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丨015国家图书馆刘鹏
青年学者说文献学
——015国家图书馆刘鹏
编者按：2019年《文献》杂志第3期推出“文献学青年谈”专栏（文献学青年谈[一]文献学青年谈[二]），广受学界关注；11月23-24日，北京大学中国古文献研究中心召开了“2019年中国古典文献学新生代研讨会”，海内外数十位青年学者汇聚一堂，回顾“文献学”历史，畅谈现状，展望前景，碰撞出很多有益的学术火花。为了让更多的读者尤其是在校年轻学生了解“文献学”，借鉴前人读书治学方法，甚或主动地报考学习“文献学”专业，“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此次参与采访调查的青年学者有数十位之多，主要来自高校、古籍收藏机构和相关出版社及期刊编辑部，他们或讲学于各大高校文献学课堂，或终日摩挲古籍，或矻矻于古籍整理出版和最新研究成果的揭示，均是从自身角度深入浅出地讲述他们眼中的“文献学”。所设问题仅为框架，有些阐述在框架之外，受访者根据心得梳理逻辑层次。本号推送时不作结构调整，仅对明显错误进行订正。感谢在百忙之中支持本次“专栏”的各位老师！
记得关注“书目文献”，陆续推送的青年学者中，或许就有你现在或未来的导师哦！
前期框架设计和邀约人员，得到石祥、董岑仕等老师的具体帮助！特此说明。
南江涛谨按
2020-4-23
个人介绍（70后/80后？学位，所在高校或科研机构名称和职称，从业时间，代表作，其他相关内容。照片一张）
刘鹏，1981年生，陕西富平人。2010年自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文学系获得古代文学博士学位，现就职于国家图书馆研究院，任研究馆员。出版有《清代藏书史论稿》（知识产权出版社2018年）、《毗陵集校注》（合著，辽海出版社2007年）等，目前主要致力于清代藏书史和近现代图书馆史研究。
1. 文献学是一个冷门学科，您是什么时候开始接触这门学问的？是主动报考还是调剂？谈一谈您对“文献学”的最初印象，现在的理解有没有变化？
严格说来，我并非“文献学”（无论是文学文献学或历史文献学）硕、博士科班出身，此番之所以有这片“野人献曝”之语，主要还是受到南江涛兄“书目文献”公众号推出的“青年学者说文献学”专栏文章的触动。看到时贤回顾自己的求学、治学经历，想到自己从大学时代学习古典文献学课程，到现在日与各类文献目接手触，不长不短，恰已有二十年了，其中甘苦，历久难忘。拙文绝不敢当什么治学心得，谨供同道及有志于文献研究的学弟学妹们参考而已。
大学时代我就读于陕西师范大学的中文基地班（2000级）。那时基地班有独立的阅览室，师资、课程也和其他班级有所不同。除了古代文学、古代文论课程始终离不开“文献”之外，与“文献学”相关的课程，犹记得有古典文献学以及古代汉语、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普通语言学等多门。那时候和“文献”有关的记忆片段，有以下数个：
其一是大一的古代文学课，魏耕原先生用纯正的关中腔吟诵完《诗经》篇章后，在黑板上用粉笔书写了二三十种《诗经》研究的名著目录，给了我延续至今的那种目不暇接式的冲击感。其二是音韵课和普通语言学课程的枯燥，可能是我天资愚钝，当时如听天书；又“耳食”南方人学音韵学有先天优势，北方人则无之，故至今对音韵学退避三舍，于诗词一道也鲜敢涉笔。其三是毕业时的本科学位论文，我虽然之前对词学无所究心，却别出心裁地拟定了一个《宋代僧人词研究》的大题目。写是写不出什么独得之秘的，但我努力地将《全宋词》整个翻了一遍，将僧人词作全部辑录了出来。论文答辩时，张新科老师对脚注中宋人车若水的“《脚气集》”一名很感兴趣，垂询之下，我只能“满面含羞带愧”，老实承认这条史料是转引自他处，老师则告诫我转引资料必须注明。此后，我再未犯过同样的错误。那篇论文，存在一张3.5英寸的软盘里，今日已无处可寻；就算寻到，恐怕也已无处可读了。
