揭晓、王永贵：中国道路的空间现代性价值和世界意义

中国道路的空间现代性价值和世界意义

摘要：中国道路是历史唯物主义在中国的重大发展，是对现代性中国历史道路的继承、发展和创新，具有深刻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内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一条超越资本主导发展的空间生产逻辑、建立和谐共生的空间结构逻辑、顺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的独特道路，是一条突破西方空间异化，超越西方现代性模式，实现空间正义的正确道路。中国道路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创设重塑了新的发展空间，而且为世界破解现代性难题，解决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发展空间类型，彰显了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和中华文明复兴的价值意蕴。
关键词：中国道路；空间；现代性；马克思

空间是人类实践活动的重要场域，“任何一种社会，任何一种生产方式，都会生产出自身的空间”。现代性的演进历程不仅体现为线性的历史性的时间秩序，也表现为共时性的空间结构的巨变、重组与建构。但是，在占主导地位的现代性叙事传统中，时间往往优于空间获得了更多的关注，现代性的空间性表达常常被忽视，空间被看作是既定的、静止的、僵化的和封闭的，从而遮蔽了马克思主义时空观的“属人性”。列斐伏尔认为，“空间不是一个抽象的名词，而是一个关系化与生产过程化的动词”。这里，“空间显然不是通常几何学与传统地理学的概念，而是一个社会关系的重组与社会秩序实践性建构过程”。空间现代性实际上就是现代性的空间之维，关注的正是各种空间之间的规划、矛盾与冲突等现代性问题。中国道路是中国空间现代性的实践形态，是推动社会空间和谐、公平、正义的新路径。长期以来，在对中国道路的研究中，“时间-历史”维度是主导逻辑，而“社会-空间”维度则是隐性逻辑。事实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实现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是创造人民美好生活的必由之路”，其发展进程内含着深刻的空间转换、提升和创新内涵。从现代性的空间之维即空间现代性来审视中国道路，有助于深入认识中国道路的必然性、特殊性和世界性意义。

一、现代性批判的空间转向

在传统的现代性叙事中，现代性是一个与前现代相对立的时间性概念，用来表达一种新的时间意识。如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把现代概念称之为时代概念，把他所生活的时代描述为是“一个新时期降生和过渡的时代”。这种“时间-历史维度”的叙事偏好，忽视了作为历史根基的社会生活的空间性表达，也就掩蔽了空间的社会意蕴和“现实的人”的价值。对现代性的理解和把握，除了时间纬度，“还应该注意现代性的空间维度，即‘空间现代性’”。马克思指出：“空间是一切生产和一切人类活动所需要的要素。”空间既是一切事物的存在形式，也是人类实践活动展开的重要场域。“人类从根本上来说是空间性的存在者，总是忙于进行空间与场所、疆域与区域、环境和居所的生产。”人在能动地改造自然空间的同时，亦建构和改造着“社会关系空间”。“人们在生产中不仅仅影响自然界，而且也相互影响。他们只有以一定的方式共同活动和相互交换其活动，才能进行生产。为了进行生产，人们相互之间便发生一定的联系和关系；只有在这些社会联系和社会关系的范围内，才会有他们对自然界的影响。”因此，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不仅要改变劳动对象原来的空间处所和存在的空间样态，甚至也要改变内部的空间结构，生成新的空间关系。

马克思深刻批判了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揭示了导致空间异化、空间生态危机的制度性根源。不可否认，源于西方的现代性，在资本和理性的联袂推动下，促进了生产力的迅猛发展，开创了人类社会空间的伟大变革。但是，空间的资本化也加剧了空间异化和空间矛盾，这些异化和矛盾导致资本主义在空间层面遭遇生产关系再生产的危机，使人类付出惨重代价。

因此，“为了改变生活，……我们首先必须改变空间”，重塑空间结构，实现空间正义。空间正义是社会正义的空间向度，是空间生产的价值核心。在资本主义世界中，“地理和社会上的不平等似乎日益严重”，其根源在于资本主义的社会生产方式。要从根本上颠覆资本主义这种空间生产的非正义性，必须建立社会主义的空间政治，实现空间生产的持续发展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此，未来空间的生产应该超越资本主义的抽象的物的生产与空间化生产，生产出人类生存的空间，生产出一个让日常生活成为艺术品的全球的人类乐园。人类追求空间现代性的过程，不能仅仅体现为空间的占有和拓展，更为重要的是对空间资源的分配和对人的空间生存方式的优化。

