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君毅专栏 |略述印度之因明之特质及中国之逻辑思想

唐君毅精神人文主义SpiritualHumanism 2022-06-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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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在印度之因明，则其涉及于如何立论以悟他者，皆约同于西方之Logic之所论。尼也耶派之因明之五支比量，后经佛教中陈那之改革为三支比量，其结构即略同西方逻辑中之三段论式。但在因明中，结论称为宗，位在前。前提为因，次之。另又有喻，即同类事例，置于最后。西方逻辑三段论式为：“凡人皆有死，孔子是人，孔子有死。”依因明之三支，则为“宗：孔子有死，因：以（孔子)是人故。——若是人，见皆有死。若非有死，见皆非人。——喻：如孟子荀子（之是人者皆有死)”此立结论于前，便见印度之因明之重在成立一结论为宗旨。西方之三段论式，立前提于先，以推演结论，结论复可为另一推论之前提。于是吾人可说西方之逻辑，重在次第推演，以成重重无尽之推演历程。印度之因明，则重在成立一颠扑不破之结论。又在亚氏式之三段论式，只将一普遍原理应用至特殊事例，以成一演绎推论，而无“喻”以举出同类事例。在因明则兼有“喻”，以举出同类事例，遂兼涵“由诸同类事例，以转证一普遍原理”之归纳的推论。故在西方逻辑学中之演绎法与归纳法，初为二种推论法者，在因明则合为一 [1] ，此皆可谓为因明之特色。

复次，印度之因明，尚有一重要特色。即特重视各种“过”之分析。过即西方逻辑中所谓谬误 Fallacies。在西方传统逻辑，其所重者在陈述推论之规则法式，谬误篇并不居主要地位。而印度之因明，则特重“过”之分析，此可说由于因明之用，更见于论辩之中，且重在使人之立论，先居于无过之地。而西方之逻辑之用，则虽初亦见于论辩，但后则主要用以推演新知发现新真理之故 [2] 。

除因明外，辩证法之运用，在吠檀多之哲学，及佛学中之般若宗中，皆甚重要。印度哲学中之辩证法之运用，重在破而不重立，重“双非"“两不"，而不重连正反以成合，此乃其与西方之辩证法不同者。

至于在中国方面，则逻辑之学之发达，似不仅不如西方，亦不如印度。但在先秦之《墨辩》及公孙龙子、惠施、及庄子与孟子荀子及《春秋》之《公羊谷梁》家言中，亦有种种逻辑思想，而其远原，则为孔子之重正名。孔子之正名，原重在说有某名位之人，则当有某实德。此本为伦理意义之正名。由此进一步，则可引申出知识意义上之名，当与所知之“实"相应之思想。墨家则重于不同类之实，以不同之名表之。《墨辩》之正名，遂重名之涵义之确定，使一一之名，各有其义，彼止于彼，此止于此，以“彼彼此此"。而此即通于西方逻辑中之思想律之此是此，而非非此之同一律与矛盾律。而《墨辩》复论种种推类之问题，亦即由一辞以生另一辞之推论之问题。近人之整理《墨辩》，固不无附会之说，然大体而言，此书包涵种种逻辑思想，则无疑义。

除《墨辩》外，名家之公孙龙子有白马非马之论。此为辩类名与种名之差别之逻辑理论，人所共认。孟子之重由同类以论相似，荀子之以类度类，及其《正名篇》之论名与辞及辩说等，亦皆包涵推类之术及如何定名辨实之逻辑思想。唯惠施庄子重天地一体之义，以“类与不类，相与为类”而终归于一超逻辑超言辩之“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泛爱万物"之人生哲学。

大约以中国先秦逻辑思想与西方印度相较，似其所重者不在演绎与归纳，而在类推，即由一特殊事例之情形，以推同类之其他特殊事例之情形。但对贯于诸特殊事例之抽象普遍之原理或命题之提出，不似西方之逻辑及印度之因明之着重。由此而中国思想长于即事言理，以事喻理，而似略短于离事言理，以穷绎一理一命题之涵义，及划定一理一命题所指之界域。然亦无他方哲学思想之执抽象之理，以推至其极，而归于执一废百，卤莽灭裂之失。

又中国之形式逻辑虽迄未发达，但如辩证法亦为逻辑之一种，则吾人可说，中国人自始即富于用辩证法之思想方式，以认识存在事物、人生事变、及历史之演进。此盖原于中国之《易》教。中国之辩证法之异于西方之辩证法者，在其初不由人与人对辩而后引出。而是由人之仰观俯察天地万物之变化历程之产物，以成为人之独居深念时之一思想方式。中国先哲之依此方式以观事物，不似西哲之重以思想限制思想，而由“正”“反”以升进于“合”，亦不似印度哲人之重以辩证法作破斥之用，即不重“双非”“两不”；而重在观一切相对而互为正反之事物之循环无端，以见正反阴阳之相生，即正即反、即阴即阳之处。而此种“两即”之思想方式，与中国之宇宙观形上学及人生哲学恒不可分，俟以后之论形上学等时，再及之。

先秦之末，名墨诸家之学即中断。至汉代，董仲舒著《春秋繁露》，重深察名号。但所重者，仍在正伦理政治上之名号。至晋有鲁胜《墨辩》注，申《墨辩》之旨。而魏晋之名理之学之中，亦颇有逻辑思想。然亦无系统之逻辑学。姚秦时鸠摩罗什来华，译《中论大智度论》等，中国人乃知印度之双非两不之辩证法。至唐玄奘窥基，乃正式传印度因明之学于中国。窥基《因明大疏》，卷帙颇繁。而后继研因明学者，更罕其人。然佛经之科判，较中国之经注，更重逻辑秩序。而禅宗之机锋中，则有一特殊型之辩证法之运用 [3] ，然昔亦无专著，论此型之思想方法。直至明代耶稣会士利玛窦等来华，国人乃知西方之有名理之学。至清之李之藻译一论亚里士多德式之逻辑之书，名《名理探》，中国乃有第一部西方逻辑书之译本。清末严复译穆勒《名学》，及耶芳斯之《名学浅说》，国人乃知近代西方之逻辑。清末与民国之学者，以对西方逻辑之新知，与中国先秦名墨诸家之名，互相参证，而于断绝几二千年之先秦之有关逻辑思想之论，渐得其解。民国以来，西方之各派逻辑，皆渐输入中国。大学亦以此科之为文法学院之必修科目。虽国人对此学之贡献不多，然中国之学术界，要已接上西方之此学。至于如何由先秦之逻辑思想之省察，以及于中国人之其他之思想方式，思维方法之研究，再及于佛家思维方式之传入中国之历史与影响，及西方逻辑之传入中国之历史与影响，而综述之，以成中国之逻辑思想史，则尚有待于来者。

注释

[1] 牟宗三《认识心之批判》第二部第一章第一节。

[2] 因明中所谓“过”，不必皆为纯逻辑的推论上之Fallacy，如“世间相违过”，乃违共同经验，“立敌共许过”，乃对彼此共认，不待辩者而辩。

[3] 牟宗三《理则学》附录传成纶之一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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