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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震：不走寻常路—— 苏洵的游学与求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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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阳修不仅欣赏苏洵的文章，还将他的文章推荐给朝廷，并写了《荐布衣苏洵状》，要求录用苏洵。他在《状》中强调了苏洵三个方面：一是品行好、“履行淳固”、“守道安贫，不营仕进”；二是学识好，“性识明达”，“精于物理而善识变权”；三是“非特能文”，而且能行，“文章不为空言而期于有用”。欧阳修还应苏洵的要求，写信给富弼，希望富弼能接见苏洵。
苏洵自己也没有闲着，他还给宰相富弼、文彦博、枢密使韩琦、枢密副使田况、青州知州余靖等人写了信。这些信的内容一是求见，或含蓄地求荐；二是议政。韩琦、富弼对苏洵的态度，同欧阳修有很大不同。欧阳修希望朝廷能重用苏洵，韩琦则是称其文、礼其人而不用其言。苏洵身为布衣，成了韩琦的座上客，经常参与达官贵人的宴会。叶梦得《避暑录话》中说：“苏明允既为欧阳文忠公所知，其名翕然。韩忠献诸公皆待以上客。尝遇忠献置酒私第，惟文忠与一二执政。而明允乃以布衣参其间，都人以为异礼。”这表明当政者虽然赏识苏洵的文、行，但并不准备采纳他革新朝政的主张。对其直言不讳的批评，富弼“亦不乐之”。因此，他在给富弼等人的信中，虽然明确表示自己“有志于当世”，欧阳修也写了荐状，但他却未得到一官半职。
嘉祐元年冬，张方平从成都离任归京，苏洵又作《上张侍郎第二书》求张荐举。信的最后动之以情，写“雪后苦风，晨至郑州，唇黑面裂，僮仆无人色”，以迎候张方平的苦况，而以“明公所谓洁廉而有文，可以比汉之司马子长者，盖穷困如此，岂不为之动心，而待其多言耶”作结。此信的最后一段写得情真意切、凄楚悲凉而又含蓄委婉，虽说无需待其“多言”，但意思已表达得很充分。
欧阳修是当时的文坛泰斗，由于他对三苏父子的称许、推崇，苏氏的文章很快在京城乃至全国流传开来，产生了巨大影响。时人有很多这方面的记载，如：
(欧阳修)献其(苏洵)书于朝，自是名动天下，士争传诵其文，时文为之一变，称为老苏。时相韩公琦闻其风而厚待之，尝与论天下事，亦以为贾谊不能过也。(张方平《文安先生墓表》)
由于苏洵已“名动京师”，因此在嘉祐元年秋冬还是他求见“王公大人”，而到了嘉祐二年年春却变成“王公大人”求见这位平头百姓了。
盛名之下求仕多艰
正当苏轼兄弟同科进士及第，三苏父子名动京师，踌躇满志的时候，突然噩耗传来，贤良的程夫人病故于家乡，他们只好匆匆离京返川，连与亲友告别都来不及。苏洵自京城返家后，一直郁郁寡欢。这不仅因为妻子和老友的去世，而且还因为他在京城虽声名大震，却求仕未成，不免有些心灰意冷。他在返川后给欧阳修的信中说：“自蜀至秦，山行一月；自秦至京师，又沙行数千里。非有名利之所驱，与凡事之不得已者，孰为来哉?洵老矣，恐不能复东。阁下当时赐音问，以慰孤耿。病中无聊，深愧疏略。”看来，他不准备再入京了。
但是，就在他非常苦闷的时候，于欧阳修进呈苏洵的文章两年后，即嘉祐三年(1058)十月，朝廷有了回音：召苏洵试策论于舍人院。十月，他首先得到雷简夫的信，告诉他朝廷将有诏命，并要他东行应诏。十一月五日，眉州正式收到朝廷诏命，要苏洵赴阙应试。十二月一日，苏洵上书仁宗，表示不能赴阙；接着，他又致书雷简夫、梅圣俞对召试深表不满。半年多后，因朝廷再次催促苏洵赴阙，又致书欧阳修，申明不愿应试的理由。
