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70 年：回顾与展望
摘要：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70年大体可以划分为"史前史"（1949年—1978年）、兴起（1978年—20世纪90年代初）、深入发展（20世纪90年代初—21世纪初）、大繁荣（21世纪初至今）四个阶段。尽管存在初心的失落、历史方位感的缺失、学术鉴赏力的退化等隐忧，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未来的持续繁荣依旧可以期待。未来的研究应当做好以下三项工作：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学术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位关系；不忘初心，为解决中国问题、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而开展研究；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为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
关键词：国外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新中国成立70年
在不少人的脑海里，中国学术界开始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似乎是改革开放以后40年的事情。这不够准确。事实上，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的进步知识分子逐渐形成了“睁开眼睛看世界”的自觉与传统，只要客观条件具备，就会热情拥抱世界，学习、吸收国外的科学技术与哲学社会科学成果。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其中包括马克思主义哲学。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相当重视对同时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著作的译介，即便是后来接受了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类似工作也没有完全停止。对于中国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而言，新中国的成立是一个真正的起点，因为它意味着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最终获得了一种比较明确的定义方式：所谓国外，既是中国之外，也是中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之外。尽管存在曲折迂回，但总的看来，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70年，就是中国学术界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实，与时代同呼吸、与人民共命运、与实践共交融，不断缩小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距离的70年。当前，我们正处于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并跑”，正在谋求“突围”、实现“领跑”的新阶段。科学总结已经走过的70年风雨路，已经成为我们能够展望并抵达未来的一个前提条件。1978年，随着《哲学译丛》等杂志的陆续复刊以及《国外社会科学》等杂志的先后创刊出版，中国哲学界与世界交往的窗口再次缓缓而坚定地打开。正是在这些或公开或内部发行的资讯类学术期刊上，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人物、流派、著作及思想得到爆炸式的集中报道，迅速为中国哲学界所知晓。1978年也因此成为很多人心目中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元年”。在1978年之后的高光映衬下，1949年至1978年之间的30年便显得尤其灰暗和没有生气，以至在许多人的脑海里，这似乎是一个没有生命活动的“史前史”阶段。人们会形成这种印象自然有其原因。首先，1978年之前的30年，中国先是被以美国为首的西方资本主义世界孤立，继而在国际社会主义阵营中被苏联等国家孤立，这在客观上导致当时的中国与世界的学术联系极为有限“，文革”的爆发更是彻底中断了这种有限的联系。缺乏联系就缺乏了解，更不用说研究了。其次，建国后，中国哲学界在苏联专家的帮助下开始系统建设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课程体系、学科体系和学术体系，哲学原理始终是优先发展的重中之重，这在客观上抑制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他学科领域的发展。既然这一时期连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都没有真正确立起来[1]，更何况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呢？最后，在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的影响下[2]，当时的中国哲学界也坚信，哲学真理已经终结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在这种传统之外已经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哲学。因此，所谓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不能不是一种虚假的或者说可疑的存在。不过，当我们真正闯进这个“史前史”阶段就会发现，这里绝不是什么都没有的蛮荒之地。首先，尽管世界对中国关上了大门，但中国哲学界却始终努力观察世界，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发展留下了浮光掠影式的印象。1956年，苏共二十大的召开以及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的先后发生，让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意识到，必须以独立的方式了解、掌握国际政治和思想动态。