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规划学研究》| 石绍浪 关于语言规划视角下方言保护的几点思考

本文原载于《语言规划学研究》2015年第1期

因排版需要，对原文脚注标号略有改动。特此说明。（编者注）

本文受到北京语言大学校级重大专项项目（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专项资金资助）“城镇化进程中农村方言文化的困境与出路”（项目编号：13ZDY01）支持，特致谢忱。

作者简介

石绍浪，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助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汉语方言学。

摘  要

    我国普通话推广尚未实现“基本普及”，方言保护的呼声却越来越强烈。本文介绍了我国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使用现状，列举了一些较为突出的问题，结合语言规划政治性和服务性的特点，对“方言能否保护”“方言保护什么”以及“如何科学保护”等问题进行了深入分析，并提出自己的观点和建议。

关键词

普通话推广  方言保护  语言规划

1

语言规划的特点

    学者理解语言规划的侧重点不同，定义也不尽相同：真田信治等（2002）认为，语言规划是某一共同体（主要指国家、行政区域）的权力机构按照一定目标（一般为了解决语言纠纷、改善语言环境），对共同体内部使用的语言、语言变体及其使用方式，有组织地、人为地加以管理；Rubin & Jernudd（1971）指出，语言规划是一种有意识的语言改变，这些改变通常是由专门的规划机构制定出来的，也可以由类似的授权机构制定出来；Weinstein（1980）、 Cooper（1979）认为语言规划的主体是国家，目的是解决社会语言问题；Tauli（1968）提出，语言规划是管理、改善现有语言，创造新的共同语言、区域语言或国际语言；徐大明等（1997）认为语言规划是对社会语言问题提供管理对策，也可以说是对语言问题所做出的有组织的、主动的反映和调节，包括选择什么样的语言作为官方语言，在基本性的语言政策决定之后采取什么样的措施来落实这些政策。

    从内容上看，语言规划包括地位规划（status planning），有时也被称为“用途的分配”或“功能的分配”）和语型规划（corpus planning）。（Kloss，1969）前者指给具体语言赋予什么身份，后者指语言规划的具体内容，如词典编纂、语法说明、借词规定、术语修订以及书写系统完善、语言现代化等。

    可见，语言规划是国家或地区为达到一定目标对境内语言生活进行干预的政府行为。表面上是个技术问题，但实质上有很强的政治性，它常常反映了一个团体的政治诉求，并用政治的办法予以解决。同时，语言规划又经常以“解决语言纠纷”“改善语言环境”为具体目的，通过规划的制定和落实，使语言环境更加和谐，语言服务社会的能力得到提高。这体现了语言规划的另一个特点——服务性。

    新中国语言规划的众多内容中，对社会影响最大的当推普通话推广、汉字简化、汉语拼音方案制定和推广三项，它们对社会、经济、文化发挥的积极作用有目共睹，都兼具政治性和服务性两大特点。本文结合语言规划的特点，讨论当前普通话推广及方言保护的相关问题。

2

我国普通话推广和方言使用状况

2.1

普通话推广

    在新中国推广普通话过程中，起初的主力是各级学校。据统计，2012年各级学校先后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近7亿人，其中能说普通话的比例分别是：小学26%，初中56%，高中76%，大专以上87%。

    上世纪80年代以前，普通话的使用范围主要限于大学校园和新闻媒体。80年代以后，我国语言生活出现了大交流现象。小农经济形态解体并迅速走向商品经济形态，对内搞活对外开放政策的实行决定了语言大交流的“必然性”，交通条件的极大改善、全民文化教育水平的普遍提高、大众传媒（特别是电视）的巨大影响则决定了语言大交流的“可能性”。（曹志耘，1998）普通话迅速走出了校园和广播电视，走进了社会生活，成为社会公共交际的自觉首选用语。公民对普通话的态度也发生了根本性转变，普通话的使用人口迅速提高，普通话对社会的影响也越来越大。

