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袁崇焕,好人?坏人?
长崎事件,前十年与后十年(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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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读书时,家母对我教训至今记得的,是两句话:
其一,男子汉,志在四方。其二,文士不出门,知天下事。
第一句话,是我少年恋家,假期不爱出门,尤其不爱出远门,家母为逐我远游开眼,多用这句话激励。
第二句话,是我读书时过于迷信大家原作,想当然奉前人、名人语录为圣典、经典,往往每到一处必撰写讴歌前人、名人类散笔。
由此,家母为鼓励我独立思考,多用这句话培育我的自信。
其实,这两句话,一是出门,二是不出门,原本左右冲突——突然一日恍然大悟,如果眼光不局限在平面、片面,才能够知道原来世上并没有绝对矛盾一说。
黑、白,并非对立。黑、白之间也有太多可以选择,可以调和的颜色。
可见,我们的世界,并没有完全的好人和坏人。
袁崇焕亦然。
记述、评价袁崇焕的书籍、文章诸多。爱之,言之凿凿,顶礼膜拜;恨之,真凭实据,愤然怒叱。
历史,毕竟是研究往事的学科。然而,往事却又承载着现代人对未来的独立、理性的思考。无疑,要以全面、真实、科学的垄断姿态,全面解读袁崇焕其人其事,无疑装神踏水。
明清变革是历史上最为动荡、惨烈的大事件。
袁崇焕正是这一大事件的一页典型的、醒目的书签。
袁崇焕的境遇看似不过是个人的境遇。然而,袁崇焕其人其事的周围,却又有太多的明廷、后金更多的诸如努尔哈赤、皇太极、多尔衮、天启帝、崇祯帝、魏忠贤、徐光启、熊庭弼、孙承宗、毛文龙、赵率教、祖大寿、洪承畴、范文程等等其他人物,以及他们其人其事。
如此众多的其人其事相互纠缠,再与明、清两国其他政治、军事、经济活动、现象等等错综复杂配置着,这才共同构建那段惨烈历史大变革的局部。
没有努尔哈赤后金的崛起,自然没有明廷在辽东的强烈反弹。没有明廷对辽东的强硬决策,“守辽”名将们自然没有以激进方式去爱国的机会。
——在1604年,万历三十二年,凝聚在以东林书院为核心出现的明廷东林党,当真那么正派,或者那么不肖?
不好便坏,可好可坏;非黑即白,可白可黑。
这是最为简单,也是最为醉人、最为普及的成年人认知模式。
思维受此长期训练,万事万物,以此指点,提点往事,如是美颜相机随心所欲拍摄自己最心爱的自拍。
历史给出了答案:当年的东林党与阉党,正是打烂明帝国这艘破船的两大艄公。
可是,逻辑上去看,当时两者同属帝国决策高层,都在船上,他们又何尝希望明帝国这艘破船最后翻船?
