多少人在劳作之后还能手捧书本孜孜不倦,有多少人即便临阵磨刀也有足够的顽强冲过分数线?也因为上大学的几率如此之小,珍惜之情尤为浓烈,个个以百分之一百二十的努力投入学习。他们不负众望,毕业以后又成为40年改革开放中的中坚力量。

 

但当年未能参加高考的几千万人群中,走出一位教授,南京师范大学的汪介之老师,其求学之路更加艰难,而学术成就更加卓著。

 

1968年,16岁的汪介之,老三届的初中毕业生,被下放农村。安徽农村不比江南,起早贪黑累断腰背还是难以果腹。

 

在物质贫乏,劳作艰苦,前途茫茫的日子里,他偶然读到普希金的《皇村中的回忆》。皇村中学是普希金就读的贵族学校,诗人怀抱着崇敬,深情赞美皇村和俄国历史。在“阴沉暗淡的夜”里,“昏昏欲眠的苍穹”下,隐隐地有潺潺流水,有微风呼吸……这描述的不就是文革时期的中国天地吗?汪介之直言这首诗对他有“神启”作用。从此他以青春拥抱俄国文学,也在他心中确定了他一生倾心俄国文学研究的学术道路。

 

人类之成为万物之灵,在于存活在语言构想的世界里。正是凭借精神力量,人类得以应对现实的苦难、残酷和绝望。在文革摧毁一切传统和秩序的现实里,普希金讴歌的知识殿堂是汪介之的精神守候,心灵渴望,是虽不能至,心向往之的人生美好之境。俄罗斯文学给于他希望,给予他力量。

 

六年之后,汪介之终于离开了“大有作为”的“广阔天地”,而在矿场做了一名掘进工。这相对于农民实在是很动人的职业了,然而矿井有不可测度的塌方,葬身井下并非耸人听闻。此外采掘过程中的粉尘对肺部的侵害极大。他知道这一切,以至他不敢告诉家里他的工种。而当他母亲得知时,顿时心痛得泪水落下来。

 

但毕竟,有一份固定的收入,这份收入使他免于忍受饥肠辘辘的折磨。似乎幸运开始降临。他的文笔好,被宣传部门看中。于是在矿井工作一年半以后,他被调到宣传口做文字工作。他做事努力,又成为党员——那个时代里在机关部门工作的必要条件。但这,仍旧不是他的所求。他要跨入的,有如皇村中学般神圣的知识场域。所以工作之余,他的时间全部放在了文学和俄文上。他在等待,等待潺潺流水汇成江海,等待微风呼吸聚成急风骤雨。

 

他终于等来了一扫黑云浓霾的急风骤雨。1977年末,国家决定恢复中断了十年的高考。汪介之在文革前就是品学兼优的学生。而无论做工务农,也没有丢开书本,是有足够的知识储备考大学的。汪介之出自知识家庭,他们家兄弟四个,全都跃跃欲试。可偏偏他的部门领导人从工作全局考虑而挽留他。汪介之不得不含泪应允。

 

这一切似乎云淡风轻,平和淡定,而且不失善意——他被告之,待有人能顶替他的工作时,可再去报考。似乎希望犹存。

 

希望是到来了,有人可以接替他的工作。然而,此时此刻,国家对高考的年龄已然做了限制。命运好像同他开了一个大玩笑。他眼睁睁地看着高考的机会从它身边大摇大摆晃过去。

 

谁能承受这样的打击?汪介之承受住了。不仅承受住了,而且决定以自学来与在校本科学生们一争高下。他同时自修两个专业——文学和俄语。那时,他哥哥已在安徽师范大学读本科。哥哥为他寄来教材和讲义,他只滞后一个邮递时间,与哥哥同步学中文。他同时按北大的俄语系主任李明滨教授提供的俄语教学大纲,以及课程表和书目,系统地自修俄语语言专业。四年后,他以总分第一名考取吉林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研究生。

 

人们一般不缺进取的愿望,也能为实现愿望而持续努力。但在学问上做出成就,你要努力在正确的方向上。俄语和中文这个组合将他区隔于一般的汉语言文学专业,和俄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正如文革前,一切照搬苏联,外语一边倒向俄语。改革开放后,向西方看齐,外语一边倒向英文。汪介之不趋时,不从众,但服从自己内心的召唤,选择自己的兴趣,发挥自己的所长,研读俄国文学。