正是在这个时代背景下，《哲学译丛》和《现代外国哲学社会科学文摘》这两种资讯类期刊分别于1956年、1958年创刊。透过它们，中国哲学界保持了对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以及部分中东欧社会主义国家哲学进展的基本了解，其中，卢卡奇、萨特、梅洛庞蒂等具有重要欧洲影响的左派哲学家，沙夫等东欧马克思主义思想家的重要学术出版得到了比较及时的报道。“文革”的爆发使这两种杂志的出版被迫中断，但相关的资讯追踪活动还是得到了一定程度的继续。其次，为了进一步掌握欧美哲学的当代进展，20世纪60年代初以后，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机构陆续组织人员翻译、出版相关哲学著作，代表性的有《哲学研究》编辑部编译的《资产阶级哲学资料选辑》《资产阶级社会学资料选辑》《外国自然科学哲学资料选辑》《老修正主义哲学资料选辑》等，一些影响较大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家的论著片段借此得以进入中国。再者，中国哲学界当时翻译出版了一定数量有关当代欧美哲学的评论著作，其中以苏联著作为主，兼及个别欧美著作。通过它们，中国哲学界对部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有了一定程度的认识，哪怕是带有意识形态偏见的认识。这其中最值得一提的是商务印书馆1963年出版、后多次重印的《修正主义：马克思主义思想史论丛》。该书1962年在英国和美国同时出版，编者是英国的苏联研究专家利奥波德·拉贝兹。拉贝兹所说的修正主义是指第二国际伯恩斯坦以降、不同于斯大林主义的当代其他马克思主义传统，甚至包括中国的毛泽东思想[3]（P3）。该书正文由26篇专题论文（作者均是西方主流学院派学者）组成，分四编：第一编论伯恩斯坦之后、斯大林主义确立之前的修正主义，包括卢森堡、托洛茨基、布哈林等；第二编论与斯大林主义同时代的修正主义，包括卢卡奇、布洛赫等；第三编论斯大林去世后东欧苏联的修正主义；第四编论1956年“新左派运动”兴起后英国、法国、意大利、德国、美国、日本等国的修正主义。从今天的角度看，该书是对20世纪60年代之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与流派的一次比较系统、客观的高水平梳理。总的说来，在“史前史”阶段，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主要停留在初步译介上，研究虽然不能说完全没有º，但尚未真正展开。尽管如此，这个阶段还是为下一个高光阶段的降临进行了必要的准备。一方面是人员准备，1978年以后第一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都是在这一阶段成长起来的；另一方面是理论准备，理解、研究、评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离不开对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以及当代西方哲学社会科学、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当代发展等科学系统的认识。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这些工作都在“史前史”阶段以不同方式、在不同程度上得到完成。1978年3月31日，时任中国科学院院长的郭沫若发表著名的书面讲话《科学的春天》，宣告：“这是革命的春天，这是人民的春天，这是科学的春天！让我们张开双臂，热烈地拥抱这个春天吧！”就在这个“科学的春天”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一下子“千树万树梨花开”，生机勃勃地展现在中国哲学界眼前。此后的10余年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正式兴起阶段，而此时它还主要以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面目出现。若以数量计，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还算不上多惊人：据不完全统计，1978年至1988年初，国内期刊、辑刊发表了与西方马克思主义有关的译文、论文超过250篇，专著、译著和含相关章节的著作超过40种[4]。但它吸引了一批活跃的年轻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并开始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领域表现出了自己强有力的理论影响，从而迫使许多年资更高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工作者予以关注、应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中国的强势兴起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第一，经过半个多世纪的发展，20世纪70年代以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和社会影响达到顶峰，逐渐成为一门全球性的显学。1974年，佩里·安德森出版著名的小册子《西方马克思主义探讨》，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命名，随即被西方学术界普遍接受并广泛流传开来。西方马克思主义也由此大举进军学术界乃至知识界，牢固确立自己20世纪西方四大哲学主流之一的历史地位[5]（P4）。第二，改革开放后，中国向世界（主要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打开大门，西方马克思主义就和现象学、存在主义、结构主义一起，成为中国哲学界竞相了解、研究的“新知”。第三，在这一阶段，如何对待西方马克思主义，成为一个具有丰富政治意涵的话题，吸引众多学者涉足其中。对于中国哲学界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个难以简单归类的矛盾体：是当代“西方”思潮，属于应当学习借鉴的先进事物；身处广义的“马克思主义”阵营，但与中国认同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正统存在严重分歧乃至对立；深刻批判资本主义统治，是我们所赞同的；严厉批判现实社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则是我们坚决不能接受的。总之，西方马克思主义自带话题，为那些关注现实但又不想直接评论现实的学者提供了极好的理论切入口。