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和谐与官员晋升

１本文曾在暨南大学、中山大学、厦门大学、江西财经大学报告，特别感谢徐现祥、王兵、黄玖立、刘愿、王春超、钟宁桦、张牧洋、梁平汉、余泳泽、王岳龙、邓可斌、林建浩、黄亮雄等人提出的建设性意见。本文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７１３０３０６３）和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项目（１５ＪＮＱＭ０２９）的资助。

２王贤彬，暨南大学经济学院副教授（通讯作者），Ｅ－ｍａｉｌ：[e-mail]。

３董一军，暨南大学经济学院硕士研究生，Ｅ－ｍａｉｌ：[e-mail]。

本文发表于《经济学报》2017年第4卷第2期，页码：37-64

摘 要

使用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省级官员数据以及环境、安全、煤矿事故数据，基于中央与地方政府之间的多任务委托—代理框架，本文分析了社会和谐因素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晋升，以及地方官员对于辖区社会和谐局势的策略性干预。研究发现：（１）总体而言，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并不显著影响省级官员的晋升；（２）但环境、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且煤矿事故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３）事故发生与ＧＤＰ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相关性，省长没有激励采取措施减少事故；（４）面对晋升压力，省委书记一定程度上采取措施减少了环境和煤矿事故，但在事故的处理上存在策略性。本文不仅丰富了现有的晋升锦标赛理论，并且为更好地实现社会和谐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

官员晋升；经济绩效；社会和谐

0 引  言

中国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其成本也愈加凸显（王永钦等，２００７）。财政分权加之垂直的政治管理体制通过地方政府间的标尺竞争（ｙａｒｄｓｔｉｃｋ 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促进了经济增长，但也导致了地方政府对于非经济性公共品提供的不足（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傅勇，２０１０）。现实生活中，我们可以看到严重的环境污染、频发的生产安全事故以及医疗教育资源供给的不足等问题。这构成了中国发展转型的一个重大事实。

图１和图２分别给出了１９９１年以来我国环境污染以及煤矿事故的走势图。从图１可以看到，高速经济增长伴随着严重的环境污染，尤其是２０００年之后，工业废气排放量以及工业固体废物产出量以和ＧＤＰ一样的速率增加，甚至更高。图２展示了我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与美国、印度、俄罗斯的对比情况。印度、俄罗斯数据对应左侧坐标轴，美国数据对应右侧坐标轴。中国煤矿百万吨死亡率是印度、俄罗斯的４～５倍甚至更高，更是美国的４０倍以上，最高时达到１８０多倍；直到近些年，才有所下降，不过仍然是印度、俄罗斯的２倍，美国的１０倍以上。这都表明了，中国经济增长的过程，伴随着不可忽视的社会和谐问题。基于以上现象，本文从政府官员晋升角度探讨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这些可能破坏社会和谐的事件的政治发生机制。

政府是一个多任务、多目标的公共组织，政府目标需要综合考量经济增长、社会和谐、公平与正义等等因素。政府也是一个多层级的公共组织，其任务与目标需要通过多个层级来执行与实现。基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框架视角，中央政府需要设计有效的激励机制，激励地方政府按照中央政府的意志，完成其所设定的多个任务的目标。一般认为，中国地方政府官员在中央的政治人事集权体制安排下，出现了一种晋升锦标赛模式，地方政府之间形成了横向的标尺竞争。晋升锦标赛作为一种强激励（ｈｉｇｈ－ｐｏｗｅｒｅｄ ｉｎｃｅｎｔｉｖｅｓ）形式，与相对绩效考核密切相连，需要采取可量化与观测的指标进行绩效评估与考核。事实上，政府的众多目标中，大部分都不容易量化（Ｔｉｒｏｌｅ，１９９４）。不同任务绩效的测度技术可行性的差异，导致地方官员的职务晋升较大程度上依赖于可量化的指标，特别是具体的经济指标（例如ＧＤＰ增长速度）。即使是经济增长绩效的主要衡量指标——ＧＤＰ增长速度，也难以反映经济增长的各种绩效。由于大部分任务和绩效因素测度不易而难以量化，也就难以有效纳入地方官员考核标准之中。多任务委托代理理论强调，如果激励标准只包括容易量化的指标或只侧重于某些指标，而把难以测度的指标排除在外，则很可能导致代理人努力方向扭曲，只追求可度量的指标（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实际上，中国各地的基础设施建设等“硬件”规模和质量提升速度惊人，而环境、生产安全、教育、医疗卫生等“软件”规模和质量改善相对失色很多。这可能反映出地方官员重视ＧＤＰ增长，而忽视了一些可能对于提升民众福利更重要但难以量化的任务。

从以上逻辑出发，本文着重探讨中央政府在对省级官员（省委书记或市委书记、区委书记，省长或市长、主席，下同）进行晋升考核时，是否考虑了社会和谐的维度，比如是否考察了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等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这些事故，部分具有较大的社会影响，一旦发生不仅损害民众财产甚至生命安全，而且可能对中央政府产生舆论和政治压力，是社会不满的重要源头。以环境因素为例，１９９６年以来，由环境因素所导致的群体性事件以年均２９％的速度增长，１９９５—２００６年环境信访总量增长了１０倍之多。^①（①详见环保部原总工程师杨朝飞在十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十九次会议之后举行的专题讲座（２０１２年１０月２６日）。）中央政府一直强调社会和谐的重要性，各级政府都承受了不同程度的维护社会和谐的压力。杨瑞龙等（２０１０）指出，一些地方政府把信访工作作为考核各级干部的内容，强化信访责任追究制度，有的省份甚至在北京设置了截访单位。这说明了在社会和谐问题上，中央对于地方可能存在问责机制，而这可能对官员的晋升产生影响。

