研讨班主题发言 | 赖丽芳：溢乎性平——台湾校园性平的历史、现状与反思

本文为台湾中兴高级中学赖丽芳老师在2017年第八期“性社会学理论与实践”研讨班上的主题发言。经赖老师本人授权，特此发布，与各位读者共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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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

讲

“溢乎性平”是我今天的题目，去年在北京讲的那个题目比较是针对学校里面的性平机制做了一些分析，也就是里面的法律和人员怎么样部署、其中的情感是借由什么情感在操纵，可是我今年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想多加一点东西进来。体制面分析太多的时候会觉得绑手绑脚，对于那些在体制里面、夹缝里面生存的人来说，他们的情欲往往无法用性别平等来解释，也因此，着墨于性平机制如何运作，常让人觉得自己没有生路。

我今年在思考这个题目的时候，希望能够想出一点什么样的方法重新去看性平机制里头的情感、欲望，其实已经超出了体制本身所能控制的范围。我定了这个题目叫溢乎性平，溢是溢出来的意思，要讨论里面的欲望情感跟“失败”，失败这个词我特别用了引号，因为在台湾谈性别平等教育的时候，大概是去看它的制度怎么操作，法律有没有什么问题，比如在全球疯同婚的此刻，同婚在台湾获得支持，往往被看成是性别平等教育很成功的结果，在“检讨”性别平等教育的时候，许多评论都说它是一个成功的政策，也是一个很进步很文明的政策，很少有人会谈到它的失败面，大概只有我在批评它。我所谓性平教育失败的意思其实就是：重新去看性别平等教育在台湾到底是什么东西，又产生些什么效应跟问题。

我也在思考刚刚彭涛老师在提的性别教育的问题，我经常被问到：你一直在批评现在的性平教育，那么你觉得要怎么做性别平等教育会比较好？必须先认识的是，性别平等教育不是本来就有的，台湾早期做的是“健康教育”，就是彭涛老师提到的，以生理层面讲人的生理怎么样的繁衍后代、家庭教育结合……等健康发展的概念。到了1980-1990年代的时候，台湾女性主义发展，开始以社会运动的方式介入政治，逐渐进入政策里面；在2000年的时候开始有比较正式的讨论，2004年的时候《性别平等教育法》开始实施，性别平等教育才取代以生理健康为主的教育，今日的“性别教育”实为一个历史转变（文化斗争、推翻、夺权……）的过程。以前会觉得生理健康的教育是正确的，时代转变之后，现在觉得性别平等教育才是正确的。所谓的正确其实是根据现在的时代发展受到什么样意识形态的影响，包括现在的政府思维是什么，民间思维是什么，人民情感是什么，是互相操作并结合出来的东西。所以我在看性教育的时候比较不会去说我们要制定一个什么样正确的教育，因为任何正确都会过时。现在学校里面推动的性别教育我其实也不反对，我或许有时间再讲一下我期望的会是什么样子。

我对性平教育的批评，主要是去看这个时代背景之下，是什么样的力量介入去操作我们现在所知道的所谓正确的性别平等教育。我第一个部分，就先谈一下台湾政府跟市场、教育之间的关系。现在台湾的教育比较是市场导向的教育，机构的表现跟涌入资金会有密切的关系，政府及普遍人民情感往往是主导市场方向的因素，监控机构如何用钱、用在哪些人与议题上头。台湾的教育改革与性别平等运动本无关联，但如今性平教育是台湾教改的重要政策之一，变成国家机器的一部分，这演变的过程便是我要讲的性平机制。机制的意思就是说它像一个机器一样，结合了很多的部门跟人民的搭配，这个机器要运作，需要一些政策法律跟人民情感来推动，使机器可以运作，这整个从意识形态到运作模式（不是只有单纯去谈政策或法律），才是我在这里所说“性平机制”的意思。

国家教育的改革一直以来便是促成性平机制得以运作的核心运动之一。台湾许多社会运动、民间团体对社会改革的想象，大抵已经形成了一个固定的形式，借着引发巨大伤痛的这个新闻事件，对着国家喊话，对着台湾政府喊话，来进行法律或者是政府政策的改革。即便是一些跟法律还有政策保持距离的团体或者社运团体，最后呼吁政府改革的这个结论最终都会结在教育出了问题，教育不改，未来就没有希望这样的结论上面。无论哪个运动，激进或保守与否，最后都会期望用教育来做社会运动，做社会改革。在这种充满改革热情的话语里面所生产出的政策，教育指的便不只有学校教育或者是家庭教育，它综合很多东西在里面。另个角度来看，我们也可以说，家庭教育跟学校教育在现在国家打造的意义上其实是相辅相成的，这也是为什么一旦民间或社会运动要求学校做性平教育，这种要求落地变成实际政策或具体行政作为的时候，往往从家庭教育着手，对话对象比较是对家长喊话，要成人在家庭环境中就注意未成年人的性发展是否溢轨，因此做出来的东西大多是堕胎防治、防止青少年性行为……诸如此类的“性别教育”。

