米兰·昆德拉：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
1935年，即埃德蒙特·胡塞尔去世的前三年，他在维也纳和布拉格作了有关欧洲人性危机的著名讲演。对胡塞尔来说，作为形容词的“欧洲”意味着这样一种精神上的同一性，它延伸到地理学意义上的欧洲之外（如美国），并和古希腊哲学一起降生。
按照他的观点，这种哲学在历史上第一次把世界（作为整体的世界）理解成一个需要解答的问题。它之所以追问世界，并非为了满足这种或那种实际的需要，而是出于“曾经支配过人类的求知欲”。
胡塞尔所说的这种危机对他来说，是如此之深，以致他怀疑欧洲是否还能幸免于难。在他看来，这种危机根植于现代纪元创始之初，根植于伽利略和笛卡尔，根植于欧洲科学的片面本性；这种片面本性把世界简化为技术和数学研究的单纯对象，并把人生的具体世界，即他所谓的“生活世界”（die Lebenswelt）置之度外。
科学的兴起把人推人一条专门化训练的隧道。人越在知识方面有所进展，就越看不清作为一个整体的世界，看不清他自己，于是就进一步陷入胡塞尔的学生海德格尔用优美的、近乎神秘的术语所称的“存在的遗忘”（the forgetting of being）。
人曾经被笛卡尔提升为“自然的主人和所有者”，现在却已变成单纯的物，而为种种（技术的、政治和历史的）力量所忽视、超越和占有。对这些力量来说，人的具体存在，他的“生活世界”，既没有价值也没有趣味：它从一开始就被遮蔽、遗忘了。然而我想，接受这种激烈的观点，只去谴责现代纪元，将会是幼稚的。我宁可说那两个伟大的哲学家揭示了这个时代的模棱两可。这个时代同时具有衰退和进步的趋势，并且像人类所有的时代一样，在其开始就播下了结局的种子。
对我来说，这种模棱两可并没有贬损四百年来的欧洲文化。对此，我有更多的感触，因为我不是个哲学家，而是个小说家。在我看来，现代纪元的奠基者不仅包括笛卡尔，还包括塞万提斯。
也许，上面提到的两位现象学家在对现代纪元下判断时忽视了塞万提斯。我这样说的意思是：如果哲学和科学真的已经忘记了人的存在，那就愈加清楚地暴露出问题的全部所在，即经由塞万提斯，一种伟大的欧洲艺术得以形成；这种艺术不是别的，它正是对被遗忘的存在的探寻。
实际上，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所分析的全部伟大的存在主题——考虑到它们曾经被先前所有的欧洲哲学所忽视——都在这四个世纪（欧洲小说再生的四个世纪）的小说中得到了揭露、展示和澄明。
以自己的方式，通过自身的逻辑，小说一个接一个地发现了存在的各个方面：经由塞万提斯和他的同代人，它深入探求了冒险的天性；经由理查森，它开始省察“内心事件”，以揭示情感的隐秘状态；经由巴尔扎克，它发现了人在历史中的根基；经由福楼拜，它研究了过去未曾探明的日常生活的未知领域；经由托尔斯泰，它全神贯注于人类行为和决定中的非理性的侵入。
它探索时间：普鲁斯特处理了难以捉摸的过去，乔伊斯处理了难以捉摸的现在。而通过托马斯·曼，它又考察了控制我们当下行为的遥远过去的神话规则。等等，等等。
从现代纪元初始，小说就不间断地、忠实地陪伴着人。正是胡塞尔在考虑欧洲精神本质时所讲到的，“求知欲”抓住了小说，并引导它仔细考察人类的具体生活，抵御“存在的遗忘”，将“生活世界”置于不灭的光照之下。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理解并赞同赫尔曼·布罗赫 反复坚持过的观点：小说之“存在”的唯一“理由”，在于发现那些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如果一部小说未能发现任何迄今未知的有关生存的点滴，它就缺乏道义。认识是小说的唯一道义。