本文基于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中国省级官员政治职业生涯变动数据，结合经济绩效、官员特征来考察社会和谐因素对省级官员晋升的影响。我们选取环境事故（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下同）发生起数、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作为社会和谐的代理变量。尽管影响社会和谐的因素很多，但受数据所限，本文重点选取了三类事故作为其代理变量。这一做法难免以偏概全，但我们无法找到对社会和谐影响更直接的信息，比如群体性事件。实际上，我们所选取的代理变量具有代表意义。据统计，环境污染是导致万人以上群体性事件的主要原因，在所有万人以上的群体性事件中占５０％。^①（①详见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发布的《中国法治发展报告Ｎｏ．１２（２０１４）》。）多年来，我国煤矿矿难事故反复发生，造成生命和财产的重大损失和极坏的社会影响，具有突出的代表性和典型性。

本文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总体而言，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对省级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但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并且，煤矿事故的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本文进一步考察了这些事故的发生逻辑和机制。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并不显著影响人均产出增长，这也许是省级官员忽视行为的原因之一。间接证据表明，省委书记迫于晋升压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事故与煤矿事故的发生。

本文的边际贡献在于：从政府多任务、多目标的角度出发，结合晋升锦标赛，考察了社会和谐这种不易测度的因素是否会对省级官员晋升存在显著影响以及背后的原因，这不仅对地方政府选择性发展行为提供了一致的理论解释，也对官员治理理论以及晋升锦标赛理论进行了有力补充。

本文之后部分结构如下：第１部分进行文献梳理并提出理论假设；第２部分介绍数据和计量模型；第３部分是实证结果分析，并探讨可能的内生性问题；第４部分进行了一系列的稳健性检验；第５部分探讨了实证结果的内在发生机制；第６部分是结论性评述。

1 文献综述与理论假说

1.1 文献综述 

早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主要从地方分权的角度解释中国的经济转型与发展。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Ｗｅｉｎｇａｓｔ（１９９７）、Ｑｉａｎ ａｎｄ Ｒｏｌａｎｄ（１９９８）、Ｊｉ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等认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缘于行政分权和财政分权激励下，地方官员为了税基而相互竞争，最终形成了维护市场经济发展的“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由于中央与地方财政承包合同经常变动的事实，Ｃａｉ ａｎｄ Ｔｒｅｉｓｍａｎ（２００６）质疑了“中国特色的联邦主义”发挥作用的“有效承诺效应”。^②（②对于“中国特色的财政联邦主义”的系统性评述，见杨其静和聂辉华（２００８）。）并且，随着１９９４年分税制改革中央政府上收财权后，地方政府推动经济增长的动力丝毫未减，反而大力推进招商引资、开办工业园区。此后，中国经济又维持了接近２０年的高速增长。

理论与现实的冲突促使学者反思与改写早期的理论解释。Ｂｌａｎｃｈａｒｄ ａｎｄ Ｓｈｌｅｉｆｅｒ（２００１）比较了中国和俄罗斯的经济增长情况，指出中央政府是否拥有地方官员的任命权是导致二者经济增长绩效差异的原因。自此，从政府官员晋升激励的角度研究中国政府治理的文献大量涌现（Ｂｏ，１９９６，２００２；Ｗｈｉｔｉｎｇ，２００１；周黎安，２００４，２００７）。这种理论认为，官员作为具有行政级别的“政治人”，尤其是在中国的“官场”情况下，追求职务晋升是其最终目的，而中央政府力主发展经济的政策，这种晋升激励促使地方政府大力发展经济。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实证研究了改革开放以来地方经济绩效与省级官员晋升的关系，发现省级官员的晋升概率确实与任期内省份的ＧＤＰ增长率显著正相关，且任期内ＧＤＰ增长率的年度平均值比ＧＤＰ增长率的年度值影响更大。之后很多学者都发现了经济增长率与省级官员晋升相关的实证证据（Ｃｈｅｎ ｅｔ ａｌ．，２００５；王贤彬等，２０１１；杜兴强等，２０１２）。然而，陶然等（２０１０）使用与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同样的数据发现，经济绩效与省级官员晋升之间不存在显著关联。此外，Ｏｐｐｅｒ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并没有发现经济绩效与省级官员晋升存在显著关联，但分别发现了网络关系（ｎｅｔｗｏｒｋｓ）、同质性（ｈｏｍｏｐｈｉｌｙ）对省级官员晋升的显著影响。杜兴强等（２０１２）研究了任职地经济增长绩效和个人政治经历对省级官员晋升的影响，发现省级官员任职期间的经济增长绩效与其个人历练指数（跨省、中央、企业、边疆工作经历）对省级官员晋升均存在显著正向影响。Ｊｉａ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５）则发现经济绩效本身并不显著影响省级官员晋升，但经济绩效与关系（ｃｏｎｎｅｃｔｉｏｎｓ）之间存在互补关系，交互项正向影响省级官员晋升。这一系列研究表明，省级官员晋升机制具有复杂性，尽管经济绩效被认为是最可能影响地方官员晋升的客观因素，其影响程度及其作用机制也并非一目了然。