    据《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报告》，到2006年，全国能熟练使用普通话的人口比例达到53.06%。其中，城镇为66.03%，大中城市超过80%。根据国家语言文字工作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语委”）2010 年对河北省、江苏省和广西壮族自治区的抽样调查，城乡居民普通话的普及率为70%，实现了“初步普及”。但我国推广普通话的工作尚未完成，教育部、国家语委的《国家中长期语言文字事业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2 — 2020 年）（以下简称《纲要》）提出“到 2020年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之时，普通话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从“初步普及”到“基本普及”，中间还有一段很长的路要走。

    同时，我们还注意到，普通话普及的地区差异很大。在我国边远地区和少数民族聚居区，目前普通话的普及率还处在很低的水平，大部分少数民族居民的双语使用能力仍比较差。据估算，藏族双语人口占总人口的 13.39%，维吾尔族双语人口占 45%，哈萨克族双语人口占 10.17%。（戴庆厦、何俊芳，2006）同时，少数民族的文盲比例比汉族也要高得多。以云南省为例，1984年云南省少数民族文盲率是58.7%，其中 7个少数民族的文盲率在70% 以上，有的民族甚至达到82.33%。缺乏普通话沟通能力不利于民族地区经济的发展，也不利于民族沟通和边疆稳定。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时候，甚至会直接影响救援速度和救援效果。比如 2010年青海玉树地震，在救灾过程中，语言障碍给救灾指挥、伤病员救治、人员安置等都带来了不小的困扰。在少数民族地区，由于汉语师资缺口巨大、教学水平偏低，适龄儿童入学率低，居民学习汉语普通话的需求尚无法得到完全满足。

2.2

方言及方言文化的消亡

    进入21世纪，随着经济发展、人口流动和传媒的发达，我国的语言环境发生了巨大变化，方言使用范围和使用人口数量明显缩小。很多方言以渐变的形式衰变，也有一些方言以突变的形式濒危。（曹志耘，1998；郭风岚，2008）在很多地区，方言渐渐成了老年人的“专利”，是“老土”的代名词，很多底层词汇面临失传，方言代际变更速度明显加快。

    在北京城区和密云、顺义等近郊区县的县城，普通话已经取代了本地方言，造成城区与周围农村方言迥异。在全国各大中城市，年轻人（包括城市家庭和外来务工家庭）主动放弃母方言、使用普通话的现象越来越普遍，出现了无方言人群（只说普通话），而且其数量与日俱增。近些年，苏州市每年暑假都举行中小学三语比赛①。三语即普通话、苏州话、英语，结果发现孩子们说得最不好的竟然是苏州话。2010 年，“上海市学生语言使用情况调查”课题组对上海19个区县8 661名从幼儿园到大学不同年龄段的学生的语言状况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两代都出生在上海的上海人家庭，15％左右的家庭基本使用普通话，40％左右的家庭在家中使用“双语”（上海话和普通话），只有 45％的家庭以讲上海话为主。王洪君教授在“纪念切音字运动 120 周年学术座谈会”②上感慨道：“以前各个地方来的学生，都会说方言，课堂（历史语言学）上讲到什么方言，就叫那个方言区来的学生发发音，其他学生都很感兴趣。这三五年来，却是方言区来的学生 100% 不会说方言了。我说你即使自己不说了，总听到过吧，试着说几个字音吧，他们却怎么憋也憋不出来。”

    随着方言式微，众多以方言为载体的传统语言文化遗产正在消失，或已经消失。以地方戏曲为例，长期以来，欣赏地方戏曲一直是我国各地居民的主要娱乐方式，常常是“锣鼓一响，万人空巷”，每个地方戏种几乎都拥有大批忠实戏迷。很多戏种有专业创作队伍和演出团队，甚至有专门的戏曲学校③。上世纪80年代以后，90% 的地方戏曲④失去专业的演出团体，戏校纷纷解散。小剧种急剧消失，大剧种剧目失传，戏曲演出市场萎缩严重，剧团演出收入微薄，生存困难，优秀演员和优秀创作人才不断流失。以方言为载体的其他口传文化，如曲艺、民间传说、民谣等，也都跟地方戏曲一样，已经步入消失的边缘。