硕士和博士阶段，我都侍蒋寅师问学。硕士入学后，蒋老师希望我和同门李桃打下一点文献学的基础，恰好唐代古文家独孤及有《毗陵集》二十卷传世（且属于少有的尚无人整理的唐人文集），篇幅不小而诗、赋、文诸体兼备，正是一个绝佳的整理对象。为了接触各种文体，使各自的能力得到全面的训练，我和李桃“一视同仁”地约定我校注单数卷，她校注双数卷。不用说，虽然有蒋老师的悉心指导，亲自校改，但这个校注的过程是很艰难、很痛苦的——李桃本科学的是高大上的生物工程，无异于从头开始；我虽然系统学习过文献学课程，但一着手才发现“课上得来终觉浅”，可谓处处遇阻，时时滋惑。好在那个时候心无旁骛，两年左右的燃膏继晷，数易其稿，最终形成了50万言的校注文字。蒙于景祥、柳海松先生垂青，2007年由辽海出版社出版，还获得了2008年度全国古籍优秀图书二等奖。
书出版后，在蒋老师的建议下，我们寄奉对独孤及深有研究的赵望秦先生一册。先生在《由〈毗陵集校注〉看古籍整理研究人才培养》一文中，除了明白评价全书的长处与不足之外（我印象最深的，就是《梦远游赋》中底本“伊川大道，鞠为戎狄”句，四库本作“鞠为茂草”，我引《诗经》“踧踧周道，鞠为茂草”句为证，以为似更符合文意，先生却指出是四库馆臣删改违碍文字之证），还颇有感触地评论说：“我认为这不仅是培养古籍整理研究人才，也是培养中国传统文化研究人才的好方法和有效途径，此书即为明证，相信二位年轻学子会在今后的治学活动中受益无穷。这是因为我个人有深刻的体验，当年先师（今按指黄永年先生）就是这样训练我们的，使得我们在后来的科研工作中，几十年都在受益！”
完成《毗陵集校注》，对我和李桃从事学术研究，确实具有决定性的意义。书成付梓后，我们除了对选择底本、校本，撰写校语，查找史料有了系统的认识，对唐代的典章、制度、地理、史事、人物、习语、典故有了系统的了解，对古文的语感多有增强之外，李桃以《独孤及与〈毗陵集〉的语料分析》作为硕士论文和项目选题，博士论文《唐宋转型中的萧-韩文学流派》也发轫于此；我则分别发表了《独孤及行年及作品系年再补正》《独孤及未任郑县尉补说》《再论《〈马退山茅亭记〉非柳宗元作》三篇论札。可以说，我们的学术之路，呈现出清晰的从文献整理到内容研究的印迹。这一切，看似偶然，实非无因。我曾经观察过程千帆先生以降的三代程门学人，虽然各有所好所长，但无不具有较强的文献学功底，这是程先生“将考据和批评结合”的研究、执教理念的体现和传承。
忽忽十余年过去，今天再看《毗陵集校注》，虽不至于说“悔其少作”，但遗憾和缺失也是明显的。好在印数稀少，天禄不收，近于亡佚，可以藏拙。前两年我曾有意重新笺注此书，并试拟了凡例与样稿。然而积懒成习，故辙日远，甫作而辍，愧对友人。何时能少补遗憾，已非所知矣。
2. 毕业后又从事古籍工作，您觉得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课程的必要性是什么？
陆游《老学庵笔记》卷七有一则“笑话”：一位教官出《周易》题：“乾为金，坤又为金，何也？”考生一头雾水，考官强自解说，最后才知道是误信了错讹百出的麻沙本，将“坤为釜”当成了“坤为金”。
古人尚且如此，今人更变本加厉。“玖球天後”之典，大家都耳熟能详。其实这样的“今典”比比皆是：前些年我去故宫，在东边的胡同里看到墙上四个石刻大字“裏仁為美”；前些天我看群消息，在里面看到当代知名学者的书法“君从万裏使”。这就足见“涉古专业本科生学习‘文献学’的必要性”最基本的原因了：读书人都好面子，好好学习文献学，庶几免于出丑。呵呵。
3. 您的研究方向是偏向历史文献学还是文学文献学？又或者说偏重目录、校雠和版本的哪个具体方面？请重点谈一下您在这个领域的治学心得？
博士毕业后我就职于国家图书馆研究院古文献研究所，在张廷银、汪桂海两位先生指导下工作，张老师曾任《文献》常务副主编，汪老师是《汉书》修订本主持人，所以我和文献学的缘分得以名正言顺的延续。我与两位老师还有北大史学博士高柯立兄朝夕相处了七八年，无论是做人、做事、治学，都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
