幸存者讲述：渡海先锋营的人和事

编者：今年适逢海南岛解放70周年，“四野子弟”特推出系列文章，供回顾和纪念！

本文来源于子弟供稿，口述：刘长久（时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三八三团一营机枪连副连长） 整理：马海南，原标题：渡海先锋营作战一隅。

摘录：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队伍里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纯粹的！什么人都有，并不是都那么好，那么团结，那么经得起考验！否则，就很难解释建国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内部人事斗争的问题。

军队，是成长的大熔炉；

军营，是青春的集散地。

历史不遗忘，青春不散场。

若有感触，欢迎留言分享；

若有故事，欢迎邮件投稿。

记录在，记忆就在；

记录在传播，记忆就在传承。

分享信息，分享观点，只为了一起缅怀先人，铭记历史，启发思维。

刘长久大尉

1925年1月29日—2013年12月25日

【简介】刘长久，安徽省凤阳县刘家庄人，1925年1月29日（正月初六）生， 15岁被日本人抓到东北黑龙江密山县煤矿当劳工。1946年3月，在牡丹江参加东北民主联军，在六纵十七师五十团一营一连当战士，机枪射手。1947年夏打四平，在攻坚战中立特等功。伤愈后，任机枪班副班长，班长，7月加入中国共产党。打锦州任一排副排长，打天津任一排排长，打广西任三连二排（模范排）排长。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先后参加过三下江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千里南下追击、解放广州、粤桂边等战役。解放海南岛战役时，25岁，任四十三军一二八师师三八三团一营机枪连副连长，首批参加渡海先锋营的渡海作战。海南解放后任三八三团战防炮连副连长，三八三团八连连长，一营副营长，三八三团侦察股长，一营参谋长，营长。1955年授大尉军衔。1954年12月至1958年6月在汉口高级步校学习，毕业。1963年转业到海南行署建设银行任副科长，后调海南黎族苗族自治州工作，任建设银行行长，自治州造纸厂厂长等职，1995年从海南省建设银行离休。2013年12月25日于海口病逝。

引言

“哎呀！我老战友马正新的儿子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自从你们离开通什，回大陆到现在，我们有32年没见面了吧？我今年八十八岁了，身体还好，没有什么病，就是耳背了，血糖有那么一点高。你叫我讲一讲我在先锋营的情况，那就趁现在头脑还清楚，讲一讲吧！大多数的人都不在了，许多情况后人是不知道的。” 

当年参加解放海南岛战役，四十三军渡海先锋营机枪连副连长刘长久的叙述，就是这样开始的：

2000年，海南解放50周年，有关部门叫我去讲一讲，我去了。我就以“渡海作战一隅”为题目来讲的。当时据说反映还不错，有人夸奖说：“刘老讲的不错！”

革命传统教育吗，我们有责任讲一讲。记得当时50周年有一个录音盘，又十几年过去了，一搬家也就找不到了。但海南电视台应该有保存。

1995年4月，四十三军的老同志写了一本《战争史上的奇迹——四十三军解放海南纪实》，在海南军区搞首发式，许多老领导、老战友都来了，大家欢聚一堂，真是高兴呀，几十年不见面了呀！龙书金、王东保、宋维栻、赵浩然、徐芳春、刘庆祥、孙有礼、刘安元他们都来了。

刘安元比我小一岁。我当兵的时候，在东北“三下江南”，我们就在一个连队。打海南岛的时候，刘安元调到二营当副教导员去了，他没有参加先锋营，他是随一二八师主力登陆的。刘安元后来当了南京军区的政委，中将，这个人很优秀，军政双全。他每次来海南，都叫秘书打电话给我，叫我出来跟他见面。后来人家官当的那么大，还没有忘记咱们这个兵。我记得刘安元第一次来见面的时候，他就说：“我不知道你在海口，要知道就叫你一起去了，我昨天去看了王佩琚。”

老战友的那份感情啊！生死之交。

王佩琚是先锋营渡海登陆后作战牺牲最高职务的人，副教导员。打四平时，我和王佩琚和刘安元都是一个连队的，一营一连。王佩琚是指导员，刘安元是副指导员，我是他们的兵。打四平的时候，我是机枪班的机枪射手，立了一个特等功，所以首长们都对我很好。先锋营的营长是孙有礼，外号孙瞎子，私下里战友们都这样亲切地叫他。那次，我和孙营长还在一起照了像。

老战友

左起：白光（女）、刘长久、孙有礼

四十三军一二七师的老同志于振瀛写的那本《战争史上的奇迹——四十三军解放海南纪实》，我看了，让我们这些参加过这场战役的老人，了解了战役的总体情况和其他兄弟部队的一些情况，这是很好的。那时我们是基层的兵，并不了解战役全局的情况，只了解自己身边的情况，有些全面的情况，是后来才听说的。这本书，说起来也有局限，很多具体情况，于振瀛不是当事人，不太清楚。他是一二七师的军人记者，一二八师的情况，应该没那么熟悉。看样子为写这本书，是采访了一些领导的。有些高级领导，并不一定了解下面的具体情况，记者也就不可能写的很具体。有些具体情况，就是了解了，也可能不好写进去，写成目前这个样，是可以理解的。