同时，学者们从省级官员的个人特征以及政治经历出发，研究其对地区经济增长的影响。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徐现祥等（２００７）发现官员异地交流对流入地经济增长存在显著正向影响。张军和高远（２００７）、王贤彬和徐现祥（２００８）发现了经济增长在官员任期内呈倒Ｕ型。张尔升（２０１０）发现省级官员的企业背景经历对于推进地方产业发展起到了明显的推动作用。王贤彬等（２００９）发现省级官员变更对地方经济增长产生了短期的负面影响，而这主要缘于政治不确定性。后续的研究更进一步地考察了地方官员特征及其变更等事件对微观企业行为的影响。徐业坤等（２０１３）发现市委书记变更显著降低了民营企业的投资支出水平。曹春芳（２０１３）则发现省委书记的变更对地方国有企业干预减少，致使其投资水平显著下降。实际上，这些研究表面是发现了地方官员对地方经济增长及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而实质上是反映了各种官员治理与激励机制对地方经济增长及企业决策行为的重要影响。

此外，很多学者注意到，财政分权与政治集权促进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也给社会带来了巨大的成本。沈立人和戴园晨（１９９０）、周黎安（２００４）指出这种体制导致了“以邻为壑”的恶性竞争以及重复建设问题。王永钦等（２００７）认为分权治理模式带来了城乡与区域间收入差异的扩大、地区之间的市场分割以及公共事业的不平等等问题。大量的研究（平新乔和白洁，２００６；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傅勇，２００８，２０１０）指出，分权治理模式导致政府财政支出更偏好于能较快显现成效的“硬”公共物品，主要是交通、能源、通讯等基础设施，而忽视了难以短期见效但更加切合民众利益的“软”公共物品，主要包括教育、医疗、环境、安全等。这些方面的问题既然是制度性因素所引起，那么也就无法排除身在其中起到巨大作用的地方官员的影响。聂辉华等（聂辉华和李金波，２００６；聂辉华和蒋敏杰，２０１１）同时注意到了高经济增长与高事故并存的事实，提出了“政企合谋”逻辑。具体地，由于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之间存在信息不对称，在以ＧＤＰ为考核标准的压力下，有些地方政府可能会允许辖区内的企业选择不安全、不环保、短视的低成本方式来实现经济的高增长，从而出现高增长和高事故并存的现象。

综上所述，已有研究较为充分地讨论了地方官员与经济增长及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但是，除了聂辉华和蒋敏杰（２０１１）外，很少有学者基于官员晋升的角度，采用官员数据探讨环境、安全、煤矿事故这些关乎社会和谐状况事件的发生机制问题。虽然中央重视社会和谐，但频发的环境事故、煤矿事故等预示着地方政府可能存在忽视行为。对于省级地方官员的政治升迁，这些社会和谐因素究竟发挥了怎样的作用？地方政府官员又如何影响本地各类事故的发生？本文对此加以实证研究。

1.2 理论假说

在多任务委托代理模式下，代理人对各种任务的相对重视程度，取决于委托人对各类任务的考核权重。委托人对代理人的考核如果只看重可度量的指标或者赋予某些指标的权重很大，则会导致代理人努力方向扭曲，忽视其他指标，从而不利于整体的协调发展（Ｈｏｌｍｓｔｒｏｍ ａｎｄ Ｍｉｌｇｒｏｍ，１９９１）。然而，一种激励手段要发挥强激励的作用，要求绩效考核标准清晰可度量。在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及官员的委托代理框架中，经济绩效是各级政府众多工作任务里面最易观测和测量的。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周黎安（２００７）等基于中国经济长期高速增长与地方政府积极干预的典型事实，提出了晋升锦标赛理论，认为经济绩效在官员政绩考核中是重要的。罗党论等（２０１５）从政权合法性和政权权威的视角重新阐释官员晋升与经济增长业绩间的关联性，将其更多地视为官员选拔合法性的体现。

在政治集权和财政分权的基本体制下，地方政府和官员纷纷致力于发展本地经济，增加地方财政收入，并力争获得政治晋升。这种为增长而竞争的发展模式同样也带来了重复建设、市场分割、城乡收入差距的不断扩大等巨大的成本（周黎安，２００４；王永钦等，２００７）。政府作为一个公共服务机构，其目标任务大多不可或者难以度量。正如政府和居民之间是一种不完全契约关系一样，上级政府和下级政府及官员之间也是一种不完全的契约关系，上级提出的目标和下级承担的任务很多是默会信息，并且具有情景依赖和动态变化特征。一旦经济绩效被认为是中央的重要目标，这就成为针对地方官员的强激励，一些难以度量、无法短时间显现政绩，但显然关乎民众福利的目标就不可避免地被地方官员所忽视（张军等，２００７；傅勇和张晏，２００７；傅勇，２０１０）。为了促进经济增长和增加财政收入，地方官员甚至存在降低生产安全、环境保护标准以减少企业生产成本的动机（聂辉华和李金波，２００６；聂辉华和蒋敏杰，２０１１；Ｊｉａ，２０１４；于文超和何勤英，２０１３；Ｆｉｓｍａｎ ａｎｄ Ｗａｎｇ，２０１５）。^①（①于文超和何勤英（２０１３）利用１９９２—２００６年间省级层面的数据为研究样本，发现地区经济增长绩效与环境污染事故发生次数之间存在显著的负向关系。他们对此的解释是当地区经济增长绩效较低时，官员的经济绩效压力与诉求较大，从而会导致环境污染加剧。）这种为增长而竞争发展模式的弊端愈加明显，并且其造成的社会成本也越来越大。