记得面试时我很无知而唐突地问张老师主要研究哪些领域，张老师谦虚地说现在做的比较杂——没想到现在我也做的“杂”了：我的硕博士论文都以唐诗和《昭明文选》为题目，算是偏于文学文献；现在以清代藏书史、现代图书馆史为主要兴趣，那就应该算是历史文献了。其实两种文献学无非是文、史在学科上被迫分家之后产生的连锁反应，表面上研究的内容各有侧重，在内在理路上又何分彼此？想起大学时代去陕师大历史系蹭讲座时，听到一位老师说，国家曾有意将古典文献学并入历史文献学，后蒙启功先生上书执事，事乃寝。不知是不是事实。我想天下事分合有时，都有各自深刻的背景，绝不是一人一言那么简单。
到国图之后我学到的第一件和文献学有关的事，是说到某部善本时，必须要注明馆藏地和索书号。这不是一般文史学者的习惯，但对于从业人员则是常识。现在每次看到一些论著考订版本却对藏地讳莫如深，或只说“某地藏”，却不肯吐露书号，我就很不厚道地觉得是在为难读者——好比你给宅男介绍对象，把对方描绘的俨然女神，却始终不告诉宅男女神的住址、电话，让人空欢喜一场。
到国图前，无论是我还是师友，都以为去了之后徜徉书海，日读一“善”（古籍善本），不在话下；实际上却囿于规定，只能日阅一“微”（缩微胶片），颈痛眼酸。对于版本学，我本是很感兴趣的，既笃信“观风望气”之能，也认为这门学问看起来早已定型，其实在当代条件下，可以也应该更加精密，乃至取得某种突破。如果当初适逢其会，相信能有所进益。可是，在外围打了一阵圈子之外，我还是放弃了。观千剑而识器，摸不到书，一切都是空中楼阁。
到国图后，我的研究“因地制宜”，在潜移默化中转移了方向。这个新的方向，则以古籍手书题跋和藏书印整理为嚆矢。当时我们根据北图的善本书目，先将含有手书题跋的条目和索书号摘出，再根据列表去善本阅览室调阅胶卷（当时尚没有功德无量的“中华古籍资源库”），一拍拍地翻检、释读。有了《毗陵集校注》的基础，标点题跋似不在话下。“但手书题跋多为行草书，时有金石体和种种异体；藏书印则多为篆书，时有各类变体，是以我虽略习书法，却也经常面对着胶片‘目瞪狗呆’，为一字之形耗时数日。……对于行草书，我找出一本真草对照的《草诀歌》小册子，开始临帖；对于篆文藏书印，我复印了一本林申清先生的《明清藏书家印鉴》，每日照描数方（遗憾的是始终没有下功夫去通啃《说文》）。此外，我还发现了一个在线的各体‘书法字典’网站，稍有不明就去检索验证。如此功力日进，疑问渐少，而一个关于善本古籍和藏书家的陌生世界，也在面前缓缓展现。”（拙著《清代藏书史论稿》后记）
之后，我从藏书题跋入手，切入黄丕烈、顾之逵、周锡瓒、袁廷梼等乾嘉“藏书四友”的研究，并获得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资助。有意思的是，这几乎重复了研究生时从文献整理到内容研究的治学路径——这大概就是时至今日，我个人最大的研究心得吧。
在整理古籍题跋的同时，我也为其所化，开始试着以古文撰写题跋，并题写在自己的藏书上（顺带着把书法也坚持了下来）。之后的《士礼居善本书志稿》《小读书堆善本书志（经部）》《国立西南联合大学、国立北平图书馆合组中日战事史料征辑会史事编年》数篇以浅近文言写就的论文前，也都系有类似题跋的文字。前辈学者论学，时常有治诗词者不可不作诗词，治骈赋者不可不撰骈赋，治古文者不可不草古文之类的说法。但实际上创作与研究的彼此助益，未见得有多么大，毕竟一个是下蛋的母鸡，一个是品蛋的美食家，易地而处的好处更多在于懂得彼此的苦辛。反而是撰作古文之时的遣词造句，对于古文点校时的细节和语感把握，多有裨益。治文献学最好能写古文诗词，这算第二点心得。
不仅要读古人（现当代的名家亦然）之书，更要读古人所读之书，尤其是少数经典（包括并不限于黄侃先生推重的《毛诗》《左传》《周礼》《说文解字》《广韵》《史记》《汉书》和《昭明文选》八部书），需要反复阅读揣摩。切莫认为我做清代研究，只读清人的书就够了。古人即使“读书破万卷”，提笔成文时，还是少时所习经典中的字、词、句、典驾轻就熟，信手拈来。前两天在微信群里和大家讨论东坡《与王庆源书》中“人生悲乐，如过眼梦幻，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一句，到底断作“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还是“不足追，惟以时自娱，为上策也”。大家各出书证（包括不同的点校本），一时争执不下。我当时觉得“追惟”多用在句首，“不足追惟”比较别扭（当然“不足追”也略觉别扭）。直到后来有人找出韩愈《祭柳子厚文》“人之生世，如梦一觉。其间利害，竟亦何校？当其梦时，有乐有悲。及其既觉，岂足追惟”一句，才知道东坡之语有本，且是将韵文的文法用在了散文中。这算第三点心得，虽然我自己做得也不够好。这里我又想起蒋老师当年告诫我的话（大意）：学生时代时间多，要好好读书，等上班了各类杂事纷来，就没时间读了。也以此与各位学弟学妹共勉。