第四，西方马克思主义包含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和基本原理的当代西方权威理解，对当时中国的哲学原理研究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史研究来说，都是无法回避的。兴起阶段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呈现出四个特点。第一，研究人员数量有限，且主要集中于少数重点研究院所和大学。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较高的“门槛”，一要拥有必需的外文文献，二要具备较高的外文水平，这就决定了当时能够开展研究的只能是少数机构的少数人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央编译局、中央党校、上海社会科学院以及复旦大学、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北京大学、武汉大学等，是研究人员相对集中的几个机构，其中有徐崇温、杜章智、夏基松、江天骥等“文革”前就涉猎相关领域的研究和翻译的中年学者，但更多的还是改革开放后开始规范化学术训练的青年学者。第二，研究主题体现了鲜明的中国关怀。这一阶段的译介研究基本上实现了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流派和人物的全覆盖。不过，令人惊讶的是，竟然有超过1/3研究与萨特有关，这显然与萨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相对次要的地位很不相称。之所以会如此，原因就在于萨特的著作存在人、异化、辩证法等中国哲学界高度关注的主题。第三，以基于国外既有成果的述评性研究为主，自主性研究尚未展开。这一阶段国内学界对苏联、日本、欧美国家的研究成果都有译介，总的看来，英美的观点占据了主导地位。例如，在当时有关法兰克福学派的译介和评论中，人们通常会更关注哈贝马斯、马尔库塞和弗洛姆，对阿多诺和霍克海默的关注要少得多，这显然与七八十年代英美的主流观点是一致的。第四，基本判断分歧严重。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不是马克思主义？我们是应当赞同还是反对？这是当时国内学术界最关心的两个核心问题。围绕这两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徐崇温和中央编译局的杜章智在1988年前后展开了一场具有象征意义的争论[6][7][8][9]。作为国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第一人，徐崇温一向坚持认为“西马非马”，强调必须保持高度的意识形态警惕性对待之。当时正在从事《历史与阶级意识》翻译工作的杜章智则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就是马克思主义，应以求同存异的态度接纳之。这场争论很快就扩大化，10多位学者，包括《人民日报》理论版在内的近10家报刊涉足其中，甚至通过英文版《中国日报》的报道在国际上引发了一些关注[10]。因为这场争论，更多的学者开始关注、思考西方马克思主义，内在的原则性分歧得到充分暴露，认识也由此得以深化发展。兴起阶段的研究成果今天都只剩下历史文献价值，但这一阶段的学术史意义却不容忘却：第一，培育了一支学术视野开阔、理论功底扎实、研究水平较高、非教条主义的年轻学者队伍，他们将在后两个阶段发挥重要的学术领军作用；第二，凝聚了一个共识，确认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具有重要的中国意义，值得深入推进；第三，形成了一种强有力的学术自觉，努力通过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去思考、解决中国问题；第四，意识到一个严重问题，即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能没有原著基础，文献翻译工作必须尽快提上议事日程。西方马克思主义讨论持续了五、六年之久，直到1994年，徐崇温还发文捍卫、重申自己的基本观点[11]。在此期间，国际国内形势都发生了重大变化：国际上，苏东剧变，苏联解体，冷战结束，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在国内，发生政治风波，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启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些重大变化对中国原有的意识形态思想体系构成巨大冲击，于是，从20世纪90年代早中期开始，几乎所有马克思主义理论相关学科都陷入危机，面临重大挑战。但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不仅没有陷入危机，反倒逆势而上，进入一个深入发展的新阶段。原因何在？首先，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队伍具有较强的稳定性，不仅没有受到外部变化的过多影响出现大的人员流失，反倒借助90年代几次博士学位点增设的机会发展壮大了队伍。其次，随着国内政治氛围的转变，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变得相对疏离，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因其学术性强而日益受到人们的重视，学术声誉、影响力和吸引力都不断增强。最后，但可能也是最重要的，随着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深入发展和全面建成，人们越来越深刻地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讲的和我们身边正在发生的何其相似乃尔。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成为历史，我们依旧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代人。在20世纪90年代初至21世纪初这个深入发展阶段，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学术水平不断提升，超越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和哲学史这两个传统强势研究领域，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学科中最活跃、学术影响力最大、发展势头最好的一个研究领域。第一，形成了重视文献基础的良好学风。