微笑的小米 | 走遍千山万水后的她，十年如一日，回到乡村做阅读推广
在北京，哪儿也去不了。
为微澜图书馆进行了一系列绘本故事培训课程的小米老师彭丽静，4月，干脆从北京回了老家，她想，要是威海先解禁的话，还可以去乡村推广阅读。
5月，我们和在威海老家的彭丽静，聊了聊她过去的经历，她如何走上乡村阅读推广的公益路，如何扎根在乡村做阅读，以及如何突破的。
乡村出生的彭丽静，初中时起很小就通过收酒瓶，卖冰棍，经济上自立，高中毕业后一脚踏出国门，在异国他乡边打工边做中文家教，攒够钱又回国上北京读书，毕业后从报社转行做导游，旅游旺季，宁愿不挣钱也要做翻译帮助牧民，后来边工作边旅行，在60多个国家留下足迹。
这些经历让她相信个人奋斗，也有些“冲”，自由不羁的她，想走遍千山万水，好奇他人怎样生活的她，到了2012年，决定换一种活法，选择了乡村阅读推广这条公益路。
从蒲公英图书室，微笑图书室，再到小贝壳图书室，疫情时和伙伴一起成立“1234童书会”，通过线上童书讨论给乡村老师赋能，彭丽静从加入别人的组织到创立自己的组织，从去乡村建馆，提供书到做阅读推动，走上前台培养讲师团，培养有支持能力的志愿者和教师，阅读推广目标从贫穷的西部乡村回归老家威海，努力改良乡村孩子的教育土壤。现在，威海本地的文广局采购小贝壳的下乡讲座服务，她的阅读培训遍布了威海乡下所有幼儿园。
阅读公益，一干就是十年，十年的躬身实践，有哪些思考和改变，我们一起来听听彭丽静的讲述：
常予他人之需
我出生于1974年，农村孩子，小时候过得还蛮快乐的，有几件事情印象特别深。
5岁时，家里面住进了一个姑娘跟她嫂子，是来要饭的。平时快过年春节前，有些地方在粮食收完了之后，人们就像她们一样跑来胶东要饭，既省了家里的钱粮，还能要点儿回家过年。我爸说天寒地冻的，就让她们在我家住了挺长一段时间。我们家四个女儿，她们跟我和妹妹睡一个炕上。
她们白天出去要饭，晚上就住我们家。我爸每天把她们要回来的玉米称好，帮着拿到村子里卖掉换成钱。
还有另一次，要饭的从我们家门前经过，但饭还没做好，他们已经走过去了，我妈还打发我，端着刚出锅的一盆萝卜丝面汤去追，我就在后面端着追。
有一年春节，应该是八零年或者八一年了，春节时候一直有卖艺的人上我们村儿去，其中有人吞铁球，还有掰小孩儿胳膊把他身体弄成一个圆，看起来特残忍。好多人看，给他们钱，但我爸会把他们带回家来吃饭。大年初一吃饺子，是年三十晚上包的，里头包了钱，我们有几个钱没有吃出来。结果卖艺的人来吃那些饺子，狼吞虎咽，全给吞了。当时我跟妹妹两个趴在饭桌上，本来想看谁能把钱吃出来，结果没有一个人吃出来。
我十岁时，爸爸去世了。
父母给我留下的这些影响，可能在我的一生中都会起到一些作用。
初中开始的自立
初中和高中，我几乎每年寒暑假都在打工赚钱。
夏天，我收酒瓶儿，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夏天晒得黢黑黢黑的。一个小姑娘，在大街上喊“收酒瓶啦——，收酒瓶啦——”，一些人就把我喊到家里边儿，说他们的酒瓶本来是想去换啤酒的，但看到我，就卖给我了。收一个酒瓶，倒手的差价大概有一毛钱。我家在农村，酒瓶袋子满了，我就送到城里的一个同学家的一楼小储藏室里放着，然后再等着另一袋满，之后借一个车蹬着送去啤酒厂。早先，啤酒厂直接给钱，我收一毛，他们给我两毛；后来，啤酒厂不给钱了给啤酒，于是我还得去卖啤酒。
城市中老楼前的储藏室
初三毕业，我姨父在一个很小的工厂做厂长，我就在那做给拖拉机上黄油的枪，一个月挣了58块钱。
暑假我也卖冰棍儿，一天能赚个十几二十多块，那时候上班一个月工资30块钱。批发冰棍要去挺远的一个地方，骑自行车起码得半个多小时，冰棍箱子很重，我不能坐在座位上，因为我一坐，自行车前面就翘起来了，所以我只能身子往前压在车头上，屁股撅起来，这样才能跟后面平衡，这样子蹬蹬蹬。批发了冰棍，去电影院门口、医院门口，弄本书拿着，守着冰棍箱卖，直到深更半夜电影散场，然后才回家。有时候，回家剩几根儿，就给我妈和妹妹吃。
我妈有时候会在家里做咸菜，煮花生米加上芹菜拌好。应该是九十年代，我们这边有一个纺织艺品厂，里边好多女工。我就在工厂门口儿卖，她们在食堂打菜吃得一块钱，买我的菜五毛钱一袋，好多人买，但那钱是给我妈赚的。
这些经历都让我感觉，只要内心有这个渴望，好像挣钱没那么难，一直到现在也是。这话说起来好像有点儿狂妄，挣很多钱可能是难，但挣一个养家糊口活命的钱没那么难。
高中毕业后，我先去新加坡工作了两年。当然也辛苦，早7点到下午3点，在一个电子厂；下午3点到晚上11点，一直都在做家教。
