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志伟清宫专栏：《乾隆南巡与“行在治水”》

王志伟乐艺会 2019-05-17

王志伟，故宫出版社宫廷历史编辑室主任，中国文物学会文博出版传媒专业委员会副秘书长。毕业于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从事有关清代宫廷历史方面的研究、编辑与出版工作。著有《故宫藏影——西洋镜里的皇家建筑》《光影百年》《乾隆箴言》等，另与人合著《海淀历史文化研究》《南锣鼓巷史话》《建国门史话》等。所编辑的《故宫识珍》《浅谈博物馆陈列展览》等多部作品获选为“全国十佳文博图书”称号。2014年，其与《紫禁城》杂志合作完成的“故宫穿越照”，引爆网络，好评如潮。

治水在以农为本的中国古代社会是生死攸关的大事。黄河、长江两大水系的安定与否，困扰着包括乾隆帝在内的历代帝王。从初登大宝到垂垂暮年，乾隆帝屡次在南巡中亲力亲为，阅视黄淮河工、钱塘江海防。一系列规划经年日久，最终促成黄淮之地的丰稔和浙江海防的稳固。

乾隆南巡与“行在治水”

王志伟

乾隆帝的南巡之举，在他本人看来，是其一生中可与平定准噶尔、回部相媲美的一件大事。南巡的目的用他自己的话说即：“江左地广人稠，素所惦念，其官方、戎政、河务、海防，与凡闾阎疾苦，无非事者”（《清高宗实录》卷三五〇）。南巡途中，他访察民情，考绩官吏，或多或少地触及了民隐；优奖士类，拔擢人才，网罗了相当一批汉族士人；沿途所经，蠲免钱粮，六次南巡对江、浙、皖地区免除了上千万两的应征钱粮和历年积欠；亲临河塘，面授机宜，对江南地区水患的有效治理起到了极其重要的领导作用。民生、吏治、士子、蠲除、治水，以上南巡要务，如果让乾隆帝拣选一件最有意义的事情，恐怕非治水莫属。

乾隆帝曾说“南巡之事，莫大于河工”（《御制文二集》卷十四《南巡记》）。因为占天下财赋大半的江浙地区的稳定，关系到整个帝国的命运。而这一地区又是千百年来的洪泛区，其复杂的自然地理环境带来的疏治难度，在世界范围来看都是绝无仅有的。治水在乾隆时代，被官方上升为一种国家战略——治水即治政。所以，我们会看到一幕幕波澜壮阔、跌宕起伏的治水壮举在乾隆朝渐次上演，在乾隆帝孜孜不懈的努力与艰苦卓绝的领导下，千百万治水勇士们完成的那些泽及后世的安澜工程，就是一座座丰碑，在中华民族改造自然，培育文化的历史上永远闪耀着光辉。

所谓“行在治水”，可以理解为以皇帝为中心，随其巡行所至进行的针对河工、海防的一应巡视、考察、指示、督办事宜，亦可视做河政之一端。六次南巡，为乾隆帝正确处理水患问题带来了经验上的准备与保障。南巡途中，从亲临阅视到面授机宜，从集思广益到乾纲独断，从督促监视到回访查验，这一系列过程是乾隆帝“行在治水”的主要方式，以南巡的历史与治水的结果来看，这种方式是成功的。

乾隆时代治水的最主要内容，在于防治黄淮流域的江河泛滥与钱塘江江潮倒灌，即通常所谓的河工与海防。千百年来，这两大不同流域、不同性质的江河时常泛滥，给江南地区的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造成了巨大破坏。以黄河为例，乾隆一朝的溃决次数高达二十二次，每当水患来袭，朝廷上下筹人、筹银、筹防堵，花费不可胜计。

仅乾隆六次南巡的三十三年间，每年因治水消耗的岁修银平均在三百万两以上。如此庞大花费，若所支得宜，河工奏效，尚可收补救之功；若稍有差池，用人失当，糜费巨万无算，还会致生灵涂炭于洪渎，正所谓“河工关系民命，未深知而谬定之，庸碌者惟遵旨而谬行之，其害可胜言哉”（《御制文二集》卷十四《南巡记》）！

