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又：那时候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会是这个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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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废话诗人”吴又谈起钱的时候，眼睛都没眨一下。
“赚钱完全是方法论的问题。钱就摆在那里，你牛逼你就去拿好了。那剩下就是找到拿它的方法。”他毫不避讳地讨论起对钱的认知。
大学期间，他以会员制的方式卖打口碟，“卖得非常快，赚钱也很快”；后来开影厅，放映杜琪峰的香港黑帮片之余，凌晨会的小黄片也给了他很多快钱。
“如果你想挣钱的话，这个目标就很明确，挣到就完了。和玩德州一样，你完全按照赢钱的路数走就好了。”他冷静分析说。
在文人遍布、讲究体面与优雅的出版业，这让他无疑像个野蛮人。
作为前畅销书出版机构“读客”的总编辑，他就曾以粗暴的营销方式出名，“像卖牙膏一样卖书”、“把书卖给不看书的人”，就出自他的口。
出版《赵赶驴电梯奇遇记》时，读客让作者戴着一只玩偶驴头，全国签售甚至请到网红凤姐与作者同台。
但让同行尴尬的是，读客的书，本本卖得都好。印着读客熊猫标识的书成为畅销书的代名词。
作为创业者，他无疑是投资人中合格，甚至是优秀的那一员。头脑冷静、商业逻辑清晰，冷酷，为此，不惜剔除掉过去残存的任何感性因素。
“做商业一定要选择商业价值最高的那个来做。” 这位版权交易平台“云莱坞“的CEO，正成为国内火爆的版权交易界新宠。
“让一切开放自由，让写作者和影视人真正从中受益”。2015年12月底，云莱坞App打着这样打口号上线。
三天后，刘慈欣、蔡骏等上千名知名作家、张一白、雷米等上千名影视人，博集天卷、磨铁、one等上百家一线版权机就已入驻。腾讯影业、优酷土豆、爱奇艺、华谊兄弟等上百家一线影视公司也成了云莱坞的用户。
不过，与之前饱受争议的产品相比，云莱坞是一个毫无个性、绝对理性的“智能好故事集市”，它用技术和算法筛选故事——又是一个超越个人喜好的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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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身为商人，吴又早就在出版界内出了名。这位前凤凰联动公司的出版人，第一次创业，就让大伙目瞪口呆。
2006年8月，吴又和华楠共同成立“读客”出版机构。吴又是总经理兼总编辑。很快，读客的书变得本本畅销。但外界开始流传，读客的总编辑一定是一个品位糟糕的家伙。
读客的书常常有一个故事会风格的名字，封面大红大绿一片，“品位之坏”甚至让出版专业的老师拿来做反面教材。
然而，作为资深文艺青年，吴又日常的阅读，是毛姆、纳博科夫、卡夫卡，大学同学都在看鼻祖网文《第一次亲密接触》时，他关心的是垮掉一代的诗歌和《洛丽塔》。
对于个人品位和商业产品上的错位，吴又有着极其理智的认知。“做商业一定要选择商业价值最高的那个来做。”为此，必须剔除掉自己的任何个人趣味。
在吴又作为商人的判断里，娱乐化的内容是出版领域商业价值最高的那一块，严肃文学有阅读门槛、受众有限，显然不是最赚钱的那个。
那时，备受互联网推崇的“屌丝文化”还未形成理论，但吴又显然是这一理论的先行者。读客的受众不是知识分子，而是原本不读书的那群人。所以读客的书会出现在超市，并且以卖洗衣粉的方式触达用户。
读客的作者大多是第一次出书，几乎没有读者积累，但是在读客出书之后，他们都成为畅销书作家。《黑道风云20年》的孔二狗，《藏地密码系列》的作者何马等等均是如此。
“从看见一本书到决定购买，只有十五秒的时间”，这是和菜头评价《藏地密码》的第一句话，足以证明读客说的“像卖牙膏一样卖书”，他们确实做得很好。“购买的原因是这本书的广告营销很成功，已经覆盖了我对书籍的第一接触点。”
“超过这个时间，这本书多半只会受到一番手指的蹂躏，然后又回到展柜上去。”和菜头如是评价。
商人本无需为中国读者的阅读品位负责。在吴又的判断中，商人的头脑里，只有能不能满足受众读者，而不是内容的品位是否够好。”
二
在吴又经营读客的几年里，读客几乎只做原创小说。当时还没有IP的概念，但吴又判断IP一定是未来争夺的重点。