新加坡有一些受家庭虐待的孩子，父母被剥夺监护权，住在收容中心。在报纸上看到收容中心要招华文老师，下班后没事，我就免费给小孩儿补习华文。在补课的过程中，我熟悉了小学一年级到高中所有年级的课本。后来我想，既然会教，就去补习中介做了登记。面试的时候，她们看我对语文书都很熟悉，认为我是有经验的，给安排了一些小孩。当时时兴养电子宠物，我指导一个孩子写了一篇分析养电子宠物好还是不好的议论文，高考的作文题就是这个，他妈妈特别高兴，后来他弟弟，他妈妈同事的孩子都让我补习。口口相传，我也小有名气，主要教中考高考的孩子，电子厂工资四百新币，我做家教，一个月起码能挣到两千五六。
在新加坡，跟我一起去的那些女孩子，她们就老老实实在工厂上班，下了班以后去餐馆打工，一小时五块钱，很苦很累。当年我们一起去的人，大家后来都是买房子，买洗衣机、冰箱，然后给自己攒一份嫁妆过日子。
不到两年，我就回国了，回国以后我到北京上学。求学我没想象得那么难，当时也并不知道要上多久，想象中本科要四年，也省吃俭用，我甚至想过，要是我的钱支撑不了的话，心灵手巧的，钉鞋不成问题，我不觉得有多害怕。当年是自考，两年的考试中，只要能报的全报，只要报过的全过，用差不多两年的时间完成了本科四年的学业。
在这个过程中，我自信心受到了一些激励，这可能也是我一直比较相信个人奋斗的原因。可能也是这样的一种心态，在生活有了基本保障的时候，希望去追求一些自己认为更有价值的事情。
年轻时有这样的一些经历，可能人就比较冲，20多岁、30多岁时，说话做事快言快语，受不了磨磨唧唧、慢慢腾腾的，当然现在还是比较快，但心里边已经能够慢下来，过去经常会以自己的标准去要求别人。
在北京上学资助其他孩子时，有一个北方交大（现北京交通大学）的男孩，叫小林，广东清远人。有一次去看他，他当时在踢球，踢得满头大汗地回到宿舍，和小林聊起功课，他说不太能跟得上，特别是英语。我当时听了有点儿生气，说：“别的功课我不懂，但是英语，你把全部课文背下来，努力一定是能够学好的。”然后他低着头，也不吱声。当时也没有互联网，他毕业后，我们就没有联系了，我现在觉得真对不起他，训他不该踢球应该背单词，嫌他不努力。
那时候，我也才20多，很年轻；现在想，真不知道会给他带来什么样的心理阴影。
我大学是英语专业，我早年的工作其实在一家报社，但太枯燥了。后来做了导游，带团也是我从小的梦想，成长过程里读三毛比较多，梦想走遍万水千山，所以在职业的选择上也是这样。我一开始带入境团比较多，接触了一些外国人，有一些是在中国领养过孩子的回访团，再有一些是慈善团。在他们的身上，我看到跨越国际的大爱。
我曾跟一帮美国医生去过几次内蒙古，有很多的牧民，一辈子只进过一次医院，就确诊了癌症晚期。有次一个做胃镜的女人，胃一半儿里边都是淤血，这是她第一次进医院，医生说已经没得救了。我作为翻译是有酬劳的，但我觉得这个钱不能要，这么多的外国人都在中国做事情，后来我把报酬换成了书。我自己没有孩子，不知道该给他们买什么书，就去甜水园图书批发市场买了一堆，用麻袋给拉过去给当地牧民的孩子，那时候应该是零四年，但小孩子们看到也还是蛮高兴的。
后来还帮他们募捐过羊，大概是把母羊给到牧民，然后让牧民把生出的小羊交出来，这个项目后来失败了。有很多的牧民，母羊生出的小羊，哪怕杀了吃了，也不愿意捐出来。
入境旅游的高峰，是四、五月份，九、十月份，一年就这四个月，做这样的一次团，一次可能就要20多天。在这样的旅游高峰期，旅行社缺导游，领导就跟我谈话，说我是不是傻，我就跟他说，我要去做这个的，没有钱他们找不到别人，而咱们旅行社是可以给导游钱，所以您用钱能够找到导游。
我后来带出境团比较多，自己大部分的收入也都用来旅游了，去过60多个国家，连带团又自己玩儿。
这得益于我先生的支持，先生是一个大学老师，起初很在意老婆是不是做着一个比较体面的工作，不太支持我乱跑，希望我能按部就班地做一个所谓的文化人。先生对我基本上是放任状态，是先生给我提供了这样的条件，让我可以不必担心家里，去做我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很感恩。
从0开始的乡村阅读推广
2012年，我38岁。我觉得生活应该要有一些改变，不想一直带团。我就跟先生讲，不想带团了，想看看做乡村阅读推广。
建馆
我最早做专职公益，是建蒲公英图书馆，硬件投入比较多，想给乡村的孩子建一间最美的图书馆。我对这个理念非常认可。
我从小在农村，一个村里边儿，虽然大家都很穷，但有的人家里边干干净净的，门口种着各种各样不值钱的花，窗子擦得也干干净净，孩子也收拾得干干净净，这样的人在改革开放之后，没有再受穷；而有一些人家里邋里邋遢，等到改革开放以后，也还是村儿里最穷的。我就觉得，美、干净是一个人的精气神儿。如果没有看到美，他们怎么知道要把自己收拾干净。