所以，南巡途中的“行在治水”，在筹划防治与督促官吏等方面，起到了极重要的作用。其实质在于乾隆帝对河工海防只相信自己的亲力亲为，这是他心中长期以来坚持的信念，且随着南巡的渐次展开得到不断强化。以下，笔者以乾隆南巡期间两次重要的“行在治水”史实为例，再现其治水壮举，以此作为对他末次南巡二百三十周年的纪念。

图2《阿桂等奏黄河漫口合龙大溜全入新河咏》碧玉册，故宫博物院藏

定清口水志，抑清黄水患

清口位于今江苏省淮安市淮阴区码头镇，在乾隆时代曾是黄河、淮河、运河三河的平交汇合处。（咸丰五年，黄河于铜瓦厢决口，由于清廷防堵不力，致黄河一泻千里，北上夺大清河入东海，造成了历史上黄河第六次改道。此后清口不再是黄淮交汇处。）

由于淮河是以干流注入洪泽湖的方式与黄河实现交汇的，而洪泽湖又“上承清、淮、汝、颖诸水”，本身水量巨大，黄河每年夹带的大量泥沙经常淤积于清口处，阻塞淮黄合流，引发河水倒灌入洪泽湖的巨大水患，赖清口北上的运河漕运也会戛然而止。所以，在清人看来“江南河工，清口为黄淮交汇，河防第一要区”（《清高宗实录》卷二四九）。

图3《南巡纪道图》（徐扬绘）中表现的清口附近运河漕运景象。（1）

图3《南巡纪道图》（徐扬绘）中表现的清口附近运河漕运景象。（2）

早在康熙十六年（一六七七年），在河臣靳辅的疏治下，清口处黄河基本顺轨，尤其是康熙二十三年至三十五年间，几无决口之患。康熙三十五年，黄淮水势大涨，洪水冲开高家堰大堤，河水倒灌，泥沙堵口；三十七年（一六九八年），黄河再次泛口。

于是，总河董安国在清口修筑东西束水坝，“西坝御黄，东坝蓄清”（武同举《淮系年表全编》表十一），以人工增筑、减筑坝口宽度来调控清黄合流，并以淮水冲刷清口黄河淤沙，防止倒灌，刷黄济运。以后又开挖陶庄引河，并曾筑了“御坝”、护堤等工程。

到乾隆初年，对清口东西坝的人工调筑已成为宣泄河湖水流的成例，切实有效。但是，随着黄河水势的南北变化以及河道中积年淤沙的阻滞，黄淮交汇处的水患问题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

洪泽湖东高家堰大堤是一道拦水屏障，时任两江总督、江南河道总督的尹继善曾形容：“淮水挟七十二河之水，汇入洪泽湖，仅恃高堰一线孤堤，为淮扬保障，夏秋黄淮交涨，拍岸盈堤，势难容受”（《清史列传》卷一八《尹继善传》）。为保护高家堰大堤，每到水涨，河臣往往开放堤上的天然坝宣泄湖水，虽然平抑了水势，但下游州县悉数被淹。这种剜肉补疮的方法颇为乾隆帝诟病。

乾隆十六年，乾隆帝初次南巡，二月初八日渡黄河后至惠济闸（天妃闸）、高家堰大堤视察。当他看到堤上稀疏的树木，松散的护土时，立即下令多植柳树，一为护堤，一为备料，收一举两得之功。回銮时，他沿运河北上，经直隶厂过武家墩，再次登上高家堰沿堤巡视。他先过三滚坝，再到蒋家闸，一路查看水流情况，目的是要了解并解决这里天然坝泄洪的问题。阅视后，他谕高斌等人道：

洪泽湖上承清、淮、汝、颖诸水，汇为巨浸，所恃以保障者，惟高堰一堤，天然坝及其尾闾，伏秋盛涨，辄开此坝泄之。而下游诸县胥被其患，冬月清水势弱，不能刷黄，往往浊流倒灌。在下游居民深以开坝为惧，而河臣转籍为防险秘钥，二者恒相持。……（《东华录》乾隆十六年二月壬午）