上述文献发现了经济绩效是地方官员晋升的重要影响因素，并且从多方面考察了地方政府和官员在经济发展和其他社会任务上的偏向性策略行为。但是，各类社会因素和任务绩效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晋升，仍然没有充分研究。孙伟增等（２０１４）使用８６个重点城市的数据，发现环境质量与能源利用效率改善对地方官员的晋升存在一定的正向作用。Ｗｕ ｅｔ ａｌ．（２０１３）则发现，城市环境设施投资并不会增加地方官员的晋升概率，地方官员没有激励进行环境设施投资。这些研究的发现并没有达成一致，并且其所采用的样本集中在部分城市，指标仅仅集中在环境保护方面，并未提供一个相对完整的社会因素工作任务如何影响地方官员晋升的答案。

中央政府关注其执政稳固性与合法性，并通过改革、发展、稳定三者来实现。正确处理好改革、发展、稳定三者的关系，是邓小平治国思想的重要内容。发展是目的，是硬道理；改革是动力；稳定是前提，是发展和改革必备的政治社会条件。党的十五大报告指出：“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通过官方文件可知，稳定具有压倒式重要性。但是，稳定不是孤立实现的。在一般情况下，稳定恰恰是通过发展与改革得以实现的。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长期处于人均收入水平较低的阶段，提高生活水平是最为迫切的需求与任务。在人们生活水平较低的情况下，即使付出一些代价比如承受环境污染，促进经济快速增长的政策也会受到民众欢迎。只要经济增长的成果能够为大部分民众所分享，即使伴有环境污染、分配不均等，也会实现社会和谐。

随着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物质财富快速积累，人民收入水平不断提高。与此同时，民众对于生活品质的重视与日俱增，并且需求更加多元化，这些需求更多需要政府通过有效的公共服务供给实现。但现实中，我们却看到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安全事故不断发生、教育医疗资源供给持续不足等社会问题。这些需求很大程度上需要各级地方政府通过公共服务政策与行动予以满足。这反映出，现有政府的政策供给与民众实际需求之间存在一定差距。这不仅是各级地方政府的公共政策存在不足与缺位问题，也间接反映出中央政府的指挥棒和监督器存在扭曲与缺失。但是，给定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委托—代理框架，这未必不是地方政府及官员理性选择与行动的结果。

中央政府通过发展经济提升执政稳定性，地方政府为中央提供地方经济增长恰好契合中央政府需求。此时，出现零散的社会安全事件，一定程度的公共品供给不足，不会引发突出的社会和谐问题。在经济增长需要强激励的情况下，对于地方政府官员的考察和任命，中央政府不会给予一般性的社会安全事故等突出的考核权重。但是，社会和谐又是压倒性的，中央政府会对那些具有较高显示度和社会影响力的社会安全和稳定事件予以重点关注。在其对地方政府官员考核过程中，这些社会安全维度会进入中央的标准范畴，以约束地方政府官员的决策行为。换而言之，中央政府作为民众利益的代理人为了增强执政基础，会对民众的重大需求有所回应。各类事故是社会和谐的重要反映，故我们使用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作为社会和谐因素的代理变量。在这三类事故中，除了一般性安全事故，环境事故和煤矿事故具有更大的显示度和社会影响力，从而更加可能进入中央政府的关注范畴，从而成为影响地方官员政治前景的潜在因素。综上所述，我们提出以下假说：

假说：在其他条件不变的情况下，一般性的安全事故不会显著影响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则显著地不利于地方政府官员的晋升。

2 数据与模型

2.1 数据 

我们手工搜集了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３１个省、区、市省委书记与省长（或市长、主席，下同）的职位变动数据。资料源于人民网、新华网的党政领导干部简历，《中华人民共和国职官志》（２００３）以及百度百科等。经济指标数据源于历年《中国统计年鉴》《中国财政年鉴》以及《新中国６０年统计资料汇编》。环境事故数据源于《中国环境年鉴》，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数据源于《中国安全生产年鉴》。人口数据、资本形成率数据源于“中国经济与社会发展统计数据库”。

１９９２—２０１２年间，只要在省一级政府担任过省委书记或省长的官员便被包括在我们的官员样本中。在剔除了任期短于１年的官员样本后，总共存在３２３名官员（省长１６５名，省委书记１５８名），构成了１４８３条“官员—年度”样本。^①（①我们还剔除了因犯罪被免职、立案调查、撤销职务、判刑、病逝、车祸死亡、逃亡等异常因素而结束任期的官员样本。）

2.2 模型与变量定义

因为我们旨在考察社会和谐因素如何影响官员的职业生涯变动，因此我们采用标准的离散选择模型，具体采用ｏｒｄｅｒｅｄ ｐｒｏｂｉｔ模型予以实证^②（②我们遵循Ｌｉ ａｎｄ Ｚｈｏｕ（２００５）、陶然等（２０１０）的计量模型设计，并在稳健性检验中同时提供了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的回归结果。 ）：

这一模型的变量定义如下：

１）被解释变量Ｐ_ｓｉｔ为省级官员晋升、平级调动、降职或退休的虚拟变量。若ｓ省第ｉ个官员在ｔ年晋升，Ｐ_ｓｉｔ＝１；若省级官员平级调动，Ｐ_ｓｉｔ＝０；若省级官员降级或退休，Ｐ_ｓｉｔ＝－１。本文对省级官员晋升、平级调动、降职或退休的判别规则如下：

（１）省委书记。若省委书记调任政治局委员（包括常委）、副总理、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全国政协副主席、国务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直辖市市长、直辖市市委书记等职视为晋升，Ｐ_ｓｉｔ取值为１。若省委书记调任其他省份省委书记、中央各部（委、办，下同）部长正职视为平级调动，Ｐ_ｓｉｔ取值为０。其他情况视为降职或退休，Ｐ_ｓｉｔ取值为－１。