我还要补充一点：小说是欧洲的创造；尽管以各式各样的语言写成，它的种种发现却属于整个欧洲。这种发现的序列（而不是被写下的总和）构成了欧洲小说的历史。只有在这样一种超国界的传承关系中，一部作品的价值（亦即其发现的意义）才能被充分看清和理解。当上帝慢慢地离开他的宝座时——在这个宝座上，他曾经安排过大干世界和它的价值秩序，把善与恶分开，并赋予每一事物以意义——堂·吉诃德也动身离家，来到一个他不再能辨认的世界上。
在首席法官缺席的情况下，世界忽然显示出可怕的模棱两可：单一的神圣“真理”被人们分解、分割成无数相对真理。这就化育了现代纪元的世界，以及随之而来的这个世界的想像和模型——小说。
像笛卡尔那样，把“我思”当作万物的基础，并由此而独自面对世界，这样一种姿态被黑格尔正确地称为英雄的姿态。
像塞万提斯那样，把世界当作模棱两可的东西，被迫不是面对单一的绝对真理，而是面对种种相互矛盾的真理混乱状态（体现于“想像的自我”中的真理称为性格），并且被迫保有作为个人之唯一确定性的“不确定的智慧”，这需要同样的勇气。
塞万提斯的伟大小说意味着什么呢？他笔下的许多东西都引起了争论。一些人在其中看到了对堂·吉诃德那种雾蒙蒙的理想主义的理性批判；另一些人又将其视为这种理想主义的庆典。这两种解释都是错误的，因为它们都是依据一种道德的而非探究的立场来发掘小说的内核。
人们向往一个善恶分明的世界，因为在理解之前，他有一种天生的、抑制不住的判断要求。宗教和意识形态即建立在这种要求之上。它们只要能把小说的相对和模棱两可的语言译成它们自己的绝对肯定和武断的论述，便能对付得了小说。
它们需要某些人是正确的：要么安娜·卡列尼娜是一个头脑狭隘的暴君的牺牲品，要么卡列宁是一个不道德的女人的牺牲品；要么K 是被不公正的法庭碾碎的一个无辜的男人，要么法庭代表了神圣的正义而K是有罪的。
这种“非此即彼”的公式包藏着一种忍受人间事理之基本相对性的无能，一种直面首席法官缺席的无能。这种无能使得小说的智慧（不确定的智慧）很难被接受和理解。堂·吉诃德起身进人一个在他面前广阔敞开的世界。他可以自由地外出，也可以在他高兴时回家。早期的欧洲小说都是写穿越世界的旅行，而这个世界看上去无边无际。
一打开《宿命论者雅克》 ，就碰上两个半路上的主人公；我们不知道他们来自何方，去往哪里。他们生存于一种没有始终的时间和没有边界的空间之中，介身于一个前程未可限量的欧洲之中。
在狄德罗身后半个世纪，在巴尔扎克笔下，这条遥远的地平线已经像一片风景一样消失了。它消失在那些现代组织和社会制度（警察、法律、金钱和犯罪的世界、军队、国家）背后。
在巴尔扎克的世界里，时间不再像在塞万提斯和狄德罗的作品中那般优哉游哉。它已经动身乘上了被称为历史的火车。这列火车坐上容易，下来就难了。不过，这还不是很可怕，它甚至还有它本身的吸引力；它允诺每一位乘客以历险，以及与历险相连的名声和运气。
再往后，对爱玛·包法利 来说，这条地平线缩成了一点，看上去像是道屏障，历险是那屏障之外的事，从而渴求变得不堪忍受。
在平凡的单调中，梦和白日梦呈现出重要性。外部世界失去的无限性被灵魂的无限性取代。个人之无可替代的唯一性的巨大幻觉——欧洲最精妙的幻觉之一——绽开了花朵。