经实地调查，乾隆帝认为下游州县被灾实由开天然坝泄洪所致。他当即指示“天然坝断不可开”，并命人立石永禁开坝。又在河督高斌、总河张师载的建议下，命在三滚坝的基础上加设两座石滚坝，合为“仁、义、礼、智、信”五坝，并在智、信两坝面石上加封浮土，定在仁、义、礼三坝过水三尺五寸且不见减涨时方可开启智坝封土，仍不减涨再启信坝封土。如此，则“宣节有度，较之开天然坝之一往莫御者悬殊矣”（《清高宗实录》乾隆十六年四月丁丑）。以上定则，即洪泽湖五坝水志。

图5《黄运湖河全图》，美国国会图书馆藏，目录编号：gm71005017。该图反映了乾隆四十五年前后苏北至镇江段黄、运河道形势及沿途河工的情况。尤其清晰地表现出清口三河交汇处复杂的闸坝、引水工程。

图6《黄运湖河全图》上，清口、三闸与仁义礼智信五坝形势。

乾隆二十七年第三次南巡时，又是一个二月初八，乾隆帝再次来到清口东西坝和惠济闸前，他查看形势，踏勘丈尺，计算流量，经过反复筹议，终于确定了清口处“上坝增一尺之水，下口加开十丈之门”的“展束”方案，此即著名的清口水志。

在当年四月初六日下发的谕旨中，乾隆帝又明确将仁、义、礼、智、信五坝长期封闭，待水涨时，只依定例拆宽清口东西坝走水即可。以后又在具体操作上做了一些修正，使这一借人力而宣泄得宜的水利工程因地制宜、因时而异地发挥作用。

江淮一带随即实现了大丰收，出现了“下河每岁大稔，十余年来，高（邮）宝（应）遂无水患”的局面。清口处的运河漕运，也借这一工程得以通畅。

《乾隆南巡图》第四卷《阅视黄淮河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1）

《乾隆南巡图》第四卷《阅视黄淮河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2）

《乾隆南巡图》第四卷《阅视黄淮河工》中国国家博物馆藏（3）

图上乾隆帝正站在清口东坝坝首，向河臣面谕河工。近前的重檐方亭为御碑亭，亭南（图上左侧）旗幡下的两排硬山殿宇是惠济祠（天妃祠）。再向东（左）看，祠南侧沿堤匍匐着众多百姓，一直排列到远处堆放着椿木的河口，即运口。运口左侧（东），头坝、二坝、三坝下翻滚着的运河河水，由运口奔涌而出，在这里大运河与淮河（实为洪泽湖）实现交汇，再继续北上过清口东西坝与黄河合流。在三坝坝首，有一座题写着“永庆平成”四字的三间彩坊，坊后蜿蜒曲折的长堤上，数不清的工人劳作其上，或夯筑、或负土、或洒扫，如此忙碌，全是为了保障维系淮扬安危的“湖滨长城”——高家堰大堤。

清口水志的厘定，是乾隆帝在南巡途中对河工亲自阅视查验后做出正确决策的实例。这样的亲力亲为较之以往的深居简出，于河工筹划仅限于往来公文的情况大不相同。所以，乾隆帝事后说：“设非南巡亲见，实虑不及，他人亦见不到。此一节，实可为后世法。”（《清高宗实录》卷八六九）

图8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前后的清口惠济祠，引自《南巡盛典名胜》

筑鱼鳞石塘，图一劳永逸

钱塘江海防，源于杭州湾一带特殊的“喇叭口”环境。在潮汐作用下，海水从钱塘江下游宽达一百公里的海口倒灌进最窄处仅几公里宽的上游河道。由于江面缩小，潮水来不及均匀上升，故后浪逐前浪、层层相叠，再加上江底淤沙的阻碍和东南风的作用，江潮奔腾咆哮，冲击江岸。钱塘潮在今天是称誉海内的奇观，但在古代，它对江浙一带人民生产生活造成过巨大破坏。