这种判断基于对世界的观察。在吴又的眼中，这个世界是不均匀生长的，有的地方生长缓慢，也有些地方生长迅速。
“做商业就是要寻找那些快速生长的部分，然后参与进去。”吴又判断，诸多迹象表明，娱乐就是生长迅速的肌肉中的一块。
他在读客最赚钱的时候卖掉读客所有的股份，转身进入影视行业。两年的时间内，吴又做了《匆匆那年》、《心理罪》、《父亲的身份》和《山楂树之恋》四个项目，涵盖电影、电视剧、网剧和舞台剧，目标明确。
这个世界成长的速度比吴又想象中要快得多，移动互联网像是大洋彼岸振翅的蝴蝶，短时间内迅速改变了这个世界的规则。2015年7月，吴又离开凤凰联动影业，再次创业，做一个叫“云莱坞”的产品。
2015年12月底，云莱坞App经过4个月的研发后上线。
吴又对此思路清晰——在影视IP版权市场有三种角色：拥有大量IP库存的版权机构、以制片人为中心的影视人和以个体为单位的故事创作者。云莱坞的出现希望能连接这三种角色，解决市场一直诟病的上下游信息不对称问题，最终成为IP交易市场。
传统出版社很少会提供IP托管服务，而云莱坞的出现，对那些需要IP托管的——集优质的个体故事创作者和集海量的IP版权库存机构来说，省了不少心。
云莱坞以专题的形式推送IP，通过对用户的阅读习惯、偏好的类型、喜欢的作者，进行数据挖掘来推送故事。不过吴又希望云莱坞将来能每天只运营一个优质IP，其他的全靠算法进行排序，制片人的title、作品被报价的次数、交易次数等各种参数都可能影响作品的排序。“说白了就是怎么最大程度的减少人工的排序和运营，同时还能满足用户的需求”。
在定义云莱坞的时候，吴又用了一个词语——“智能”，除了现有的个性算法，这个词语也包含了吴又对未来世界的理解。在互联网世界里，信息成长的速度让商业进入加速模式，一些事物迅速淘汰，又有一些事物迅速兴起。除了带来速度，信息也正在变得有生命，智能时代似乎就在眼前。如果这是必然的未来，为什么不成为未来的一部分呢？
说这些话时，吴又是个100%的互联网创业者。
“我思考过我的行为逻辑。我希望自己能够更平等地更这个世界相处，不管是上学时的叛逆，或者我对自己生活的那种绝对控制，还是我做的商业性的东西，以及我自己的行事规则，包括写诗，和语言之间的相处，我希望我和世界能够脱离出来平等相处，而不是被世界碾压，被世界完全控制”。
三
反抗与控制，曾是少年吴又的人生关键词。
吴又1979年出生在湖北荆州，长江在这里打了一个弯儿，江水淼淼，是个富庶之地。
在初中前，吴又一直是别人家的孩子，成绩第一，在三年级时跳了一级。好学生吴又的身份在初二时戛然而止。
事实上，即便在成绩最好的时候，吴又也并非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他调皮，对老师缺乏足够的尊敬，无视所有游戏规则，对“忍耐、乖巧”这样的校园生存法则毫无耐心，但在以成绩作为唯一标准的应试世界里，这并不妨碍老师对吴又的容忍。
上世纪90年代，校园黑帮文化盛行，十几岁的孩子用暴力宣示着存在。对规则无感的吴又无意参与，但在无故被打之后开始反击。最开始是练拳击，后来又发现“你可能是最狠的，但一定不是那个最能打的，你需要有兄弟”。
在一次群殴被学校严重惩戒之前，吴又已经成了一个小大哥。这次惩戒开除了吴又所有的兄弟，只有他因为之前还算不错的成绩幸免——不过，这对少年吴又来说，实在算不上什么幸运。后来一个被开除兄弟问吴又在做什么，吴又回答完在读书之后，觉得很羞愧，“就像《古惑仔》里的山鸡说自己在读书一样”。
在中考前夕，父亲的忍耐到达极限，与吴又谈判。谈判的结果是，给吴又三个月的时间，如果不能考入前10名，就不要念书了。
吴又接受了，并且把之前打架的狠用在了自己身上。自己的课本早不知道丢到哪里，就用哥哥的旧课本一页一页地自学。
接受学习并不代表吴又“改邪归正”了。三个月时间里，他无视所有的事情，包括课间操，老师叫就当没听到。似乎从来都是这样，他做自己想做的事情，目标明确，自动屏蔽干扰，哪怕这些干扰居高临下。
像是励志小说的情节，三个月后吴又成绩第一。专注到什么程度呢？“三个月没洗澡”，吴又大笑起来，没有一点“狠劲儿”少年的痕迹，他用“恶心”这样偏好明显的词语来形容这一事实。
“目标明确，专注执着”，这些优秀的商业基因在少年吴又身上已经显露无疑。
91年的一个下午，12岁的吴又跟朋友走在路上，朋友推着一辆自行车。很突然地，吴又说，他想赚一笔钱，然后就不上学了。
“赚多少？”
“500万。”
朋友受到惊吓，把自行车摔到地上。他回忆起这个时刻，并解释那不是狂妄，而是一种隐隐约约的判断，“我那时候觉得，我们这一代人会是这个样子的”。