提倡用教育来做社会改革的运动家或倡议者对国民义务教育在现代国家扮演的功能往往没有省思，暗示着：除了学校和家庭以外的其他场所，普遍被认为性（性别）教育功能很低，甚至会带坏小孩。这个认定跟国民教育的普遍实施有关系，儿童与青少年的正当去处是学校，不上学的就是辍学的坏孩子，学校以外的其他场所，如：建教合作的工厂，只能称作是职场，不能说是教育场所。或者有些虽然被认为有教育功能，但是功能可疑的一些场所，会被要求加强监督、管控、筛选信息，例如网络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所，即使具有提供学习的功能，但里面有些信息很可疑、不太安全，可能会给孩童带来伤害，所以要管控。最后一种则是教育功能完全被否定的，像是网咖、游艺场、原住民小吃部（仍保有类似早期台湾摸摸茶的茶室文化）、或者是阿公店（老年人嫖妓的店）。国民义务教育便是排除其他场所与可能，将知识经过筛选后，把特定年龄层的人口圈在一个固定场所里面管训。关于学校教育的内涵早已是阶层分明，也因此，校园里面的知识一直以来都不是多元开放的，随着时代变动去改变知识的标准和框架，而且是看现在国家和民族需要什么而订出标准。

知识传递的标准改变与国族打造有深不可分的关系。台湾有一个由学生发起的反课纲运动，这个运动表面上看起来好像是以学生为主体，有所主张地以反对国家的姿态去喊话说出这些学生需要什么样的教育，显得彷佛是一个以校园弱势主体为中心的民主改革运动。这个运动执着于历史课本应该教什么，认为台湾课本应该教台湾的历史、地理和文化，不要再教一些中国大陆的东西。就是说，如果看待社会运动改革只是以是否多元、是否民主、是否自由等表象来检视的话，就不会看到这个运动背后隐含的一种排他性强的台独意识形态，这个意识形态可以说是现今台湾政府或民间团体呼吁改革所共同秉持的基调。可以见得的是，光只是反对课文内容，可是却没有同时反思国家教育，没有反思国家教育的问题性，一味主张以改变国家教育内容来进行社会文化改革，最终只是学校里的既得利益者之间的权力转移，从以前得以决定校园意识形态再制的成人管理者（校长、行政人员、教师）转移到学生运动领袖等中产出身且年轻的运动领袖未经省思的欲求，这样的社会运动本身并不会对既有阶层跟道德划分产生任何撼动。

除了上述国族改造的因素之外，另一个影响教育的因素是我刚才提到的市场因素。学生跟家长在服务业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中，变成是出资者和消费者，学校的教职员跟着变成提供服务的员工。校方运作所受到各方面的牵制，主要与经费来源有关，有一部分资金来自于政府，有一部分是跟民间团体或者家长会筹募的，因此在政策制定或执行时同时受到政府还有民间力量的牵制。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可以介入操作学校的政策，下面这些问题是值得再去多问的，比如：哪一些企业可以和既有的政策有所合作？哪些NGO的意识形态较容易进入国家教育的市场里去抢夺资源？具备什么样身份背景的家长才比较能够参加学校的事务？既然不是随便谁都可以介入国家教育的政策/市场走向，主张国家教育进行改革的本身，便是在主张中上阶层（透过教育为手段）的阶级再制。

市场化强调的是自由竞争，为活络竞争，就必须刺激多样化主体的产生。学校里面的政策变得越来越多，行政工作也因此必须做得越来越细。政策多的原因是来自于学校开始会受资本主义下所刺激出的多元文化主义的影响，身份认同政治生产出许多身份特殊且需要被特殊关照的主体，比如说关怀艾滋学生有一个政策、关怀身心障碍学生是另一个政策、关怀同志又是另一个政策。一个政策需要一笔经费，把政府的经费也分散了，那一个国家资金就这么多的话，它要怎么样能够每一个项目都有钱呢？肯定没钱，没钱的话它就开放学校自由竞争，就是学校自己竞争，学校自己发展自己的特色，你有特色的话就招得到学生，招到多少学生你就收多少学费，收到学生比较多的学校当然就比较能够维持，收不到学生的就自行倒闭。

同时市场化的教育也必须开放家长参与学校政策，以便利学校向学生家长募款。家长如果想参与学校的政策、想发言、想介入、想要有影响力，那你就交多点钱，就是家长会的概念。我们可以说，学校资金来源变得多元了，不过拿了钱同时也受到牵制，家长对学校的教育政策有任何的要求，校方都要改善。当然，上述的种种转变，也出现另外一个管理形态的改变，学校教育不再是权威式的管理，而是温情的弱势关怀，上对下的关怀和包容，以显示成年管理者（校方—家长—民间）的阶级高度。