在蒲公英时，一天到晚都在建馆，不断地建馆。经过前期各种各样的准备，带很多志愿者以及捐款方大家一起去建馆，两天整就可以把一间教室变成一个漂亮的图书馆，建馆很快，建完后很有成就感。
但对一些图书馆的回访了解到的情况，很快打碎了这种满足感。年轻气盛，一开始会跟学校闹不愉快。生气为什么不让孩子来读书？为什么这么好的图书馆要锁起来？现在想起来，自己做得也挺不对，不食人间烟火。
对我最有刺激的一次是：安徽阜阳的一个图书馆，当时建真的特别辛苦。学校安排我在一个村民家住着，这个村民对我挺不客气的。刚刚做公益，觉得每个人都可以伸出一把手、献出一点爱。想着只是住住而已，也没想到要给钱，有几次晚上，我还没回村民就把门给锁了，我在外边怎么敲门，他也不开。没办法，只好又回学校，学校是大铁门，我翻铁门，在图书馆里边儿睡一晚。后来，我回去再看，凝聚了一个半夜翻墙的，费那么大劲建成的图书馆，结果却被锁起来，而且窗帘、拖布，甚至连抹布都不见了。
于是我跟校长说，可不可以把老师召集起来，聊一聊。校长说，老师们都去种地啦。我挺不高兴的，觉得校长撒谎。我请校长把老师们叫来，我来跟他们谈一谈。结果叫来的老师们，都是50多岁的民办老师，真在种地，有的穿着种地的衣服就来了。
当时心里特别受触动，我也是农村孩子，其实我知道秋收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学校当时是那样的一种状态，孩子搁那边儿，有个老师看着就完了，其他老师们都去收庄稼了。那时我开始反省，我们的工作方法有问题，明明是一个好事情，为什么在学校里不受欢迎？仅仅靠我们来一次，逼迫老师做这个，有用吗？图书馆再怎么漂亮，孩子喜欢，但当我们走了之后，还需要老师来引领，额外付出时间主持开放。
从那以后，我意识到，做阅读，不是靠我的一腔热血，我深更半夜不睡觉、能受苦，不管是去大凉山山上还是在阜阳图书馆里睡，不是靠这些能够解决的。一个东西的售后，可能要比把东西卖出去更重要。
微笑的小米
从提供书籍到阅读推动
蒲公英一直在建馆，我想他们可能更需要一个男性工作人员，于是就离开了，2013年，加入了微笑图书室，也从单个的建馆开始，普遍有了回访的概念，在某个地方建了一个馆，过一段时间回访一下，跟学校老师做一些交流。在不断试错的过程中，我发现跟老师的交流特别有用。再后来有了区域的概念，如果在一个片区建馆，几个馆连在一起，我们回访的成本低，给老师培训的成本也低。一开始还没有什么正规培训，说白了就是交流，大家互相鼓气、互相支持。
对公益的想法大不一样了，我想象中做公益是2012年那种状态，嘁哩咔嚓，我干活麻利，不管是安排指挥还是自己动手；但后来，慢慢变成了做人的工作了，跟当初讲的不一样，也没有那么多成就感。在这种现实的打磨中，慢慢地才意识到漂亮的图书室的确很有用（我现在也非常支持给农村孩子漂亮的图书室、漂亮的厕所），但微笑图书室把资金基本都用在买书上，我也支持这样的模式。
之后国家对教育基础设施的投资越来越多，学校硬件配备越来越好，但选书能力往往是学校最薄弱的环节，就由学校来提供图书室，我们提供书。
微笑后来只提供书和培训。
右，彭丽静 微笑的体验式培训现场
我本身没有养育过孩子，没当过正式的老师，却要做培训，一开始特别不愿意，也不想给自己太多的压力。微笑当时想让我和玉米两个人做，我说我不做；玉米之前做律师的，也没有孩子，也没有深度接触过农村老师。当然，我跟玉米都做了，因为不做培训，阅读公益没法做的。而要做培训，肯定得熟悉孩子和农村的生活环境，我和玉米就去山东菏泽成武县下面的鹿楼村鹿楼小学，学校只有60个孩子，我俩在那待了一个月。
通过鹿楼小学这一个月，让我们对农村的教育生态，老师的真实想法，孩子的状况，都有了一些比较深度的了解。蛮感谢那一个月经历，让我从一直在脑海里的公益，天上飞的状态，到落地实践。
这样的经历，慢慢地让我自己不会再为自己感动。
我是农村出来的孩子，但很多作为已脱离一个农村孩子的想法。那以后，我渐渐多了对老师感同身受的理解，不断地调整、改变，起码跟农村老师说话交流比较少居高临下的态度。一直到现在，我都觉得对受助者发自内心的尊重和理解，对每一个做公益的人，特别重要。有时候我也在一些志愿者身上，看到了我曾经的影子。我就会提醒，他们不需要按照我们需求的做，也能拿到工资；我们在给老师、给学校带来麻烦。有一个这样的认知，我们对学校校长和老师，说话的态度想法都会不一样。
年龄渐长，在乡村的实践越多，越深入，对人性也有了更多的思考。
包括年轻时，我跟妈妈的感情都不像现在。我之前说妈妈怎么就不能这样、怎么就那样，但我有时想，我妈一个农村老太太，只上到小学六年级，经历过那么多事情，包括六零年的饥荒，我爸爸去世，她生了四个闺女儿，没有一个儿子，这在农村会受到各种指指点点，那么，就养成了她比较厉害的性格。如果处于同样的环境，我可能也会满身是刺，全身都能炸毛。
