橡树 | 九一八事变：浅说知识界当年的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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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抗战战史新系列：
九一八事变，侵入沈阳的日军。
1931年9月18日夜，日本关东军炸毁沈阳柳条湖段南满铁路路轨，借机发难，引爆九一八事变，逼退东北奉军，占领沈阳。
此后，日军步步紧逼。到1932年2月，伪满洲国成立，东北全境沦陷。
九一八事变可谓中国近现代史最为悲凉、凄惨的记忆。
此后，东北三省成为日本的原料、粮食、工业基地和战略大后方。
日本背靠东北向中国发起全面侵略战争，更是严重影响了中国历史进程和文明进化，给中国造成极为惨烈的、空前的、重大的伤害。
一晃，经年。
现在，九一八事变远去，不知不觉已经88年。
再到9月18日，我们固然可以年年纪念，在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方面，去分析、沉思当年日本对中国侵略、霸凌。然而，我们却少有审视自己。
九一八事变这段往事，确实还有太多碎片、细节，真的值得现代人去思考。
其实，当年九一八事件爆发之后，人们不分老幼，在内地的愤怒，更多源自对真实的情况的不了然。
以大国对小国，不数日而沦亡东北三省——这个现实，对当时的国民，尤其以清高著名的民国时期的知识分子而言，完全是骇人听闻的事件。
历史，极为吊诡。
当时，居然还有很多人认为，日本并非中国对手，甚至有人还干脆把日本看成是中国的寄生虫，不必作战，只需要抵制日货一年半载，小小日本，必然崩溃。
这可不是民间普通的菜市场大妈们的声音。
当年，看不起日本的高端大气的声音，洋洋洒洒着，往往都出自中心城市的主流报媒、大学、论坛、沙龙。
越是知识密集的场所，这类声音就越是流行。
无疑，这是当时知识界最为爱国、正义、主流的声音。
可见，不分年代，爱国知识界人士的智商款式，大抵都是非常的相似。
甚至于现在，网络依然还是有很多高见认为，假设张学良、东北军在九一八事变中奋起还击，中国打败日本，完全理所当然。
不信，各位可以在网络查询。
偶尔，我在网络读史时都会产生幻觉，认为在九一八事变之前，日军没有窃据东北财富，东北的军工，东北的飞机、武器，未必可以战胜强大的张学良的东北军。
在1931年，中日国力、军力差距被字面上拉近，谁也不知出于如何原因。
九一八事变时侵入沈阳的日军。
在当时，这种激情澎湃的声音，自然属于知识界的专家、报人和年轻的学生们的原创。
其中，最为著名的上海光华大学的教授王造时、罗隆基，以及著名的生活周刊主编邹韬奋等人。
当时，坊传九一八事变主要策划者石原莞尔完成对中国的官、民、兵，以及爱国学生调查之后，都有极为尖刻的评论。
尤其石原莞尔对中国知识界的评论，极为不堪。
九一八事变期间，当时的知识界，尤其大、中学生们，用行动证明了石原莞尔的评论确属精准。
在上个世纪三十年代，现代文明和教育进入且基本普及中国，已经二十余年。
然而，国难当头，作为国之重器、国之栋梁的知识界却少有对时局理性、稳健的分析。人们为断断续续传来的小日本侵略东北的消息激怒，忙着义愤填膺，忙着怒不可遏。
大学教师、专家们和更为广大的学生们更是在激情、义愤间互相感动。
九一八事变在关外造成大幅国土沦丧，在关内则影响、加温着知识界。
彼时，比较出名的王造时、罗隆基、邹韬奋等人奋笔疾书之外，其他名气稍小的诸如天津北洋工学院院长王季绪，北平清华大学讲师吴其昌等，誓言生死感动国府要人，公开宣布绝食，激情表达对东北沦丧之义愤。
大家一起激情，场面基本都很热烈。
让人倍感尴尬，除却胡适这样极个别、少数精英，以自己位居知识、信息顶层优势为国家、社会出谋划策之外，当时号称人才济济的民国知识界，屡屡上书国民政府，除却热血沸腾的口号之外，却几乎没有任何有益国家的实质性献策。
教师们和学生们的请愿风潮迅速从南京发起。
知识界这场风潮，很快席卷上海、杭州、北平、济南、武汉、太原等地。
义愤到处，大家在抢跑道德高地间，顺手打砸国党、政府机构，报社和政府外交官、领导人等，自然不在话下。
蒋介石在南京与学生们。
1931年12月13日，南京局势大乱。蔡元培向上海各大学校长发出劝阻学生来南京电报。
然而，12月15日，数万师生还是由上海赶到了南京。
作为北大老校长，蔡元培温言与师生对话，不料，当即挨打。
中华民国史事纪要记载，蔡元培甫发数语，该团学生即将蔡氏拖下殴打。
仅仅打，不过瘾。
学生们一声吆喝，架起蔡元培冲向门外。
当时，蔡元培已经63岁，年事已高，腿脚残疾，被拉扯拖行数百米间，被学生辱骂，乱棍击打，满头青包，胳膊扭伤，十分狼狈。
这算是文革的预演？不得而知。