20世纪80年代末，中国哲学界开始发力西方马克思主义原著翻译。随着重庆出版社《国外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研究丛书》的陆续出版，以及上海译文出版社《二十世纪哲学译丛》、三联书店《现代西方学术文库》、华夏出版社《二十世纪文库》、商务印书馆《汉译世界名著学术丛书》等中文相关书目的陆续面世，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无原著可据的局面得到根本扭转。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国际化能力较强的青年学者们很快就意识到，仅仅依靠这些数量有限、质量良莠不齐的中译本，难以真正建立牢固的文献基础，进而开始直接使用外文原著或者原著英译本进行研究。这从根本上保证了研究水平的不断提升。第二，实现了与国际学术主流的有效对接。在兴起阶段，中国哲学界就非常注意追踪国际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最新成果，较有影响的代表性成果大多以各种方式被介绍进中国。在深入发展阶段，研究者们更加注重与国际学术主流的有效对接，自觉利用国外经典研究文献推进研究，这使得本阶段出现了一些具有持久学术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一向重视德国古典哲学特别是黑格尔哲学，因此，在对卢卡奇、法兰克福学派等所谓“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上，就展现出了比英语世界学者更深的领会力；以强大的马克思恩格斯研究积累为基础，中国哲学界对阿尔都塞著作的研究水平也毫不逊色。这些也正是本阶段成果积累最丰富、研究水平最高的几个方向。第三，出现了若干有影响的研究中心和代表性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的张西平、郑一明，复旦大学的俞吾金、陈学明，南京大学的张一兵，黑龙江大学的衣俊卿，中国人民大学的段忠桥，武汉大学的何萍，厦门大学的陈振明，等等，都是在本阶段涌现出来的具有重要影响的中青年研究者。在他们的领导下，相关机构也都成为有影响的研究中心。中国的学术人口规模决定了它具有西方学者难以想象的巨大学术生产能力。新旧世纪之交，人们就已经开始意识到，西方马克思主义似乎已经被中国哲学界全面占领，再无什么未经开发的处女地了。这种状况引发某些领军学者的深思。2000年，张一兵发表论文，向整个学界提出一个新问题：在20世纪70年代初西方马克思主义逻辑终结之后，难道马克思主义在西方就没有发展了吗？他的答案是否定，继而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马克思主义在西方的发展格局给出了自己的初步看法[12]。2001年，衣俊卿等出版《20世纪的新马克思主义》一书，用了近130页的篇幅对20世纪50年代以后的东欧新马克思主义进行初步图绘[13]（P515-642），从而引发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外的欧洲马克思主义的新思考。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之后和之外这两个问题的提出，我们看到，进入21世纪后，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依旧占据绝对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开始有学者从西方马克思主义出发，探索新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领域。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下一个阶段就此开始孕育。进入21世纪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繁荣已经势不可挡。只不过当时人们还无法预料这种繁荣究竟会达到什么程度。2003年，复旦大学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心、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和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共同发起创办“国外马克思主义论坛”，计划每2-3年举办一届。当年10月，笔者具体经办的第一届论坛在南京举行。参会人员约四五十人规模，有一些是博士、硕士研究生，但那种景象已经让笔者振奋。不过，形势很快就发生了变化：从2009年的第四届开始，论坛不仅变成每年一届，而且即便严格控制规模、原则上拒绝研究生参加，参会人员也往往不会少于150人，且以青年学者为多。之后“，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论坛“”21世纪世界马克思主义论坛”等先后创办，参会人员规模同样可观。这种大繁荣景象无疑是笔者当年完全想象不到的。这种大繁荣究竟从何而来？国家经济社会及高等教育大发展的推动，全球化时代的来临，互联网时代的去中心化作用，等等，都与此相关，但说到底，这还是2004年中共中央决定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重要成果。2004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进一步繁荣发展哲学社会科学的意见》，提出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之后，中共中央办公厅转发《中央宣传思想工作领导小组关于实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的意见》，对实施工程作出部署。据此，2005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教育部决定增设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其中下设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二级学科。也就是说，时隔27年，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不仅获得了正式的学科地位，而且从原来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下的三级学科方向升格为二级学科。此后，一大批博士、硕士学科点获得批准，这首先刺激了师资需求，随后就是人才培养能力的不断扩大。