一代人有一代人之贯注，当代人对古文献的精专，自然无法和古人相比，是以“勤能补拙”是劼颃古人的第二法门（第一法门是所谓“E考据”，说详后文）。如果治文献学（以及其他文史分支）时，能够做到凡有一字、一词、一语、一事、一典不明，则必查以明之（不拘原典、工具书还是百度、数据库），那么面对古人的记诵、融通之长，我们可以做到少输甚至不输（毕竟好记性不如烂度娘），也可以避免各类论著中暴露出的绝大多数低级失误。如前引东坡句例，也是靠检索解决了问题——虽然《祭柳子厚文》我们都读过，但谁能如东坡读得那般精熟，做到随手化用？这算第四点心得，也是给第三点心得未能实现（第三点心得永远在路上）时打的补丁。
4. 有人说“文献学”是个基本工具，算不上单独的“学科”，对这个问题您怎么看？如果是“工具”，是否应该有更广泛的应用？是“学科”，主要研究对象是什么？是否有瓶颈和走出困境的思路？
“文献学”算不算单独的学科，我还在摇摆中。之前我和一些人一样，认为文献学是工具，是进一步的内容、理论研究的基础，我自己的研究路径也是如此。但这些年我有时对这个认识也有动摇，海阔凭鱼跃，天高任鸟飞，学者最理想的状态，还是能够在一个宽松的环境下，随心所欲地去探究自己感兴趣的问题。我们受到的各类有形无形的束缚已经不少，何必非得有一个由文献而内容、理论的“高端”模式呢？我们的人生是为了某个高大上的终点，还是为了沿途自在的风景？“此心安处是吾乡”罢。
5. 结合自身的求学经历和工作，“文献学”的研究生培养上与其他学科有何不同，一般做些什么具体学术训练？他们应该具备什么样的基本素质？对有志于从事古籍编目和保护工作的研究生，您有什么建议？
目前没有带学生，所以没有想的太多，不过第3项问题里已经回答了不少。我认为如果要培养文献学人才，始终还是实践为核心，以实践带动读书和撰述。现在有大量的明清古籍没有点校本或校注本，建议由出版社与高校、科研、收藏机构的学者定向合作，由学者指导其硕、博士研究生（就学期间）或本单位的年青学人，完成研究领域内某部古籍的点校。有条件者，还可以进行注释。这种做法，不仅可以获得持续的古籍整理稿源，可以教学相长，促进文献学教学工作；更重要的是，整理者可以藉此接受系统的古籍整理和文献学训练，为后续从事相关工作打下扎实的基础。同时，还可以促进整理者对相关朝代、学科内容的系统研究，并以所整理之论著为基础，撰写论文及研究著作、申报科研项目，实现从文献研究到内容、理论研究的扩展（如果有意的话）。
古籍编目和保护，似乎是近几年开始有的专业（以前似乎都只是职业）？我的拙见是，不要自限于“编目”和“保护”的技术、技艺方面。一般认为，学古代文学、古代史、古文献专业的学生，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和实践，就可以胜任基本的编目和保护工作（目前图、博系统从事这两类工作的人，大致都是这样）；如果反过来，假如古籍编目和古籍保护专业的研究生，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也可以胜任“三古”领域的相关工作，那就算培养成功。
6. 请您谈一谈对文献学前景的展望，会向什么方向发展？哪些方面会引起更多关注？
对于文献学，我个人最期望和最担心的，都是文献学与现代信息技术的关系走向问题。
先说正面的期望。与古代以及前辈学者靠抄写、记诵、类书、卡片、索引不同，80、90后的年青学者，迎来了搜索引擎、全文（影像）数据库、电子书、OCR、知识图谱、数字人文（以上领域可能有所交叉，因为有些我也是似懂非懂，大家明白意思即可）的时代。