当代台湾校园注重的是学生自主，目标是培养未来新一代的公民，所以会强调公民权利，学生自主学习。我在这样的脉络下，接下来将聚焦于性别平等教育政策，去谈当代校园里性别公民的情感。这其中也有很多权利的话语，要讲学生权利的时候，一个学校这么多人、这么多主体在里面，教育政策里怎么谈权利？怎么谈民主？怎么样谈自由？在政策里谈的平等自由或者是权利，根据的是大多数人能够同意的道德和政策去订定实施。如果你就是那个爱老师也会干老师的人，你的情感不会被认为大多数人有的、正当的情感，就被排除掉。还有洪凌刚刚提到人猫跨物种的情欲，会让人觉得不舒服，也因此不能讲。这种很注重学生权益、创造舒服安全环境的教育政策，有个好听的名字，称之为“友善校园”政策，里面有很多内涵：儿少保护、服务学习、正向管理、生命教育、品德教育、性别平等教育和人权法治教育……等。

我等下要谈的主题会跟学校里面的性别平等教育有关系，你们可以猜一下，刚才提到的几个友善校园面向，哪些会跟性别平等教育有关系？与性别平等教育有关的是：儿少保护、人权法治、生命教育。从这些面向，我们可以了解，性别平等教育不只是平等教育，它的目的更是教导懂得现代人权法治并且守法的人，这样的人也是正向阳光的人（生命教育的意义），积极正向地谈身体疆界与性自主权。性别平等教育的企图也是女权运动的企图，将女性主义思想加到一个被界定为“父权”的体制里，认为加入女权便能改造它的结构，如这个性别平等作业簿的封面所示，原本只有“子”字——（学校教育里面，女性主义想象的那种父权就是只面对男性），加进那个女字旁，“女”加“子”就变“好”字，性平教育是塑造一个良好的教育，也就是“善治”，换言之，性别平等教育追求的是良善的治理技术。性平教育不只关照到女性，也关照到其他性别，如同志族群。父权在性平教育的解释下，变成一个非常巨大的、非常强大的权力压迫结构，压迫底下所有与之差异的多元性别族群，“多元性别”成了性平教育拿来称呼广大受父权压迫的群众的代名词，“同志”是其中一员。

反性侵、反性搔扰和反性霸凌在友善校园里面是性别教育的基本内涵，基础的谈法是：不只有女人会受到性伤害，“同志”（或其他多元性别）也会受到性伤害。有人可能会强调性侵害防治和性平教育之间不尽相同，但是，我必须说，这些人强调的差异还真看不出来。学校老师参加教育部的性平研习，研习标题总是这么下的，“教师性别平等暨反性侵、反性搔扰和反霸凌”培训活动，也就是说，以整体国家政策来看，性别平等在做的就是反性侵害。性平友善的校园环境，也就是刚才所说的那个“好”的性别环境塑造，面对的敌人是谁，在反性骚扰、性侵害、性霸凌的说法下，全部都划出来了。比如说，反对性霸凌可分为反对肢体上的霸凌、反对网络霸凌、反对言语霸凌、反对关系上的霸凌……等等，反对很多东西。做到最后，友善校园做的事情是：若要创造友善的环境，美好的环境，必先想象有一个好的东西需要存在且需要保护，这些就是我们刚刚说的多元性别、女性、弱势的性少数……等等，先标示出好人，有了这些好人之后，相对地也同时创造出对立面/敌人，性别友善环境的塑造，实际上就是一个制造敌人的过程。投影片上这张图很明显地可以看出，当性别友善的校园杜绝暴力和霸凌，跟任何暴力说不的时候，需要有一群样貌凶狠残暴的人在旁边，他们动刀棍、用拳头、不当使用金钱、买卖性与毒品……等等。

接下来几张图片，是我去参加性平教育的培训活动时，从讲者的投影片上撷取下来的。这位讲者在定义性侵害事件里面的加害人属性时，她给加害人做了些描述，认为性侵加害者的普遍特征就是家庭失去功能，也就是，如果你的家庭是单亲、依亲、隔代教养……，或者是你爸爸妈妈是外籍的东南亚或中国大陆移民，那你的家庭就是功能不健全的，其他像是家里很穷所以父母长时间在外赚钱，将小孩托给爷爷奶奶叔叔阿姨照顾，或是放着让小孩自己看家，这种阶级贫穷所造成的家庭照顾现象，也是失能家庭的一种。另外，家庭养育型态不同的也会被列为失能，像是，一些家庭无法提供青少年情感满足，家庭相处较为冷淡，孩童、青少年喜欢在家庭以外的社群寻求归属感，也会因此而被政府和社工高度关怀并介入生活。综合以上，性平教育的支持者喜欢谈论孩童与青少年人格健全发展的环境营造，指的其实是双亲薪资稳定、足以提供稳定的食物、住所，不必颠沛流离、三餐在外不济的中产家庭。背后的意思便是中产经济以上的家庭才有资格养小孩，出身于中下或低阶级的家庭或个人的孩童或青少年往往是政府、社工组织和正义NGO的列管对象。