但是，当历史（或它的存留物：某种全能社会的超人类力量）控制住人的时候，灵魂的无限之梦就失去了它的魔力。历史不再允诺他成名或走运；它只给他一份土地测量员的工作。
在法庭或城堡面前，K能干什么呢？不多了。他不能至少像爱玛·包法利那样经常做梦吗？是的，不能，环境的陷阱太可怕了，它像一只真空吸尘器那样抽取着他的全部思想和感情：他能想到的一切只是他的审判，他的测量工作。灵魂的无限性——如果它曾经存在过的话——变成了一种几近无用的附属物。小说的历程与现代的历史纪元相平行。当我回顾它时，它看起来令人惊异地短促和有限。难道不是堂·吉诃德本人，在经历了为时三百年的旅行之后，又乔装成一个土地测量员，回到了那个村庄吗？从前他曾出门寻求自己所选择的历险，可现在，在城堡脚下的那个村庄里，他却一无选择。
历险欺骗了他：就连跟当局的几句鸡毛蒜皮的口角，都比其档案中的某次错误还严重。那么，经过了三个世纪，关于历险——这个小说的最初主题——发生了什么问题？难道它已变成了它自身的滑稽模仿吗？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小说的历程要在某种悖谬中终结吗？
是的，看来确乎如此。而且这绝不是独一无二的悖谬。《好兵帅克》也许是最后一部伟大的通俗小说。这部喜剧小说同时也是一部战争小说，其情节在军队和前线展开，这一点难道不令人惊奇么？如果连战争及其恐怖都成了可笑的事，那么其中发生了什么呢？
在荷马和托尔斯泰那里，战争有一种可以充分理解的意义：人们为海伦或是为俄国而战。帅克和他的伙伴去前线时却不知道为了什么，甚至连什么是震惊也不知道，而且也不想知道。
那么，如果不是为了海伦或国家，什么是战争的动力呢？是纯粹暴力决意要维护作为暴力的自身吗？是海德格尔后来写到的“为了意志的意志”吗？然而，那不正是有史以来一直隐藏在所有战争背后的吗？
是的，当然是这样。但是这次，在哈谢克的笔下，它被剥夺了所有理性的口实。再没有人相信宣传机构的胡说八道，就连那些制造它的人也不信。暴力在这里是赤裸裸的，正像在卡夫卡的小说中一样。
其实，法庭处死K并没有什么收益，城堡折磨土地测量员也得不到什么。为什么过去的德国人、今天的俄国人想统治世界？是想更富裕些？抑或更幸福些？根本不是。暴力的侵略是彻头彻尾的无利益、无动机；它只遵从它自己的意志行事；这是彻头彻尾的非理性。
卡夫卡和哈谢克就这样把我们带到一个巨大的悖谬面前：在现代纪元的进程中，笛卡尔的理性逐一销蚀了从中世纪继承下来的全部价值。但是，正当理性赢得决定性的胜利之时，纯粹的非理性（暴力意志是它的唯一意志）却占领了世界舞台，因为不再有任何被普遍接受的价值体系挡它的道碍手碍脚了。
在赫尔曼·布罗赫的《梦游者》中得到了巧妙阐明的这种悖谬，是那些我喜欢称为“极限”的例子之一。还有另外一些。例如：现代纪元培育了这样一种梦想：被分裂成各种文明的人类，终有一天会在联合体和永久和平中济济一堂。
今天，这个星球的历史终于已经变成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了；但是，正是战争，此起彼伏和无休无止的战争，体现和保证着这种渴望已久的人类联合体。人类联合意味着：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无可逃脱。胡塞尔关于欧洲危机和欧洲人有可能消失的讲演是他的哲学遗嘱。他的那些讲演发表在中欧的两个首都。这种巧合有着深长的意味，因为正是在同一个中欧，西方在现代史上曾头一次得以看到自身的死亡，或者讲得更精确些，是其一部分的被肢解，那是在华沙、布达佩斯和布拉格被俄帝国吞并的时候。
