普京20年系列之七：外交政策的转型（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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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9年8月9日，叶利钦提名普京担任总理，不到半年之后，普京被任命为俄罗斯联邦代总统，次年3月当选为总统，俄罗斯历史也翻开了新的篇章。2019年是普京执政的第20个年头，俄罗斯《公报》发表系列专题文章，评述这20年来普京的施政得失与此间俄罗斯在政治、经济、外交等各领域发生的变化。我们将陆续译出该系列文章，供研究参考。本期文章原标题为《弗拉基米尔·普京的20年：外交政策的转型》，作者是俄罗斯外交与国防政策委员会成员德米特里·特列宁。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普京执政已有20个年头，但还未到总结其最终政绩的时候，包括外交政策领域——局势是动态发展的，未来也一如既往地难以预测。事实上，距普京当前任期结束还有近5年时间，而在这5年之后一段不确定的时间内，普京也仍将是俄罗斯最具影响力的政治人物。不过尽管如此，俄罗斯历史上的普京时代也显然在走向终点，鉴于未来不可避免的变化，尝试反思这20年来的工作不仅是有益的，也是必要的。
普京执政期间的外交政策得失可以用不同的依据和标准来总结。自1999年以来，总统本人主要致力于实现两个目标：维护俄罗斯的统一和恢复俄罗斯在世界舞台上的大国地位。他成功了：中央政权在俄罗斯确立了至高无上的地位，而在21世纪之交几乎在世界力量平衡中被抹去的俄罗斯，也在15年之后重返世界舞台，并成为了最大和最活跃的地缘政治和军事玩家之一。
从当初设定目标的角度来看，这些无疑都是很大的成就，但也付出了相当的代价。垂直权力体系建立在俄罗斯传统的威权基础之上，但终结1990年代混乱局面的政治体制尚不成熟：它主要服务于狭隘的精英阶层，而这些人为了个人和集团目的不断攫取国家资源。随着俄罗斯民众的公民意识逐渐增强，这一体制的延续性面临严重挑战。还应考虑到，俄罗斯的大国地位确立于与美国再次发生对抗的背景之下，这预示着一场漫长而又不平等的斗争。
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外交政策遗产广泛而多样。它的形成是一个复杂而矛盾的过程：莫斯科的外交方针多次发生变化：2000年，普京积极为俄罗斯争取加入北约的机会；2001年，为成为美国最重要的盟友，他下令向驻阿富汗美军提供各种援助和支持；在建设从里斯本到海参崴的“大欧洲”时，普京不仅用德语在德议院发表演讲，宣告了俄罗斯的欧洲选择，还坚持进行资本的强制交换，以打造共同的经济空间。
普京的外交遗产将继续被审视和分析。结合今天的实际情况，探讨如下问题是有意义的：哪些东西具有持久的重要性，应当被俄罗斯下一代领导人保留？需要改变和发展什么？还有哪些最好放弃？
普京20年外交政策之得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联邦恢复了真正的主权，这是事实。2000年代石油价格的迅速上涨，帮助俄罗斯在1990年代建立的新资本主义基础上实现了经济增长，并摆脱了对外部金融的依赖；2000年代中期石油工业的大部分国有化，为协调一致的能源政策奠定了基础；2010年代初进行的军事改革为克里姆林宫提供了捍卫和推进国家利益的有效工具；大多数民众对普京的持续支持确保了当局的稳定；总统的政治意志通过垂直权力体系体得以实现，并保证了政策的一致性。
同样令人瞩目的是，21世纪初的俄罗斯重新获得了实际的大国地位。所谓“大国”主要是一个军事政治概念。在现代条件下，“大国”意味着能够抵抗外部压力、实施独立的政策方针，必要时也能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进行自卫。1990-2000年代，俄罗斯试图在以美国为中心的欧洲-大西洋体系中取得自主地位的努力失败了——国家上层及整个社会都不接受美国的领袖地位，而这是融入西方体系的先决条件。俄罗斯也未能在欧亚大陆建立起自己的权力中心，这主要是由于前苏联各共和国上层不愿意承认莫斯科的唯一权威。因此，独立又孤独的俄罗斯必须拥有大国地位。