这位性平研习的讲师同时也提到学校和家庭如果不能有效地教导正确的性态度，就会导致青少年没有办法控制自己的性冲动，多数会出现性早熟的行为，随意的性行为与不良的环境因素都会造成他认知扭曲，而出现侵害行为。先把中下阶层的家庭状态问题化，接着把中下阶层出身的人也全都问题化为可疑的加害者。讲到这里，讲者搭配了一张图，图里面有一只黄色的大狗，嘴里含着一只小猫，讲者下的标题是“不要欺负弱者”，讲的是反霸凌的主题。这张图在我看来，我觉得这只狗对猫很好，这其实是一幅显示跨物种相亲相爱的画面，然而，讲者把它放在反暴力的说法底下，解读成狗欺猫、强者欺负弱者。另一张图，也是讲者秀出来的，是一群狗排排站，面对着一只猫，这也是霸凌，根本是看图说故事，制造对立，要人们把特定人或生物看作是坏人，制造仇恨的同时，也创造出一些正义人士，这些正义人士能够充满同理心地对图里那些被认为可怜的人说：“哎呀你不要哭了，你好可怜，让我来帮你吧！”，也就是，在这样正义的世界语言中，不只有好人、坏人两种人，还有另一种人是既不好也不坏，宣称自己是中立的、抽空于既有的权力斗争，位置凌驾于所有人之上，他们会跟被欺负的“好人”说：“我了解你的处境，让我来帮你吧（也只有我能帮你）。”这种正义之士的道德姿态是很高的，鼓励任何人成为正义勇者，只要看到有任何可疑人士，就跟家长反映、跟师长反映、跟学校投诉，打县政府的反霸凌电话。谁都可以打这些电话，人人都可以检举和投诉，在台湾的学校会倡导一个“关怀e起来”的检举网页，e起来就是，就是网络的那个E，也是谐音“一起来”，意思就是任何路人甲乙丙丁都可以加入检举与通报的行列。

关于性侵害在友善校园里的说法，可以从同一场研习里讲者所讲解的内容看到。若是言语上霸凌别人或肢体上霸凌或骚扰别人，不只是构成霸凌的可能，也可能构成性骚扰。性骚扰的判断较为暧昧模糊，最多就是检举但实际调查后很少成案，若以侵害案件检举，因为被认为比较严重，所以在程序上走得严谨，调查委员对性互动的判断倾向以最保守最不会被人诟病的思维去判断是否有罪。现有的校园性平案例中，其中有不少是感觉被骚扰、不舒服的“被害人”为了让骚扰或跟踪他的人受到严厉惩罚，故意选择与“性侵害”相关的四个法律途径去控告所谓的“加害人”。

上述控告的情形，只要被害人提出告诉，案件便得以成立，审理过程中，构成性侵害与否的判准观点，最重要的还是“积极同意”的说法。这个说法把学校里面的关系都说死了，使得暧昧互动失去空间。比如，A跟B同学两个人在互相调侃讲黄色笑话，我是一个有性别意识的正义之士，心理面觉得不舒服，不高兴同学A为什么要一直说同学B娘娘腔，这种状态下的我就可以去通报去检举，也不必管A和B两个人是否在调情。这样的检举氛围自然造成某些后果，比如，这个新闻事件是2016年的报导（性平研习讲者举的例子，用来佐证台湾社会有哪些不正确的性别现象需要被纠举严惩，不是反思性平教育的后果），有些性别平权的学生，去检举某个支持基督教保守两性观点的教授出题违反性平法，该教授被罚了3万。换言之，意识型态上跟性别平等思维不一样的，就构成侵害，就可以是骚扰。这也反映着一个事实，一个性别平等且友善多元性别的台湾校园里面，性别意识是整齐划一不容许差异的，必须跟着一起高呼多元性别、友善弱势万岁，像是护家盟那样主张反对同性恋的，就会被认为是性别歧视，比较严重的会被告，被判有罪的可能性很高，支付一笔平等罚款后还不必然能了事。