这场灾难是由第一次世界大战造成的。由哈布斯堡帝国发动的这场战争导致了该帝国的灭亡，并使衰弱的欧洲永远失去了平衡。
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的和平时期——那时人们只是与自己灵魂中的怪物搏斗——已成为过去。在卡夫卡、哈谢克、穆西尔和布罗赫的小说中，这个怪物来自身外，被称为历史。
它和历险家们过去惯常搭乘的那种火车不再有什么关系；它是非个人的，无可控制、无可预测、无从理解和无可逃脱的。正是在这个关头（恰值一战之后），伟大的中欧小说家群体观察、体验并把握住了现代纪元的“极限悖谬”。
但是，如果把他们的小说当成奥威尔 式的社会和政治预言来读，就大谬不然了！奥威尔所告诉我们的东西，用一篇论文或一本小册子可以说得一样好（甚至好得多）。与此相反，这些小说家却发现了“只能为小说所发现的东西”：他们证实了。
在“极限悖谬”的情况下，所有那些存在的范畴怎样突然改变了它们的涵义：如果某个K的行动自由乃是彻头彻尾的虚幻，那么，“历险”意味着什么？如果《没有质量的人》中的知识分子对明天即将把他们的生活一扫而光的战争没有丝毫的觉察，那么，“前途”意味着什么？
如果布罗赫笔下的胡格诺不仅不悔恨，而且事实上也忘掉了他所干过的谋杀，那么，“犯罪”意味着什么？而如果这一时期唯一的伟大喜剧小说——哈谢克的《好兵帅克》——把战争用作它的布景，那么，“喜剧”出了什么问题？如果K——甚至在和一个女人上床时——从未摆脱过城堡里的两个密探，那么，“公众的”和“私人的”区别又在哪里？在这种情况下，什么是“孤独”？是一种负担、一种痛苦、一种诅咒——如同某些人让我们相信的那样——还是恰恰相反，是一种被无所不在的集体摧毁了的、生存过程中至高无上的宝贵价值？
小说的历史周期都很长（它们和那种走红的、闹哄哄的流变无关），其特征取决于被小说全力刻画的有关生存的独特方面。因此，福楼拜的日常发现的可能性，只是在其后七十年，才在詹姆斯·乔伊斯的庞大作品中得到充分展示。这个七十年前由中欧小说家群体所开创的时期（“极限悖谬”的时期），在我看来还远远没有结束。长期以来，已经有了很多关于小说死亡的议论：著名的有未来主义、超现实主义以及几乎所有的先锋派。他们看到小说正在脱离前进的轨道，正在让位给一种激进的新未来和一种决不容忍与已有艺术相类似的艺术。
小说正在历史正义的名义下，像贫困、统治阶级、老式汽车或大礼帽一样被埋葬。
但是，如果意识到塞万提斯也是现代纪元的奠基者，那么，他的遗产的终端所标志的，就不应该仅仅止于文学形式史的某个阶段；它或许还预示了现代纪元的终结。
正因为如此，人们伴随着小说死亡讣告的狂喜笑容，照我看来毫无意义。之所以毫无意义，是因为在那个我长久生活过的、通常被称之为极权主义的世界里，我早已看到过和经历过小说的死亡——一种横死（受刑于取缔、审查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压力）。
早在那时，小说终有一死就已变得十分清楚，如同现代纪元的西方终有一死一样。作为西方世界的——这个世界根植于人类事物的相对性和多义性——一种模型，小说和极权主义世界是不相容的。
这种不相容性比从一个政府的下属机构中分离出一个持不同政见者，或从一个施刑者中分离出一个人权运动分子来得更加深刻。因为它不仅仅是政治的或道德的不相容，而且是本体论的不相容。
