谨以此文纪念沈祖棻先生112周年诞辰
20世纪30年代的南京高等学府，大师云集，各有专精。南京大学图书馆收藏有一件《豁蒙楼联句》：1929年元旦，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中文系七位著名教授：陈伯弢、王伯沆、胡翔冬、黄侃、汪辟疆、胡小石、王晓湘，登上南京鸡鸣寺豁蒙楼，赋诗联句，这份珍贵的手稿是南雍学人文采风流的历史见证。它原先的收藏者为沈祖棻，上面盖有“涉江词客”和“沈祖棻”两方印章。沈祖棻，字子苾，别号紫曼，笔名绛燕、苏珂，原籍浙江海盐，1909年出生于苏州一个书香世家。由于军阀混战，沈家1924年避难上海。沈祖棻高中就读于南洋女子中学，1930年考入中央大学上海商学院，因性情不近，一年后转到南京中央大学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受教于以上几位学术大师的门下。在中央大学档案里存有一份1934年7月16日《沈祖棻成绩证明书》，记录了她大学期间所学的课程：王伯沆的“练习作文”、黄侃的“文学研究法”、汪辟疆的“诗名著选”、胡小石的“文学史纲要”、王晓湘的“修辞学”，除此之外还有吴梅的“词学通论”、汪东的“清真词”等等。1934年6月，金陵大学文学院成立“国学特别研究班”，研究的范围包括中国文学、文学史、史学和哲学四大门类，聘请黄侃、吴梅、胡小石、胡翔冬、刘国钧等人为指导教师，沈祖棻大学毕业后旋即进入国学研究班得以继续深造，经过两年的学习，于1936年6月以“宋代遗民文学”为题完成论文的撰写并顺利毕业。
30年代的南雍学风，如果借用胡小石的话可以概括为：兼具“儒林”“文苑”之所长，既能搞研究，也要懂创作。（《胡小石论文集·前言》）当时任教于中大和金大中文系的教师无一不兼通国学研究和诗词创作，他们身体力行，激励学生既要入“儒林传”，又要入“文苑传”。这样的教育环境不仅为沈祖棻的成长奠定了扎实的专业基础，同时也指明了发展的方向。在大学二年级时，她以一首《浣溪沙》（“芳草年年记胜游”）的课堂习作，得到了时任文学院院长汪东的赞誉。据程千帆说：“汪先生对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的民族危机在一个少女笔下有如此微婉深刻的反映，感到惊奇，就约她谈话，加以勉励。”（《沈祖棻小传》）在师友的鼓励下，沈祖棻从此走上了古体诗词、白话诗、小说、散文等新旧文学的创作道路，“易安而后见斯人，骨秀神清自不群”（朱光潜语），日后终于脱颖而出，成为一代文学大家。
抗日战争时期和1949年以后，沈祖棻先后任教于成都金陵大学、华西协合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等校，自1956年起受聘于武汉大学中文系直至1975年退休，讲授的课程包括“中国文学史”“历代词选”“唐人七绝诗”等，以其负责的工作态度和精审的学术见解，深受学生的赞扬和爱戴。沈祖棻践行了科研与创作并重的南雍学术精神，最终与她的老师一样，在古典诗词研究和文学创作两个领域都作出了非凡的成就，“与古为新”的治学思想和以“诗心”待人的处世之道贯穿了她命运多舛的一生，真实不虚，历久弥新。中华古典诗词是祖先们留给我们一笔十分丰厚的文学遗产，后人应该如何欣赏和研究呢？就欣赏而言，自《诗经》年代以降直至清末，便已形成了“吟诵”这一古老的作诗和说诗传统。不过在科举制度废除、清朝灭亡以后，随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启，“吟诵”这一传统渐趋没落。然而，直至20世纪30年代的大学课堂，老一辈学人教授诗词的方式仍然以吟诵为主。季羡林曾回忆30年代清华大学的课堂：俞平伯先生讲诗词当然很有吸引力。在课堂上他选出一些诗词，自己摇头晃脑而朗诵之。有时闭上了眼睛，仿佛完全沉浸于诗词的境界中，遗世而独立。他蓦地睁大了眼睛，连声说：“好！好！好！就是好！”学生正在等他解释好在何处，他却已朗诵起第二首诗词来了。(《也谈叶公超先生二三事》)
唐兰（立庵）先生讲课是另一种风格。他是教古文字学的，有一年忽然开了一门“词选”，不知道是没有人教，还是他自己感兴趣。他讲“词选”主要讲《花间集》（他自己一度也填词，极艳）。他讲词的方法是：不讲。有时只是用无锡腔调念（实是吟唱）一遍：“‘双鬓隔香红，玉钗头上风’——好！真好！”这首词就pass了。