①到 2012 年，已连续举办了四届。

② 2013 年 10 月 26 日，在北京语言大学召开。

③据 1952 年的统计，各省的戏曲或曲艺学校数量相加超过 130 个。

④我国现存地方戏曲有 300 多种。

2.3

东部地区的方言文化保护和方言服务

    近几年，东部地区出现了一些民间保护方言和方言文化的组织和活动。这里摘举几例。2003 年，中国昆曲博物馆在苏州成立。该博物馆收藏了大量的昆曲抄本和珍贵脚本，以及数以千计的昆曲文物、实物和音像资料，而且坚持每周举办一场昆曲演出。2008年福州地方曲艺爱好者成立传习所，2009 年常州成立地方曲艺传习所，2013 年绍兴成立绍兴曲艺传习所……这些传习所由当地曲艺演员任讲师，免费教授，学员定期交流学习，节假日粉墨登场，为市民免费演出。

    公共服务系统开始提供方言服务。2005年9月，上海市小学六年级增加一门《语文综合学习》课程，该课教材中设有“上海印象”单元，其中有一篇介绍上海方言的文章，开了我国方言进课堂的先河；2011年3月起，苏州经贸职业技术学院将“苏州话”作为部分专业学生的必修课程；2011年8月，苏州6条线路的公交车开始增加苏州话报站①；2011年 12月，上海3条公交车陆续增加了上海话电子报站。

    电视台用地方方言播送节目和新闻。上世纪90年代以后，地方电视台的方言节目逐渐增多，既有电视情景剧，如上海台的《老娘舅》、南京台的《秦淮人家》等，也有专栏节目或新闻播报，如北京台的《这里是北京》、杭州台的《阿六头说新闻》、广州台的《新闻日日睇》等。在广播、电视等主流媒体使用地方方言，这在以前是不敢想象的。

①此前只有香港、广州的公交车有此类服务。

2.4

方言问题引起的社会冲突

    现在，在南方方言区，方言仍有很强的影响力和凝聚力，比如粤语。在历史上，粤语长期充当广东、香港等地通用语的角色，有着深厚的群众基础。在粤语区推广普通话，我国始终坚持双语双方言政策，尽量避免语言冲突。即便如此，一些很小的误会仍会引发社会矛盾，如 2010年发生在广州和香港地区的“撑粤语事件”。

    2010年5月，第16届亚运会前夕，广州市政协组织调查亚运软环境，对广州电视台是否应该增加普通话播出时间问题，在网上发布调查问卷，征询市民意见。随后，有一位网友发布了一条微博说：“广州市政协竟然想将广州电视台全部转成普通话，天理何在！”这条微博迅速引起关注，得到了部分网友的支持。之后，关于粤语和普通话的话题在网络、报纸上不断酝酿，并引起了激烈争论。7月25日，在广州市海珠区江南西地铁口发生千人聚会，口号是“保卫粤语”。之后，广州市政府、广东省省长黄华华先后表态，“推普废粤”根本不存在，是网络误传。8月1日，在广州人民公园和北京路等地又发生“撑粤语”的集会游行，香港同日也有游行相呼应。8月4日，广东省委书记汪洋重申“推普废粤”是伪命题，子虚乌有，并说：“我都在学广东话，谁敢废粤？”至此，这次冲突才平息。

2.5

政府对方言保护的态度和举措

    新中国对汉语方言的调查和保护非常重视，投入了大量的人力和资金，也取得了丰硕的成果，这里介绍规模比较大的 9 次方言调查活动。

（1）20世纪50年代，为配合国家推广普通话政策，教育部门和语言学界联合开展了我国历史上首次全国性的语言普查，内容包括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此次普查采用一县一点的方式进行。