等到二、三十年后，反右、文革运动期间，想来，这些殴打蔡元培的年轻人们，如是留在大陆，自然会有他们的独有的体会吧。
闲话。
当时，知识界，尤其大学师生们认为：
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向我们进攻了；国际联盟就是企图瓜分中国的机关；不斗争就是死亡。
国民政府哭笑不得，既要应付东北局势，又得温言安抚他们的激情洋溢。
最后，大学师生们步步紧逼得手，更加意气风发，终于非常任性地向国民政府发出最后命令，要求国民政府：
立即收回东北失地；
立即退出国联；
立即全国总动员对日本绝交！
这批学生六亲不认，整日闹腾，骂完国民政府就声讨张学良。
退到热河、平津之后，张学良所部再无后退余地，在国联斡旋之下，中日双方对峙长城。
当时，东北军开始修筑防线，张学良接受张伯苓给他的建议，建议平津两地的学生参军上前线，但是，学生们冰雪聪明，当然不肯答应。
张学良在回忆录记载，招兵不成，他旋即提议学生到后面挖战壕。然而，学生们因为嫌累，还是拒绝了张学良的邀请。
回忆这段历史，谈起平津的学生，晚年的张学良依旧恨声不绝。
无疑，尘埃落定，张学良堪为九一八事变浮出水面的第一罪人。
然而，我们在认知张学良的同时，却往往不太了解当年的民众，确实也存在他们的遗憾。
确然尴尬。
很多资料证实，九一八事变之后，当时的大学师生多以罢课、示威、责骂国民政府，揪斗殴打政府官员、政见分歧者等方式以表达抗日情绪之外，极少有人愿意真正参军，走上前线真实抗战。
他们信奉安全爱国。这是文化的传统。
江桥抗战消息传来，上海学生情绪饱满、热泪盈眶，誓言参军支援东北抗战。
1931年11月30日，500余位青年刺指滴血盟誓，组成著名的青年援马团。
马者，即江桥抗战的国军将领马占山也。
青年援马团每日在上海公共体育场从事训练，例行开展示威散步，八方呼吁武器、钱粮赞助。
12月1日，援马团在上海公共体育场集合，扛着棺材，挥舞到东北去的旗帜，决意步行前往东北抗战。
彼时，鲁迅推窗眺望青年们远行，无不感慨：
中国现在总算有一点铁路了，他们偏要一步一步的走过去。
——步行走到东北，看起来慷慨激愤。
九一八、一二八期间，鲁迅和他的日本朋友们。
然而，在鲁迅们的眼里，在更多的能够沉下心看了援马团的究竟的人们眼里，看完也就看完，他们也只好在灯火阑珊处，拾笔闲谈一二。
提笔写豪言壮语，容易；提笔写理性思考，甚难。
当年如此，现在依然如此。
真要直言道出这些青年是靠爱国作秀，不仅蔡元培会被围殴，胡适、鲁迅们何尝不被骂成汉奸？
事实上，在当时的上海报媒的论战中，鲁迅也确实为左翼激情文人责骂。
民国时期的知识界，确实遗憾。
如蔡元培、鲁迅、胡适这般看透了现象，能够冷静、理性去引导学生、青年的师长，确属个别。
绝大多数的教师、专家挥舞爱国的旗帜，站在安全的地方，保持着振臂呐喊的姿态，早已忘我。
群情涌动，塑造一个至今让人望去，尤为后背发凉的时代。
1932年1月29日，九一八事变不久后，南京各界五万人集会，欢送十九路军开赴前线。
据统计，欢送会上，大家例行情绪饱满、热泪盈眶地高呼口号。然而到了最后，现场却仅有4名中、大学生报名参军，赴上海抗日。
安全地爱国，被那个时代的知识界和学生们心照不宣地设定成了的爱国常态。
人人附和。
传说中的七君子。左起王造时、史良、章乃器、沈钧儒、沙千里、李公朴、邹韬奋。
由此，这个爱国常态很快波及政界、军界。
能够认清当时中日差距的知识界精英，自然看重奔波于引入国际势力，依靠国联，以和谈、斡旋设法善后。
——然而，站在他们的对面，各有理想的知识界大佬们却有自己不同的主张。
武力收回东三省呼声日高，所向披靡。到了最后，如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纷纷铩羽消声。
同步，邀集国内社会各界名流、学者、政治代表，召开国难会议，共同商讨救亡御侮之策，顺其自然就代言了当时国家的正义与良心。
无意间，知识界在九一八事变后的两种对立的态度，很快沦为当时的军阀、政客们，尤其在中原混战之后失势的军阀政客们回归权力、势力舞台的跳板。
当时，形式上完成统一的国民政府应急九一八事变的决策，受各派各势力的影响，很快在权力分配和分化上跑偏。
由华北到华东，由西北到中南，由四川到两广，各地军阀毫无顾忌地展开各自的外交，摇动各自的旗帜，发动各自的战争……
空前一盘散沙，这是中国近现代史上的至暗时刻。
本来分散、分裂的中国军政势力，在九一八事变之后并没有团结起来，一致对外。
反而，因为国党内部分裂加剧，分属不同党派、山头的政治、军事势力在更为分散、分裂态势下，持续爆发新一轮内战。
历史如此，奈何？
理性去看历史，原本是最为难得的纪念吧。
感谢朋友们关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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