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梅兰芳：“任何不美的事物到他手里就使人感到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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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我十多岁在北京读俄文馆的时候，在周末和星期天照例去前门外听戏。那时没有对号入座，只好通过“看座”（上海人叫“案目”）给留位子，每逢过年按节才来收账，但需付三五元“节赏”的额外开支，即可保证到戏馆坐到池座的好位子。
那位“看座”的姓季，上了几岁年纪，家里装有私人电话可以联系订座，另外一位看座叫小潘，油头粉面，专门做“八大胡同”“姐儿们”的生意，她们一打赏就是十元以上，不比我们这些穷学生戏迷那么寒怆——老鼠尾巴的油也不多了！(见《金瓶梅词话》)。姓季的服务对象是老听客、衙门里的公务员、教授、学生，也有南城买卖上的大掌柜、诸色人等，都一律记账暂时不收现款，把账都记到一个小折子上。
那时，对号入座刚萌芽，恐怕只有梅兰芳出演的“开明戏院”和杨小楼、余叔岩、龚云甫出演的“新民戏院”有对号，但是还是通过黄牛走私，所有前几排好座就一售而空！“对号”仅免临时找座之烦而已。这都是半个世纪以前的旧话，恐怕知道此事的，也都是六七十岁以上的老人了吧。
余叔岩之《盗宗卷》
我那时在东总布胡同俄专读书。天天要从家里骑自行车上学，梅先生住的无量大人胡同是我必经之地。一个高台阶，小红门上的白铜门环擦得锃亮，可以想象它的主人在缀玉轩过着幽雅舒适的园林生活，可惜无缘以见！
这座房子是当年某个卫公大臣的“私邸”，在东城素以假山堆石林木松疏胜，后来在李释戡那里看到梅宅拍的国外友人的照片，真是一派“水木清华”景象，无怪梅先生可在家里排演“惊梦”“闹学”和“葬花”！
梅兰芳在无量大人胡同梅宅
我对京戏从小爱好。爱的是刘鸿声的《斩黄袍》京剧老生名家这一行，至于旦角却很少领教，理由是“男扮女装”，对我们喝点洋墨水的人总觉得不自然——别扭，何况梅先生以雍容华贵著称，他演的戏如《太真外传》看全就是四本，要破费八个银元之多，非一般大学生所能担负。有点钱还张罗到厂甸买几本洋装和线装书嘛。
所以在京读书五年，只看过几次梅先生的戏，只有一次北海演什么义务戏有梅先生和杨小楼合演《霸王别姬》，万头耸动擦肩而过，我还是挤到台下看了，人声鼎沸，推推搡搡，当然算不上什么艺术的享受。
梅兰芳、杨小楼之《霸王别姬》
因为爱看老生，所以多半看马连良，又因为喜欢什么“苦戏”，就叫悲剧也成！所以常去看程艳秋（那时未改“砚秋”）的《鸳鸯冢》《梅妃》等，原价也在一元以内，每周一两次，还不伤脾胃，何况老季处可以记账呢！对马派的戏我是五体投地，特别欣赏他的做工、念白，至于程砚秋那时宛转凄凉的“鬼腔”,也特别能抓住人的心灵，记得《鸳鸯冢》临终叫一声“嫂嫂呀”，何减我后来在上海听越剧《英台吊孝》时的叫头“梁兄……呀”。
遗憾的是这两位大师我只在舞台上看到，都无缘亲炙，与程先生只有一面之雅，那是他刚从红十字会医院探望李拔可老人的病出来，由袁帅南介绍。程身穿呢大衣，戴一副墨镜，叫人怎么也认不出来，承蒙程先生给我写了扇面，背面就是梅先生画梅花。这把扇子好比石呆子，一直舍不得送人，尽管还被位老家伙偷过，也被后来交易换回来，我一直珍藏，准备捐献给北京京剧博物馆作为纪念。
程砚秋便装照片
关于梅先生人家说得很多，在《舞台生活四十年》中也有详尽的记述，如闻其声如见其人，这里不得不佩服二许（姬传、源来）传神之笔！
现把我和梅在莫斯科出演的一二件事记述如下：
1935年，梅兰芳先生偕梅剧团到苏联访问间，在莫斯科、列宁格勒两地巡回义演，同来的戏剧界权威有余上沅、张彭春两教授。我和戈公振先生1934年秋曾在苏联国家音乐舞台演奏协会( Gometz）洽商演出事宜。当时商定梅剧团旅苏期间的膳宿费用，由苏对外文化协会（VOKS）承担，演出地点在音乐厅。
