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UAD+AUKUS：美国在亚洲的“灵活遏制”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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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俄罗斯外交部莫斯科国际关系学院国际问题专家马克西姆·苏奇科夫在“全球政治中的俄罗斯”网站刊发题为《遏制的框架：美国在亚洲的“灵活联盟”》的文章，对美国创建澳英美联盟和四方安全对话机制的动机及影响进行了全面分析，现将该文翻译如下，供参考。文章观点不代表欧亚新观察工作室立场。

奥库斯（AUKUS）的创建使美国的欧洲盟友非常气馁。有人认为这是小布什时期给欧洲人提出的“伊拉克选择题”的翻版——“要么和我们站在一起，要么站在反对我们的一边”。这场争论催生出新老欧洲的划分。

进入21世纪以来，美国对外政策在三个新变量的影响之下发展。这三个变量分别是大国对抗的回归；全球权力竞争日益增强（20世纪90年代两极体系瓦解后这种竞争曾一度下降）；美国在西欧、后苏联空间和中东地区的目标设定发生了变化，在美国的对外政策体系、军事战略和经济优先方向中，印太地区的意义有了提高。

在20世纪的大部分时间里，美国的战略重点在于重塑欧洲：二战后重塑西欧，柏林墙倒塌、苏联解体后重塑东欧。为实现这一目标，形成了一个伟大的思想——跨大西洋共同体，建立一个旨在巩固和强化这一想法的机构——北约。

在20-21世纪之交，华盛顿开始以类似方式重塑中东地区。2001年的“9·11”事件成为推动从摩洛哥到阿富汗的大中东思想的正式催化剂。虽然这一想法在实施过程中出现了失败，并给该地区带来了灾难性后果，但其仍然存活在华盛顿一些战略家的脑海里，尽管目前尚不是优先事项。在这两种情况下，华盛顿的官方动机都在于改变对美国形成威胁的势力，无论是苏联还是国际恐怖主义，并消除这种威胁的根源。

在美国国际地位弱化及内部危机持续深化背景下，中国的快速成长使美国精英开始采取先发制人的措施来应对这一威胁，这是新世纪美国面临的主要威胁。与以往一样，南亚和东亚的再造进程是在一个新的宏大思想的框架内进行的，这个宏大的新思想就是美国主导的印太地区，并且伴随着体现和支持这一思想的制度的建设，这就是四方机制和奥库斯。

对美国来说，对抗中国的战略精髓，就是遏制苏联策略的翻版，这是自然而然的，合乎逻辑的，因为美国并没有与其他大国进行对抗的经验。在美国的众多盟友之中要找到这样的国家：其经济和技术能力、政治分量及其对华盛顿的忠诚度，使其既能成为美国在该地区存在的支撑点，又能成为遏制主要敌人的前沿代理人。在冷战时期，西方的德国、东方的日本和南方的土耳其就是这样的国家。土耳其的分量主要体现在地缘政治而不是经济和技术上。今天，俄罗斯、欧盟、印度、日本、澳大利亚（部分包括韩国）对美国对抗中国具有重要意义。如果说日本和澳大利亚是美国长期可靠盟友，那么印度的忠诚度相对于华盛顿的需要来说还需要培养。至于欧盟，则需要努力扭转过去所形成的局面，使欧洲人的中国政策从“克制性的介入”到打着美国旗号对北京进行“介入性遏制”。

四方安全对话：21世纪的“亚洲北约”

四方安全对话（Quadrilateral Security Dialogue ——QUAD）是美日印澳非正式机制，是美国构建的用以遏制中国的印太地区安全网络架构的基础。

在传统上，美国人设定其所主导的盟友在物质上要胜过其敌人，四方安全对话也正是如此。四国总人口为18.5亿人，国内总产值之和为30.8万亿美元，与之相比较，中国的人口是14亿，国内总产值是14.3万亿美元，这使被华盛顿相信，这种合作形式对对抗中国来说更有前景。美国总统国家安全顾问杰克·萨利万在竞选期间就曾声言，四方安全对话可以成为“类似于杜鲁门总统时期遏制苏联的那种东西的基础”。