据此我的意思是：单一真理的世界与小说的相对和多义的世界被铸成了完全不同的实体。极权主义的“真理”拒绝相对性、怀疑和提问，它永远不会接纳我称之为“小说精神”的东西。
但是，在俄国，不是有成千上万得以大量出版和被广泛阅读的小说吗？是这样；但是，这些小说没有给生存的获得带来任何东西。它们没有发现任何新的存在；它们只是在进一步确证那些业已说过的东西；此外，它们通过进一步确证每个人都在说（都必须说）的东西，实现它们的目的、它们的光荣、它们的社会功用。
由于一无发现，它们不足以加入“发现的序列”，而对我来说，这种序列构成了小说的历史；它们将自己置身于此种历史之外，或者这么说——如果你愿意的话——它们是些“小说史屁股后面的小说”。
大约半个世纪以前，小说史在苏俄帝国趋于停滞。这对于自果戈理到布宁 的伟大俄国小说来说，是一个重大的事件。因此小说的死亡绝不是一个想像出来的念头。它已经发生过了。现在我们知道小说是怎样死亡的；它并没有消失，而是被它的历史抛弃。它悄悄地死去，不为人知，也无人为之痛惜。但是，小说已经根据自己的内在逻辑走到道路尽头了吗？它是否已经穷尽了其全部可能性、全部认识和全部形式？我听说有人把小说的历史比作因长期开采而被耗尽的煤田。但是，它不是更像一块错过机会、听不见呼吁的墓地吗？这里，我想对四种呼吁作出特别应答。
游戏的呼吁：劳伦斯·斯特恩 的《项狄传》和丹尼斯·狄德罗的《宿命论者雅克》，在我看来是18世纪最伟大的两部小说，两部被构想为美妙游戏的小说。它们都达到了空前绝后的游戏高度、轻快高度。
后来，小说把自己和逼真的律令、现实主义的布景、年代学的顺序绑在了一起。它抛弃了这两部杰作所开创的，或许会导致小说以一种不同方式发展的可能性（是的，完全可以想像欧洲小说的历史整个儿是另一种样子……）。
梦想的呼吁：19世纪的睡眠式想像被弗朗兹·卡夫卡突然唤醒，他做成了后来超现实主义者呼唤过，却从未真正实现过的事：梦想和现实的融合。这实际上是小说长期存在的美学野心。
诺瓦利斯早已提到过这一点，但真要实现它，却需要一个世纪后为卡夫卡所独自发现的特殊的炼金术。他的巨大贡献不仅在于实现了历史发展中的决定性步骤，更在于提供了一幅不期然打开的景象，即小说是这样一块地域，在那里，想像可以像在梦中那样爆发，并且，小说可以自由地突破看似不可逃脱的逼真的律令。
思想的呼吁：穆西尔和布罗赫把一种至高无上和光芒四射的智慧交给小说承担。这不是要把小说变成哲学，而是要让故事集合起全部意义——理性的和非理性的，叙述的和沉思的——这些意义能阐明人类的生存，能以最高的智力综合处理小说。他们的成就究竟是小说史的完善，还是要把小说引向另一条长长的旅途呢？
时间的呼吁：“极限悖谬”的时代激励小说家们超出普鲁斯特式个人回忆的困惑，把时间之争扩大成集体的时间之谜，扩大成欧洲的——如同一个于某一瞬间省察其毕生的老人，正回首自身的过去，掂量其历史的欧洲——时间。
由此期望逾越个人生活的现世限制，过去小说曾被囿闭于此；同时，期望把众多历史时期嵌进自己的空间（阿拉贡和富恩特斯 已经这样尝试过）。
但是，我不想预测小说的未来，对此我不得而知；我所说的全部意思是：如果小说真的会消亡，那绝不是因为它已经耗尽了它的能量，而是因为它存在于一个跟它日益格格不入的世界中。人道主义者的梦境——这个星球在历史中走向统一——已经上帝的恶毒允许成为现实，而这种统一一直伴随着令人晕眩的简化过程。