（２）省长。若省长调任省委书记、中央各部部长正职或满足上述省委书记晋升条件之一，视为晋升，Ｐ_ｓｉｔ取值为１。若省长调任其他省份省长、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省政协主席以及中央各部副职视为平级调动，Ｐ_ｓｉｔ取值为０。其他情况视为降职或退休，Ｐ_ｓｉｔ取值为－１。^③（③对于省长的职位变动，我们也采用了其他设定。例如，若省长调任省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省政协主席以及中央各部副职，视为降级或退居二线，基本回归结果基本一致。）

２）ｇｄｐｒａｔｅ_{ｓｉ，ｔ－１}（实证结果中简写为平均经济增速或２ｇｄｐｒａｔｅ_ｔ－１）是经济增长绩效的代理变量，采用ＧＤＰ指数，本文对其进行了２年移动平均处理，并使用其一期滞后值作为解释变量。^④（④此外，我们还分别使用了年度ＧＤＰ增长率及其２、３、４年移动平均值以及滞后一年ＧＤＰ增长率的３、４年移动平均值。发现前者对省级官员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后者只在２、３年移动平均值下存在显著影响，我们选取２年移动平均值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使用３年移动平均值结果类似。）

３）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_ｓｉ，ｔ是社会和谐代理变量。该变量包括各省每年环境事故（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下同）发生起数（ｅｎｖｉｒｏｎ）、安全事故死亡人数（ｄｅａｔｈ）、煤矿事故死亡人数（ｃｏａｌｄｅａｔｈ）。本文对这些解释变量进行５年移动平均处理。^①（①５年移动平均使用任期内移动平均，任期第１年值不进行处理，第２年值使用前２年的平均值，第３年值使用前３年平均值，……，第６年值使用第２至６年的平均值，依此类推。）环境事故包括水污染、大气污染、固体废物污染、噪声与振动危害以及其他事故，数据的时间区间为１９９１—２００８年。^②（②环境污染与破坏事故指标从１９９１年开始才有统一的统计指标，在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子指标解释有所变化，但总指标解释并未发生变化，数据也没有发生跳跃，故我们保留了２００７、２００８年的数据，如果只采用到２００６年的数据，基本回归结果类似。但从２００９年开始指标名称变为突发环境事件，指标构成也发生了变化，增加了海洋污染、生态破坏、核与辐射，所以我们的数据截止到２００８年。）安全事故包括生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交通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煤矿事故属于安全事故的一个重要类别。由于有些省不产煤或产煤很少，便没有煤矿事故。^③（③天津、上海、浙江、广东、海南没有煤矿事故数据，而北京、江苏、西藏煤矿事故数据很少。）由于数据限制，安全事故与煤矿事故只覆盖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的时间区间。

４）Ｘ包括一系列反映官员和省区特征的变量，包括年龄（ａｇｅ）、年龄的平方（ａｇｅｓｑ）、任期（ｔｅｎｕｒｅ）、教育程度（ｅｄｕ）、出生地（ｂｉｒｔｈ）、是否拥有跨省工作经历（ｉｎｔｅｒｐｒｏｖ）、是否拥有中央工作经历（ｃｅｎｔｒａｌ）、滞后一年的实际ＧＤＰ对数值（ｌｏｇｇｄｐｔ_－１）、滞后一年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对数值（ｌｏｇｐｃｇｄｐｔ_－１）。官员的教育程度（ｅｄｕ）是指标变量，大专以下学历取值为１，大专学历取值为２，本科学历取值为３，研究生学历取值为４。官员出生地（ｂｉｒｔｈ）是虚拟变量，任职省份为官员出生地赋值为１，否则为０。对于省级官员上任、离任与任职时间的定义，我们遵循王贤彬和徐现祥（２００８）的做法。如果官员在某年的７月１日之前上任，则把当年作为这一官员任期的开始年份，如果在７月１日之后上任，把下一年作为官员任期的开始年份；官员若在某年７月１日之前离职，则认为该官员任期结束于上一年，若于７月１日之后离职，则把当年作为官员任期的结束年份。

５）λ_ｓ为省份固定效应，γ_ｔ为时间固定效应，ε_ｓｉｔ为随机干扰项。

2.3 描述性统计

表１是样本变量描述，其中前６个变量是按省级官员截面数据统计得出，余下变量是按“省级官员—年度”面板数据统计得出。

基于表１我们可知，省级官员离任时年龄在４６～７０岁之间，年龄跨度很大。任期时间跨度１～１５年，平均任期４．５９４年，省级官员任期普遍短于５年的正常任期，有些任期甚至只有一年。跨省工作经历变量均值为０．６０７，说明一半以上的省级官员都有过跨省工作经历。滞后一期的ＧＤＰ指数的２年移动平均值差异极大，从１００．５变动到１４１．５，说明各地区之间经济增长很不平衡。

表２按照官员晋升与否，对三类事故进行了均值对比。可以发现，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在晋升官员与非晋升官员两组之间存在统计上的显著差异。平均而言，晋升官员组的环境和煤矿事故数量显著低于非晋升官员组。在安全事故上，两组官员并未表现出显著差异。^①（①此外，我们还把官员降级、退休（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１）分为一组，晋升和平级调动（ｐｒｏｍｏｔｉｏｎ＝１或０）分为另一组，进行同样分析，结果类似。）１９９３—２０１３年间，全国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只占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的５％。这预示着可能存在基于环境、煤矿事故的晋升考核。后文我们将采用更加严谨的实证模型对此发现进行严谨验证。