概括起来，苏洵所述理由如下：一是因病，这当然是借口。他在《上皇帝书》中说：“臣本田野匹夫，名姓不登于州闾，今一时卒然被召，实不知其所以自通于朝廷。承命悸恐，不知所为。以陛下至圣之资，又有群公卿之贤与天下士大夫之众，如臣等辈，固宜不少，有臣无臣，不加损益。臣不幸有负薪之疾，不能奔走道路，以副陛下搜扬之心。”苏洵是否真的有病呢?病是有一点，他在《与梅圣俞书》中说：“昨适有病，遂以此辞。”是否真的病得不能赴京呢?显然不是，他在《与雷简夫书》中说：“承命自笑，恐不足以当，遂以病辞。”意思很明白，病不过是借口而已。
二是不满科举考试制度，这才是主要原因。他在《上皇帝书》中已有流露，他说：“臣本凡才，无路自进。当少年时，亦尝欲侥幸于陛下之科举。有司以为不肖，辄以摈落。盖退而处者十有余年矣，今虽欲勉强扶病戮力，亦自知其疏拙，终不能合有司之意。恐重得罪，以辱明诏。”这里还讲得比较含蓄，在《与梅圣俞书》中，他对科举制度进行了更激烈的指责。他说：“仆岂欲试者?惟其平生不能区区以附和有司之尺度，是以至此穷困。今乃以五十衰病之身，奔走万里以就试，不亦为山林之士所轻笑哉!自思少年尝举茂材，中夜起坐，裹饭携饼，待晓东华门外，逐队而入，屈膝就席，俯首据案。其后每思至此，即为寒心。今齿日益老，尚安能使达官贵人复弄其文墨，以穷其所不知耶?”这封信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摧残人才，淋漓尽致地发泄了他对科举制度的不满，特别是从“中夜起坐”至“俯首据案”数句，非常形象地描述了应试士子的可怜。早在九百多年前的北宋中叶，对科举制度就认识得这样深刻，确实难能可贵。
第三，苏洵之所以拒绝应诏，还因为对朝廷的拖拉作风不满。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说：“始公进其文，自丙申(1056)之秋，至戊戌(1058)之冬，凡七百余日而得召，朝廷之事，其节目期限如此之繁且久也!使洵今日治行，数月而至京师；旅食于都市以待命，而数月间得试于所谓舍人院者；然后使诸公专考其文，亦一二年；幸而以为不谬，可以及等而奏之，从中下相府，相与拟议，又须年载间，而后可以庶几有望于一官。如此，洵固已老而不能为矣!”这是对我国封建社会官僚制度的深刻揭露和批判。
第四，苏洵认为召试正是对其不信任的表现，因此更不应该去应试。他说：“向者《权书》、《衡论》、《几策》，皆仆闲居之所为。其间虽多言今世之事，亦不自求出之于世，乃欧阳永叔以为可进而进之。苟朝廷以为其言之可信，则何所事试?苟不信其平居之所云，而其一日仓卒之言，又何足信耶?”(《答雷简夫书》)这是讲的究竟“一日仓卒之言”可信，还是“平居之所云”可信的问题，实际上还涉及对他的推荐人是否信任的问题：“且以永叔之言与夫三书(即《权书》、《衡论》、《几策》)之所云皆世之所见，今千里诏仆而试之，盖其心尚有所未信。此尤不可苟进，以求其荣利也。”(《与梅圣俞书》)这是对他和对欧阳修的不尊重，他愤愤地说，他还没有到饥不择食的地步，因此没有必要一定要做官：“洵之所为欲仕者，为贫乎?实未至于饥寒而不择。” (《上欧阳内翰第四书》)
苏洵虽然拒绝赴阙应试，但他毕竟是有志于当世的人，因此，他在《上皇帝书》中，把他的政治革新主张，“条为十通，以塞明诏”。之前，苏洵的《权书》、《衡论》、《几策》，内容很广泛，涉及政治、经济、军事等各个领域。《上皇帝书》则专谈政治改革，而且主要是谈吏治改革。所条十通，除要求废除郊赦一条外，其余九条都是谈的用人问题。由此可见，他对改革吏治的重视。
梅圣俞收到苏洵拒绝赴阙应试的书信后，写了《题老人泉寄苏明允》诗，劝他进京：大意是说，老人泉无鱼可钓；家中二雏(指苏轼兄弟)压过百鸟，是“去为仲尼叹，出为盛时祥”的凤凰，更不应该让其老于泉旁；更何况“方今天子圣”，因此劝他“无滞彼泉旁”。
嘉祐四年(1059)六月，朝廷召命再下，苏洵接受了梅圣俞的劝告，决定再次入京。他在《上欧阳内翰第四书》中，一面发泄对朝廷拖拉作风的不满，一面又对欧阳修说：“王命且再下，洵若固辞，必将以为沽名而有所希望。今岁之秋，轼、辙已服阕，亦不可不与之俱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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