二、探寻空间正义：中国道路的现代性价值

在马克思看来，人具有一种与其他生物不同的特质，即人不会像其他生物那样被动地让周围环境“同化”自己，而是主动地把“自在的自然空间”转化为“人化的自然空间”，并按照“美的规律”建构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属人”的世界。换句话说，人类的物质生产实践活动就是一种空间建构、转化和重组的过程。这里的空间并非空洞的、静止的和僵死的物理容器，而是与社会生产方式紧密联系，是政治经济的产物，体现着社会关系的结构性因素。空间本来是“人自由全面发展”的基础，但是，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发生了异化，空间成为资本的转化形式，成为统治人、控制人、剥削人的工具。与之相反，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民在自己的奋斗实践中创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则为超越资本主导发展的空间生产逻辑、建立和谐共生的空间结构逻辑、顺应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本逻辑探索了可能、奠定了基础、提供了方案。

（一）超越资本主导发展的空间生产逻辑是中国道路的价值基础

资本的本性在于获取尽可能多的剩余价值和利润。资本家占有、生产更多空间，不是为了给人们提供更好的空间资源或空间环境，而是为了获取更多的经济利润。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空间生产过程的动机和最终目的，就是资本尽可能多地自行增值，也就是尽可能多地生产剩余价值。换句话说，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的实质是“以物质生产的全面革命和发展为前提”。一是空间资源的彻底资本化，导致空间的非正义。在资本主义社会，空间资源资本化越是彻底，工人阶级和劳苦大众的栖居空间就越糟糕，导致空间生产和分配的极端非正义性。“生产资料越是大量集中，工人就相应地越要聚集在同一个空间，因此，资本主义的积累越迅速，工人的居住状况就越悲惨。”深受资产阶级残酷压榨和无情挤逼的工人“被迫挤在一个狭小的空间”，“不是下面冒水的地下室，就是上面漏雨的阁楼”，“既潮湿阴冷又肮脏”，甚至无法“使污浊的空气流通出去”。二是资本越集中，空间结构越分离。空间生产和资源的“分布不平等是空间差异加剧过程中最明显的结果”。譬如，当资本、人口、工业等因素的空间集中造成了城市的兴起和发展，就会导致城乡的空间分化和对立。三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导致空间异化。社会空间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支配下异化为攫取剩余价值的重要工具和手段，变成了资本空间。马克思指出：“各种经济时代的区别，不在于生产什么，而在于怎样生产，用什么劳动资料生产。”空间异化、空间生态危机的根源就在于资本主义空间生产方式，因而，要改变当前人的空间生存困境，就必须改变人的空间生产方式。1890年8月21日恩格斯在致奥托·伯尼克的信中写到，社会主义社会“同现存制度的具有决定意义的差别当然在于，在实行全部生产资料公有制（先是单个国家实行）的基础上组织生产”。

与资本主义建立在“阶级对立上面、建立在一些人对另一些人的剥削上面”的所有制关系不同，社会主义空间生产是以公有制为基础，生产的目的为了最大限度地满足人们的物质和文化需要，而不是为了剥削。中国的所有制、分配方式和资源配置等生产方式都是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前提下和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能够最大限度地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求，与此同时，也对资本主义社会“空间的资本化”实现了超越。一是在所有制关系上。资本主义所有制是生产资料资本家私人占有的所有制经济形式。资本家凭借对生产资料的占有，通过雇佣劳动关系，无偿占有劳动者的剩余价值，体现的是资本家对劳动者的一种剥削关系。中国的所有制则把坚持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和不断创新诸多灵活多样的公有制实现形式相结合，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一项重要创新，“它把公有制的内容和多种具体形式辩证地统一起来”，有效激发各类市场主体的活力和创造力，而又不断满足人民美好生活的需要。二是在分配方式上。分配由生产决定。资本主义社会生产资料的私有制，决定了资本主义分配的不公平。“资本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支配一切的经济权力”，资本逻辑决定了空间资源的占有和分配，也是产生社会-空间不平等的根源。中国的分配制度把按劳分配与按生产要素分配相结合，既能实现市场经济条件下公平的最大化，也能在高效率的基础上实行生产，使社会空间内的公平和效率相辅相成，相互促进。三是在资源配置上。自由市场竞争是资本主义社会资源配置的基础，也是导致经济失调、资源配置不公的重要原因。中国在资源配置上坚持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有机结合统一起来，二者相互补充、相互协调、相互促进，共同推动资源配置实现效益最大化和效率最优化，促进经济社会持续健康发展。与资本主义社会放任或者驱使资本为少数人牟利、不断加大空间的不平等不同，中国道路则是在充分承认资本和市场经济发展生产力作用的基础上，积极利用、引导、驾驭资本，以服务于人民共同富裕和社会主义发展道路，努力为人民创造更美好的生产生活空间。