我这里的情况，大概知道的人很少，所以书中完全没有提及。即没有好，也没有不好的情况。所以先锋营的情况，实事求是的讲，书上反映的不完整，只说了许奉琮和张子彬两船的损失，没有说到我这条船的损失。50周年的时候，叫我作报告，我也只讲好的，没有讲其他，因为那是公开场合，传统教育，士气宜鼓不宜泄吗！对不对？

今天我就跟你打开天窗说亮话，说说那些鲜为人知的情况吧！在那战火纷飞的年代，我们队伍里的人，也不是每个人都那么纯粹的！什么人都有，并不是都那么好，那么团结，那么经得起考验！否则，就很难解释建国后为什么会发生那么多的内部人事斗争的问题。但总体是好的，个别情况是白玉中的瑕疵。讲讲经验教训和分析过失，这对人生和在临危的情况下，学会处理问题，是有教益的，是对历史的负责。

渡海先锋营偷渡，总体上来讲，我们是胜利了。但渡海的经过却风险很大。船队被大风吹散了，各自为战，有运气问题。运气好的没有遇到大的困难，领航员好、船好、登陆的地点也好。运气不好的，没有领航员、船也不好、登陆地点也不好，结果遭到了损失。而现在后人看到的渡海作战材料，绝大多数是讲好的，不好的一般不讲。其实，哪有百分百顺利的事情？那是渡海作战呀，都没有经验，情况又瞬息万变，没有人能提前预知危急会以什么方式出现，只有靠临时决断。如果没有失误，海南战役就不会有四千六百多人的伤亡了。所以，我们先锋营就有许多值得反思的情况。

先锋营的基本情况

我们先锋营是一个加强营，1007人。加强营以我们三八三团一营为主，还加强了三八三团炮一连、警卫连、侦通连的部分部队等。三八三团团长徐芳春亲自带队，先锋营的整个作战指挥，实际上是徐芳春在指挥，因为有团长在吗，孙有礼、王教导员主要就是执行命令了。团里带队的还有政治处主任刘庆祥，他是我们一营的老教导员，打四平以前就是教导员。打完天津后，教导员刘庆祥、副教导员王恩荣和一连指导员王佩琚都参加学习去了。打海南岛之前，他们又都回来了。刘庆祥调团里当主任，王恩荣任一营的教导员，王佩琚当副教导员。王恩荣有文化，是从宣传股副股长的位置调回一营当副教导员的，原来他在三连当过指导员。徐芳春抗战时是一营三连的老连长，也是一营的老营长，与刘庆祥搭过档。

所以，先锋营带队的领导都是一营的老人，老领导，大家从抗日就在一起，从山东到东北，又从东北到海南岛，打过多少胜仗，上下级指挥配合很好，所以一营的战斗力很强，我们三八三团是一二八师的主力之一。一二八师是东北四野的主力，攻坚老虎，东野总部亲自掌握的部队。东总三调一二八师，都是用在攻坚方面，攻无不克，战无不胜，这在四野是很出名的。第一次是调一二八师打四平，第二次是打锦州，第三次是打天津。由于是主力，兵强马壮。

打海南岛要三八三团一营作为四十三军一二八师的先锋营，慎重初战，好钢要用在刀刃上，是有道理的。

我们一营连以上的主官，有的名字记不清了。组成先锋营时，营长是孙有礼，教导员是王恩荣，副营长是于曰仁，副教导员是王佩琚。

我们一营有四个连队。一连连长翟恩莲、指导员冯嘉仪、副连长李相三、副指导员姓刘不记得了（后来当指导员，再后来转业到北京地矿部）；二连连长李树亭（关里人，年纪比较大，解放海南评了战斗英雄，出席了全国第二届英模会议，见过毛主席，回来报告做的很好，大家都反映，政治教育两个月，不如听他一次报告，后来当了团长）、指导员张家骧（后来打黄竹美亭的时候牺牲了，他不是一营的老人，是团里的干事下来的）、副连长张子彬、副指导员朱文秀（后来当教导员，组织科科长，琼山县武装部政委）；三连连长李庆升（后来转到湛江农垦当场长）、指导员宋占魁（这个人比较有水平，后来当榆林要塞政治处主任）、副连长是薛恩友、副指导员丁占祥（后来当坦克团政治处主任）；机枪连连长许奉琮、指导员李克俊、副连长是我刘长久、副指导员姓孙，想不起来叫什么名字了，很年轻，原来给首长当警卫员，是从山东过来的，海南解放后，记得他是卫生连的指导员，身体不太好，再后来的情况就不知道了。