北约组织首任秘书长、英国人黑斯廷斯·伊斯梅曾声称，“不允许苏联在欧洲崛起，保证美国在欧洲的存在，遏制德国”（“让俄国人出去，让美国人进来，让德国人下去”），这是他对北约组织的盎格鲁-撒克逊式的理解，如果想到他的这一表达，就会发现这种说法与今天颇为相似。如果将这一洞见运用于印太地区，那么四方安全对话的战略任务在于，不允许中国印太地区崛起，保障美国在该地区的存在，遏制印度和日本（“让中国出去，让美国进来，让印度和日本下去”）。

一般认为，将四方安全对话变为亚洲北约的始作俑者非特朗普莫属，但特朗普令人震惊的动作让地区盟友深感恐惧，他们不愿意与中国公开对抗，不相信美国的担保。拜登政府正试图与盟友进行更温和的沟通，但意图本身并未改变，只是转为以熟悉的方式行事。民主党人确实比共和党人更喜欢结盟，拜登政府更是对联盟赋予了新内容，对联盟结构进行了更新。

四方安全对话同样如此。拜登上台后，纯军事议程似乎已让位于更具现实性和更紧迫的问题——从抗疫和气候问题合作到新技术和海权问题。虽然这些问题均具有清晰的地缘政治色彩，但其表面上的非军事性使华盛顿可以声称四方安全对话是经济外交平台和民主同道者的非军事联盟。四方安全对话的成员国也可以玩弄这样的言论，努力掩盖其遏制中国的军事企图，某些成员国还认为他们有能力平衡四方安全对话、金砖国家和上合组织。但是这种企图更加突出显示出美国遏制中国的系统性。特别是，在通信领域制定统一高标准的任务以及加强技术商品生产链的目的，这是拜登组织的四方安全对话机制首次会晤联合公报所披露的内容。从美国和中国争夺向澳大利亚、日本和美国供应稀土金属的竞争日趋激烈的角度看，这一任务变得尤为现实。

美国人相信四方安全对话的可持续性。首先，四方中的任何一个国家都不希望中国在亚太/印太地区获得霸权地位，如果任由中国在该地区发展贸易和投资而不是以军事方式进行遏制，中国的霸权将得到增强。其次，现有的东盟机制和美国在亚洲的所谓“枢纽和辐条”体系“不足以实现地区稳定”——这是表示现有机制无法遏制中国成长的委婉说法。美国人认为四方安全对话有可能填补这一真空。第三，从中期来看，四方安全对话需要吸引资源，目的在于为南亚和东南亚生产10亿支疫苗——这被视为“反击中国咄咄逼人的疫苗外交”的主要措施。最近召开的四方安全对话峰会为此花了很多时间。在华盛顿看来，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在这个问题上的组合是最优的：美国拥有生物技术和专利，印度拥有生产能力，日本拥有资金，而澳大利亚能在物流、运输和融资方面提供帮助。第四，唯有四方安全对话成员国才有建立稀土金属新供应链的能力，稀土是高科技产品的生产所必需的——这是遏制北京发展技术的关键。最后，美国认为，中印边境的潜在冲突最终会成为印度放弃“不结盟政策”的催化剂，届时西方安全对话将成为“印度唯一真正的替代选择”。

在华盛顿的专家圈子里有不少人要求拜登政府更加精细地对待亚洲盟友。

第一，有人认为，只有在两极体系之下才便于建立起基于威胁的联盟关系。虽然许多人用两极性来描述中美对抗，这种对抗的实际情况则更为复杂。两国金融和经贸体系的所谓“脱钩”可能持续更长时间（或可能完全不会发生），对抗的结构性条件因其经济、地缘政治和战略现实而变得更为复杂。因此，与冷战时期对抗性概念不同，需要更灵活的联盟构建模式，美国及其地区盟友与中国既能竞争又能合作，非此，其盟友则将失去回旋余地，加剧他们寻求平衡的企图。

第二，很多人提请拜登政府注意，对中国的制裁战将遭到中国的反制裁，美国的地区盟友——中国的邻国将因此受到长期损害。支持以更谨慎方式对抗中国的专家提出，在建立起新的反华联盟之前，美国对地区秩序问题必须确立新的认识，即这一地区应该更开放，而不是为了寻找敌人，使地区国家不得不在广泛问题上调整自己的期望和需求。