（二）和谐共生的空间结构逻辑是中国道路的价值引领

空间从来就不是空洞的，而是往往蕴含着某种意义。马克思主义认为，与动物只是被动地适应周围环境不同，人是积极主动地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一个真正“属人”的意义空间。推进空间正义、促进和谐共生的空间结构，既是对空间过度资本化的超越，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马克思批判了资本逻辑对空间的侵蚀，揭示了空间资本化运作所导致的空间不平等、空间异化及空间结构割裂和分离的实质。在空间资本化运作的生产方式中，资本家为了获取利润最大化，尽量节约生产成本，为此不断提高运作效率，集聚空间资源，实施规模化流水作业，进而导致城乡、区域之间的对立和分化。空间资源的不断集中“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在全球范围内则呈现为“落后地区”和“发达地区”、“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和“文明的国家”、“东方”和“西方”等不同时空层次上的“中心-边缘”的二元非均衡空间结构。这种由西方占据支配位置和资本主导的资本主义生产体系不仅不能带来空间正义和空间和谐，反而使空间异化、空间矛盾突出、空间资源分配不公、空间权利不平等、空间生态危机更加严重。

不同于西方资本化运作的生产方式，中国道路超越了西方两极化社会对抗式的现代性模式，开启了和谐共生、和平发展的现代性之路。一是在城市空间建设上，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城市治理观，通过“共治共建共享”机制，实现“宜业、宜居、宜乐、宜游”的生产生活空间。2015年在全国城市工作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做好城市工作，要顺应城市工作新形势、改革发展新要求、人民群众新期待，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坚持人民城市为人民”。这就要求在城市空间建设上统筹好“五大关系”，即“空间、规模、产业三大结构”“规划、建设、管理三大环节”“改革、科技、文化三大动力”“生产、生活、生态三大布局”以及“政府、社会、市民三大主体”，不断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升城市治理能力，走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譬如，在建设绿色城市上，中国近年来取得了显著成绩，根据《2020中国绿色城市指数TOP50报告》显示，2018年全国人均公园绿地面积为14.11平方米，比2017年增加0.1平方米，城市建成区绿化覆盖率由2017年的40.9%提升为41.11%。2020年全国地级以上城市空气质量优良天数比率大87%，全国地表水水质优良断面比率提高到83.4%。2000年至2017年，全球新增绿化面积约1/4来自中国。

二是在区域发展空间上，立足于区域协调发展，优化经济发展空间格局。党的十九大报告明确将区域发展战略部署从“区域发展总体战略”提升为“区域协调发展战略”，进一步深化了区域协调发展的内涵。通过建立以中心城市引领城市群发展、城市群带动区域发展新模式，推动区域板块之间融合互动发展，形成由点及面、连接成轴，从“经济带”升级到“经济轴带”的区域发展新格局。同时，将大力支持革命老区、民族地区、边疆地区、贫困地区加快发展，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如在城乡发展方面，截至2020年，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11年快于城镇居民，城乡居民收入差距缩小到2.56：1，工农互促、城乡互补、协调发展、共同繁荣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加快形成；在区域发展方面，2020年京津冀地区生产总值比上年增长2.4%；长江经济带地区生产总值增长2.7%。

三是在国际发展空间拓展上，立足于开放包容、合作共赢的原则，构建全方位改革开放的发展空间新格局。在国际合作交往中，中国始终坚持政治上相互尊重、平等协商，经济上相互合作、优势互补，文化上相互借鉴、求同存异，致力于通过和平的国际环境来发展自己，也以自己的发展来维护世界和平。截至2021年11月，中国已与140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据世界银行研究报告，共建“一带一路”倡议将使相关国家760万人摆脱极端贫困，3200万人摆脱中度贫困，将使参与国贸易增长2.8%至9.7%，全球贸易增长1.7%至6.2%，全球收入增加0.7%至2.9%。事实充分证明，中国倡导的“一带一路”国际合作平台越来越成为深受国际社会欢迎的国际公共产品，极大地推动了不同文明之间的交流互动，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建设提供了崭新的行动方案。