至于性骚扰的判断，虽然是比较暧昧模糊的，但是在性别平等意识浓厚的讲者解读下，一切都变得界线分明起来，使得一切人际互动显得格外失去趣味性。第一张图是一群女生围着一个黑熊， 惊呼：“哎呀，好可爱！”，于是每个人对这黑熊都摸上一把，讲者说：“不好意思，这是骚扰，你要经过他的积极同意。”台下听讲的老师觉得奇怪，请问讲者：“如何能问黑熊意见呢？”讲者答说：“不能表达积极同意的，不代表你可以随便，既然没有主动说来吧快来摸我，你就不能随便摸。”第二张图是一个台湾的综艺节目《康熙来了》，主持人很常对来宾毛手毛脚。在这个画面里，主持群正在拉来宾的内裤，此时性平讲者批注：“虽然气氛很欢乐，但这是性骚扰。” 有人有疑问地说：“我看到觉得很开心啊，哪里骚扰了？”，讲者会说：“哎呀，你不觉得这是骚扰，竟然还跟着一起笑，那你也是性骚扰的共犯。” 所以以后咱们看了这种娱乐节目，千万要憋住不能笑，要觉得不行，怎么可以这样，要义愤填膺，否则大家都是性骚扰共犯了。第三个图是两个学生，一个小女生，一个小男生，这是监视器拍下的画面，这个小男孩把小女孩逼到墙角之后，用手抓着她的奶一下，讲者说这虽然是小孩子无知的行为，小孩子对性还懵懂未知可能不知道自己在干嘛，不过依旧构成性骚扰。然后第四个是体育运动的时候很可能会发生的肢体冲撞（一位球员在跌倒的时候，碰撞到另一位球员的私处），也都很有可能构成性骚扰。

性别平等意识高涨的另外一个效应，除了刚刚那些有一些暧昧不清的行动都有可能会被变成是有罪以外，性相关的通报案件也变多了。这张讲者秀出来的图上的数字明显显示，通报每一年大概都是五千四千件起跳，但是调查后属实的其实只有一半。讲者举这个图的时候他讲的重点是在讲说：“唉呀你看我们性别平等教育做了之后，属实事件减少了，从2000多件变成1333件！”简言之，这位性平志士觉得性平教育很成功。我看这张图的时候，觉得这张图有意思的是，通报事件这么多，真正调查之后属实的情况却只有一半，那些“谎报”的另一半都怎么来的？如此案件量暴增与浮夸，是人们被性平教育强化性伤害的心理恐怖，在杯弓蛇影的情况下所做出的性恐慌反应，换言之，性平教育实际上教出了恐性的社会。

另外一个影响到的就是非常态的性关系，被当做是罪犯处理。比如说这个2012年的事件，有一对情侣在草丛里面做爱，一时忘我叫得太大声了，经过的路人想这个是不是男的在强暴女的，于是就报警了。报警了之后一开始是性侵案件处理，可是后来确定两人之间是男女朋友，于是性侵害告不成，但是好像还是得做些什么来阻止这种性行为，所以硬是依照妨害风化罪来入罪这两个人。公共性本来就不被当作正当的，现在就更是被当做罪来看待。

这时候如果你想追求你心仪的对象，就要非常小心一点，如果你很爱ta，想知道ta住哪里，然后陪ta回家，现在都很有可能构成跟踪他人的罪，罚款新台币3000元，这种没什么好解释无正当理由的跟踪他人行径，可以说是很多人在追求过程中会做的事情，甚至被认为是表达浪漫的一种方式，现在都很有可能变成有罪的。

除此之外，非言语的性暗示也算骚扰。在网络上展示裸露的图片就会被当做色情图片，会让看的人不舒服，所以与性有关的冒犯性或者暗示性的动作，例如：上下打量别人身体、做出不雅的姿势（如：性感的伸舌头舔嘴唇动作）也不行。

另外一个效应就是青少年的性全面被管制而且全面非法。性平讲者的解释是：青少年缺乏自我保护意识，没有危机感，所以没有办法坚持住自己的身体自主权，所以会在情意正浓的时候“无法克制地”发生性行为。在台湾，未满18岁的青少男青少女发生性行为，在两情相悦的情况下俗称为“两小无猜”虽情有可原，但若有一方不承认彼此的男女朋友关系，则称之为约会强暴。值得注意的是，即使是情由可原的两小无猜，在整个性平机制的认定下，无论男方或女方都是被害人。比如，在台湾北部的某个高职里发生过一个案例，一对高一的情侣在教室里曾发生过性行为，班上有其他同学知情后，鼓噪着要他们在众人面前做一次。高一大概16岁左右的年龄，台湾的刑法第227条规定16岁以下儿童与青少年既没有身体自主权，也没有性自主权。这对情侣发生性关系之后，围观的同学里有人拍了视频传到网上，这件事辗转传到家长那去，家长一状告到学校，两个人被老师用性平法通报了。在性平委员会的调查纪录里写到这对情侣都纷纷自述他们是自愿的，学校成立的性平调查小组做成决议：“此案没有加害人，也没有被害人”。但是这个案件送到那个司法单位，被拥护性平法且极端儿少保护的基督教背景法官挑出来纠正，根据这位法官的说法，称这对情侣“互为被害人，也互为加害人”。儿童与青少年的言行一旦牵扯到“性”，非但不正当、不鼓励，而且还是会伤害到他人的犯罪行为。但是，青少年的性行为跟这些通报案件的数字量增加，显示的并不是现代的儿少缺乏对性伤害的认识、缺为对性危险的正确因应意识，而是，儿少对待性事显现出自在、不恐慌的态度，这种态度在目前的性平机制里被看作是犯罪，需要被严格纠举出来并加以处罚。换言之，显示的反而是：在性别平等教育的机制之下，对“性”感觉自在、毫无恐慌的儿童与青少年，反而才是没有生存空间的。