对人的理解需要多从人的成长背景考虑。我甚至觉得自己比他们要好一些，是比较幸运。就这一点，我很理解农村老师的状态。
另外一点是，我跟城里人打交道，带出国团，经济条件要好；但农村老师这个群体，真的朴实、老实，很多事情，让我特别感动。有一些老师也告诉我：“彭老师你一来，我又紧张又期待、又期待又害怕。害怕是，我还没有做好，但也期待你来。”有次七月份去，他们冰箱里冻着槐树花做的团子。可能就我无意之中说过一回，小时候槐树开花了，可以吃之类，等我再来，她把团子冻着，留给我吃。如果是之前的心态，我宁肯不吃团子，说她还不如好好给孩子读本书，这种话就会直接说出来，但现在我不会。
人跟人之间的相互温暖，他们爱你、尊敬你，才可能会认真地思考一下你希望他们做的事情。他们在农村算一个知识分子，但现在很多老师，包括很多年轻老师，对他们来说，阅读从来都不是一个从小养成的习惯。说白了，做阅读推广基本上要从零做起的，就好像我没有运动习惯，现在要我坚持一个月，每天晨起跑步一样很难。从这些角度，就能理解我们对他们的期待是蛮高的要求。
给老师做再多培训，如果她本身没有阅读习惯，只跟教学有关的话，都很难触及到一个人的心灵，但以一个知心姐姐、一个育儿专家的身份，去谈她孩子的阅读，我“训”她，她听着，她说：是是，我这个妈妈做得不合格。她也愿意实践，一旦一个老师愿意拿起书来给自己的孩子读，看到孩子在阅读过程中的变化，会让一个年轻妈妈感到惊喜，会夯实她相信阅读的力量的认知。经过很多次，我发现老师在自己孩子身上看到了阅读的力量，在班级里一定会推广阅读。
当我认识到这一点之后，我重点就放在那些孩子在0到12岁的家长老师身上。我期待透过爸爸妈妈的角色能够迸发出那种动力，陪孩子进行亲子阅读，后来的区域推广项目中，我不遗余力地推广亲子阅读，这在我过往的项目中已被证明是成功的。这也逐渐影响我的培训风格，早期，我的培训主要讲做事，是单向的输入。
培训风格也受玉米的影响，玉米虽然是律师，但不擅长讲，她比较多地去学习和做体验式培训，我起初对体验式培训不屑一顾，培训花很长时间，可能一上午的课就说一件事儿，阅读很重要。但是我看到玉米的培训产生的效果，老师的参与度，很惊喜。
马云乡村教师奖、河南最美教师奖
农村老师，特别在意别人瞧不瞧得起他们。他们敏感，自尊心强，这一点需要有很强的换位思考能力。他们特别需要肯定，在跟他们接触的过程中，我会注意这一点，不是说我昧着良心夸，而是真正由衷地发现亮点，鼓励他们在这个层面上，再进一步。
我也开始慢慢反省，培训也逐渐地从自己做主角，从舞台上的演员变成一个主持人，让我们的学员做演员，成为主角，而且也渐渐感受到在这过程中，他们发自内心的喜爱以及收获，虽然那个收获在我以前看来是很小的。这些变化，也跟我对老师的理解有关，如果还像刚做公益时，即使是体验式培训，老师到上面去分享，我肯定也是100个打击，这个不够好、那个不够好。
体验式培训的好处是只跟自己比，比原来好一些，能够收获到一些东西，就挺好。
微笑不像很多的公益组织，大家在一个地方上班，按部就班地统一规划去发展，组织是比较松散的，但大家阅读的理念始终都是一致的。我38岁开始做公益，之后加入微笑，上海的玉米比我还大几岁，广州的雪梅跟我差不多，微笑发起人徐峰是67年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个性，大家按照自己的意志去发展，现在广州、上海已经单独注册，北京我这边基本上一直在做农村的项目，直接出差到乡村。
培养讲师团做阅读推动
2014年，在山东威海老家，我发起成立了小贝壳图书室。成立之初，我希望走讲师班的路线。
我自己不能一直在老家待着，还需要有更多的人参与进来，所以小贝壳就培养了一批城市妈妈，还有城市的老师，让他们成为阅读的种子，她们再走街串巷到农村推广。
之前，是春桃基金会支持，能够让小贝壳本地的这些讲师去做培训，我们没有做过任何的宣传，很感谢春桃基金会。2017年、18年、19年，这三年是威海本地的文广局采购小贝壳的下乡讲座服务。到现在，小贝壳规模已经比较大了，本地讲师几乎把威海以及下面的县、区的、农村的幼儿园全走了一遍，开展家长的阅读讲座。我自己回威海主要是培训志愿者，近一年回家的频率多，妈妈岁数大了，我也想逐渐地从西部地区抽身出来，然后在家乡这边踏踏实实地做农村阅读的推广公益。
2018年5月，“书香威海·为爱朗读”亲子阅读季启动，300人参加
去年“99公益日”，我们筹款给农村学校的孩子买书，覆盖了六所学校大概4000多个孩子。