前文中两大融合进程的折戟，迫使普京在本世纪10年代后半叶的外交政策发生了“急转弯”。从表面上看，它是从“大欧洲”转向了“大欧亚”，也被很多人认为是转向东方，具体而言，是转向中国。事实上，这是俄罗斯在转向自身——在瞬息万变的国际时局中寻找平衡点。俄罗斯目前的自我定位是欧亚大陆北部，直接毗邻东亚、中亚、欧洲、近东、中东和北美的独立大国。莫斯科不再仅仅面向欧洲、美国或中国之中的某一个方向，而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积极与所有邻边大国互动。
其实早在俄罗斯开始与美国对抗、与欧盟相互疏远之前，普京的外交政策就已经开始向东转。这说明目前俄罗斯的外交政策具有平衡性，但还不够稳定。对东方关注度的提高，一方面是亚洲作为世界经济和政治中心崛起的结果。另一方面，俄罗斯也必须考虑其东部地区地缘政治和经济的弱点和脆弱性。基于上述考虑，普京在2000年代作了很多努力，最终解决了与中国的边界问题，并与其建立了紧密而富有成效的伙伴关系。
在普京的领导下，俄罗斯的亚洲政策开始形成。在重视中国的同时，普京还致力于发展与印度、日韩和东盟的关系：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战略伙伴，也被俄视作亚洲地区与中国等量齐观的大国；日本和韩国是俄罗斯引进技术和资金的来源；东盟则是一个庞大且不断增长的市场。自2009年起，在欧亚经济联盟框架内，后苏联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也得到强化，尤其是在中亚。双边关系和多边形式——特别是上合组织、金砖国家和中俄印等合作框架，为俄罗斯在自身实力相对较弱的情况下保持同更强大或更先进国家的平衡，并或多或少有效捍卫自己的利益创造了条件。
俄罗斯外交政策动态平衡的新特质，在中东地区得到了最生动的体现，尤其是2015年开始在叙利亚的军事行动之后。莫斯科在该地区同所有举足轻重的势力，包括伊朗和以色列等最顽固的对手之间均保持着富有成效的接触，并占据了独特地位。可以说，俄罗斯在叙利亚动用规模较小的军事力量，凭借相对较少的支出和极其有限的损失，实现了自己的目标。自苏联解体以来，俄罗斯首次被视为中东地区的重要玩家。这一成功的秘诀在于：首先，俄罗斯是以自身利益为导向，而非意识形态或其他国家的利益；其次，俄罗斯拒绝将地缘政治模式强加于其他国家；最后，俄罗斯对该地区有充分的了解，并有能力和意愿根据当地实际情况推行政策。
总体而言，在叙利亚和中东地区外交的成功，成为了俄罗斯重返世界舞台、成为全球玩家的信号，但这个“玩家”与当年苏联的性质完全不同。莫斯科没有大力推广自己的政治模式，而是专注于寻找可以拓展自身利益的市场。除了出口能源、武器、原子能技术和粮食之外，俄罗斯还是一个军事和外交玩家——它为一些国家提供政治庇护和安全保障服务，并且这种身份不限于在欧洲和亚洲。另外，除了在中东地区，俄罗斯的形象在非洲和拉丁美洲也有所改善。
俄罗斯面临的一个主要挑战是：在追求战术利益的同时，要警惕战略上的失败。解决这个问题需要协调各领域各部门的行动。此外，为了加强别国对自己的尊重，俄罗斯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和价值观。最后，在普京治下，北极地区由于气候变化已经成为俄罗斯发展与外部世界关系的新舞台，也变成了与对手展开对抗的新阵地。（未完待续）
（翻译：达琏懋，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副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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