一般认为性别平等教育是对不对等权力的解放，我认为不但没有解放，反而会产生两个问题。

第一个就是它会过度强调聚焦在性事件上面，强调成年人对儿少性事件的处理不当，可能会对当事人带来无可抹灭的巨大伤害，于此同时，整个机制建构出某一种好的需要被保护的良善主体，这种主体就是刚刚洪凌所讲的，既娇贵也很脆弱。我可以理解这种说法在一开始的时候一直强调人遇到性伤害的脆弱性，最初衷的良善缘由其实是要强化师长对事件的重视，一旦获得重视了之后，就会细心照顾这些受伤的人的需求，但是，一体两面的是，这个良善初衷也同时强化了性事件在学校灾害事件处理中的紧急程度，将性事件拉到所有意外事件的最高层级，必须是24小时之内通报，没有尽到通报责任的老师需要被处罚。

第二个问题是：透过拉高性事件的危机处理层级，引起师长的重视之后呢？校园里权力不对等的结构改变了吗？不，性平机制反而回过头来强化了原本校园里师与生不对等的权力关系。首先，它造就了某一个巨大的敌人，某一个很强大的会拿刀拿枪来砍你的坏人，强化了原先我们脑海里僵化的好与坏的区别，把学生塑造成这个制度底下最受压迫的族群。有人说，性平法给结构里受压迫的弱势提供了工具，帮助这些人（如：学生）来对抗权势（如：老师）。对于这个说法，我要打个问号，真的是在帮助你对抗权势吗？究竟谁是弱势？弱势的位置是固定的，必然是老师压迫学生吗？有一些我听到的案例是当事人会用性反过来操作，去诬陷老师，透过学生跟老师发生性关系，师生间的性关系就变成日后学生可以告老师的证据，一开始大家两情相悦的时候都没问题，哪天学生跟老师闹不和、闹分手的时候，老师跟我睡过，这件事就变成我可以陷他于不义，或是威胁他与我重温旧好的有效工具。从这个分析角度看来，性确实可以被工具化看待，在这类师与生的性、情感或情欲关系中，性可以被学生拿来交换条件，这个原本不被看好、被性平认为是“弱势”的学生，确实在中间达成了“对抗权势”这件事情，但是很遗憾的，这样的案件在性平法官的眼中看来，那个运作性资本去勾引老师，从中取得了一个工具之后又诬陷老师的女主角，她是没有性自主权的，她没有积极同意的权利。在性平机制里“对抗权势”的认定上，关键是当事人要有充分的自主能力，16岁以下完全没有，不被认为有。另外，就算你成年了也不必然充分拥有身体自主权，你还必须是一个意识清楚，要就是要，不要就是不要，完全没有暧昧不清、含糊其辞的当事人才算数。有时候性之间有很多暧昧好模糊不清，我们就是透过这些暧昧不清来调情、钓人、谈恋爱，或是运用这些模糊不清，反过来将对方一军，在性平机制看来都不行，这些互动都是伤害。

我前面花很多力气，告诉各位什么叫做“性平机制”，一个看似正义、挑战不对等权力的机制，事实上正在建立起一个专属于它自己的权力机制。这个权力机制控制欲很强，凡违背它意见者全都抓起来罚款、判罪、判刑，这样的性平权力结构，也就是我接下来要分析的“性平权力金字塔”。

刚刚提到的友善校园，我大致把里头的权力分布分成三层：下层是“弱势”或“边缘”的族群，一些被标签出来需要被关怀的。中间阶层是一批管理分子，如：老师、社工或者是辅导人员、咨商师、NGO里面的个管师大概都是这一类的角色。中间管理阶层主要接收来自上层的命令，伸出管理触手去关怀下层，看似可以比较贴近弱势和更边缘的族群。不过，毕竟性平机制深切怀疑中坚阶层的权力是否能行使恰当，比如，老师到底能不能真正的做到确实弹性挪用资源，而不是挪用资源去压迫学生呢？《性平法》当初设立的背景有很大部分就是在质疑教师权威，不信任老师可以真正做到恰如其分地挪用资源，所以上层要求中间管理阶层凡遇到事情先通报再说，不要自己擅自做决定，不要擅自做调查，也不能问太多，问太多就是对下层的二度伤害。中间管理阶层的功能基本上没有太大权力，主要是帮忙揪出问题而已，那么中间阶层原本的权力到哪去了？原本属于中间阶层的权力被转移到上层结构，形成我们现在所看到的，金字塔的最上层——决策跟治理的阶层，这个阶层不仅拥有自身阶层所属的权力，更拥有从中间阶级剥夺来的权力，等于是拥有双重权力的最高阶层。最上层有哪些人呢？性平专家、学者或者是得以对性事件做出最终判决的法官，由这些人来决定资源要怎么重新分配，案件要怎么样调查，是否分配辅导人员介入。