（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空间人本逻辑是中国道路的价值旨归

资本主义现代性在给人类带来了丰裕的物质财富的同时，也因自身无法克服的结构性矛盾，引发诸多的生存危机。一是人性的危机。马克思指出，现代性使“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在资本逻辑的推动下，现代社会变成了人试图控制人的社会，工具理性的泛滥导致价值理性的式微，人成了机器的奴隶、金钱的奴隶。二是人与人之间的危机。资本主义现代性使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最终通过资本形式加以呈现，形成了“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资产主义制度使“人和人之间除了赤裸裸的利害关系，除了冷酷无情的‘现金交易’，就再也没有任何别的联系了”。三是人与自然之间的危机。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自然界成为人类控制和获取利益的对象，导致人与自然界之间关系的紧张，活生生的自然界被肢解，生态危机、资源匮乏、环境恶化随之而来。

人本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核心内容。马克思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一切民族，不管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如何，都注定要走这条道路——以便最后达到在保证社会劳动生产力极高度发展的同时又保证每一个生产者个人最全面的发展的这样一种经济形态。”从人的类本质来看，自由的有意识的活动是人之为人的重要依据。人的发展是人的劳动能力的展示，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展示。而在资本主义社会，工人劳动得越多，被奴役、被压迫程度就越严重。从人的社会本质来看，人是处于特定社会关系和具体生活世界中的“现实的人”，人既是历史进程中的“剧作者”，也是“剧中人”。

坚持人的自由全面发展是中国道路的逻辑支点，是中国道路区别于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基本品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鲜明地体现了人本伦理价值，强调人的主体地位，把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作为终极价值追求。一是在发展理念上，强调全体人民的空间共享性。中国道路是对马克思主义空间现代性思想中“人民价值主体地位”的现实性重塑。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强调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把走共同富裕道路作为必须坚持的基本原则。譬如，在社会治理上，倡导共建共治共享，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共享的社会治理共同体。二是在制度设计上，充分保障人民的主体地位，实现自己的发展空间，建设自己的生存空间。中国道路始终坚持人民主体地位，强调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充分发挥广大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和创造性。譬如，人民代表大会制度、群众路线、统一战线、民主集中制等都充分彰显了人民是国家、社会的主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三是在价值追求上，把为了人、发展人作为最终目的。中国道路终结了资本的运行体系，把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作为奋斗目标，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本价值思想。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在空间治理上突出人民共享的价值性，高度重视不同空间区域的协调发展问题，破除城乡二元结构，促进区域、城乡协调融合发展。同时，切实保障人民群众在微观的居住、作业、交通、环境等公共空间领域的权益。譬如，在住房空间上，提出“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新空间理念，并建立多渠道供给、多渠道保障、租购并举的住房制度，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的居住空间权益。

三、构建人类文明新空间：中国道路的世界意义

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不仅为中国现代化创设重塑了新的发展空间，而且为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拓展了新的途径，为世界破解现代性难题，解决全球治理困境，提供了一种“新的文明发展空间类型”。

从历史发展上来讲，资本是推动现代性生成和发展的基本动力，资本逻辑是现代性的本质逻辑。资本逻辑在驱动“用时间去消灭空间”的同时，也不断建构着现代性的时空结构，即在“时空压缩”的过程中也伴随着“时空延伸”的过程。一方面，时空延伸的过程本质上削弱了地域性，加强了世界性的联系和依赖，使“过去那种地方的和民族的自给自足和闭关自守状态，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各方面的互相依赖所代替了”，由此人类自身的存在形态从地域性向世界历史性转变。另一方面，资本推动的全球性的普遍的经济联系和利益依赖，并没有给世界带来长期稳定的“普遍安全”和共同发展，而是导致日益严重的“中心-边缘”的全球性空间分裂。在资本关系的所到之处，各种新的差异和等级被不断地生产出来，其带来的结果是“由跨国资本主导的特定全球化形式表现为一种‘单向度的全球化’，即发达国家单方面主导、渗透和支配不发达国家的全球化模式”。这种由西方主导的“单向度的全球化”所形成的全球治理体系，只是为满足占据霸权地位的主体成员的利己主义的需要和欲望，本质上还是一种“虚幻的共同体”。这种“虚幻的共同体”形塑的既是一个同质的“抽象空间”，也是一个等级性的“矛盾空间”，根本无法真正实现人的联合与解放。

为此，必须探索构建人类文明新空间，实现公正合理有效的全球治理体系。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应对全球共同问题和挑战的中国方案，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模式引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符合国际社会的共同利益。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构建，意味着全球空间结构的公平正义，意味着人的发展的全面性提升，意味着全球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增强。人类命运共同体立足于“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哲学立场，既以“人类解放”或“真正的共同体”为价值诉求，也是对现存不合理的世界市场体系和全球治理体系的一种反驳与批判，为最终实现“真正的共同体”奠定世界历史性的基础。