其时，中央大学和金陵大学的“诗教”也是如此，程千帆晚年提到过向胡小石学诗的一则故事：记得我读书的时候，有一天我到胡小石先生家去，胡先生正在读唐诗，读的是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蘋花不自由。”讲着讲着，拿着书唱起来，念了一遍又一遍，总有五六遍，把书一摔，说，你们走吧，我什么都告诉你们了。我印象非常深。（《两点论——古代文学研究方法漫谈》）
胡小石（左一）指导学生读书
由此见知，民国时期大学课堂讲授诗词的方式依旧是吟诵。不过很显然，这一传统的说诗方式已不能适应现代教育的发展，“后贤兼旧制，历代各清规”，这就需要后来者在前人的基础上不断更新教育理念，找寻出一条更加符合新时代发展的诗词欣赏之路。彼时，闻一多、朱自清诸前辈在前，沈祖棻、程千帆、施蛰存、傅庚生等人随后，这些极具现代意识的学人都在积极地寻找这样一条道路，寻求一种替代“吟诵”的新方法，“且把金针度与人”，从而使中国古典诗词欣赏从传统走向现代。如果我们比较一下沈祖棻与她的老师胡小石在解诗方法上的异同，便能看到后一代学者在思想上的自觉转变。胡小石在《唐人七绝诗论》一文中分析过上面提到的柳宗元《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一诗：象县，唐时亦称象州，明、清时属广西柳州府。破额山，未详所在，或云湖北黄梅有破额山，显与此诗境不合。碧玉，形容水色之美，盖指柳江，流经柳州东南入象县。木兰舟，唐宋以来，习用为舟船美称，简作“兰舟”，未必真为木兰木制。
花，草本，生浅水中，开花白色。“自由”一语，汉代已有之，《礼记·少仪》：“请见不请退。”郑玄注曰：“去止不敢自由。”第三句“春风无限潇湘意”，暗用《九歌·湘夫人》“登白兮骋望，与佳期兮夕张”辞意，下一句“欲采花不自由”，言外之意，乃佳期不可得也。
胡小石具有深厚的国学根底，熟精《楚辞》之学，在两江师范学堂求学时学的专业是“农博分类科”，受过生物学、农学等现代自然科学的严格训练，因此文中无论是对“自由”“潇湘”两个典故的解释，还是“木兰舟”“蘋花”的名物训诂，都十分精准，对正确理解诗意大有裨益。然而，如果读者进一步追问：这首诗好在哪里？“言外之意”又是如何写出的？却语焉不详。大概在胡小石心目中，只有把这首诗吟诵上五六遍才能得其三昧吧？柳宗元于永贞元年参与王叔文等领导的政治革新失败之后，被贬为永州（今湖南省零陵县）司马。这篇诗是在永州贬所写的。关于曹侍御的生平，他经过象县（今广西壮族自治区象州县）的原由及他赠送柳宗元那一首诗的内容，今天都已无可考。从这一首回答他的诗中，我们可以看出，柳宗元对他很是友好，愿意向他吐露自己的心情。这位侍御史至少是诗人不幸命运的同情者，也可能是其政治主张的支持者。
前两句扣题曹侍御过象县。破额山当是象县附近柳江旁边的一座山，今已无从指实其地(今湖北省黄梅县西北有破额山，与此无涉。因为黄梅远在永州之北，而象县则在其南。象县与黄梅的破额山，地理上相距过远，似不容关合在一起)。碧玉，春水绿波的代语。骚人，本以指屈原、宋玉等《离骚》体(即楚辞体)诗的作者，后来用作“志洁行芳”的文人的美称，这里是指曹侍御。木兰是一种香木，以木兰为舟，也是取其芳洁，这里只是用来作为对骚人形象的一种补充描写，并非侍御所乘之舟真是以木兰为原料制成。这是诗人想象中曹某经过象县的情景。破额山前，像碧玉一般的江水滔滔地流着。这时，一位芳洁的人，乘着芳洁的船，在这里暂时停下了。永州离象县还很遥远，从永州想象其停泊的情况，所以谓之“遥驻”。于景色，则仅言碧玉流，于人物，则仅言骚人、兰舟，而景之明秀清幽，人之高尚闲雅，皆在其内。一般赠诗，都有赞美对方的话，答诗作为回敬，也是如此。曹的原诗虽不可见，但答诗在写曹经过象县之事，即寓赞美之意于其中，乃是题中应有之义。
后两句扣题酬见寄。潇湘本是二水，湘水到了永州之西，就与潇水合流，称为潇湘。是一种多年生水草，春天开白花。柳宗元这时贬居永州，所以说，承你远道以诗相寄，但我即使非常想就近在潇湘水上，春风之中，采些花寄给你，作为报答，可是也没有这个自由啊！从《永州八记》等文章看来，柳宗元在当地可以寻幽访胜，不受限制，不至于连采花都没有自由，所以这“无限”之“意”，应当另求解释。《古诗》云：“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还顾望旧乡，长路漫浩浩。同心而离居，忧伤以终老。”用意与此两句极近。然而《古诗》所指相同之心，离居之悲，乃是为故乡的一位亲人——很可能是诗人的妻子或情人——而发，而柳诗则明属在象县的曹侍御。这时作者正由于政争失败，远谪南方，那么“无限”意自是涉及政治感情，“不自由”，也是属于政治范畴，即《始得西山宴游记》中所谓“自余为僇人，居是州，恒惴栗”的那种境况了。曹某原诗，很可能有安慰诗人，劝其安分俟时的话，所以他用这两句作答，以倾诉其抑郁不平的心情。