 

30年来在俄罗斯文学研究领域,汪介之老师出版了十六本专着,十二本编(译)著作,发表了160多篇论文。也就是说,在担当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他每一年着/编(译)一部书,撰写五篇学术论文。

 

在16部俄国文学研究专著中,获江苏省第十三届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的《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对中国文学界和中国读者有着特殊的意义。因为大半个世纪以来中俄两国的历史和意识形态有相关性,其政治和文化有很大的可比性,并且高尔基在中国有极高的知名度。

 

在19世纪欧洲文学史上,俄国文学是灿烂的一页。其时黄金时代的俄国文学大家,普希金、果戈理、屠格涅夫、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车尔尼雪夫斯基和契可夫,对中国人文学界并不陌生。他们的作品在清末民初就被当作西方文化引进中国。

 

俄国文学的白银时代(1890-1917),文学成果仍旧令世人瞩目。高尔基、叶赛宁等为这一时期的代表作家,更为中国民众所熟知。由于中共建政初期,一切向苏联看齐,大量前苏联文学作品介绍到中国来。高尔基则为我国文学界最推崇的无产阶级革命文学家。他的《海燕》编入了中学课本。

 

然而对高尔基和他的作品的解读多以“宣传”的形式传递给读者,故带有浓重的“革命文艺”的色彩。苏联解体之后,对文化人意识形态化的评价被质疑,助纣为虐的文人被民间否定,红极一时的人物均遭人心的鞭鞑。于是,为苏联官方所推崇的革命作家高尔基,自然评价褒贬不一,相互矛盾。

 

《伏尔加河的呻吟:高尔基的最后20年》是汪介之以他半生的学术功力梳理对高尔基的评价的著作。在研读了《高尔基文集》20卷本,俄文原版《不合时宜的思想》《论俄国农民》等著作的基础上,考察高尔基对当时的社会重大政治事件和文学现象作出的反应,综合其社会活动、言论和创作,汪介之为高尔基作出了更公正、更全面的评述,以还原高尔基的人格面貌及其作品在俄国文学史上的地位。

 

高尔基生于1868年,死于1936年。他的最后20年恰与苏联政权的最初20年相重叠。他曾呼唤推翻沙皇统治,但十月革命前后却写出大量“不合时宜”的文字;他在苏联新政中受到某种尊重,却长期寄居国外;他与斯大林多有个人交往,却拒绝撰写《斯大林传》;他任苏联作家协会主席,其文艺思想却同官方意识形态相抵触。高尔基的最后20年是痛苦的,他的痛苦来自内心的矛盾,和他自身与现实的冲突。

 

高尔基同苏联政权的关系,可以折射出需要自由空气的文化人同集权体制的冲突,这对研究中国社会里文学创作和政治权力的关系也是有意义的。汪介之的良苦用心之一,或许从书名中可以品味出来。

 

“人要不断追求”,这是汪介之对自己精神品质的概括。1978年跨入大学校门的学子们多有这样的品质。而汪介之的这种品质,力度更强,持续更久,方向更明确,因而成就更突出,不能不叫当年被看作“天之骄子”的1978年入学的我,从内心深深敬仰。

 

入学照,汪介之左一

 

吉林大学师生合影,汪介之左一

 

《俄罗斯现代文学史》专题学术研讨,汪老师右二

 

写于2018年9月23日 

Adelaid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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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题

别样的师生


作者 | 陈苑苑



老师进了教室,端然一身学术气,深沉且柔和的目光扫过大半个教室,剪却了我所在的一角。教室顿时静下来,老师从容步上讲台,没有注意到座位上多了一个人,一个年龄同他相仿的人。

 

我走上前去,征询老师我是否可以听课。老师极其认真地倾听,但眼前的人和事显然过于突然,于是我重述:xx老师推荐我来听您的课,不知是否可以?这回老师完全听清了,肯定地点头,说“可以的”。

 

这是去年的四月份。开学是二月中,课程也已经进展了一半。我因为怕应付不了南京的冬天,等到天暖才过来。40年前我学工程,30年前我去澳洲。如今一切都安顿,回国补文学。但中国教育界对正规读学位有年龄限制。而旁听又必得有国内介绍信。于是我只能听课,不能上学。如果向老师这么长长地解释,显然时间和场合都不合适。总而言之,我只要听课,若被允许,就是大好。