警卫连好像是连长郭洪德带队，炮连是连长王明德，侦通连是指导员李清桂。王明德山东人，年纪比较大，当时已经30多岁，资格比较老，文化不行，海南岛解放后，当过60炮连的连长，我们在一起学习过，1952年分别后，情况就不知道了。团直好像还有一些参谋人员，记得有王怀祥，是团政治处干事，后来当广州军区医学院（第一军医大）政委，军级干部。他的夫人也是文昌人，叫林桂英，是会文镇湖丰村人，和我老伴黄荷娇的水尾村是邻村。其他人的名字记不清了。在我们先锋营登陆上来之前，团里有个侦察排长提前上海南岛侦察，好像叫杜什么【杜士德，实际是侦察股长，侦察排长杨庆大】，不知道对不对。

我是1950年2月才调到机枪连当副连长的，3月份就打海南岛了，前后不足两个月，还没有来得及很好地熟悉机枪连的干部战士，我就离开了机枪连，所以机枪连副指导员的名字想不起来了。

那时，我们营以下连排班的编制是4—3—4，就是一个营有4个连，一个连有3个排，每个排有4个班。排里除3个步兵班以外，就是机枪班。机枪班有3挺轻机枪，每挺机枪有备用枪管，枪管打红了需要更换，可以保证战斗火力的持续性。

我们机枪连有100多人，除2个重机枪排外，还有1个炮排。炮都是小炮，有60炮、火箭筒、掷弹筒等。重机枪排每排有3挺重机枪，共6挺。

当时先锋营1007人分乘21条船，我们一营大概是16条船，团直是5条船。当时机枪连连长一条船，指导员一条船，副指导员一条船，副连长一条船，等于4条船。机枪连和团炮一连的重火力全都分配到各船，连营干部为各船的指挥员，各船都有一定的独立作战的能力。

21条船有好有劣，有大有小。当时不懂，后来在航渡的过程中，出了问题，才知道好船即稳又快，差的船则不能抗风浪，航行又慢，后来受损失的船大多是那种大屁股的劣船。

我指挥的那条船，就是条大屁股的劣船，船很小，只乘坐了20多人。我这条船上没有熟悉海南情况的领航员，只有两个船工，是雷州半岛的船工，他们对海南岛的情况并不熟悉。

当时，我刚到机枪连任副连长，组织上分配什么船就乘什么船，不可能挑三拣四，主要是当时大家根本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更没有鉴别船只好坏的常识。

后来反思，这是一个很大的失误。

我参加渡海的经过

我那条船的20多个乘员，不都是我们机枪连的，是跟二连合起来混乘的。其中有机枪连一个班，一挺重机枪，机枪连有一个排长，后来他失踪了，名字现在也不记得了。二连有一个步兵班，有一个副排长带队，名字叫侯续孟，前几年才去世。侯续孟过去经常去你们家，跟你爸一起转业在文昌当区长，搞土改，后来当了海口市物资局局长。再就是机枪连的勤杂人员，如理发员、卫生员、炊事员等，其中有好多个是刚解放不久的战士。当时，我虽然是机枪连的副连长，但和我船上的兵并不熟悉，比较熟悉的人员是一连和三连的人。我们船上的武器，我用的是匣子枪，排长、副排长、班长和组长都是冲锋枪，战士们是卡宾枪和步枪，勤杂人员没有武器，这条船上也没有炮，60炮和掷弹筒都没有，也没有轻机枪。

部队从3月5日就开始待风启渡，等了几天，都没有风，没能起渡。直到9日下午，有几个上了年纪的老渔民，据说是师里请来预测气象的土专家，他们预测：说10日下午会有风，而且是大风，虽然时间不长，却可以送我们到海南岛。我记得是10日下午4点钟起航的（马海南插话：徐芳春说是下午1点钟起航的），下午1点钟起航吗？不对吧！我记得是下午4点钟。（刘老吸着烟，沉思了很久）哎！几十年了，难道我记错了，也可能我记错了，下午1点钟吗？那就是下午1点钟吧？人家是团长嘛！

起航前有个说法，船队要摆队形，哪个连队在左，哪个连队在右，哪个连队在前，哪个连队在后。虽然说的很好，但船开到大海以后，风浪一大，又下着雨，能见度很差，船队很快就散了。什么信号、什么灯光、打枪、吹号都没有用了，指挥失灵了，编队成了一句空话。

到了夜里，更是海浪滔天，周围黑暗，什么也看不见，我们的小船就像断了线的风筝，随波逐浪，失去了方向。《四十三军解放海南纪实》那本书上说，一连副连长李相三的船，开出来不久就报警了。这个情况，当时有点印象：那时天还没有黑，但不知道是那条船，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浪太大，根本不能互相救援，如果船一靠上去，两条船就会撞得稀巴烂，只能靠自救，只能各顾各，听天由命。