3 实证分析

3.1 经济绩效与省级官员晋升 

在进行各类事故对官员晋升的影响的实证分析之前，我们首先按照已有文献的基本设定，考察模型的合理性。我们主要考察经济增长绩效、官员背景与省区特征这些基本因素的作用。表３报告了相应的实证结果。我们使用各省滞后１年的ＧＤＰ指数的２年移动平均值（平均经济增速）作为官员的经济绩效。在所有回归结果中，我们都控制了省份、年份固定效应并且标准误聚类在省。

第（１）列展示了全样本结果，经济增长的系数在５％统计水平显著。^①（①我们也在第（１）列的基础上，加入财政收入作为解释变量，但其回归系数统计意义上不显著。财政收入使用的是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为本级收入，不包括国内外债务收入。数据来自国家统计局国家数据网站。）第（２）、（３）列给出了不同时间段的回归结果，其中经济增长的系数在２００２年之后不再显著，而在２００２年之前非常显著，而且显著性水平变为１％。^②（②我们选择２００２年作为分隔点基于如下两点：首先，由于我们的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数据时间跨度为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以和此时间跨度相匹配；其次２００２年政府换届，新一届政府更加强调科学发展，致力于转变粗放型发展方式为集约型，这可能会对省级官员晋升产生影响，为此我们进行了区别。）第（４）、（５）列的省长、省委书记的分样本回归中，经济增长的系数在省长子样本中在５％的水平显著，而在省委书记子样本中并不显著。

综合来看，经济增长绩效对于省级官员的晋升是有正面影响的，但这种影响存在着显著的异质性，这些异质性既存在于官员类型维度，也存在于时间维度，这可能是已有众多官员晋升研究存在争议的一个原因。

3.2 社会和谐与省级官员晋升

我们正式考察社会和谐因素对省级官员晋升的影响，表４Ａ报告了全样本的回归结果。第（１）～（３）列分别将环境事故、安全事故和煤矿事故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第（４）列将三者同时作为解释变量进行回归，第（５）列采用主成分方法对三者进行降维处理，然后予以回归。可以发现，在全样本中，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的回归系数无一显著。这表明，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对省级官员晋升都不存在显著影响。^③（③在第（１）列中，经济增长绩效的回归系数显著为正，而在第（２）～（５）列中，其系数不显著。这和表３中的结果一致，因为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的数据区间是２００２—２０１３年，表３显示２００２年之后的样本中经济增长绩效的系数不再显著。）这一结果是符合直观与逻辑的。首先，这一发现与中国过去各类安全事故频发的背景相吻合；同时，学界现有文献倾向于认为中国地方官员在中央激励下主要致力于推动地方经济增长，对安全事故的防御与控制相对不力。

一般来说，省长、省委书记的任务属性有所不同，省委书记所承担的政治责任更大，社会和谐因素可能对省委书记的影响更大。所以，我们在表４Ｂ中列出了省长与省委书记子样本回归结果。省长子样本的回归结果与全样本下的回归结果类似，社会和谐因素对于省长的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省委书记子样本的回归结果显示，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于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显著性水平都为１％，而安全事故不存在显著影响。这一回归结果是符合直观的。安全事故包括了生产安全事故、火灾事故、交通安全事故、煤矿事故，范围很广，很多类型的安全事故的社会影响较弱，其发生对于省委书记的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然而，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属于社会影响较大的事件，会给中央政府带来较大的舆论压力，从而一定程度上会影响事件发生省区省委书记的职业发展前景。具体来看，环境事故的系数为-０．２０６，即环境事故每增加一起，会使得省委书记的晋升概率降低１．６５个百分点；煤矿事故的系数为－０．７３６，即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每增加１人，会使得省委书记的晋升概率降低６．５６个百分点。这表明，相对于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于省委书记的晋升影响更大。这也与煤矿事故的重大社会影响力有关。

煤矿事故分地区回归见表４Ｃ，可以发现煤矿事故对省级官员晋升的负向显著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①（①在分地区回归中，我们并没有发现环境事故、安全事故对于省级官员晋升的显著负向影响，所以并未在表中列出。）第（１）列是全样本回归，解释变量是煤矿事故与三大区域虚拟变量的交乘项。第（２）、（３）、（４）列分别展示了东中西子样本回归结果。结果显示，煤矿事故仅在西部省区显著降低了省级官员的晋升可能。自新中国成立以来，西部原煤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增加，１９４９年占比为１２．６７％，１９９０年占比２５．２％，增速比较缓慢。在２０００年之后比重上升更加明显，２０００年占比为２９．５２％，而到２０１３年时占比达到了５５．９４％。与此相对，２０００年之后中、东部地区原煤产量占全国比重逐年下降，东、中部占比分别由２０００年的２２．０４％、４８．４４％下降到２０１３年的８．０２％、３６．０４％。^①（①数据来自于《中国煤炭工业年鉴１９４９—２００９》和《中国能源统计年鉴》，经作者计算得出。）这种动态变化契合了我们的回归结果。２００２年以来，西部地区在原煤产量增长的同时，也受到中央更加严格的安全考核，以防发生重大煤矿安全事故影响社会安定。

综上所述，我们并未在全样本下发现社会和谐因素影响省级官员晋升的证据。但在省委书记子样本中发现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产生了显著负向影响，在西部地区子样本中发现煤矿事故对省级官员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我们的发现支持了我们提出的假设，社会和谐因素对于省级官员的政治前途影响有限，这和现实生活中严重的环境污染、频发的生产安全事故等现象相吻合。

3.3 内生性问题

上述结果可能面临着内生性问题的威胁。ＧＤＰ增长率对省级官员的晋升存在正向影响，也许是因为上级部门把该官员任命到ＧＤＰ增长较快的地区任职，从而为之后的晋升打下基础。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等解释变量也可能面临相似的内生性问题。如果出现内生性问题，那么我们得出的结果就是有偏的。