正式演出前，梅剧团在克鲁波特金街使馆前厅预演一场，招待苏联文化戏剧界人士，记得来宾有大、小剧院、艺术剧院、梅耶霍德和卡梅尼两剧院的名演员与导演。那天，梅耶霍德夫妇、卡梅尼剧院经理塔伊洛夫和他的夫人名演员柯宁也莅临观演。
梅剧团演的是《贞娥剌虎》折子戏，当演到贞娥自刎一场时，一位以演《卡门》知名的大剧院女演员玛克萨珂娃不禁黯然失色，她对我说，看到这样精湛的演技，她为之销魂或悲怆欲绝，可见感人之深！
梅兰芳在苏联演出时
梅剧团分两处住宿，剧团场面及配角住面对莫斯科河的旅社，风景幽美，梅本人和张彭春、余上沅，以及和梅同行出国的吴震修之子等则住“都城饭店”，为了便利梅先生吊嗓子，我还特地把徐兰沅、王少卿等场面接到使馆。梅吊了一段“探母”快板，硬要我给他配四郎，我只好逊谢了！
梅剧团在莫斯科演出盛况空前。特别由于侨胞闻讯前来捧场，因此叫好声盈耳，也算是打破了欧洲剧场的惯例吧。所演剧目，经戈公振和我与 Gometz负责人商定是：1、《打渔杀家》，2、《汾河湾》，3、《别姬舞剑》一场，4、《贞娥刺虎》，5.《醉酒》，外加一些武打猴子戏。和梅配老生的是王少亭，配霸王的是刘连荣，姜妙香因年老或有嗜好未同来，也没有他的戏码。
这次演出，以《打渔杀家》和《别姬舞剑》最受欢迎。临别那一晚，梅剧团还被邀到“大剧院”演出，这是对外国演员的殊荣。苏外交人民委员（部长）李维诺夫一家到场献花，这在苏联剧坛当时也是创举呢。李维诺夫的夫人和女儿是梅戏迷，每场必到……试想莫斯科冬天花是多么珍贵稀少，虽是一束束鲜花，却也来之不易啊！那晚演的是《醉酒》和《别姬舞剑》一场。
梅兰芳表演《别姬》剑舞
我作为他的志愿翻译形影不离，散戏后一同吃夜宵，有一次破例到饭厅吃夜宵，贏得全场餐客起立鼓掌达十多分钟之久，一般我们把菜叫到房间里吃的。
多少年后，梅先生还写信问我当时演出的详情，我已是印象模糊，不能指实，只好请戈宝权兄代劳答问了。关于梅在苏演出，我想许姬传还有纪录，早晚可出版《梅兰芳舞台生活四十年》第三集的，这里就不赘述了。
二
我和梅先生多年不见，直到复旦大学余上沅教授向他说起我也在复旦教书，余先生是湖北人，温文儒雅极有风度，也比较寡言不好表现。我和余上沅五十年代还在复旦同事过几年，其间因误会，余曾被捕，后查明释放，仍来复旦工作。梅先生给我信中提到，余先生安然无恙很高兴，约我到他家里去谈谈，并送了我一本《舞台生活四十年》。
我在他家第一次看到该书的作者——许姬传和许源来，他们都是浙江海宁人，是《六朝文絜》的编选者许梿的后裔，所以他们的文笔清新而流畅。许源来在银行当过秘书，会写隶书。1956年，我在上海曾多次和他见面，但在“文化大革命”中也不幸去世。许姬传算是硕果仅存了。当年有“三许”之目，另一位是“笛王”许伯遒（1902—1963）。
梅先生唱昆曲多半请许伯遒吹笛，梅先生的艺术造诣达炉火纯青境界，与“笛王”（又名“满口风”）衬托绵密的吹奏技巧相得益彰，密切不可分割。梅和我谈起《牡丹亭·游园》中“迤逗的彩云偏”首字，他原照北方读“拖”，而南方如吴瞿庵、俞粟庐那一派都是念“yi”。我说论音韵，“迤”古读“拖”，例如《诗经》中“委委佗佗，如山如河”，“委佗”就和“山河”押，不像现在“虚与委蛇”非读成“ weiyi”不可。“迤逗”的“迤”本是“拖”的“雅音”，为什么不能读其本音，非按吴音不可呢？梅先生频频点头，许姬传也表示同意，但仍为南方曲学权威所慑，不敢坚持。后来改读“yidou”，也是迫于形势吧？
梅兰芳、王洁之《游园惊梦》
我很少看到梅先生在上海大舞台的演出，总因是票子不好买。我只看到梅的《宇宙锋》和《白蛇传》，梅向我征求过意见。我对白娘娘几次摩腹有看法，认为联想到分娩，总是不美，是否可以减少到最低限度。梅后来在台上果然照办，只暗示了一、两次，不闹肚子疼了。
梅先生写这本回忆录，还是我四十多年前的一天深夜，我在莫斯科都城饭店一边喝他从国内带来的铁观音茶，一边吸“555牌”香烟谈起，我说：“您知交遍海内外，该写一部回忆录了吧！”他谦虚地说：“自己忙，文笔也实在不行，没法写。”我说：“我给您当秘书，记录您的话。”这话直到1956年他来我家时还提起。他说：“我现在请您当顾问了。”我说：“很高兴！您的回忆录果然问世，而且反应不错嘛。”可惜梅先生死得太早，《舞台生活四十年》没能接下去写，而我这挂名的顾问也只好应了所谓“顾我而笑，问道于盲”。想到梅先生生前的音容笑貌，待人接物的谦虚诚恳，不禁有点黯然神伤！