李相三，比我小一岁，山东人。打天津后，部队南下，我们都在一连当排长，我是一排长，李相三是二排长，薛恩友是三排长，打海南岛时，都提升为副连职。李相三资格比我老，先提拔的，初任一连的副指导员，打完广州后，改任一连副连长。我从一连调三连任二排排长，打海南岛时，我去了机枪连。薛恩友这个人脾气大，但打仗行，有头脑。李相三、薛恩友都去过你家。

当时，大家吐得一塌糊涂，先吐食物，后吐黄水，有的吐蛔虫、吐胆汁，记得有几个勤杂人员和解放战士，吐的像死人一样，动弹不得。我自己也吐的筋疲力尽，但我是副连长，是船上职务最高的，是指挥员，无论如何要保持清醒。

船老大这个时候突然说：“别的船都回去了，我们也回去吧！”

于是，船上的人都看着我，看我是什么态度。

我想：简直是胡说八道，这不是演习，这是渡海作战，部队已经出发了，就像部队已经冲锋了，怎么可能随便回去呢，回去就是临阵脱逃！

我当时很生气，拔出匣枪，大吼：“怎么可能回去！不准回去！你要是再说这种动摇军心的话，我就枪毙你！”

现在回想起来，可能你会感到我当时的态度恶劣，其实，关键时刻是不能掉链子的。我这个人打仗是不怕死的，但这一辈子最大的失误，就是登陆的那一刻，作为指挥员，失职了，在紧急情况下，没有强迫大家都跳海下船，态度不够恶劣，没有大吼。当时船搁浅，水太深，大家不敢跳，我就以身作则，先跳下海去，虽起了模范带头作用，但是效果不好。哎！主观上是好的，客观上的结果是错的。后来王恩荣教导员批评我是“形左实右”。现在听起来很奇怪吧，我后面再讲，你就明白了。

就这样，我们在大海里颠簸了二十多个小时。直到11日过了中午才登陆，后来才知道，我们这条船是登陆最晚的船之一，大概是全营倒数第三。据说最早登陆的有早晨6点多钟的，大多数是上午9、10点钟登陆的，个别还有晚上登陆的。

3月11日天亮后，风小了，还是下毛毛雨，天也雾蒙蒙的。没有敌人的飞机，也没有敌人的军舰，周围也看不到战友的一条船。就这样，我逼着船工开船，但船工不是海南岛的人，对海南岛不熟悉。如果是船队都能扭在一起，航行就不成问题。但现在失散了，我们船上又没有领航员，问题就严重了，我们落单、落后了。后来终于看到海岸线了，大家都很高兴。正行驶着，这时，在我们的后面来了一条船，仔细一看是一连指导员冯嘉仪的船，我们大家都很高兴，真没想到还能遇到一条自己人的船。于是我就对船工说：“我们就跟着这条船。”谁知，他的船快，我们的船跟不上，眼看着他们登陆了。这时就听见几声枪响，砰！砰！砰！砰！是敌人的哨兵发出的报警枪声。我说：“快！快！我们也快点冲上去登陆！”但我们的大屁股船很不争气，就是驶不快，干着急！

这时，冯嘉仪的船登陆以后，并没有停顿，没有等我们，更没有掩护我们，拉起队伍就走了。我和冯嘉仪在东北就是一个连的，打锦州我是副排长，他是副指导员；打天津我是排长，他是副连长，王佩琚是指导员。打完天津，王佩琚去教导队学习，冯嘉仪49年春天当了一连的指导员。后来才知道，当时他要拉队伍走的时候，一连的人，都是我的老战友，有人跟冯嘉仪说，后面是机枪连刘副连长的船，是不是等一下，冯嘉仪根本不听，拉起队伍就走了。

而我们的船很不争气，开又开不快，冲又冲不上去，结果搁浅了，离海滩还很远。用船的竹篙试了一下，海水还太深，能没顶，怎么办？没有别的选择，只有跳海冲上去，登陆就好办了。于是我命令：“跳！”，没有人敢跳。这怎么办？

这时，岸上敌人的机枪哗哗地响了起来，火力很猛。我是机枪连的副连长，从当战士开始就是机枪射手，对轻重机枪很熟悉，特别是国民党用的轻机枪，我更熟悉，用了好几年，一听就知道是哪一种机枪打出来的，所以通过机枪声已经判断出我们所处情况的危急程度。这种情况下，来不及多想，只有尽快离开大海，才能主动。我就喊：“冲！”于是就带头跳下海，向海岸上冲去。可是，等冲上海滩，回头一看，没想到的是，跟着跳海的人很少，只有六七个人，其中有二连的副排长侯续孟，二连的一个班长，一个战士，一个理发员、一个卫生员，其他人没有跟上，没有跳海离船。大概是由于海水太深，不会游泳，重机枪没法携带，大家犹豫不决，结果是畏缩不前。记得水很深，有没有跟着跳海被淹死的，我在前面不清楚。我自己也不会游泳，跳海后，也是靠海练中刚学会的“半桶水”挣扎着冲过去的，喝了不少苦涩的海水，总之上岸的人不多，只有六七个人。