我们只筹措了买书的钱，我们自个儿的人力，都可以不要钱。由于疫情防控，现在只做过一次培训，还不能见效，因为疫情防控就卡在这里了。
我的心态也蛮随遇而安了，过去的话，我可能会急得不得了。对于老师也不像原来那么焦虑，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情况，我能碰到的，努力去影响。
静待花开之类的道理，我以前也懂，但内心并不是真的认可，现在确实是真的认可。比如我对自己比较纵容，我要合理地安排我的时间和精力，很多教练、心理的培训机会，也就擦肩而过了；那么我想农村老师也会有他们的诉求，我们尊重他们的选择。他们愿意，我尽量给他们提供机会，如果他们不愿意，我也不会因此鄙视或瞧不起。
这跟年龄以及学过的一些觉察课程也有关，另一个伙伴发发，对我的影响蛮大。发发是一个让人特别舒服的人。我曾跟发发讲，说她像大海，我像个瀑布。我仔细地观察，发发她让我舒服的气质从哪里来的？我后来想明白了，其实就是包容。我年轻时会喜欢有个性，嘁哩咔嚓，好玩儿的人。现在会觉得包容是一个特别难得的品质，会让我的面目不狰狞，一直都是平和的。发发给我推荐了一些书，第一本《第五项修炼》，是企业管理的，后来我发现，企业管理其实就是人的自我认知等等许多关于人的分析。
从关注事情到关注人，这是一个挺大的转变。发发推荐的课程，有些我浅尝辄止地学了一下。比如，关于自我觉察的课程，我学完之后会觉得：我之前性格冲，无形之中可能真的伤害了很多人，只是我自己不知道而已。每个人可能都会记着自己对得起别人的地方，不记得伤害他人的地方。我一定也做过不少伤害别人的事情，那别人对我怎么样？有什么不可包容的吗？现在，对农村老师，特别是对一些年轻人，我包容多了。回想起自己年轻的时候，不也是这样吗？还不如他呢。这种平和对生活的影响也会比较多，脾气没有那么急了，虽然做事情可能还是着急。
1234童书会
疫情时，我和发发成立了“1234童书会”（do—re—mi—fa童书会），3是我，4是发发，1、2虚位以待，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人加入进来。这起源于沃岭公益的一次互动，沃岭有一批农村老师，沃岭希望能够做持续地滋养和陪伴她们，我跟发发说，要不然我们组织一个网上的聊书会吧。我俩一商量，起了个名字——1234。
一个宗旨是，在这里边大家都可以做主持人，我们希望乡村老师也自己出来做一些主持，可以不用高明、厉害，只需要对这本书有感觉，拿来分享就好。在这个过程中，大家的感受更重要，同一本书每个人看有不同的角度，侧重点也不同，在一起能看到更多角度，更多元的想法。
我和发发的理念特别一致，我们不是明星、演员，只是主持人，把舞台交给参加聊书会的这些读者，现在聊书会经常会由不同的人主持。当然里边也有一些结构化的设计，会进行分组主题讨论，保证每个人都可以发言，我们先用瞩目会议小会议室小组讨论，然后再进到大会议室分享，微澜的伙伴也有来参加的。每两周举行一次，基本上都是聊童书，有一些老师特别有心，在黄山的几个老师，每次聊完之后，会把讨论带到班级去跟孩子一起聊。
来自“1234童书会”老师的分享
与微澜的一点探讨
听完小米老师的分享，微澜图书馆就与阅读推广实践相关的疑问，我们也请教了彭丽静：
廖细雄：微澜今年也尝试和乡村学校，可能不会大面积推广，只要能持续提供场地，有在地伙伴愿意投入，微澜可以提供相应的配套支持，购书，图书系统，以及微澜的各种工具都可以共用，我们也是根据需求开始探索。您老家乡村学校的图书馆符合条件的话，也可以申请跟微澜合作。
彭丽静：微澜会要求用图书管理软件，统计借阅量吧。今年特别不乐观，我姐姐是一个城市里的小学老师，自从双减之后，加上这次疫情，工作时间延长了很多。上学要求分批放学，吃饭也是，原先所有孩子在一起半个钟头能搞定，现在得搞一个半钟头，老师累得人仰马翻的。这几年形势很不好，任何给老师的加法，他们可能都会逆反。我在老家基本上是先做一个尝试，先把书弄到学校里；学校不开放，我也没法儿回访；会给有适龄小孩的老师配不少亲子阅读的书，先让他们自己在家读。
廖细雄：这是很好的尝试，比如微澜北京5馆。馆里有老师，孩子上小学中学的的，老师一次能借20本，妈妈会帮自己的孩子借书，有些孩子就在学校上学，从一年级开始在图书馆自由借阅，那么他妈妈班上的孩子就也有机会自由地来图书馆借书。还有一些老师孩子两三岁，这些妈妈（老师）会主动和馆长交流什么类型的书适合读？有的志愿者家里孩子大了，如果有亲子以及低幼的优质绘本，会带到图书馆里来，就可以分享给到老师们；有个老师的孩子很小，上学前每天来图书馆，然后上学前班以后自己带学前班的孩子每一个都来图书馆办了卡，这都是一些很好的联结。