（2）20世纪80年代，《中国语言地图集》（与澳大利亚人文科学院合作）的语言调查工作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语言研究所主持，全国众多汉语方言工作者共同参与完成。实地调查的市县超过600个，前后历时5年。

（3）1992年，侯精一主持的“现代汉语方言音库”项目首开以录音形式大范围记录汉语方言的先河，共收录40种有代表性的方言。

（4）1997年1月，按照国务院要求，教育部等11部委联合下文成立调查组，对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的语言使用、语言文字的实际状况、习惯和态度情况进行普查，调查成果《中国语言文字使用情况调查资料》由语文出版社于2006年正式出版。

（5）20世纪90年代，陈章太、李行健为编写《普通话基础方言基本词汇集》，组织近百名学者调查了北方官话（含晋语）93 个方言点，前后历时10年。

（6）1998年，李荣先生担任主编的《现代汉语方言大词典》①完成出版。国内60多位学者参与调查和编纂，前后历时8年，对41个有代表性的方言点进行了详细记录。

（7）2001年至2008年，曹志耘先生主持的“汉语方言地图集”项目动员了国内外34所高校和研究单位的57名研究人员，调查了930个市县的汉语方言，该项目主要成果《汉语方言地图集》由商务印书馆于2008年出版。

（8）2008年10月，“中国语言资源有声数据库建设”项目在苏州正式启动。该项目由国家语委主持，计划在全国每个县（含县级行政区划单位，共2 860个）至少设一个调查点，记录保存汉语方言和少数民族语言。

（9）2015年，教育部“中国语言资源保护工程”启动，计划用最新的数字化手段，对我国境内的少数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进行全面的调查和保存，最终将建立全国规模的、可相互比较的中国语言资源博物馆。

其他研究机构和个人出于研究需要，对汉语方言也进行过规模不等的调查，次数很多，难以详细统计。

①共 41 个分卷本，由江苏教育出版社出版。

2.6

学界对方言保护的看法

    方言既是地方历史、地理环境、地方习俗、地域文化的重要载体（李如龙，2005），也是历史语言的活化石，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方言也是地方凝聚力、居民文化情感和身份认同的体现，具有重要的社会价值。

    近些年来，“语言是资源”的意识越来越为人们所接受，徐大明（2007）、陈章太（2008）、李宇明（2008、2010）等学者对此都有详细阐释，并把语言资源保护上升到国家安全战略的高度。汉语方言是我国语言资源的重要组成部分，面对汉语方言的快速消亡，詹伯慧、张振兴、钱曾怡、王洪君、曹志耘等曾多次呼吁，加强汉语方言的调查和保护，适度倡导和鼓励使用方言。

3

科学保护方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李宇明（2012）把我国当代语言生活特征概括为五点：“双言双语”的语言生活初步形成、虚拟语言生活快速发展、中国“语言地图”快速改写、快速的城市化进程急需语言规划、国内国外两个语言大局需统筹兼顾。《纲要》确立的语言文字工作七大任务是：大力推广和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推进语言文字规范化标准化信息化建设、加强语言文字社会应用监督检查和服务、提高国民语言文字应用能力、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弘扬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加强语言文字法制建设。“科学保护各民族语言文字”当然包括汉民族的语言文字，这里既包括规范性的标准语普通话，也包括全国各地的汉语方言。我们认为，“科学保护”兼顾了时代发展的趋势和我国当代语言生活的特点，是一个比较准确的表述。

    政治性和服务性是语言规划的两个重要特点，我们当前的政治性可以用《纲要》中的指导方针“增强国家语言实力，提高国民语言能力，构建和谐语言生活”来概括。对提高语言服务性，李宇明（2013）提出四个方针，即：坚持语言平等的理念、具有资源意识、理性规划“语言功能”、遵循“自愿自责、国家扶助”。