我们几个上岸后，侯副排长报告说：“副连长，敌人从右边上来了！”

我说：“那我们就赶快占领旁边的小山岗！”

这时，我决定派人回去接应没有下船的人。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大批的敌人涌了过来。我的匣子枪只打了一枪，就打不响了。侯副排长和班长的两支冲锋枪也只打了一梭子弹，就坏了一支冲锋枪。有一些敌人向我们扑来，被我们打倒了几个，其余的溃退了回去。真是倒霉，没想到海水的腐蚀作用这么厉害，我们几个冲上岸的虽然没有伤亡，但可用的武器仅剩一支冲锋枪和两支步枪，其他的人没有武器，面对大批的敌人，我们已经没有了掩护其他尚未下船的同志们登陆的战斗力了。在这种情况下，迫不得已，我们只好迅速离开海岸朝里边走，没有下船的同志，就这样损失了，大部分被俘了。

这个情况是怎么知道的呢？因为，海南解放以后，一些人又被我们解放回来了，才知道他们被俘了。机枪连的那个排长，当时正在闹眼病，病得很厉害，看不见东西，可能没有跟着跳下海，也可能跳下海被淹死了，也可能被俘后又被敌人杀害了。总之我离船后，剩下他职务最高，他后来没有再回来，下落不明，失踪了。

当时我是真后悔，为什么我的态度不强硬些呢？为什么不连咋呼带吆喝地强迫大家跳海离船！如果大家都跳海离船了，即使有些伤亡，也不会损失到这么个程度，这么大的损失。这个海上登陆作战真是与陆地不同，陆地上搞错了，还可以再来。可是渡海登陆作战就完全不同，没有回头箭。我一离船，就好比离弦的箭一样，再也收不回来了，完全丧失了再指挥这条船的可能性。特别是在敌人机枪猛烈向我们射击的紧急情况下，这一表面上看是起模范带头作用的冲动，造成的结果，却是损失严重，指挥失误，严重失职。

后来王恩荣教导员批评说：“你为什么不叫他们都下船呢？你自己带头冲锋，是形左实右！”

我能说什么呢？只能认真检讨，主观上确实是自己的指挥失误吗！

那时，我25岁，当副连长才一个多月，又没有渡海作战的经验。船上的兵是两个连的人，合在一起的，机枪连和二连的人，从来还没有指挥过他们一起作战，跟我还不太熟悉。这么多年我都是在一连，到三连有过一段时间。这条船勤杂人员又多，完全不能协同。不能协同，就没有战斗力。这是当时造成巨大损失的客观原因。现实就是这个情况，怎么办呢？只好认倒霉。

冯嘉仪的船，比我们的快，为什么会在我们的后边？是不是他们开始走错了路线？后来才绕回来的，这个问题不清楚。当时，冯嘉仪他们那条船先登陆，敌人还没有赶到，只是鸣枪报警，如果他带的主力排阻击一下敌人，我们就有时间让大家下船，就不会损失那么大。他们先登陆，惊动了敌人，等我们登陆时，敌人已经赶到。他们一走了之，都是老战友，本来规定有掩护之责，为什么拉起队伍来就走呢？这就不光是我们的运气问题了。冯嘉仪因为没有尽掩护之责，后来团领导调查核实我们船损失的原因时，是搞清楚了原委的。

琼崖党和群众的接应

没有办法，我们只好离开海滩。渡海前上级有个说法：叫尽量往里走，里边有我们的根据地，有琼崖纵队的文北独立团，有地下党，有群众。

我们登陆的地方是赤水港，在昌洒乡，远处看到有山。

我领着六个人绕来绕去。登陆的第二天，应该是3月12日，晚上来到一个村子。有老百姓看到我们是解放大军，就主动跟我们打招呼，为我们带路，大家不懂话，只能打手势。走了半夜，到了一个村子。带路的人，进村之前，先看摆在路上的石头标记，看过后，就吹口哨，学鸟叫，并不说话。过了一会儿，对方应答也是相同的鸟叫声。进了村子，后来知道大概是一个乡长，打着电筒，拿笔和纸写：你是不是机枪连副连长刘长久？我心里一愣，真是感慨！他们怎么知道的？琼崖纵队的党，真是工作做到家了。

我用笔回答说：“是。”

关系就接上了。他们马上就给我们弄饭吃，弄水喝。乡长他有一个毯子，拂晓在树林里休息，我们两个还盖一个毯子。

接上头的第二天白天，没有走，还是在林子里歇着，晚上才走。晚上走时，是文北独立团的一个排长带几个人领着我们走。走了一晚，拂晓前又到了一个村子。琼纵的那个排长，叫我们等一下，他们先过去。