彭丽静：对，我从来不觉得这个太慢，如果一个妈妈老师，她愿意做亲子阅读，会一辈子用在她的教学中推荐好书给学生，这个性价比还是很高的。
微澜做得特别棒。我2017年在北京做繁星，那时心态还不够好，对农村老师可以陪伴，慢慢来；但对城市妈妈会有很高的期待和要求。我期待繁星像小贝壳那样，能成立一个讲师团，但在繁星，虽然我一直在培训，做讲座，但很难通过一年的时间培养出来。后来繁星二期，我就转到保定的一个小学，离北京比较近，做完之后没有再继续培训。
当我接触微澜伙伴时，预期就落地了很多，如果是对微澜的伙伴，希望通过这几次培训，要求大家都去做讲座，可能也难。
2021年，彭丽静在给微澜图书馆伙伴做绘本故事培训
在微澜上课如沐春风，大家特别灵，互动、讨论，相互的共创共鸣太好了，很舒服、很享受，而且后来看到微澜也动起来了，比如线上绘本集体备课等。
廖细雄：参加的人还是太少。每周一次，时间上可能有冲突，然后这种持续的精力投入，对大部分人来说还是有挑战的。
彭丽静：我觉得很好，也是每个人时间的一个分配吧。
廖细雄：只要时间允许，我也会尽量参加，儿童阅读以及引导真太重要了。可以和我们再分享阅读对您个人的影响？为什么您决定做阅读，一做就是十年？
彭丽静：我自己上学时偏科，语文很好，当时阅读资源有限，也没有机会接触一些好书。如果说农村的孩子，现在PK素质教育，钢琴，艺术，运动，都需要各种设施，教练等，很难跟城市孩子比。书是低成本的，包罗万象，什么都可以学，感兴趣的都行，让农村的孩子接触到书，甚至哪怕没有老师去推，也可能点燃一些孩子。
我自己小时候班级定了《小葵花》（虽然不可比），一来大家就争着、抢着要看，看完之后，老师会打一个孔挂在墙上，这些事还有很多。得益于阅读，我发现自己每一年都不一样，我一直保持一个还算思考的状态，而很多不阅读的人，可能就停滞在三十岁或四十。我的阅读比较随性，一开始做公益，有过恶补阶段，看比较多儿童教育相关的书，跟阅读相关的一些工具书。现在看的文学作品比较多，包括儿童和成人的，内容还是以人文历史为主。
廖细雄：您写过的一篇批判杨红樱《马小跳》的文章，当时是在什么样的情景下写的？
彭丽静：一次听朱自强老师的讲座，他说了一嘴：“我们给孩子选书一定要注意，比如说像《马小跳》之类的。”我之前没注意到，但我知道，这个书在学校里特别多。几乎每个学校都有，农村学校也有很多。
当时《马小跳》不单本卖，于是只能买了一套，我粗粗地看了一些，有几本我觉得有问题的，仔细地看了，就写了一篇文章，写完我问朱老师，请他帮我看一下，我写得的会不会太偏激啦？有没有问题？朱自强看后对我说，情绪很饱满，没问题，写了他心里想说的，他稍微帮我改了一点措辞，就发了。
廖细雄：在微澜，大家也一直在争论，包括《米小圈》，要有多少馆藏，是否要支持每个想看的孩子看到，要有一套还是两套还是更多，也有的馆馆藏非常少。
彭丽静：你读那个文章有什么感受吗？
廖细雄：我自己很在意书对孩子行为的影响，像里面写的伤害别人而不自知，孩子会认为自己没问题、很了不起。包括我侄女，是一个非常善良，有正义感、有责任心的孩子，但是她有很多这样的行为，通过电视、书籍，他们觉得很有趣，是孩子的天真，就模仿，但对于给他人的打扰和伤害那个真正的，对人的敏感有时候在日常里消失了；还有就是做事情的专注力和严肃性也会缺乏。这一方面我很担心。给她看了你的文章，然后她看《马小跳》的时候不再只是觉得有趣，会带有批判性，我们也会讨论。
彭丽静：那篇文章写得比较早，我现在态度要柔和一些，我写的时候，真实态度也没那么激烈，但由于网络传播的特性，要引起重视，如果是一个特别温和的批评，恐怕力度也不够。杨红樱的书是不是真的那么不堪？读她的书会不会爱上阅读？但我们不能说，读她的书一定不会爱上阅读。
那篇文章针对的是不给孩子好好选书的，觉得给书读就行了的人。
讲座中或者其他时候有人问，我可能不会再用那么尖锐的方式，我说也可以，慢慢地用更多的好书来替代。
有一些孩子，如果没有阅读习惯，我们推荐一些《火鞋和风鞋》《桥下一家人》，他可能读不下去。米勒《书语者》有一个观点，说可以先读这样子的书；《读者的权利》也有，读者有读烂书的权利。当然，一个负责任的老师，即使孩子读烂书，也在监督下的。比如：如果有一个米勒老师这样的引导者，孩子肯定不会一直读烂书，一开始把《马小跳》《米小圈》给他，吸引进来，逐渐慢慢会给到其他的。这跟孩子没有监督地一路读《马小跳》是不一样的。
廖细雄：孩子需要协助，也需要有协助能力的大人。在一些关于你的报道里，你说作为一个推荐书的人，我们自己要懂书、懂童书，我也看到过其他的一些观念或者我自己也有种担忧，如果我们作为父母或者阅读推广人，时间和精力都用于读童书，那我们自己的阅读怎么发展？对童书的判别能力哪里来？