四
但在下海前，吴又曾经历过一段漫长的边缘人群生活体验。
那是2001年的北京，每一天，22岁的吴又，会从赛特大厦（日坛路站）跳上938路公交车，车子笔直向东，在一个叫九棵树的地方停下。
从二环的建国门到通州只要半个小时。这半个小时的两端，吴又有两个身份。在日坛路，他是在赛特大厦一家网络系统集成公司的工程师，薪水丰厚；在九棵树，他是火星招待所里一名写诗的青年，自称烂掉的一代。
火星招待所是一所普通的民居，高峰时期，里住着十几个男男女女。那时，互联网刚刚兴起，他们通过论坛聚集，又因诗歌的感召从全国各地来到北京，住在这里，喝酒、写诗。后来，他们被称作第三代诗人，也是中国最后一群诗歌青年。
诗人们不愿意去工作，吴又是火星招待所中唯一有稳定工作的人，让“火星乌托邦”得以运转。
几个月后，他辞掉工作，跳上去石家庄的车子，乌托邦崩坏。
这一去就是3年。
22岁到25岁，差不多3年的时间里，吴又选择主动失业。
他不想再做卡夫卡，在小职员和诗人的身份之间穿梭。
“很多人认为这是极端，但我自己认为这是极致”，吴又用词精确，会在谈话的时候替换表意不准确的词语，写诗的经历让他对语言极度敏感。
22岁，当其他人都在考研或者挣扎于工作的时候，吴又带着个小包跳上离开北京的车子。他不会对地方赋予意义，所以并未像大多数文艺青年一样，去丽江或者西藏，而是选择了灰扑扑的石家庄。对于吴又来说，他只是想找个地方专心写作，石家庄生活成本低，且方便来北京喝酒。
“2002年冬天，大年三十那天，我独自呆在石家庄的小屋里，窗户外面传来很多鞭炮声。我泡了一桶快餐面，安静地坐在屋子里，一动不动，直到那些鞭炮声慢慢散去。快餐面，吃完了。新年，来临了。”他在博客中回忆。
在石家庄的小屋里，吴又再次进入中考前夕的状态。每天吃饭、睡觉、散步、写诗，“写了很多，对于一个诗人来说，真的很多”。
这又是一场漫长的对抗，虽然这场对抗在吴又这里根本不成立——他根本不在乎。对抗的开端是亲友们的指责，他们无法理解，一个二十几岁的人怎么可以这样对待自己的人生，如果之前的吴又只是叛逆的话，现在几乎预示着这孩子已经彻底完了。
“第一年的时候他们还会指责，到第二年他们就已经接受了，第三年的时候他们反过来安慰我。他们觉得我是生病了，可能要出家的”，在整个叛逆期，吴又跟父亲的关系一直很糟糕，至此父子的冲突到达顶峰，直到2006年在电视上看到吴又接受采访，父亲才知道儿子正在做出版。
“那痛苦就写在脸上，我怎么会不知道？”说完这句话，吴又笑了一下，不是开心处的大笑，一半嘴角扬起，手臂支着椅子。我们坐在落地窗边，窗外下着大雨，路面上的积水倒影着望京SOHO白色的灯光。今天是农历八月十六，中秋节刚过。吴又说，来接受采访之前，刚刚跟父亲视频过，父亲已经七十岁了。
吴又清楚地知道家人陷于怎样的痛苦，但他说，他又能硬起心肠，说这是我自己的人生。
眼前的吴又36岁，很瘦，整个人空荡荡地藏在黑色的外套里，外套袖子略长，手臂垂下露出半个手掌，一脸温和。
2006年，刚刚开始创业做读客的他被称作“朝阳区吴彦祖”，帅且一脸桀骜；到了2008年接受采访就变成了眼前的样子，黑衣、瘦，脸上常挂着薄薄的笑容。
从赛特大厦回火星招待所的公交车上，吴又总是站着，“这样有助于思考”，思考的结果，通常是一首诗，或者一个字句。下车之后便兴匆匆地告诉同住的诗人。
对，是告诉，不带有任何商量的成分。“张羞、杨黎、竖，他们都是很天才的人，我们跨越了这一步，剩下的仅仅是怎么样去面对诗歌这样直指本质的东西。”吴又身体向前微微倾斜，语速略慢，每个句子之间短暂停顿，像是怕不能完全表达自己。
吴又写的诗，后来被称为“废话诗”，这一诗歌流派并未广泛流传。直到2014年，废话诗人乌青的几首诗在网上，因其特立独行的风格被争论。许多人感觉诗歌被冒犯了，也有人认为这是“抵达绝境的语言实验”。
天上的白云真白啊
真的，很白很白
非常白
非常非常十分白
极其白
贼白
简直白死了
啊
——乌青
这首来自乌青的诗在网上广为流传，也受尽嘲讽。然而，废话诗并非哗众取宠的产物，早在九十年代就有了系统的理论，被称作“非非主义”。非非主义强调非崇高化，将诗歌和语言还原到本质状态。
或许，正是这种消解崇高和意义，将事物还原到本质状态的理念，让吴又始终不被意义困扰。
敏感的诗人和理性的商人，似乎应该是雅努斯始终背离的两张面孔，一个指向温和宽容，一个则是丛林凶猛。
在36岁的吴又身上，找不到这种分裂。
和对的人在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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