过了一会儿，他又回来叫我过去。走到靠村边时，看到有哨兵，哨兵也看到了我们，就问：“口令！”

这时，琼纵的人就示意我来答话。我并不知道当天的口令，但听声音很熟悉，可能是一连的，就回答说：“是我！”

大概哨兵看清是我，也熟悉我的声音，就问：“你是不是机枪连副连长刘长久？”

我说：“是！”

走近一看，果然是我在一连当排长的一个老兵，大家见面都很高兴。哨兵说：“你们可回来了！”

我又问营部在哪里？哨兵说：“在村里面。”

于是，就赶到营部，见到孙有礼营长。握过手后，我就说：“营长，糟糕了！”

营长打断我的话说：“情况已经知道了，现在部队马上要转移，回头再谈！”

徐芳春团长见我也到了，很高兴，当时没说什么，只说：“回来了就好！”

我想营长怎么已经知道情况了呢？肯定是船上跑散的人比我们还先到了。其实是冯嘉仪那条船的排长，向领导报告了经过。

潭门战斗王佩琚牺牲

部队当晚转移到了潭门地区。回到机枪连，看到指导员李克俊，才知道连长许奉宗他们还没有到。还有二连副连长张子彬和三连副指导员丁占祥两条船的人也还没有到。

当天在潭门附近的村庄宿营，琼山县政府和文北独立团的领导和群众来慰问我们，除海南的各种特产外，每个连队还送了一头猪。连以上的干部每人还给插了一朵花，敲锣打鼓地，动静很大，场面很热烈，大家都喜气洋洋的，第二天早晨就和敌人打了一仗。我心想，琼崖纵队的人真胆大，在周围都是敌人的情况下，就敢搞这么隆重的欢迎活动，真是了不起。

到潭门乡的第二天，3月15日一早，指导员李克俊到营部去开会。这时有了敌情，有的战士还在溪边洗衣服，老百姓就叫唤战士们。可是大家听不懂，不知道是什么意思，一些妇女就上去拉洗衣服的人，后来才知道是有敌人来了。指导员李克俊回来后，部队马上行动。当时，许奉宗连长没有音信，我是副连长，指挥了机枪连的战斗。到下午两三点钟，将敌人击退，俘虏了一些敌人，有一定的缴获。但是，副教导员王佩琚牺牲了，还牺牲了几个战士。其中我们机枪连也牺牲了一个，是解放过来的战士，记得是安微人，名字不记得了。王佩琚副教导员，营级干部，是解放海南岛战役三八三团牺牲的烈士中职务最高的，连排干部还有几个，其余的多是战士。

潭门战斗先锋营牺牲烈士墓和碑

（于洽教村）

王佩琚的牺牲大家很悲痛，前面讲了，都是从山东过来的。哎！从打鬼子到东北解放战争，三下江南打德惠、打四平、打锦州、打天津，从东北打到海南岛，多少大仗、硬仗、恶仗都过来了，没想到在潭门这个小仗牺牲了。阴沟里翻了船，徐芳春和孙有礼等老战友都很难过。

王佩驹的墓碑

（海口市金牛岭烈士墓园）

王佩琚资格很老，不是38年的就是40年的。王佩琚这个人打仗很稳，有勇有谋，军政双全，是我的老指导员。我一当兵，他就是指导员，他还是我的入党介绍人，我的进步，都是他一手培养的。我也很悲痛。现在回想起来，可能王佩琚堵了一口气，一个不小心就牺牲了。

打锦州的时候，王佩琚是一连的指导员，打穿插，连长牺牲了。当时，一营的营长是郭建文，教导员是刘庆祥，孙有礼还是连长。郭建文在战评中说过那么一句话：“王佩琚打仗不够泼辣”。当时王佩琚就堵了一口气。打完天津，王佩琚要到教导队去学习，要搞一个鉴定，写鉴定时，郭建文还特别解释了一下，说“打仗不够泼辣”的意思，不是说王佩琚怕死。打海南岛前，王佩琚回到一营任副教导员，郭建文当三八三团副团长，刘庆祥到团政治部当主任，孙有礼当营长，王恩荣当一营教导员。打潭门，王佩琚带部队支援琼纵文北独立团作战，没想到登陆后第一仗就牺牲了。

我在先锋营鲜为人知的情况

潭门战斗后，我们就又转移了，在离潭门、三江不远的地方隐蔽休整。这个时候，张子彬和丁占祥都陆续回来了。

记得有一天，在吃中午饭，张子彬带着一个通讯员回来的。但他那条船的具体情况，我一直也不清楚。尽管我们后来有机会在一起，谁都不愿意提这败走麦城的事，我没有问他，他也没有问我。

丁占祥他们是十几天后回来的。为什么这么久，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但他运气好，人员没有损失，没有受处分。我和张子彬这两个副连长，加上侯续孟副排长，都受到了撤职的处分。一连的指导员冯嘉仪，由于没有尽掩护之责，同时也受到了党内警告处分。