真的，“简化”的白蚁总是在啃啮着生活：甚至最伟大的爱情最终也被啃得犹如一具仅有微弱记忆的骷髅。但是，现代社会的特质又骇人听闻地深化了这句咒语：它使人类生活简化成其社会功能；使一个人的历史简化成一连串微不足道的事件，而事件本身又被简化成一种倾向性的解释；社会生活被简化成政治斗争，接下来又简化成只是两种巨大的全球力量的对抗。
人们被一种名副其实的“简化漩涡”抓住，在这个漩涡里，胡塞尔的“生活世界”注定被模糊，而存在被遗忘。
既然说小说之“存在的理由”是在不灭的光照下守护“生活世界”，那么今天，小说不是应该较之以往任何时候更有存在的必要吗？
是的，在我看来正该如此。但可叹的是，小说同样也在遭受“简化”的白蚁的蹂躏，其结果不但降低了世界的意义，而且也降低了艺术作品的意义。
像所有的文化一样，小说越来越掌握在大众传播媒介的手中；如同影响这个星球之历史统一的诸多力量一样，大众传播媒介增强和引导着上述简化过程；它们在全世界散布同样的简单化和老一套的东西，而这类东西很容易被绝大多数人，被每个人，被全人类所接受。
各种不同的政治利益出现于形形色色的传播工具中其实并无大碍。在这些表面的不同背后，一种共同的精神占了上风。你只要对美国或欧洲的政治性周刊瞥上一眼——不管是左派的还是右派的——就会发现：在同样的标题下，在同样的报刊特有的短语、同样的词汇、同样的风格中，在同样的艺术趣味，以及对据认为是重要的和有意义的事件的同样编排中，它们竟有着通过同样的目录顺序反映出来的同样的人生观。
这种被政治的多样化所掩盖的大众传播媒介的共同精神，正是我们的时代精神。在我看来，这种精神与小说的精神是水火不容的。
小说的精神是复杂的精神。每一部小说都对它的读者说：“事情并不像你想的那样简单。”这是小说的永恒真谛，不过越来越听不到了；它被淹没在信口作答的喧嚣中并遭到封锁，而后者简直来得比问题还快。
在我们时代的精神中，不是安娜正确便是卡列宁正确，而塞万提斯的古老智慧——它告诉我们认识的困难和真理的难以捉摸——似乎成了累赘和无用之物。
小说的精神是具有连续性的精神：每一部作品都是对此前作品的回答，每一部作品都包含了所有先前的小说经验。但是，我们时代的精神却严格地限定于现在，它是如此奢侈和挥霍，以致把过去推出了我们的地平线，把时间简化成仅仅是当下即刻。
在这个系统中，小说不再是一种造成延续性的、联系起过去和未来的工作，而是诸多时事之一，是一种没有明天的表示。我只觉得，我知道小说不可能与我们时代的精神和平共处：如果它将继续发现那些尚未被发现的，继续作为小说而“前进”，那么，它只能去反抗这个世界的进程。
先锋派可不这样看；它被一种与未来协调一致的野心迷住了心窍。不错，先锋派的艺术家们确曾创造过一些有勇气、有难度、有挑战性和嘲讽性的作品，但他们是出于深信“时代精神”与他们同在，并将很快证明其正确才这么做的。
从前，我也曾认为，未来是我们的作品和行为的唯一胜任的法官。后来我明白了，追逐未来是一切盲从态度中最糟糕的一种，是懦夫对强力的谄媚。因为未来总是比现在更强有力。当然，它将对我们执行判决，并且是在没有任何资格的情况下。
但是，如果未来对我不是一种价值，我又归属于什么呢？上帝？国家？人民？个人？
我的回答是——其荒谬的程度一如其真诚——除了被忽视的塞万提斯的遗产外，我一无所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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