为了检验我们的主要解释变量是否受到内生性问题的干扰，我们把各省晋升官员的前一任官员任期赋值为１，其他情况赋值为０。以此对两组的ＧＤＰ增长率、环境事故发生数、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煤矿事故死亡人数进行统计分析。

回归结果见表５。虽然在全样本中晋升官员的前一任官员任期内ＧＤＰ增长速度较快，但这主要是由于省委书记子样本造成的，省长子样本情况正好相反。而前面我们也发现ＧＤＰ增长率只对省长的晋升有正向影响。在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情况下，晋升官员的前一任官员任期内的事故发生数或死亡人数并不严格少，甚至出现了严格多的情况。这一定程度上说明我们的计量模型设置所面临的内生性问题并不严重，基本回归结果具有可信性。

在表２中我们发现晋升官员相对于非晋升官员，其任期内的环境事故发生数和煤矿事故死亡人数显著减少。表５说明相较于非晋升官员，晋升官员的前一任官员任期内环境事故发生数并不严格少（省委书记子样本下严格多），煤矿事故死亡人数严格多。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晋升官员在晋升之前确实在减少环境事故和煤矿事故方面作出了努力，这也对其晋升产生了积极影响。

4 稳健性检验

为验证我们的基本回归结果并非偶然因素造成，我们通过改变数据处理方式、变换计量模型、改变省级官员晋升规则、去掉样本中４个直辖市以及５个自治区等方法加以检验，结果见表６。

我们对事故数据进行３年移动平均处理或者使用ｏｒｄｅｒｅｄ ｌｏｇｉｔ模型进行回归，结果都类似。我们变换了省级官员晋升规则，采用陶然等（２０１０）的晋升标准，^①（①陶然等的晋升规则与我们的晋升规则主要区别在于：其他省份省长、省委书记分别调任直辖市市长、市委书记视为平级调动；省长调任国家计委与国家经贸委副职视为晋升；省长调任省人大常委会主任、省政协主席视为降职。详见陶然等（２０１０）。）依然发现煤矿事故对于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

由于直辖市的政治地位比较特殊，中央很多领导人都是从直辖市升任的，这种特殊的晋升关系可能对结果有影响。民族自治区可能对于社会和谐因素的重视程度要高于其他省份，尤其是在西藏和新疆，其社会和谐目标很重要。一种可能是，我们的回归结果是由这些少数样本所驱动的。我们分别剔除直辖市、自治区样本，重新进行回归。^②（②把直辖市和自治区样本全部去掉，回归结果类似于只去掉自治区的情况。）

在去除４个直辖市样本之后，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晋升的显著负向影响仍然存在。在去除５个自治区样本后，环境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此时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由于自治区原煤产量占了整个西部地区原煤产量的一半，在２０１３年自治区原煤产量１３．４５亿吨，占到了全国原煤产量的３３．８％。^③（③数据来自于全国少数民族和民族自治地方国民经济社会发展统计公报以及国家统计局网站，并经过作者计算得出。）表４Ｃ已经显示，煤矿事故对于省级官员晋生的不利影响只存在于西部，而去除自治区这些西部产煤地区的重要组成部分，可能导致了我们的回归结果不再显著。总之，剔除自治区的稳健性检验结果，表明中央更加重视特定地区的社会和谐工作。

此外，我们还对环境事故发生数，安全、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分别进行各省总人口平均，各省实际ＧＤＰ平均以及取它们的滞后一年值，结果皆类似，未列出。

总体而言，稳健性检验结果与最初发现基本一致，本文逻辑经受住了检验，说明结果不是由于计量模型以及省级官员晋升规则设定等偶然与主观的因素造成的。这三类事故对省级官员总体的晋升并不存在显著影响，但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一些负向影响。

5 社会和谐与省级官员激励

我们在前面发现，社会和谐因素对于省级官员晋升的影响有限，只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影响，ＧＤＰ增长率只对省长的晋升存在正向影响，而对省委书记的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晋升标准的差异会反映在官员的执政行为之中。那么，关心ＧＤＰ增长的省长是否会同时关注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受社会和谐因素影响的省委书记是否采取了措施减少事故？我们分别加以检验。

5.1 社会和谐与省长激励

我们遵循Ｍａｎｋｉｗ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中对于索洛模型的实证检验方法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其中，ｇｒｏｗｔｈ是人均实际ＧＤＰ增长率；ｓｔａｂｉｌｉｔｙ是社会和谐因素，包括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ｓ是储蓄率，我们使用资本形成率进行替代；ｎ是１５～６４岁人口增长率；ｇ是技术进步率，δ是资本折旧率，定义ｇ＋δ＝０．０５；^①（①参考Ｍａｎｋｉｗ ｅｔ ａｌ．（１９９２）定义ｇ＋δ＝０．０５，有些武断，但即使定义ｇ＋δ＝０．１，回归结果类似。）ｙ_{ｓｉ，ｔ－１}是滞后一年的人均实际ＧＤＰ对数值；λ_ｓ是省份固定效应，γ_ｔ是年份固定效应，π_ｓｉｔ是随机干扰项。

表７显示，全样本下，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安全事故单独来看对ＧＤＰ增长率都不存在显著影响，把三者同时放入回归方程，也可以发现系数都不显著。^②（②此外，使用环境事故起数、安全事故死亡人数、煤矿事故死亡人数的２、３、４年移动平均值，结果类似。使用环境事故、安全事故、煤矿事故滞后一年的数据进行回归，结果也都不显著。）这说明了，这些事故与ＧＤＰ增长之间并不存在显著的互补或者替代关系。既然省长的晋升一定程度上受到经济绩效的影响，那么省长必然将有限的精力和经验放到发展经济方面，而有意或者无意地忽略对这些社会安全事故的防御和监控。