彭丽静：说实话，我自己好像不存在、也从来没考虑过这个问题，我分享一点私人化的感受。比如：一个女性或者男性30岁已经积累了大量的阅读，读书一定是有自己的一些喜好品味，像吃饭一样，然后再去替孩子筛选书。
有一些人品味就在这里，所以给孩子选择杨红樱。如果家长不是很懂，不妨听专家的。如果对自己的阅读水平相当肯定，自然能够看出来书的好坏优劣。图书选择跟每个人的口味有关系，比如，有人注重文学性，我可能特别注重里头的一些价值观，是不是教孩子要驯服、要顺从，是否剥夺孩子的自由思考，对孩子的独立思考能力是否有启发这一块，我格外地在意；有一些书，会吓唬小孩儿，绘本也有，我个人就不认可，哪怕它很出名被推荐。但每一个大人对孩子在意的点是不同的，是由他们的成长经历和阅读经历决定的。
彭丽静朋友圈截图
当然，作为一个阅读推广人，不能够局限在自己的喜好上，也要对其他的多一些宽容。我个人不喜欢太煽情的，但我发现很多小学老师很喜欢，所以慢慢地，我也会在互动中来调整自己，尊重他们的喜好，比如：《猜猜我有多爱你》，老师们会被故事里的妈妈感动，但对我来讲，同样是兔子，我可能会推荐《折耳兔瑞奇》，黑兔和白兔这种独立自我，个性自由。对《猜猜我有多爱你》是个喜好问题，不像杨红樱的书，有一些的确是有问题的。
廖细雄：您说到有过一段恶补，阅读儿童教育相关的书，今年疫情和防控，像微澜这个学期大部分不能开馆，5月组织了夏日读者读书会，也组织伙伴们开始读这样一些儿童阅读相关的书，您有什么建议？
彭丽静：我发现，有些书读几遍，每次感觉都不一样。像我们刚开始做阅读推广，看《朗读手册》《阅读的力量》，等到我有了一定的童书的积累之后，再回过头去看，感觉挺不一样的。个人建议，有一些好书可以多读几遍，我比较推荐朱自强的书。他的阅读观很正、儿童观也很正。
有一年我请朱自强讲课，和他聊，才知道他儿子没有上过大学。他儿子高中毕业告诉他，要搞音乐，成立乐团。朱自强说，孩子身体也没毛病，搞音乐，养活不起自己，还可以去搬砖，只要过得快乐。
我特别佩服这种能够说一套做的也还是这一套的人。朱自强的教育观，能够践行在亲生儿子身上。他夫人是青岛音乐学院的教授，都可以允许孩子自由成长。朱自强说，之所以允许，是因为从小他就让孩子自己选择生活，他也不支持普通家长随随便便的，让孩子不上大学就不上大学了。如果像他教育儿子那样到高中毕业，孩子选择不上大学是可以的。现在他儿子30多岁，非常健康、阳光，还是一个歌手，自己创作，虽然也没有很出名，但过得很快乐，他觉得就很好了。
我之前看过朱自强的一些书，《儿童文学概论》《小学语文儿童文学教学法》，觉得特别好，再看到他养儿子，就更佩服他了。
《儿童文学概论》前半部分讲儿童观、教育观；后半部分才开始讲儿童文学。这本书推荐给微澜的伙伴，一定要夯实我们的儿童观、教育观，然后再去读书，否则可能会将一些功利主义的东西吸收得太多，那么越用力，方向可能越有问题。
廖细雄：嗯，不管我们怎么样去对待图书馆的孩子，但毕竟是他人的孩子；很多伙伴也还会面临自己的孩子，该用什么样的心态去面对的问题。对于图书馆工作和服务的孩子和自己个人都非常重要。
另外一个问题，对于国内童书的书单，你有什么看法、建议或者推荐？然后还有一点是我自己最近的疑惑，很多分馆被检查时，要求全英图书下架，中英对照就OK，也会不断被强调多有中文原创图书，另外看最近的一些书单，感觉有一些书明显是在搞平衡。
彭丽静：我有一个猜测，有些书单，一方面有搞平衡的需求，为民族自豪感；另一方面很多评委，可能本身也是作家。他们也出书，就有一个互相捧。
国内的书总有人会努力地推它们进小学的图书馆，但一些引进作品，国外过去100年来积累下来的优秀童书，我们这些人的推动就很重要了。
比如杨红樱，会跑到学校里开讲座，推她自己的书，但不能指望米切尔·恩德（《永远讲不完的故事》作者）跑中国来推他的书。从这个角度，我会更多地推荐一些国际上更有影响力的图书。
还有一点，有一些学校老师认为，国外的书孩子没有亲近感，的确有这样子的问题，比如跟吃的有关的，奶酪、寿司，乡村孩子可能不熟悉。文化更是如此，如果我们都不太给孩子机会接触国外的东西，那么孩子长大了又会成为拒绝这些的人。
如果生在一个多元或者多种族的国家，像新加坡，在做孩子的阶段，就会接触很多元的文化。我们中国的孩子，太单一了，纯粹的汉文化，甚至少数民族的文化也没有被推广。我们原来配书单，少数民族的书一定会配一些的，让孩子多多地了解。
至于一些老师和家长说，外国人名难记，我想是大人没有阅读外国书习惯，才会觉得。
既然阅读是打开窗户，那么为什么不能稍微丰富一点呢？为什么一定要让孩子局限在汉文化？局限在一个叙事主体？我们真的还需要多去了解，外国人的思维方式、文化特质。很多发达国家，开放程度要比我们多，一个班里有华人的孩子、黑人的孩子。我们乡村的话，大家全是一个村一个镇，就更单一了。