为什么冯嘉仪也受到处分呢？

孙有礼营长在先锋营干部会上宣布冯嘉仪的处分时讲：“有人说，后面是机枪连副连长的船，是不是等一下。冯嘉仪不听，结果拉起队伍就走。都是一个营的，怎么可以这样呢？”

显然，领导上对我们这两条船人员损失的情况和损失的原因，是作了实事求是的调查的。

团长向师里上报了处分的决定，师里很快就批准了。处分是严厉的，但不枉不纵。

后来一二八师主力登陆后，师参谋长孙干卿说过，这个处分是不是太重了一点。海南解放几个月后，1950年，团里送张子彬去学习，调我到战防炮连去当副连长，很快就恢复了职务。

我们机枪连连长许奉琮一直没有下落，失踪了，现在看来应该是船在大风浪中沉没了。他的运气比我还差啊！解放海南岛，他就这样不明不白的没有了。他的那条船可是机枪连的主力部分，人也多，是一个很大的损失。

我到机枪连当副连长不久，现在回想起来，对许奉琮了解不多。

记得他30多岁的摸样，山东过来的老八路。在一块儿不久，人是好人。说话呢，就是难一点，不大说话。有的时候开会，连里开班长会议，最后啦，他叫我讲。我说：哎呀，你连长吗，我才来没多久。他说：我讲话不行，你随便讲，比我讲得好。另一件事是他这个人不吃肥肉。当时在硇洲岛，连里伙房单独给他搞些鱼吃。那时在海岛，吃鱼很方便，东北来的人，还有不少人不大愿意吃鱼。就这样，与许连长在一块儿呆的时间不久，就打海南岛啦。

许奉琮连长没回来，一连的指导员冯嘉仪受党内警告处分后，被任命为机枪连的连长，顶许奉琮的位置，不久在后来的战斗中就阵亡了。

冯嘉仪这个人怎么说呢？！也是山东来的，资格也很老，但思想意识有问题。

我在当班长的时候，冯嘉仪就是一连的副指导员。但我的排长告诉我，说冯嘉仪的思想意识有问题，打仗怕死，耍滑头。打锦州，连里的干部都冲在前边，他却躲在后边。连长牺牲后，副连长当连长，冯嘉仪由副指导员改任副连长。这种任命是很少见的，因为副连长是要带一梯队的。打天津，他当副连长还是躲在后头，但上面有人对他的看法比较好。王佩琚调去学习后，冯嘉仪49年春天当了一连的指导员。到打海南岛的时候，一年的时间，他当指导员，没有在全连讲过话，不知道他是怎样做政治思想工作的。打海南岛，我们的船在后面，他先登陆了，应该掩护一下后续部队，他却不掩护，结果造成很大的损失。许奉琮没回来，让他从一连的指导员改任机枪连的连长，这个任命是很罕见的。机枪是敌人打击的目标，最后冯嘉仪还是没能活下来。

打仗光怕死不行！要机动灵活，该英勇的时候，就要不怕死才行。打四平我是机枪射手，从铁道西打到铁道东，是一片开阔地，没有地方隐蔽。当时部队伤亡很大，关键时刻我冲了上去，消灭了敌人，占领了阵地，虽负了伤，却立了特等功。现在特等功的牌子没有了，但证书还在。证书上有毛主席、朱总司令、林彪司令员、罗荣桓政委的相片和题词。当时，部队领导给了我很高的荣誉，文工团的秀才还为我写了歌词，东北小调：

“刘长久，二十三，端着机枪往前窜，冲过了铁道东啊！消灭了敌人一大片！哎嘿！哎嘿！哎嘿哟！”【刘长久老前辈，现场唱起了东北小调】

一二八师师长龙书金的爱人是我们的文化教员，还亲自教我们唱这个东北小调。写歌词的这个人，长得像老毛子一样，后来转业到海南区党委宣传部当科长，前几年也去世了。

三下江南打德惠望河堡、打四平、打天津我都冲锋在前。我这个人，打起仗来不怕死，工作学习都积极努力，先后立特等功一次，大功二次，小功五次。特等功评语是1947年6月四平战役战斗勇敢顽强。之后，大功是1949年4月一次，解放海南岛参加先锋营一次。小功是：1948年3月立二小功，1948年12月入关一小功， 1949年4月南下二小功。

对那些耍滑的人，有的时候我就不客气地骂：“他妈的，平时嘴上说的好，打起仗来就怕死。”

打锦州时，我是副排长，但领导上为了保存骨干，没有让我参加。我的排长打锦州打断了腿，随后任命我为一连一排排长，打天津。

打海南岛渡海作战，遇到那样的情况，当了副连长，光个人勇敢就不行了。指挥失误，部队遭到到损失，受撤职处分，我也没有意见。只是心痛，后悔当初没有逼迫大家下船。

团政治处主任刘庆祥找我谈话，说：“军纪赏罚分明，就像诸葛亮，不得不斩马谡。”

