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

这篇小短文是之前应《经济学家茶座》之邀，为“茶客风采”写的。我回头查了一下自己与茶座的渊源，发现早年间我还发表过一篇《青年学子不该急功近利》的文章，那个时候我还没有重回学界，看不惯就直言不讳了。现在年岁日增，也就更没有兴趣取悦他人了。

一个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自白

我2003年从浙江大学经济学院经济系毕业，之后留校在浙江大学跨学科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助理。后来因为偶然的契机，到上海金融与法律研究院工作，主要做些经济政策分析和评论的工作。

工作了七年后，2010年时觉得无论是自己写的分析还是评论，都太浅，已不足以打动自己，于是而立之年，赴美求学。只是跨出经济学，来到了公共管理的领域，做了一个经济学的“逃兵”。我先后在华盛顿的美利坚大学（American University）和新泽西的罗格斯大学（Rutgers University）获得硕士和博士。目前任教于密歇根的伟谷州立大学（Grand Valley State University）。

以前并没有意识到经济学会在自己身上烙下如此深刻的印记。虽然是一个经济学的逃兵，但我近来却常常回到年轻时的阅读路径，从经济学的宝库里捡一些趁手的武器，然后以经济学帝国主义者的姿态冲进公共管理的领域。每有斩获，便欣欣然。

即使是逃兵的武器，借着经济学的锋芒，也不容小觑。来日有暇，再与大家分享背后的故事吧。

现在这个题目和我2007年5月在《经济学家茶座》写过的文章题目是一样的。十几年后，我自己从经济学转到公共管理学，有一些新的感悟，和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公共管理学不接受理性人假设，更关心人为什么会“系统性背离理性行为”。比如在美国有不少人从原来做生意到后来加入政府部门，收入会掉一大截，但还有不少人乐此不彼。传统经济学认为他们预期以后从政府出去，能做更大的生意。偶有几个故事能印证这种刻板印象，但经验证据并不支持这点。常青藤联盟法学院毕业生，在背景和起点差不多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公职或加入私人律所。但就算考虑公共部门的福利，两种人的长期收入差距还是非常大，私人律师收入要高很多。很难用未来预期收益来解释为什么一部毕业生一开始加入公共部门。公共管理学则提出人有公共服务的动机，借鉴心理学上的测量方式，用一个量表来测量公共服务动机。自然有人高有人低。或许部分解释了为什么条件差不多的情况下，人会有不同职业选择。 

其次，公共管理学也不以提高效率为唯一的目标。我在美利坚大学读硕士的时候，碰到罗慎博（David Rosenbloom）老师。他老人家研究美国行政法，我在他课堂上学到公职人员的第一个目标是“合法”。美国从宪法原则到三权分立，讲究民主制衡，透明问责是常常提到的，但像“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种口号，是不被认可的。对政府部门来说，效率往往不是主要目标。中国的很多政府部门也并不遵循这个效率优先原则。我2011年在《茶座》写过《载不动几多愁：春运火车票的经济学》就提到对铁道部而言，凭什么假设人家在春运期间的工作目标就是效率优先，把人尽快运走呢？可能更要紧的是“安全第一”。 

最后，公共管理学还是从经济学帝国主义中获益。我对经济学帝国主义的定义，比加里·贝克尔时代的经济学帝国主义要宽泛得多，还包括从西蒙的“有限理性”到塞勒的“非理性行为”的行为经济学的进展。与经济学对照，公共管理学不仅考虑微观上人有不同动机（如强调人的公共服务动机），也在宏观上考虑对应的公共政策和公共组织有不同的目标（如强调问责等非效率目标）。如此一来，公共管理学依旧可以从经济学帝国主义中受益。

当然，正如伟大的经济学家马歇尔说过的那样：“要是你觉得一个问题重要，就不要管它是不是经济学问题”。

与诸位共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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