    下文依次讨论在方言科学保护问题上，语言规划工作需要明确的几个问题。

3.1

何为“方言保护”

    首先看“保护”的意思。《康熙字典》中“保护”有两个意义，一是护卫使不受损害，二是保重、调护。在《现代汉语词典》（第6版）里，“保护”的注释是“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眼睛| ～妇女儿童的权益”。

    “保护”一词的惯常用法有“保护环境、保护湿地、保护草原、保护妇女儿童、保护消费者基本权益”等，这些用的都是“保护”的本义“尽力照顾，使不受损害”。方言学界所倡导的方言保护则明显包含两层意思，即“语言保存”和“语言保护”。前者指“通过全面、细致、科学的调查，把语言、方言的实际面貌记录下来，并进行长期、有效的保存和展示”，后者指“通过各种有效的政策、措施、手段，保持语言、方言的活力，使其得以持续生存和发展，尤其是要避免弱势和濒危的语言、方言衰亡”（曹志耘，2009）。李宇明（1998）则分别称之为“语言保存”和“语言卫护”。可见，学者所言“方言保护”既有“方言卫护”，也有“方言保存”的意思，这里的“保护”在本义的基础上已经有所引申。有人对“方言保护”的提法不屑一顾，理由是“方言你保护得了吗？”为什么会有这样的分歧和争论呢？首先，“方言保护”的说法确实有欠妥之处，含义不太明确；其次，我们习惯于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保护A即反对B。透过概念名词，在接受和尊重方言这一点上，看似对立的两个观点其实并无分歧。所以，社会与学界之间的这个争论有点“关公战秦琼”的意味。

3.2

方言可以保护吗

    根据2005年出版的《世界语言志》，世界上现存语言有6 912种。全世界94%的人口使用5%的语言（347 种），而95%的语言只被世界上6%的人口使用。使用人口低于1万人的语言超过语言总数的一半，占56%，使用人数不到1 000人的语言有1 900多种，占28%；使用人数不到100人的语言将近 550 种，还有200多种语言的使用人数不足10人。可见，世界上90% 以上的民族语言面临着消亡的危险。美国语言学家迈克尔·克劳斯预言，21世纪结束时世界上95%的语言将消亡。一些处于弱势地位的汉语方言，其消亡的结局几乎是不可避免的，这是无可奈何的事情（曹志耘，1998）。

    汉语方言的本质属性是交际工具，当它不能作为工具使用时，就不可避免地要消亡。在人类历史上，已经消失的语言或许比现存的语言还要多。面对汉语方言不断消失的大趋势，我们要持客观冷静的态度，“人为强行地‘抢救方言’‘保护方言’既不符合绝大多数当事人的意愿，也不符合当今语言的自身发展规律，是不现实的”（曹志耘，2001）。

3.3

我们到底要保护什么

    人的需求有物质层面的，也有精神和文化层面的。一方水土一方人，方言是地方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需要得到全社会的尊重。一种方言的消失，对于其他人来说，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对于语言学者来说，就是失去了一批研究素材；但对于本地人来说，失去的可能是精神家园、文化认同、归属感、存在感等。

    我们认为，只要观念和态度没有发生变化，对故乡、方言的情感没有变化，居民使用方言的权利都应受到尊重。如果时过境迁，人们的观念发生变化了，则另当别论。所以，保护方言，表面上是保护这种“结果”，实质上更是保护居民语言和文化上的观念和权利（语言权利和语言情感）。对于方言区的人来说，这种来自政府或社会的尊重和认可并非是可有可无的。

    至此，我们联想到美国政府对少数族裔的英语教育政策变迁。美国在1968年通过了《双语教育法》，对母语非英语的公民实施双语教育政策，出发点是保护公民的语言权利。上世纪90年代，洛杉矶掀起“反双语教育”全民请愿运动，后来发展到全国范围，原因是学校没有教会孩子英语，运动的主要诉求是“所有儿童都有权通过英语来接受教育”。结果，2002 年布什总统签署了《英语习得法》，废除《双语教育法》。