孙有礼营长找我谈心，叫我不要灰心，说我基础好。

受处分后，团长叫我到营部待命，团长叫干啥就干啥。渡海先锋营登陆解放海南的后期，我就没有再在一线带领部队战斗了，一直在营部。

接应一二七师加强团以后的情况

4月1日，一二七师加强团在塔市登陆，我跟随徐芳春团长到海边，接到了一二七师师长王东保和一二七师政委宋维栻，我也和王师长他们握了手。王师长，我们一二八师的人，私下里都叫他王小个子。

接应一二七师加强团登陆，有个老战友在阻击敌人的时候牺牲了。这个人叫张友，是三连的一个副排长，是和我一起参军的。据说他很英勇，敌人冲上来了，子弹打光了，不做俘虏，宁死不屈，自杀了。详细战斗情况不清楚，我没在现场，我跟徐团长到海滩接应去了，只是听说，战友宁死不做俘虏。

一二七师登陆后，我们的人就比较多了。不久，在钟瑞打了一仗。团长命令我传达命令，命令部队出击。我就去找部队，部队的同志问：“老刘？怎么样啊？”我说：“团长命令出击！”就这样传达完命令，就回营部了，没有参加具体的战斗。

后来一二八师大部队上来了，打福山。福山街有一个大炮楼子，有围墙。部队一个排进了街里，可是进去很久了，没有人回来，也没有听见枪响，怎么回事呀？

团长命令我进去侦察一下，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就一个人提了支步枪进去了，也没有看到进去的那一个排，却发现山岗上有不少敌人，一溜地，可能有一个连。在我看到敌人时，敌人也看到了我，相隔不远，也就是四、五十米。我迅速地操起枪就瞄准敌人一个军官，“砰！”就打了一枪，敌人的机枪也同时“哗……”，就扫了过来。我一翻身躲开了敌人的子弹，没打着我，但打在石头上，其中一块溅起的碎石击中我的膝关节，把我的膝盖打伤了。当时，我只有一个人，就退了回来。看见不远后面的树林里，有我们机枪连和一连的部队。我已被撤职，不能调动他们了，就把看到的情况说了一下，部队后来就进去了。战斗的具体情况我不清楚，因为我回营里了。回来后，膝盖肿起来，走不了路，福山后面的战斗就没有参加，被送到山里琼纵的医院疗伤，直到海南岛最后解放。所以，后面的美亭决战和追击战，我都没有参加。

解放战争，我参加过的战斗不少，都是硬仗，冲在前面，不怕死，我的机枪消灭了很多敌人。但受伤很少，只是打四平受了一点轻伤，打福山受了这个伤，还不是子弹直接打中的。

美亭决战以后，敌人溃逃，我们营因为是第一批登陆的，部队人员很疲劳，领导上就没有安排我们一营去追击，而是进到海口府城休整了。

海南解放后，一二八师留守海南岛，师部在文昌，军民关系很好，我们团许多营、连、排级干部的爱人是海南人，而且多数是文昌人。先锋营长孙有礼在一二八师当过师副参谋长，教导员王恩荣在一二八师当过团副政委，他们都没有转业，最后都到了湖南省军区。孙有礼最高职务任省军区副参谋长，王恩荣最高职务任省军区政治部主任。机枪连指导员李克俊任过海南军区187医院政委。一连连长翟恩莲转业到贵州。李相三开始转业到西藏，后来又回到海南，在琼中营根农场当副场长。徐芳春最高职务任广州军区副司令兼湖南省军区司令。其他人的情况就不清楚了。这些人，对革命和解放海南岛是有功的，但他们现在都不在世了。

这就是我参加解放海南战役渡海先锋营的经过和一些老战友的情况，可以说是渡海作战一角。

“转眼就是63年了，我个人没有什么，只是千千万万解放军中的一兵，一个幸存者。”

刘老对渡海先锋营的叙述，就这样在殷切的谆谆教导中结束了。

马海南

2013年3月16日录音

2013年5月14日整理

2020年3月25日修订

2020年4月27日再校

声明：资料来源于子弟供稿，版权归作者所有。

至德功将，军旅漂泊，自强不息，惟朴惟慈。

时光匆匆，往事渐渐模糊……

大时代下，小人物也有自己的小历史。

欢迎推荐资料，欢迎分享故事、感悟。

想看留言的，可以往下拉拉，如果看不到或者看不过瘾，欢迎留言。

投稿：[e-mail]

【推荐文章】

历史，总应有不同的角度，有容乃大。毛主席说：“党外无党，帝王思想。”如果发现不同的观点，敬请理性分析论证，避免感性宣泄攻击。自己说话，也让别人说话，天塌不下来。

这，才是自信该有的样子。

  点击“在看”，让更多的人来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