弱势的女性、弱势的同志，都是在这个结构的最下层，下层并不是你想象的可怜、全没好处。下层可以获得上层同情，有时假借上层的同情来偷渡一些乱七八糟的东西；上层也借着表达对下层的关怀，再度抬升自我的道德地位。上下层某个程度来说，存在着互惠关系，可问题就是没有人想要当中间阶层，毕竟他们全是些滥用权力的可疑分子，在他们做什么事情之前，都需要被那充满关怀之意的上层好好检查一番。

我是从这样的结构，进一步的去看网络乡民的道德位置，他们处在“既是下层又是上层”的发言位置。这个“既是……又是……”的位置是充满矛盾的，既站在认同下层的位置，挪用了底层的可怜，来为自己正当化、来讲话，表示它认同底层，有一些乡民确实也说一则又一则遭受侵害的故事，借着这些自我故事的揭露来表达对下层的认同，更重要的是，去表达对受害者的正义感。吊诡的正是，当一个人开始展现伸张正义的姿态时，瞬间从“我属于下层”的那个说故事位置跳出，逐渐挪到最上层的发言位置来行使上层结构的管训权力。我们不难理解为何正义乡民最后总是终结于一种专家学者的高度与姿态，严厉究责于中间阶层未能善尽职责，甚或威胁没有善尽职责的中间阶层必将获得严惩，才得以阻止憾事再度发生，或是，令下层阶级的受关怀者忏悔于没有好好遵照性平法的机制去解决问题。

刚刚讲了一大串，希望稍微有一点概念，整个性平机制正在简化人际互动的复杂度，调情都可以变成骚扰，即便在场那么多人的性互动差异如此之大，不会去看，只管区分谁加害谁被害就好，你若是受害一方的，往往是脆弱化的女人、同志或是跨性别。性平机制也不断在制造无数蒙难的受害者。你们两个在那儿讲黄色笑话，我觉得受害，我就去报案；班上两个学生互相摸来摸去，你被摸了你就是受害，你摸人家了你就加害。假如我一个班有40个学生，全部都是性的受害者，也可以全是性的加害者。换言之，性平机制让整个全国家的人民，只要谈到性，好像就只有这两个身份，加害跟受害，这些都正不断地被性平机制再制出来。去年年底，同婚议题炒得火热，有一个长得像熊的网络红人，他是一个同志，他专门跑去萌萌（护家盟）的场子，跟大家坐在一起，混在里面，开始拍照，把萌萌的照片上传，藉由这样的方式，让他网络上挺同的朋友对照片中的萌萌冷嘲热讽一番。久而久之，萌萌也发现了这号人物。这次的状况是他去麦当劳，恰巧又碰到了一个叫做满天星的护家盟团体在里头开会。他进去后拿了手机，想要把对方当成自拍背景，对方发现之后，很生气，请他不要拍，他说，我在自拍，我不知道你们就在后面，不是故意的。被拍的人也是特别激动，其中一个妈妈站起来指责他说：“你知不道我们那边有小女孩？你是性变态！”有小女孩在场，在公开的场所没经过小女孩同意就拍她，这是变态骚扰女孩的行为，指责是偷拍的怪叔叔，是性变态。扯到小女孩的性与身体，这位妈妈显得异常激动，直吆喝：“你手机放下来！手机放下来！”对立了大概几分钟之久，双方都叫了警察。这个叫四叉猫的网络红人，被满天星的萌萌们包围的时候，一直维持着手机往下拍，以证明自己很无辜，明明没有做什么却被一群人包围，很是受害的样子。这个例子有趣的是，对立的双方都不约而同援引性平的受害者位置，表现出很可怜的样子，彼此都用受害人身份在讲话。在台湾大部分人会支持的就是四叉猫的可怜，普遍能够认同同志被迫害的可怜，或许会有很多人觉得这位激动得破口大骂的妈妈很夸张，看起来好像是双方对立的场面。可是大部分的人没有看到的是，如果四叉猫那样无辜受害的立场是可以被支持的，那么这个妈妈援引的跟四叉猫都是同一套来自性平教育的语言（脆弱的受伤的且无辜的受害“女”/“多元性别”）。何以人们倾向同情四叉猫，而不是同情这位为小女孩鸣不平的妈妈？如果觉得四叉猫比较可怜，所以认同他，那么会不会在不同的时刻，当剧情里没有四叉猫这样更形可怜的同志身影的时候，我们的立场便可随时转移去支持那声嘶力竭为受害女孩发声的妈妈？会支持四叉猫的群众，也会支持性平机制鼓励大家成为受害者，在这种对性平机制无反思的情况下，四叉猫与嘶吼的妈妈实际上根本是同一个角色，如果像四叉猫这样热烈拥抱性平的同志没有错，那么将自己受害者化的萌萌妈妈又是何错之有？