5.2 社会和谐与省委书记激励

本文已经发现，一般的安全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不存在显著影响，而环境、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晋升存在不利影响。面对晋升压力，省委书记可能会采取措施减少环境事故、煤矿事故，而对于其他的安全事故可能不会太过在意。我们通过对比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环境事故发生数增长率、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三者的动态差异，来考察这一推测是否成立。图３给出了全国环境事故发生起数增长率，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走势图。

图３显示，在２００３年之后，煤矿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基本上低于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同时，表８第（１）列显示，在此期间（２００３—２０１３年）煤矿事故的发生显著不利于省委书记晋升。从图３中也可以看出，在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期间（阴影区域），环境事故发生起数增长率也基本低于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同时，表８第（４）列显示，此期间（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环境事故也显著不利于省委书记晋升。表８第（２）列显示的是１９９１—２００７年期间环境事故对省委书记晋升的影响。对比第（２）列和第（４）列的结果可知，２００１—２００７年期间，环境事故发生对省委书记晋升的负面影响要严重得多。图３和表８的回归结果是对应的，在环境事故或者煤矿事故显著不利于省委书记晋升的时期，这些事故的增速显著降低。^①（①当然，安全、煤矿事故的走势和我国安全管理体制的变革紧密相关。在２０００年１月，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成立，安全管理和安全监察分开，建立了垂直的煤矿安全监察体制。但是，煤矿安全监察局在地方的分支机构实际上仍受到地方政府的控制。这反映在图３，２０００年煤矿死亡人数虽有所减少，但之后又回升。２００１年２月经国务院批准组建了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与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一个机构两块牌子。图３中２００１年开始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开始逐渐降低。２００３年，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改为国务院直属机构，这标志着安全生产监督、煤矿安全监察脱离了地方政府的控制，煤矿安全指标才开始对省委书记起到实际约束作用。图３显示，煤矿、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从２００３年一直为负。２００５年，成立了正部级的国务院直属机构——国家安全生产监督管理总局（国家安监总局），而国家煤矿安全监察局成为由国家安监总局实行部门管理的国家局，对于安全、煤矿事故的监管继续加强。）

从图３中可以看出，２００１年之前环境事故发生起数增长率波动幅度大，且并不一直低于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２００８年之后，环境事故发生起数增长率也明显高于安全事故死亡人数增长率。按以上逻辑推理，２００１年之前以及２００８年之后，环境事故对于省委书记晋升应该没有显著的不利影响，从而使环境事故发生数增长率过高。我们使用回归加以验证，回归结果见表８第（３）、（５）列。此时，环境事故的系数都不显著，从而支持了我们的推理逻辑。

6 结  论

政府的职责天然地具有多样性，在多任务的委托代理情境下，地方政府致力于经济增长，却忽视了环境保护、安全生产等社会和谐因素。地方政府的忽视行为是中央与地方博弈的结果。本文实证考察了中央在晋升省级官员时是否考虑了上述这些社会和谐因素，并考察了在中央的晋升模式下，地方各类事故的发生具有怎样的政治特征。

本文研究发现，总体而言，社会和谐因素并未显著影响省级官员的政治前景；但是，环境事故、煤矿事故对省委书记的晋升存在显著负向影响。这说明了，中央在考虑这些社会和谐因素时是有选择性的，在自下而上的监督机制缺乏、不健全的情况下，中央只能依据地方显示出来的绩效进行考核，但由于信息不对称，难以被中央捕捉到的因素很可能被忽视掉了。相对来说，环境事故、煤矿事故社会影响力更大，更易被中央政府感知到，从而对省委书记的晋升产生了不利影响。并且，煤矿事故对省级官员晋升的不利影响主要存在于西部地区。这反映出，中央对地方官员的考核是情景依赖与差别对待的。对于特定的事故频发以及社会和谐更加重要的地区，中央更加重视对社会和谐因素的监督与考核。我们尝试考察了这一考核模式下地方官员是否策略性地影响了地方各类事故的发生。间接证据表明，省委书记迫于晋升压力，一定程度上减少了环境事故与煤矿事故的发生。

我们的研究发现有助于理解中国现实。过去３０年，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的是环境污染日益严重、各类安全事故频发。本文发现表明，这些情况某种意义上是出于地方政府对此的忽视。一方面，中央并未突出地将一般性的可测度的事故指标作为考核下级官员政治前途的重要维度。另一方面，对社会和谐的数量化度量存在困难，社会和谐因素可能并没有全面反映在中央政府的晋升考核标准中。这都会导致地方政府努力方向扭曲，只重视ＧＤＰ增长，而忽视环境保护、生产安全等工作任务。此外，即使存在安全事故发生数量这样的测度指标，我们所观察到的数字，也可能存在测量误差，这种测量误差可能是地方政府行动的结果。^①（①一种可能是，实际的事故严重程度要比所观察到的数值高。）这种因素也会对我们的发现造成干扰。当然，如果我们能够基于现有数据获得社会和谐指标影响地方官员晋升的结果，那么这种发现将会更为稳健。随着中国经济进入新常态，经济增速下滑，社会格局转型，国家发展面临的形势更加复杂，需要各级政府更好地协调和平衡经济发展与社会和谐之间的关系。政府体制改革，特别是政府官员治理的优化调整，是一个重要的方向。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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