钱塘江海防工程，亦可称为“塘工”、“海塘”，有土塘、柴塘、石塘之分，均是以巩固江岸、保护流域内耕畜民田不被潮水侵袭为目的，区别在于使用的材料与耐久度不同，沿江各段会因为江边地理环境的差异而塘工各异。石塘从其创制的明代开始，就一直被历朝统治者视为土塘柴塘所无法比拟的、可以“一劳永逸”的海防工程。

清代的钱塘江海防始于康熙年间，较为著名的是康熙五十七年（一七一八年），浙江巡抚朱轼修筑的海宁石塘。朱轼以两年时间，一百五十余万两的代价，修筑了海宁沿江九百五十八丈石塘，三千零九十七丈坦水，五千一百六十丈土塘，有效缓解了康熙四十年后因钱塘江水势北趋，海潮迫近塘根而加剧的漫堤风险。

雍正十三年（一七三五年）六月，钱塘江遭遇罕见风潮，整个雍正朝修筑的海塘工程几乎损毁殆尽，仅有当年朱轼修筑的五百余丈条石塘尚称坚固。两个月后雍正帝突然离世，钱塘江海防的重担便落在了年轻的乾隆帝身上。

一劳永逸的石塘工程是历朝统治者的梦想，对初政的乾隆帝来说亦不例外。乾隆登基伊始，嵇曾筠即上书，“大鱼鳞石塘乃经久保固之工，自应于霜降后次第兴举，以垂永远”（《朱批奏折》，乾隆元年五月初一日，《总理浙江海塘管理总督事物嵇曾筠奏》）。

嵇曾筠所指的“大鱼鳞石塘”，是海防工程中最为坚固的一种。它的特点是塘工全部使用规格统一的长方形条石丁顺上迭，自下而上逐层垒砌，缝隙处再用糯米浆勾填，以铁锔、铁榫箍紧，层次密集，状同鱼鳞。因其坚固，足堪抵御江潮，遂被视为海塘中的“一劳永逸之图”。乾隆帝深知祖父及父亲没有完成的海塘工程如全部以鱼鳞石塘兴筑，不光需要雄厚的经济实力，在经理人选和工程技术上亦具相当难度。但年轻的乾隆帝仍以“不惜多费帑金，为民生谋一劳永逸之计”（《清高宗实录》卷一一三一）的抱负，毅然启动了这项伟大的工程。

从乾隆二年至八年（一七三七~一七四三年），耗银一百一十二万余两的六千余丈鱼鳞大石塘工程完竣。乾隆十六年（一七五一年）乾隆帝初次南巡到杭州，江堤巩固，海塘无事，他登临开化寺六合塔远望钱塘江，展现在他眼前的是一片江涛涌动，山岚绰绰的图景。面对着东去的大江，他发出了“洪潮拗怒尤未已，却数百里时无何”（《御制诗二集》卷二十五《钱塘观潮歌》）的感叹。乾隆二十二年，二次南巡途经杭州的乾隆帝第一次策马巡阅海塘，其时正值钱塘江“大溜直趋中小亹，两岸沙滩自为捍御”，正是“滨海诸邑得庆安澜，利及民生”的大好时光，乾隆帝即兴作《阅海塘作》一首，激动之情溢于言表：

骑度钱塘阅海塘，闾阎本计圣谟良。

长江已辑风兼浪，万户都安耕与桑。

南北由中赖神佑，生灵永奠为民庆。

涨沙百里诚无事，莫颂惟增敬不遑。

（《御制诗二集》卷七十）

图9海宁盐官镇“鱼鳞大石塘”

图10大石塘前占熬塔（镇海塔）

图11乾隆三十六年（1771年）前后的盐官镇海塔院，引自《南巡盛典•名胜》

乾隆二十四年，钱塘江海防形势生变。这一年春天，江水全趋北大亹，北岸塘工有溃决之虞。其时，北岸涨沙后的老盐仓一带尚有四千二百丈柴塘，朝廷对处理这段柴塘的态度出现了分歧。