一是构建交流互鉴、多元共存的现代性空间格局。中国道路所追求的现代性空间是基于不同民族和国家特性所构筑的多元化空间格局，超越了西方一元主导的现代化霸权逻辑。“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行而不相悖”，中国道路就是尊重和支持各国从自身空间的实际情况出发，打破一味追求单一的相同性发展模式，探索符合本国国情，适应人民需要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道路，避免成为资本主义现代世界体系的附庸。纵观人类社会演进历史和现实逻辑，世界上并没有定于一尊、一成不变的现代化模式。“即使在西方文明（无论如何界定）的广阔框架之中，也不是仅仅发展出一种，而是有多种现代性文化规划和制度模式。”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指出的：“道路选择，关键要符合国情。现代化不是单选题。历史条件的多样性，决定了各国选择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了科学社会主义的发展方向，契合了中国和时代发展需要，是经过实践证明的唯一正确的道理。这条道路既不是“传统的”，也不是“外来的”，更不是“西化的”，而是我们“独创的”。它超越了西方资本主义现代文明模式，为后发国家进行现代化建设提供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二是营造公道正义、共建共享的安全格局。中国坚持合作共赢、和谐共生的和平发展道路超越了西方“对内剥削压迫”“对外扩张掠夺”的现代性模式，打破了西方臆造的“强国必霸”的“修昔底德陷阱”的幻想，越来越赢得世界人民的支持，成为引领世界共同发展，构建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空间新秩序的正确道路。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所蕴含的“和平发展”“和谐世界”“依存共生”的理念根源于中华优秀文化崇尚的“天下为公”“兼爱天下”“协和万邦”“大同世界”等和谐空间思想的价值传统，具有深厚的文化底蕴和精神动力；另一方面，坚持和平发展，奉行互利共赢是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应有之意。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公有制”“共同富裕”“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最后解放自己”等公有思想决定了中国道路是和平之路、和谐之路、共同发展之路。马克思在《告全世界各民族工人书》中明确告诉人们：与那个经济贫困、政治昏聩的资本主义旧社会相对立的社会主义新社会的国际原则是和平。中国始终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倡导“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新安全观，不断加强与各国的友好往来，积极参与全球空间治理体系的改革和建设，为人类和平发展贡献了重要力量，开辟了人类文明发展的新路径。

三是打造合作共赢、共同繁荣的新世界。资本主义全球化的发展改变了不同民族和国家的人民之间相互隔离的状态，把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纳入了世界市场，并推动了人类历史向世界历史的转变。人类迈入世界史之后，过去那种相互隔绝，老死不相往来的状况被各国彼此依存、密切联系、安危与共的利益共同体所取代，逐渐呈现出相互依存、利益交融、依存共生的世界性和共同体特征。这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休戚与共的命运共同体要求我们摒弃“我赢你输、赢者通吃”“弱肉强食”的丛林法则，推动建设一个“开放、包容、普惠、平衡、共赢”的经济全球化。一方面，在深化交流合作中提升“共同利益”的层次和水平，凝聚集体认同；另一方面，加强发展合作，帮助落后国家摆脱贫困，让所有国家的人民都过上好日子。近年来，由中国发起的“一带一路”“丝路基金”“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等新机制新平台的创立，破除了“文明冲突论”和“历史终结论”的谬论，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响应和参与，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四、结语

以往对现代性的理解和阐释，是以时间叙事为主导，把人类社会发展的道路规制为资本逻辑主宰的西方一元现代性的单向度模式。但是在实践中，由于“地理空间上的发展不平衡”，不同文明对现代性的探寻具有不同的轨迹和模式。人类文明的多样性决定了世界是多向度发展的，而不是单线式前进的。因此，“我们不仅应该从时间的角度来理解现代性问题，而且还应该从空间的角度去理解”。百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拓的革命道路、建设道路和发展道路，既是中国人民探索追求现代性的过程，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空间发展逻辑建构的过程。在前进的道路上，我国时空领域比历史上任何时候都要宽广。尤其在全球性问题日益严峻而全球治理失序的语境下，中国道路不但向世界贡献了一种新的现代性发展路径，而且在推动人类构建更为公平、正义、和谐的文明新空间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注：参考文献略。公众号推文与刊物原文有不同，若需要请您查阅原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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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作者：揭晓：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特约研究员、广东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王永贵，南京师范大学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新时代国家意识形态安全体系建构研究”（项目编号：21ZDA113）

文章来源：《学习与实践》2022年第1期

本次转载来源：“马岩文苑”微信公众号

本站责编：曹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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