今天，从事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绝大多数青年学者和博士、硕士研究生都来自国外马克思主义研究这个二级学科，而非过去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二级学科。当下正处于大繁荣阶段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呈现出四个鲜明特点。第一是学术人口规模大。在大繁荣阶段之前，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主要存在于少数国家级科研院所和部属重点高校，现在则“飞入寻常百姓家”，大凡有哲学一级学科博士点和马克思主义理论一级学科博士点的机构都有研究人员活动。第二是成果数量多。学术人口多，学术产量自然也就高。对此，只要我们进入CNKI或者CSSCI数据库略加检索，即能得到最直观的感受。第三是研究主题高度多样化。今天，西方马克思主义无疑还是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重点，但早已不再一枝独秀，而是让位于百花齐放：它之后和之外的后马克思主义、晚期马克思主义、生态马克思主义、英国马克思主义、东欧新马克思主义、日本马克思主义、韩国马克思主义、拉美马克思主义、精神分析马克思主义、法国思想、意大利激进哲学等等，都有学者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终于从“西方”扩大为真正的“国外”。一些新的研究中心也脱颖而出，如山西大学是英国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则是生态马克思主义研究的重镇之一。第四是与西方思想生产的时间差几乎消失。过去，国外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家及其著作需要经过一段时间的沉淀，首先在西方特别是美国确立相应的学术地位后才会被引入中国，成为我们的研究对象。这个过程原本需要十几年，后来需要几年，到如今我们几乎可以和西方学界一同发现一个学术新人。事实上，今天的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界颇像一只以新为食的巨兽，狂飙突进式地寻找、吞食一切能够找到的国外新人物、新著作、新思想。例如，因《加速主义宣言》而正在国内走红的加拿大学者尼克·斯尔尼塞克是英国伦敦大学国王学院数字人文系的数字经济学讲师，一个真正的85后。作为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领域成长起来的一名中青年研究者，面对当前空前繁荣的景观，笔者在由衷地感到欣喜的同时，不免生出些许忧虑。第一是忧虑我们初心的失落。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归根结底都是为了更好地认识世界、认识中国，服务中国自身的经济政治社会发展、文化思想理论建设。对于这一点，前辈学者们始终非常清醒，也非常坚持。在他们看来“，当今我们正致力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在这个时候我们花大力气进行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一定要把这一研究同这一伟大事业联系在一起。具体地说，研究西方马克思主义主要是从正面、反面、侧面为我们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提供启示。我们要通过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开拓新视野，发展新观念，进入新境界，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创新”[14]。但今天，这种初心似乎失落了。我们似乎仅仅为了满足单纯求知的欲望，为了研究而研究，几乎不再思考研究本身的现实性问题。第二是忧虑我们历史方位感的缺失。近代以来，我们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和思想文化？说到底，是因为我们在现代化进程中落后于西方，需要通过向西方学习来实现赶超。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其内在的必要性和重要性也就在于此。但70年后的今天，面对包括当代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当代西方思想，我们似乎已经失去了历史方位感，好像我们曾经是因而永远是西方的追随者，因此，过去需要今天同样需要师法它们。第三是忧虑我们学术鉴赏力的退化。“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有大见识，才会有大格局。做人、做事、做学问都是如此。佩里·安德森定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时候，列出了13个代表性思想家[15]（P36-37），不过这些思想家在中国的被研究程度显然差别巨大。何也？因为我们有学术鉴赏力，能够自主判断哪些思想家更重要、更值得研究。五色令人目盲，五音令人耳聋。今天，面对琳琅满目的当代西方学术产品，我们似乎无法再做出有学术品位的判断与选择，只能听从偶然性的安排。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未来将会怎样？笔者相信，会继续保持甚至扩大目前的繁荣发展势头。支撑笔者作此判断的理由在于，当前中国正在着力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我们只有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充分吸收包括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内的国外哲学社会科学所取得的积极成果，才能完成这一伟大历史使命。新使命有新要求。我们只有顺应时代发展，对既有的研究理念与方式方法进行与时俱进的调整，才能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持续繁荣继续下去，作出不负时代期待的研究成果。首先，我们要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重新认识当代中国学术界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方位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强调，要从人及其现实生活过程出发来理解思想观念，而不是相反。由此，“道德、宗教、形而上学和其他意识形态，以及与它们相适应的意识形式便不再保留独立性的外观了。