梅先生的艺术出神入化，世界剧坛早有定评。我极同意一位作者的评论：梅演“洛神”有仙气，而别人演“洛神”只不过是貌似“梅大王”而已。在荧光屏上看到他的《醉酒》，那种醉态，确切地说乃是通过泛在脸上的醉意来表达内心的情感。要知道，梅先生是滴酒不沾唇的，非比程砚秋嗜饮白干，可称海量。
梅各方面都有克制、有含蓄，也许是传统的“温柔敦厚”的诗人素养气息吧。和他接触，真有“如入芝兰之室”之感。他是名副其实的“九畹之芳”，一生很少发火。他对苏联功勋演员乌兰诺娃说，他所以不显老（那时他已四十出头），就因为很少动气，这是他的“驻颜术”，竟流传到异邦的美丽舞娘。乌兰诺娃到六十岁还能上舞台跳芭蕾，大概是证了梅先生的传秘吧？
梅兰芳之《醉酒》
我在莫斯科和他相处，总是和颜悦色，有一次我代他写信，写完了他叫我念一遍，说听来很顺，很好，不要改动了。他这种说法无意中和苏东坡的“三分作，七分读”暗合，真是“一事通来百事通”，艺术与文学本是息息相通的，梅先生能悟到文章不单是给人看，而且是要给人听的，这纯从戏剧台词的音乐性得来。
我们常听唱，很少想到词儿是多么美，举例拿那位不惜拗断天下人的嗓子来唱他“临川四梦”的汤玉茗（显祖）来说，尽管辞藻很美，但唱起来真像林黛玉那样因赏曲文而警芳心吗？又如，我们听《空城计》城楼一段，很少会注意到他词儿欠通，就连什么“阳世之间”也无伤大雅。很多人不懂这个道理，拼命在辞藻上用功夫，岂非与舞台艺术“南辕北辙”，终难合辙而越了轨吗？
对梅先生的艺术的评价，我认为欧阳予倩同志说得好，他说梅先生是美的化身，可谓一语道破。任何不美的事物到他手里就使人感到美，真可谓“化工”。例如《宇宙锋》赵艳容装疯自毁花容，披头跣足，说神见鬼，在实际生活中原是叫人作呕的丑态，可是梅先生演装疯的赵女都使人赞叹“美哉”不置。这个道理，可说艺术上已到化境了吧！
梅兰芳之《宇宙锋》
记得是有一次，梅先生接到国民党驻瑞典代表谭伯羽的信，叫他去斯德哥尔摩为瑞典王储演出，语气是命令式很不客气，有点“霸王硬上弓”的味道。梅先生真火了，叫我马上复信说：“场面、行头、配角都要从海道回国，不能应命，请代向王储致歉！以后有机会当去斯德哥尔摩拜访王储殿下。”梅私下对人说：“我又不卖唱，哪能呼之即来。全不管彩排演出要有文武场面，多么麻烦。这位谭大少（谭延闿之子）全然不懂。”这说明梅先生柔中有刚的一面。在敌伪时期，蓄须明志，大节凛然，如报上所载，他飞临台湾上空，有人对他说：“如果台湾迫降咋办？”他干脆地说：“咱们就跳下去殉了吧！”
梨园行一向讲“义气”，当然也很讲气节的，如程砚秋弃歌台而到青龙桥去务农，也是众所周知的。梅先生讲“义气”拟说是祖传得之梅的祖老太爷梅巧玲，他晚年组班出演，也与为养活他的多年老朋友有关，这是他和我私下说的，很多老友赖梅先生津贴才能举锅（揭开锅）。
记得有位给他早年编剧的老诗人李释戡，老年丧偶，很孤寂，年三十晚到梅家度岁，困卧在沙发上。梅先生老大不忍说：“今儿是年三十，三爷您替我推个庄。”其实，大家都知道，梅先生从来不要钱的。他可算对老人关怀到无微不至了。李老去世，梅先生为他料理身后，并把他的诗稿精印出来，当然也有梅的高足言慧珠出的力，不能抹杀。说明梅先生扶危济困已成天性，本人来自穷苦人家，也决不忘记穷苦的哥儿们——梨园行的老伶工，1949年前有什么重头戏和义演总是热心提倡，亲自参加演出。和梅先生拍的照很多，全部丢失。只有那年纪念梅大师影片有一张到列宁墓敬献花圈的镜头，还在杂志上披露过。
梅兰芳向列宁墓敬献花圈
往事如烟，转眼离梅先生去世快二十个年头。在报上读到梅绍武的纪念文章不胜怀旧之感，同写此文并以寄戈宝权一诗作结：
刻骨难忘大阮贤，记曾吹笛傍梅边。
多情北海盈盈月，曾照朱颜两少年。
那时，我和戈宝权兄都在莫斯科，曾亲逢其胜，而我们都只不过二十多岁的青年。转眼间几乎过了半个世纪，不但故人墓木已拱，我辈也早已繁霜染鬓，白雪盈头，俨然老翁了！
（《叔子诗选与知非杂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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