关于新书，我其实没有好的建议，近年出版的书读得还比较少，现在一些新的童书价格太贵。如果给乡村学校，采购款可能也就几万块钱，我基本上还是选那些积累下来的经典书目，不太去考虑新书。一方面新书质量良莠不齐，需要筛选，还有新书太贵，绘本动辄50多块一本，打完折也好几十，原来的书能买两本，只要原来的书没有绝版，我还是会倾向于买这些。
廖细雄：童书作品可能也会有作者，不会用迎合大众读者的写作和推广方式，好的书和作者反倒被淹没了，会存在这种情况吗？
彭丽静：那肯定有。每个人有自己的喜好，如果一定要推荐，一些公认的名家，比如熊亮，书又便宜又得过奖；比如《荷花镇的早市》《安的种子》之类的，这样的书安全一点，好书的概率高一些。
廖细雄：中文原创图书。我可能偏向选台湾的童书多一点，首先是不需要太担心它的内容和质量，了解完作者或者出版品牌以后，就可以放心地买，但国内的书确实很难选。
彭丽静：我同意，我一般不敢跟乡村老师们明着讲。国外童书经过100多年探索，在较为成熟的教育观、儿童观下创作的童书，也有历史的积累。在中国，我们的起步太晚了。我们称为“传统”或者“主流”的很多观念，也会限制人的思考和创新。
国内的书孩子都能接触到，教育局的目录里边也会有很多。所以我们只是做一个补充。我做公益的初衷，就是特别想改造我们的社会土壤。
廖细雄：我们都抱着这样的使命，包括我为什么会不停地问原创作者，也是想找到原创作者里有这些精神的人。另外，我觉得微澜如果能长期地做下去，有机会一定要培育自己的作者。我们有大量的跟孩子接触互动的经验，大家又大量地阅读童书，这是很多童书创作者本身并不具备的条件。
彭丽静：像姬炤华，他的书就没有说教的意味，这跟他自由散漫的成长过程有关系。他创作的书《天啊！错啦！》《两个天才》，都挺搞笑、挺好玩，也挺讽刺的，孩子看这些比学做一个乖宝宝要好得多，我特别反感给孩子洗脑的书。但往往，中国很多家长和老师会愿意选择这些书。
清华大学刘瑜，她的《观念的水位》对我影响挺大的，我们做的事情，真的是让观念的水位更高，只有每个人的水位提升，社会治理的方式才会更加文明。
我本质上是一个特别悲观的人，但做公益之后，我看到希望，看到点点滴滴的改变，比之前乐观了很多。真有体会到“行动带来可能”，否则，我还是很悲观，特别是看一些人文类、历史类的书，就觉得怎么一直在原地转圈呢！
廖细雄：只要去行动，做公益确实能看到可能性。有时候想，改变世界，其实这种责任注定在少数人身上，大部分人就是平凡的、普通的。我经常用这句话告诉自己不能对更多的人有所求。确实像您说的，我们自己的成长经历，让我们知道其实一个人是有选择的，我自己是有强烈的自我成长欲的，会对世界好奇、会关心人类，但我出生在农村，然后叛逆比较早，没有进到一个更好的大学扩大视野，这注定能接触的东西非常有限。一个拼命自救的人，想在知识视野上实现某种救赎扩展依旧很难，其他人就更难了。
这也是我在微澜实践中，自己愤懑，愤愤不平时，某种意义上，也会警惕是不是一种居高临下。
彭丽静：这一个也是我想努力表达给你的，我成长经历的一个转变。一方面是从自己，比如我是一个农村孩子，可以做到，为什么他不能？到现在，我知道把我扔到那个环境里，可能我还不如他。这是我人生一个特别大的转向，也是做公益教给我的，如果我一直泡在原来的圈里，可能我现在还是一个很冲的人。尽管我们读书、思考，但是没有真实地去看、去接触，而这对做公益是特别重要的。
在公益中，也接触到一些伙伴，永远不能做农村，去推广会生气，看见农村老师就很生气。曾经有一些伙伴跟着我去甘肃做培训，那时我带着不同的人去，让大家体验、实践同时给我做助手。我给老师们做培训，看到有老师玩手机，然后我可能会站到他们身后，看他们把手机玩完了，再问问：“这个讨论，你要不要也参加一下。”参加培训的老师就很不好意思，但是我不会对他有谴责。志愿者看到了就很惊讶：彭老师，你怎么可以这样？要是我已经气了老半天了，赶他走算了，别搁这儿，一个人搅和了一锅粥。
所以，我想这个，可能是因为我已经不会“鄙视”他了，之前我也一样的反应。这是我特别想跟微澜伙伴分享的，大家在北京、上海、深圳、广州，能够在大城市，无论是通过自己努力还是家庭，我们比绝大多数农村老师幸运得多了，真的并不完全是依靠个人努力。
受访者 | 微笑的小米彭丽静
采访 | 廖细雄
编辑 | 吴瑶 廖细雄
图片 | 网络有关彭丽静的报道，微澜
校对 | 葵予
排版 | 廖细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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