3.4

如何科学保护

    针对科学保护问题，李宇明（1998）、陈章太（2008）、郭龙生（2008）、曹志耘（2009）等已经给出了很好的建议，有的建议现在已经化为了实际行动。我们认为，要有好的效果，首先要有正确的行动；要有正确的行动，首先要有正确的认识和理念。语言规划要特别重视正确语言理念的树立，这是“科学保护”能否取得成功的重要前提。

3.4.1

流行观点要保持冷静客观

    有的公众人物经常会跨界对语言文字发表一些看法，很容易成为一时的热门话题，并引起一部分人的跟风盲从。公众人物在自己的领域可能是行家，但不等于在所有的领域都是行家。语言规划当然不能被这样的“热点舆论”和激进观点轻易左右，这里尝试分析“方言存在与经济发展相悖”的观点。

    有人认为，要发展经济就离不开国家通用语，更离不开外语，方言不仅百无一用，而且是障碍，保护方言就是守旧。但是，放眼全球，很多国家经济发展得很好，方言文化保护也做得非常好，比如瑞士。瑞士经济发达，人均收入一直居于世界领先位置。瑞士境内德语方言差异很大，与现代标准德语也有很大差别。对于德语区的瑞士人来说，标准德语几乎是一种外语，小学生在入学的第一学年就开始学习标准德语，但在课外时间，无论师生之间，还是同学之间，交流仍然只用方言。在社会上，各阶层不论地位高低，日常口头交际语言也都是方言。同时，政府允许地方学校使用地方方言编写教材。外国人如果申请加入瑞士国籍，被要求“懂瑞士德语并能说适当的德语瑞士方言”。在经济不断发展的过程中，瑞士德语方言没有缩小使用范围，我们也看不到其对经济的阻碍。相反，瑞士居民超强的多语种能力与现代商业发展所要求的语言环境却非常相应。

3.4.2

尊重语言生活的一体性和多样性

    人们精神需求存在两面性和矛盾性，既需要集体归属感和安全感，也有对个人意识和独特个性的追求。生活在世界多元文化中的每个国家和民族也与此类似。一方面，要培养兼容性和世界性，以便融入世界大家庭；一方面，竭力保持自己的民族特色和个性。曹志耘（2006）指出，从整个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来看，一体化和多样性之间仍然存在相互补充、和谐共处的可能性，更有必要性。一体化应该是包含多样性的一体化，多样性应该是一体化进程中的多样性。周有光（2012）的“双文化”观点也是对此种现象的概括。对语言规划而言，必须研究社会潮流和个人需求的变化，研究“双文化”“多文化”条件下的一体性和多样性需求的各种微妙变化，并适时提供语言服务，不能把精力放在统一思想认识和改变大众观点上。

3.4.3

充分考虑地域差异和群体差异

    我国幅员辽阔，地区差异巨大，东西部经济处在不同的发展阶段，文化上也有着不同的需求。西部地区面临的主要问题是发展地方经济、提高居民生活水平，对学习国家通用语（汉语普通话）有着强烈的需求。东部发达地区，经济水平、居民收入实际上已经接近发达国家水平，对保护地方文化、提高精神文化品质有着强烈的需求。因此，保护民族语言和汉语方言的整体部署要顺应这些差别，统筹兼顾，区别对待。另外，随着社会分工的细化，当今社会业已形成不同的社群，语言规划同时也必须关注这些社群的语言特点和语言需求。

参考文献（略）

征稿

 《语言规划学研究》是语言规划学学科的重要刊物。本刊欢迎以下各类来稿：

1. 语言文字规范标准研究

2. 少数民族语文应用研究

3. 语言政策与语言规划研究

4. 语言生活调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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