 

我回到座位,很快被老师浑厚、沉稳、有亮度、有顿挫的声音,和有序、有力、漂漂亮亮的板书吸引过去。但也许老师还可能在疑惑中——突然间冒出这么个新面孔,是怎样的背景?有怎样的期图?教育专业强调对个人的针对性。老师是要照顾到教室里每一个学生的需求的,故对每个学生知识水平,学习能力,个人特长以及心里状态甚至家庭背景都要有所了解。

 

而我虽坐在教室里,心里并不很踏实,不知道汪老师的同意,有没有勉强的成份,因为中国人的礼仪是不大有直接拒绝的。其实付费读书的形式最好,学生和学校各得其所。而不能付费,自己心里自然是欠着的。这种”欠着”的感觉叫我心里怯怯的,惶惶的。

 

下课回家后,我给汪老师去了email,感谢他能允许我听他的课。汪老师的回复没有超过24小时,说“虽然你的情况我还不太了解,但你来听课我总是欢迎的。”见字如面,我如释重负。汪老师又说,“在学习上有什么问题,可以随时联系。”我从心底涌出感激来。我是多么希望可以问问题啊!但这无疑是增加老师的负担,所以开不了口。现在老师主动让我问问题,那真是求之不得。学问嘛,就是学和问。老师当然知道在学习中问与答的重要。

 

第二周去上课,心里踏踏实实的。不料,竟是期中考试。照理,我没有考试的资格。更何况,前面的课程我没有上,考也考不出来。而我即已到了教室,老师也没有叫我离开,那就不妨一考。所幸是开卷,容我临时抱佛脚,边看教材边答卷。

 

记得考题有四题,我回答了两题。那是谈福楼拜的写作特点,及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我在解答中对福楼拜“作者退倒作品后面”的观点做了解读:作者仅担负客观记述的角色,而不自诩是民众的教育者。这同中国“五,四“以来,文学担当“启蒙”重任不同。在福楼拜看来,真实自有其力量。他对读者有信任。至于文学史,那要谈上承下传,我在教材里没有找到具体实例,故仅只泛泛地说福楼拜的自然主义对其后来的文学有影响。

 

接下来是一个小长假,我去了趟成都。偶然遇到一位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年轻编辑。我父亲在中青社工作过,而我又在中青社大院里生活过。那是在北京东四十二条里。门口有传达室,右侧的长廊直通到后院,后院还有一口井,夏天可用井水浸西瓜。虽然我们年龄上几乎是两代人,但觉得彼此蛮近,自然聊了起来。她是学环境工程的,转而考了文学研究生。这真叫我羡慕不已。我便告诉她,我是学电子工程的,也是喜欢文学,现在南京师范大学听课。

 

这么说着,手机上有汪老师的回复——老师假期也阅卷,也发邮件。汪老师说,你的回答基本上是对的。我在课堂里讲的内容则是,纯客观的写作态度:“客观而无动于衷”,和写作的精确性:“小说的科学化”。而福楼拜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属于现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承前启后。我几乎雀跃起来。一来我照本抄科,还能糊个大概。二来汪老师又将他的讲课内容补充给我,使我能对这个题目有全面而正确的理解。考试也是学习。我有考试结束后弄清每一道考题的答案的习惯。该邮件尤其温暖,因为汪老师把我当学生对待,才会认真又及时的评判我的卷子。

 

我一时兴奋,便和这位年轻朋友分享。她问我你的老师是谁,我便如实道来。世界如此之小,她竟然知道汪老师!她说,汪老师是在欧洲文学史教学上很有名望的老师。她自己当年考研究生,用的就是汪老师的教材。我的惊喜无言以对。能有一位老师,已是幸事,何况遇上一位有名望的老师!