我去参加性平研习的时候，有感受到性别平等的意识跟这整个机制是有一点失控了，或许当初的妇女团体、女性主义团体，当初很难预料到现在会变成这样失控的状态。我在性平研习里遇到的性平专家、学者、讲师大部分都是台湾教育部里面担任要职的性别平等调查委员，他们经手过很多案件，掌握到很多被列为机密的案件细节。这些讲师在讲述这些案件故事的时候，我觉得气氛超诡异，他们不约而同告诫全台湾的人民说这些故事都是机密，别人绝对不可以过问，不可以插手，也无权介入调查。别人的介入对当事人来说是二度伤害，但性平专家、学者、讲师们的介入不是。他们自己在演讲的现场把每个故事都讲得活灵活现，好像讲师自己就是里面的主角，就是性侵故事里跟老师发生性关系的那个主角。在这些讲师说故事的“激情”里有一种无意识，在这个性平金字塔的最高端，讲师们掌握着所有故事的解读权，手上握着权力，但这种权力不是全然操控，也是借着权力浸淫于“享乐”，他们的乐趣是借着调查过程去阅读充满异趣的故事，这是“阅读”所能带来的视听或想象层次的乐趣，借着阅读他人故事，来勾动某些情绪、进入某些情境、获得某些感觉。更棒的是，对这些讲者来说，所有的性案件皆是为“我”所有的，“我”几乎是这些异质经验里的王，一个对跨物种性爱、师生性爱毫无经验的讲者，可以透过坐拥这些故事的阅读权去获得从来没有过的新经验。讲的时候讲得特别生动，好像他自己就经历了一场性爱，表面上看似是在反对里面故事里面的师生恋的权力不对等。但是，这样的阅读权力也同时强化了主讲人所坚决要反对的东西，强化了校园里面老师跟学生之间的欲望，局势再发展下去的话，性平讲者越叫我们老师不要跟学生发生性关系，欲望就越被强化，事情越可能发生，这或许也是性平教育实施以后，浮出台面的案件量越来越多的原因之一。

2016年台湾有个女作家自杀了，她的书描述了女学生跟男老师之间的性爱关系，这样的师生关系在台湾被称之为“诱奸”：老师诱拐了女学生，继而奸淫她、强暴她的意思。女作家死亡的后续效应在台湾有很多讨论，在这里不多说，我只谈某一天遇上的“奇人异事”。有一天在咖啡厅里面看到一个打着领带、穿着白衬衫、西装裤，打扮得衣冠楚楚、文质彬彬的一位大叔。这个咖啡厅是一个还正经的咖啡厅，里面的客人常常会谈论些充满正义的言辞。那天我听到这个白领大叔在讲最近怎么老是出现狼师的事件，他摇头说道：“哎你知道吗？以前在XXXX年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事件，oooo年的时候也出现过，为什么这些事件从来都没有消失呢？”，只见这位大叔如数家珍地列出历年的狼师事件及无数受害少女，被诱奸的女学生变成了他的珍藏品，被他一一收藏起来。对女孩子表现出欲望的大叔，或许正是令性平机制最深恶痛绝，也最感到害怕的，所以想要将变态大叔完全消灭。但是，从这位如数家珍的大叔口中，我们反而看到的是，性平机制或许正相对地制造出它最深刻害怕的敌人和恶（饿）鬼。

我最后想讨论的是如何重新去看待权力和权力不对等这个事情。我不倾向将性特别标举出来好好重视或管理，也不觉得看待性和权力只有一个性别的思考。我刚刚提的其实有很多面向，比如说国家、民间团体的权力在哪？如何介入？与人民情感的关系在哪汇流？如何改变既定政策与社会文化？如果在看权力关系的时候只看到某一种不对等的关系，比如说性的不对等，这种分析就会很有局限。应该同时去看到还有很多其他权力介入在这个结构里面，然后每条线路都应该被分析，包括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人与人之间的互动，这边的两组人跟这边两组人，他们在哪种不同情境下互动。我们刚刚提到各种线路，性别的也好，年龄的也好，或者是情感的线路的分析也好，每个位置本身就有它可以挪用的空间、资源，在不同人的互动里面，这些空间和资源会被以不一样的方式挪用，权力位置就不会固定在老师就是老师，学生就是学生，家长都是家长，有可能它的高低位置是会互相转换的，老师不必然一定会权力大过学生，学生也不必然都一定是弱势，这大概是我今天的总结。我们今天就到此结束。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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