具体到文献学的应用层面，就是所谓的“E考据”。其实2005年左右校注《毗陵集》时，我已经开始借助数据库进行考证了。《毗陵集》卷三《代书寄上李广州》诗云：“推诚鱼鳖信，持正魑魅怛。”“鱼鳖”一作“鱼龟”。本来这两个词几乎没有什么区别，仅仅从词义上无法判断孰是孰非，只是感觉“鱼鳖”更顺。我当时检索了《全唐诗》，发现“鱼鳖”连用大约24次，而“鱼龟”连用为0次（逆而推之，这也许就是我觉得“鱼鳖”更顺的原因）。再从“文渊阁四库全书”检索“鱼龟”，发现数量较少，且几乎都发生在宋代以后（今天用“中国基本古籍库”来不限条件粗检，“鱼鳖”和“鱼龟”的数量是8553：144，大致是59：1），这时候我已经可以确定“鱼鳖”是原文。“鱼龟”的说法当然还得记录，但我已经忘记当时的校记中是如何表述的，在当时的学术环境下，是不是如实的把上面的考据过程写了出来。
以“E考据”为代表的各类数字化手段，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利器甚至是“大杀器”，是我们面对前贤时绝对的、甚至是碾压式的优势而不是劣势（这样说是以承认前贤拥有记诵、融通等对我们的绝对优势为前提的）——换句话说，无论对它们的争议和疑问有多少，今后的学者将不会有人自绝于它们之外。
再说担心之处，对于各类数字化手段，我并不担心它们的滥用、误用，或者造成学者“束书不观”等等，这些问题不会在有志于学的学者身上出现——因为那些问题出现的根本原因，在于使用者自身的懒惰和取巧，而这两种“素质”，和优秀的学者无涉。既然学界的整体水平或者最高水平不取决于那些懒惰、取巧的人，我们又何必过于担心？往好处想，也许使用这些数字手段，也会提高那些懒惰、取巧之人的学术水平，毕竟他们“搂草打兔子”式被动的读了、用了更多的文献……（手动狗头）。
我的“杞忧”是：“近年耳闻目见人工智能（AI）的自我进化，大数据的迅猛发展，以为文献学研究将首当其冲：从理论上说，能够轻松战胜围棋世界冠军的阿尔法狗，能够作曲、绘画、写作的高级AI，将之用于高度依赖经验、感觉、技能或有固定模式和流程的古籍的标点、注释，书志、提要的撰写，版本、书法（钤印）的释读、鉴定，年谱、书目的编订，绝不是天方夜谭，而很可能是商业力量和学界需求风云际会的一时之事。”（拙著《清代藏书史论稿》后记）
我始终认为，信息技术的发展，会颠覆文献学的“护城河”，使它的专业性和“垄断性”受到冲击。耳闻专业领域内部有一些同仁长期在从事相关的工作，也取得了一些进展，但我认为内部的颠覆是温情的，有节制的，是缓慢的，目前仍然在提供便利而非颠覆的层面，真正的“危险”在专业领域之外。不过，资本都是逐利的，颠覆文献学又有何利可图呢？正如高晓成兄所说“也许到你退休也实现不了”。所以，让我们且先拥抱和享受信息技术带来的颠覆古人记诵之功的便利吧。
7. 请您推荐一种“文献学”的必读书，简要地介绍一下内容及您的阅读体会。
余嘉锡和黄永年两位先生的书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余先生的《古书通例》《四库提要辨证》《世说新语笺疏》我都很喜欢，当年阅读时都有一种“不明觉厉”之感。如果只推荐一本，我就推荐黄永年先生的《古籍版本学》（《古籍整理概论》也好），这本书是我刚入馆时读的，细节几乎全忘记了，但当时的那种快意，还宛在昨日。黄先生的书有个性，只从自己熟悉的地方，说独到的心得，而不是面面俱到，人云亦云。另外我还有一种阴暗的心理，喜欢看他批评别人，总幻想有一天我写东西，也可以“我手写我心”，想说什么就说什么。
说到这里，忽然想起版本学方面，我还很期待陈先行先生的书。陈先生的著作我几乎都读过或翻过，每次见面，听先生讲他的经历和书林掌故，都如饮兰陵美酒。可惜我只略知版本学的皮毛，“不足与高士共语”；又京沪悬隔，无法时时请益。这些年陆续读了几篇先生的论文，我感觉他在努力地突破前人的一些定论，希望先生琢磨多年的论著早日发表，能够有力地推动版本学的进步。
“访谈”的最后再说一句：以上洋洋数千言，绝不算什么“治学心得”，算是自己对求学、治学经历的一次梳理，以及给同道和有志于文献研究的学弟学妹们的一点参考而已（抱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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