 

很快到了期末考试,我本无考试资格。带着对汪老师深深的感谢,我回到澳洲。秋季开学,汪老师的名字没有出现在课程表上,我也就没有再选外国文学史。今天春节,我给汪老师去email拜年,并告知今年在南师大听课的计划需要暂时搁下。但今年4月份回中国,希望能予一见。

 

如约,我见到了汪老师。汪老师显然是高兴的,始终带着微笑。我谈到我没有古文基础。古代文学对我,不仅数量庞大,而且难度巨深。汪老师解释,古代文学是两条线,一条是古代文学史,一条是古代文学作品选。那么我想,现代文学也应当是“史”和“作品选”两条线,外国文学亦然。临走,汪老师又对我说,需要哪方面的书,他可以为我推荐。仅仅十分钟的时间,我确信我今后可以继续请教汪老师。

 

虽说我知道王老师在外国文学史方面声望很高,但汪老师有怎样的学术成就,又是怎样走上文学道路的,直到前几天,我才从南师大对他的报道中,略略知晓。

 

想象中,与我同龄的知识人,大约都是1978年入学的,也就是高考恢复后考入大学的。能在大学教书,又是这批学生中最优秀而留校的。但汪老师并不是。1977年高考恢复的时候,他在矿区,未被允许高考。而在这之前的六年里,他被下放为农民。从16岁到25岁,人生中最该学习的十年,荒在了文革的荒诞中。

 

长夜终于过去。1976年文革结束。1977年高考恢复。文革十年中累积的中学毕业生,有如千军万马涌上高考这座独木桥。高考是社会底层的青年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也是国家获取人才的重大举措。当时的社会,对想要参加高考的年轻人,抱着极大的同情和理解。上层鼓励,下层支持。工作单位给与考生复习的时间,是普遍的做法。

 

正当汪老师满怀热情,准备一试锋芒,而且应当是胜券在握时,一道劝止令从天而降。他是党员,矿场的党领导要求他放弃高考,直到有人来接替他的工作。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已经失去了十年最好的读书时光,却不得不接受这一要求,泪水忍不住滚落下来。岂料下一年的高考却有年龄限制,致使他高考成空。命运如此无常!

 

然而骨子里有文学的人,命运之神也无以奈何。文学是精神荷尔蒙,它只激发精神再生产。从事自然科学的人,对自己专业的情感,象父母对孩子,无限的爱,无限的付出,有无限的骄傲,有无限的满足。但从事文学的人,待文学有如恋人,是痴迷,是心醉,是身不由己,是欲罢不能,是生生死死却无怨无悔。

 

汪老师用了四年时间,在八小时之余,大学校门之外,自学了文学和俄语两个本科专业,最终以全国总分第一考取吉林大学俄语语言文学专业1983年的研究生。我暗忖,是不是由于当年想入校而不得的经历,汪老师理解了我跨洋过海来读文学的心情,从而给予了我他本无需提供的帮助。

 

研究生毕业后,汪老师到南京师范大学任教。在担任正常教学任务的同时,他在俄罗斯文学的研究领域里,诸多辉煌。至今出版了16部文学研究专着,12部(编)译着,发表了160篇论文。如今,正译制需要五年完成的《俄国文学史》。

 

就是这样一位有学术大成就的文学教授,谦和,诚恳,认真的对待我这个不是他的学生的学生。他定然知道,在我这个年岁上学起来,是绝没有做学问的希望的。但他依然接受我听他的课,依然鼓励我探讨问题,依然帮我改作业,依然回复我的每一个email。

 

我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也从内心非常尊重教师。教师是在传授知识的同时,将自己的品格,教养,作风,价值观念,治学态度,研究方法,等等,无形中传递了他的学生。有一位好老师,你不知不觉地按着老师的模版重塑自己。

 

前两天我又去email,询问能否帮助我了解汉语文学专业的整个课程结构,这样我便可以系统的、有序地去完成这个专业的知识构建,以期三、五年里达到该专业的本科水平。仅只36小时,我便收到王老师的回复,并附有“汉语文学培养方案“。

 

我有幸做了汪老师两个月的学生。那又恰恰是汪老师给本科生上课的最后一个学期,今后只为硕士生和博士生开课。但汪老师给与我的指点,不仅仅是文学,而且是做事的认真严谨,为人的谦和诚恳,和中国人不多有的回应性,responsiveness,以及教师独有的,教人不厌,诲人不倦。

 

写于2018年 9月14日

Adelaide

 


作者简介

1978年入学时的作者


凯苑(陈苑苑),南京人,出生于上海崇明,1978年入学南京工学院无线电工程系,毕业后回母校进修自动控制工程,长于速度控制和实时控制程序设计,1988年移民澳大利亚Adelaide,1996年就读于南澳大学,毕业后做进出口贸易和民居房产投资,2013年读教育学研究生,现为澳大利亚在册数学教师,自小酷爱文学,常作随笔,在香港,美国,澳大利亚和中国大陆,均有发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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