一说改筑大石塘，但苦于塘下尽是浮土活沙，难以下桩；一说石塘北移，可难免拆人墓庐，毁人田垄；一说巩固现有柴塘，虽然“徒费帑项”，但求补偏救弊。

三年后，乾隆三次南巡，三月初一日刚至杭州便于第二天直奔海宁阅视塘工。在进入浙江境前，乾隆帝即已决意，一定要改筑鱼鳞大石塘，遂命刘统勋、高晋、庄有恭先行“签试椿木”。但当他三月二日来到塘工现场亲自排桩时，亲眼看到重达二百多斤的夯筑石硪打下去后，“一筑率不及寸许”，木椿扎下后，下端尽是浮土活沙，无法稳固。

图12鱼鳞大石塘底椿与条石情况（20世纪30年代初，可器字号坦水尽卷底椿暴露）

无奈之下，乾隆帝只好放弃石塘，照旧加固原有柴塘。又下令加增柴价，鼓励民众踊跃售卖、输运柴木。鱼鳞大石塘全工完竣的梦想暂告破灭，乾隆帝当时的失望之情可想而知，以至于驻跸安澜园行宫后，本已就寝的他于三更天便醒来，前日石塘作罢之事仍难以释怀。伴着园外隆隆的江涛，他吟道：

睡醒恰三更，喧闻万马声。

潮来势如此，海晏念徒萦。

微禹乏良策，伤文多愧情。

明当陟尖峤，广益竭吾诚。

（《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一《睡醒》）

图13盐官安澜园遗址（一）

图14盐官安澜园遗址（二）

图15安澜园遗址六曲桥（赤栏曲桥）

图16安澜园“瀁月”石额

第二天，遗憾未消的乾隆帝在土备塘上巡视一番后，带着大队人马直奔尖山。先拜谒观音大士，又阅尖山塔山间海塘，最后命人加修此处石坝，转了一圈就回銮杭州了。回杭当天，问安皇太后时，乾隆依然对“弃石保柴”耿耿于怀，故留下一句“捍御尽心粗擘划，此行或可未云空”（《御制诗三集》卷二十一《回跸杭州诣皇太后行宫问安即事有作》）聊以安慰。

图17盐官海神庙

图18盐官海神庙御碑亭

图19海神庙御碑亭中乾隆二十七年乾隆帝御制《阅海塘记》，文中详细记录了这一年“弃石保柴”的过程

三年后，第四次南巡的乾隆帝再阅海塘，海宁老盐仓这段四千二百丈柴塘，仍然没有机会改筑。这一次，主要是将五百三十丈绕城石塘全部筑成三层坦水，原二层坦水内有桩残石缺处，查明更换。

乾隆四十五年（一七八〇年），乾隆帝第五次南巡。这次南巡，老盐仓一带的海防环境已经发生了有利于修筑石塘的变化，七十岁的乾隆帝注定要完成这桩期待了十八年之久的夙愿。三月初二日，他先到海宁观潮，初三日到尖山阅视海塘，并于当日下旨老盐仓一带现有柴塘，除个别地段难以下桩暂作保留外，其余各处全部改筑石塘。

一纸令下，积郁十八年之久的心结一朝开解。下旨后，乾隆帝亲自部署改筑工程，回銮途中还不忘叮嘱官员在石塘修筑完竣以前，千万保护好尚有护堤功能的柴塘。并特别告诫当地百姓，万不可心生改筑石塘而柴塘弃置无用的想法，否则就是开门揖盗，石塘没有筑好反而丧失了原先的保障。七十岁老人，依然细致如初。

乾隆四十九年（一七八四年），七十三岁高龄的乾隆帝最后一次阅视钱塘江海塘。他站在这座与他打了足足半个世纪交道的鱼鳞大石塘前，最后一次现场部署了关于修筑和增饰塘工的工作，并下拨五百万两库银接筑章家庵以西范公堤土塘为石塘，以为将来计。当年底，接筑石塘两千九百三十余丈工程完竣。

三年后，全部鱼鳞大石塘工程告竣，浙江海防系统最终形成，钱塘江鱼鳞大石塘与金山至常熟段的江南海塘实现了连接，江左百姓赖以保障者以亿万计，长江三角洲地区获得了长久的安宁。

本文已获作者授权乐艺会发布，图文由作者提供

本文曾经发表于《紫禁城》2014年4月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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