船,还是翻了。
徐光启,天主教徒,是中国历史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
他极力建议引进了葡萄牙前装滑膛加农炮,即红夷大炮。
明末,葡萄牙以澳门为根据地对华经商,获利颇丰,对沿海地区传教也较为顺利。所以,在徐光启的斡旋下,澳门的葡萄牙人对明帝国辽东战事予以大力支持。
红夷大炮大批进口、列装现役,大大提升了明帝国辽东边防军战力。
这也是谙熟大炮威力的袁崇焕在了解欧洲要塞防御战术后,敢于夸口平定辽东战事的由来。
袁崇焕是守辽战略的参与者和推动者之一。崇祯帝果断清除阉党“拨乱反正”,无疑是全面推行守辽战略的最高决策者。
在1626年天启六年宁远会战,1627年天启七年锦宁会战两场会战中,袁崇焕指挥明帝国辽东边防军经过激战,在付出巨大代价后击退后金劲旅攻势赢得惨胜。
两次会战战后,明廷耗银费时苦心修筑的辽东战略防线,除却宁远、锦州凭城坚炮利得以保全之外,其他关外20座大小堡垒、要塞,均在后金攻势中全部失去。
战损之惨重,无数军民丧生之外,还有未及坚壁清野的数以百万两白银计算的军火、粮食等等。
正是这两次惨胜,使得满怀雄心的崇祯帝和袁崇焕对辽东战事,似乎不再报以热切的幻想。
可是,背负着朝野乐观、热切的舆论和面子,一旦回归残酷现实,守辽战略也就开始激化着崇祯帝与袁崇焕的分歧加剧。
当初,为支持袁崇焕守辽战略,崇祯帝以银粮不受核,不派监臣,不设上限,授予袁崇焕尚方宝剑自专等几无底线的支持。
可是,等到己巳之变后,袁崇焕被杀时,却有一条“以市米则资盗”大罪。
崇祯帝上位不久,因为明廷国库长期以收入半数以上耗费漫无止境的守辽国策,财政危机已经开始撼动崇祯帝的权威和帝国的根基。
——这时,刚烈的袁崇焕在同样刚烈的崇祯帝眼里,已是罪人。
宁远会战和年锦宁会战两次惨胜,铸就了明帝国黯淡岁月最后的浮夸和光荣。没有人再敢于提出弃辽,和谈。即便皇帝也不敢。
而这时,袁崇焕正主动、积极寻求与后金和谈。
辽东战事,蒙古、朝鲜是整体战略上最为重要的一环。
蒙古穿插两国之间,态度暧昧,往来取巧。战略上,袁崇焕对蒙古以粮食周济、交谊,无非与后金竞力,急于进行拉拢。
在皮岛毛文龙希望乘乱征服朝鲜,而在两次惨胜后的袁崇焕看来,毛文龙征服朝鲜的企图无疑是更激进的冒险。
后人对袁崇焕杀毛文龙褒贬不一。
客观看史,毛文龙在明末确实是乱世辽东的枭雄。他和他的东江军、皮岛基地对后金、蒙古、朝鲜各方,都极具战略震慑。
然而,他也可能是史上正统王朝唯一没有经过任何调查、审判程序,而被尚方宝剑斩首的正一品高级将领。
死得非常窝囊。
袁崇焕作为辽东统帅,既然经过实战教训,决意不再维持进取的战略。那么,在明廷、皇帝、朝野的正义舆论压力下,对麾下方面军主官跃跃欲试的冒险创意,自然会采取决绝的处置。
由此,可见袁崇焕执意要杀毛文龙,是他对辽东态势重新评估后,确实感到进退两难。
现在,站在道德、私利角度,评论袁崇焕出让、出售军资给蒙古,以及袁崇焕杀毛文龙,都会有多种立得住脚的说法。
然而,如是站在当年袁崇焕本人的辽东战略态度上,对蒙古态度或者他杀毛文龙,犹如崇祯帝杀他。
在有苦难言的懊悔中,他们都想纠错。
可惜,杀的时候,都以道德和正义绑架舆论举起屠刀,希望手起刀落得到纠错。
等到杀完之后,碍于帝国朝野舆论和面子,最后失去了历史留给他们的纠错机会。
传统意义上的纠错,有两种模式。一种是自己发现自己纠错。一种是自己无法发现而只能由别人为自己纠错。
帝王将相如此,平常百姓何尝不是如此?
遗憾的是,黑、白,并非对立,黑、白之间存在有太多颜色。
由弃辽,到守辽,再由坚定守辽,到弃守两难。明帝国也好,皇帝和袁崇焕也好,面对辽东不断崛起的大敌,却最终纠缠在非黑即白,又黑又白的内部纷争中,最终,不断被自己塑造的对手殴打,只得步入崩溃。
死的人,死得悲壮,杀的人,杀得堂皇。
三百余年历史一闪而过,可是,谁是好人?谁又是坏人?
不好便坏,可好可坏;非黑即白,可白可黑,只不过一厢情愿的想法。
重温历史,当年的明帝国也好,崇祯帝和袁崇焕也罢,胜败存亡,本质无非为一个是非的执念。
后记:袁崇焕和明清战争随话,将陆续更新。希望朋友们喜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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