它们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而发展着自己的物质生产和物质交往的人们，在改变自己的这个现实的同时也改变着自己的思维和思维的产物。不是意识决定生活，而是生活决定意识”[16]（P73）。当我们以唯物史观为指引重新审视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就会看到，第一，从根本上讲，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是一个内在形成的有机体，而是由在不同民族国家的社会历史现实中产生的不同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构成的外在集合体，能够将各个流派真正区分开来的不是观念，而是观念力图把握、再现的具体现代化进程及其问题；第二，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归根结底的意义上“没有历史，没有发展”，过去的成就与辉煌只能存在于过去，并不能为今天的成就及其价值提供任何实质性的支撑；第三，建国后特别是改革开放后40年的现代化建设，我们在历史方位上已经从部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流派的“追随者”，一跃成为它们的“并跑者”、同时代人；第四，当今世界正经历“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国正在开创人类社会发展的全新道路、全新模式，一旦这种创新过程完成，世界的发展格局以及与之相对应的思想格局也将实现重组。总之，我们要基于科学的历史判断，自信地建构我们与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全新的平等对话关系。其次，我们要不忘初心，为解决中国问题、建构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而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70年来，之所以我们对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孜孜以求，说到底，是为了发现并解决中国问题，建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体系中的中国，创造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前者是手段，后者是我们的目的和初心所在。在未来的道路上，第一，我们应一如既往地高度关注、研究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特别是它们的最新进展，因为“这些观点有助于我们正确认识资本主义发展趋势和命运，准确把握当代资本主义新变化新特征，加深对当代资本主义变化趋势的理解”[17]（P1）。第二，我们要坚持以中国问题为导向，推动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创新性运用和创造性转化。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对不对、好不好，口说无凭，把它们放到中国语境中，看看它们能否有效分析中国问题、解决中国问题，结论自然可以水落石出。第三，我们要有战斗的勇气，敢于挑战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理论偏见。金无足赤，人无完人，理论同样如此。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其发展过程中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理论遗产，为推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当代发展做出不可抹杀的重要贡献，但是，在如何理解、评价现实社会主义、中国道路等重大问题上，它也留下了不少理论偏见。对此，我们要勇于斗争、善于斗争，通过斗争消除这些偏见的消极影响。第四，我们要从文本研究出发超越文本研究，回归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基于文本解读，把握、评价国外马克思主义哲学，是我们通过不懈努力凝结而成的一项值得坚持的好传统。但我们必须明白，我们的目标不是文本，而是其中的思想及其在当代中国的转化。所以，我们不能没有文本研究，但也不能只有文本研究，必须从文本研究出发，适时超越文本研究，把通过文本研究得到的思想理论创造性地转化到马克思主义哲学原理体系的当代建构中去。就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那样，“当代中国正经历着我国历史上最为广泛而深刻的社会变革，也正在进行着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这种前无古人的伟大实践，必将给理论创造、学术繁荣提供强大动力和广阔空间。这是一个需要理论而且一定能够产生理论的时代，这是一个需要思想而且一定能够产生思想的时代。我们不能辜负了这个时代”[18]（P8）。最后，我们要勇于承担历史使命，努力把中国建设成世界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的中心。过去100年的历史证明，哪里有富有生命力的社会主义实践，哪里就有强大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和学术研究动力，哪里就可能成为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新中心。我们今天必须清醒而自觉地看到：中国因马克思主义而复兴，马克思主义也必将因中国变得更加伟大；世界马克思主义的发展正在经历一次新的中心转移，不仅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的未来看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的繁荣与发展同样要看中国。因此，我们要勇于承担历史使命，更系统、更深入地研究20世纪以来马克思主义哲学在全世界的传播与发展，以为马克思主义哲学在21世纪的发展作出应有的更大贡献。
作者单位：张亮，南京大学哲学系
文章来源：《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9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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