第三，一些专家提出，要将世界各国分为“脆弱国家”和“同道国家”。脆弱国家是指担心大国竞争风险的国家，同道国家则是那些在很大程度上准备捍卫自由主义秩序的国家。虽然这两组国家并不互斥，但他们确实有不同的优先方向，在对抗中国胁迫方面对威胁、经济利益和可持续程度存在不同认识。

韩国的立场最具指标意义。韩国与该地区中等强国一样，能对冲中美对抗风险，集中于自己的对外政策优先方向——朝鲜。韩国与中国的经贸关系是多层次的。而在朝鲜问题上，北京的立场与美国的立场相比同样甚至更为重要。因此，韩国不希望加入非黑即白式的地区分裂联盟，但并不回避四方安全对话的非军事项目。

作为强制对抗工具的奥库斯

四方安全对话的重点似乎在于解决美国遏制中国关键领域的所有主要任务，因此美国决定建立奥库斯这样的机构多少有些令人费解。有传言说早在特朗普时期美国就有此议。这一机构具有明显的反华性质。

一些人开始讨论美国建立的旨在遏制中国的军事政治机制可能改变太平洋力量平衡的后果以及海军领域军事技术合作的前景。一些人在美英两国承诺为澳大利亚建造核潜艇之后开始担心核不扩散前景。还有一些人认为这种联盟是盎格鲁-撒克逊“殖民-种族主义”情结的潜意识体现。

新机构的建立并未与欧洲盟国协商，违背了其中一个国家的利益并对其他国家造成一些经济损失，欧盟甚至在同一天还发布了印太战略，可能表明该机构与四方安全对话不同，它侧重动员地区盟友对抗中国，奥库斯的任务还在于将欧洲的“合作战略”转变为美国的“竞争战略”，从华盛顿的言行中可以清晰看到这一点。

“合作而不是对抗”，这是欧盟高级代表博雷尔在欧盟战略启动新闻发布会上反复强调的一句话。这份战略于9月16 日推出。此后不久，卡内基基金会欧洲中心主任 Rosa Balfour 指出，该文件看起来“就像一只孤独的鸽子在鹰派合唱团中歌唱”。

欧洲人的问题甚至不在于美国人再次不与他们协商或为了自己的利益而牺牲他们的利益——在欧洲，许多人仍然希望拜登是“另外一类人”，而不是另一个特朗普。

欧洲的战略确实是“全面的”，包括气候、贸易、可持续发展目标和航行安全等问题，这份文件没有划出分界线，而是让区域所有参与者都面向印太地区，包括中国。但是，当欧洲人提出“美国是否需要他们”这一问题的时候，奥巴马“转向亚洲”的时代已经结束。通过创建奥库斯，拜登给出了这个问题的答案——美国仍然需要欧洲（你可以冷静一下），但欧洲的角色是一个新的大国对抗中的忠诚士兵，而不是一个对如何与对手打交道有自己想法的元帅。没有理由相信现在欧洲人会真正反抗华盛顿。欧洲对与中国的合作也有足够的怀疑。但是，几乎没有人在“北溪- 2“问题上安抚美国人，伊核问题全面行动计划没有启动，阿富汗问题尚未彻底解决，美国加速从阿富汗撤军可能对欧盟的安全产生什么影响，欧洲人产生了一个新困惑：如何将自己与北京建立更微妙关系的愿望与美国的强硬战略结合起来。

正如特朗普时期四方安全对话的活跃，使美国在亚洲的盟友感到震惊和困惑一样，奥库斯的创建也让美国在欧洲的盟友望而却步。一些人说小布什为欧洲人提出的“伊拉克选择题”又回来了，“要么支持我们，要么反对我们。”这场争论导致了新旧欧洲的分裂。美国花了一些时间，与俄罗斯关系数度恶化后，才恢复了跨大西洋合作。现在，决策所需的时间资源是有限的——联盟变得更加关注现实，情况变化更快，没有人能够长时间思考。

（编译：薛析，欧亚系统科学研究会特聘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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