沈祖棻所著《唐人七绝诗浅释》一书在很大程度上继承了老师胡小石的观点，如破额山的地理方位，“骚人遥驻木兰舟”用了《楚辞》的典故，“欲采蘋花不自由”包涵的政治隐喻，都本于乃师之说。不过，在认同老师观点的同时，沈祖棻也清醒地意识到，随着时代的发展，面对不同的读者，解诗的方式必然要相应地进行变化。除了对典故和名物解释外，说诗者还需总结出一套解诗的新方法，将之明确地告诉读者。因此，我们看到沈祖棻这篇文字一开始便运用了由孟子最早提出的“知人论世”之法，介绍这首诗写作的时空和人事背景。紧接着从章法意脉进入文本，由“诗题”展开：前两句紧扣题中“曹侍御过象县”，写诗人如何从自己说到“遥驻木兰舟”的好友，芳洁的“木兰舟”象征“曹侍御”的高尚人格；后二句引用《古诗》，标明“出处”的目的是为了展示诗歌在语言承袭和变化上的内在规律，这来自于古代“词人祖述”的“会通”思想；随后又引柳文《始得西山宴游记》中的夫子自道，这是“以柳证柳”方法的体现，揭示了“酬寄”给友人的正是诗人抑郁不平的心情。在完成从“怎么写”到“写什么”详细分析后，沈祖棻进一步阐述诗中所蕴含的“言外之意”，这实属唐人七绝诗研究中的一个“大问题”：古代文学理论自来认为，作诗有赋、比、兴三种方法。大体说来，赋是“铺陈”，即“直书其事”，“体物写志”。比是“以彼物比此物”，“或喻于声，或方于貌，或拟于心，或譬于事”。兴是“托事于物”，“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辞”，“婉而成章，称名也小，取类也大”，故常常“文己尽而意有余”。这三种方法自来为诗人们所交替使用，其中略同于现代心理学中所谓“联想”的兴，显然比单纯的类比(比)或铺陈(赋)，表现得更复杂，更难于为读者所捉摸。而略同于“联想”的兴与略同于“类比”的比，在科学范畴中虽然可以清楚地加以区别，但体现在文学创作中，往往不容易截然分开。所以注家解释《诗经》，常有“兴而比也”的说法，而后人论诗，也常以比兴连称。柳宗元这首诗，显然是以采起兴，寄托自己的政治感情，他描写的是一件小事情，而反映的是一个大问题，又写得微婉曲折，沉厚深刻，不露锋芒，和他当时具体的身分、环境恰相符合，可以说是纯用兴体。
唐人七绝在中国文学史上独标一格，明代胡应麟《诗薮》辨体七言绝句云：“至唐诸子，一变而律吕铿锵，句格稳顺，语半于近体，而意味深长过之；节促于歌行，而咏叹悠永倍之，遂为百代不易之体。”但这一体势的美学趣味是如何形成的？具体到此诗“佳期不可得”的“言外之意”是如何表达出来的？这些问题胡小石并未提及，沈祖棻则进而从古代文学理论出发，认为与《诗经》“六义”之三的赋、比、兴在诗中运用所占比例有关，“纯用兴体”是造成此诗“言有尽而意有余”艺术效果的深层原因。推而广之，这也是唐人七绝兼容近体和歌行之长，具有“意味深长”和“咏叹悠永”审美特质的原因所在。沈祖棻对这首诗的解释十分周详，篇幅是胡小石数倍，师生之间虽然有继承，但根本上体现出的却是两种不同的说诗“范式”；与当下语文教学倡导的“文本细读”之法相比可谓得其先声，完全符合当代人阅读与欣赏古典诗词的思维习惯。这也是沈著《唐人七绝诗浅释》和《宋词赏析》二书自20世纪80年代出版以来畅销普及的原因所在。
沈祖棻1950年代的唐人七绝诗讲义
“与古为新”，借用现代建筑大师冯纪忠先生的解释：“为”是成为，不是为了，不是为了新而新；“与古”是“尚友”古人，“与古为新”的前提是尊重并理解古人的东西。这是中国文化从传统走向现代的必由之路。沈祖棻在《唐人七绝诗浅释·前言》最后谈到这一方法问题时谦虚地说：“这原是前人诗话中常用的老办法。不过，他们都是兴之所至，随手记下自己的一些看法，不免零碎，此书则是有意识地广泛使用这个办法而已。”这便是她的“与古为新”。同样，在对中国古代文学理论的研究上，沈祖棻很早便开始“尝试着一种将批评建立在考据基础上的方法”，在她和程千帆1954年合著出版的《古典诗歌论丛》一书中可以看到这种探索的自觉和努力；沈祖棻接着说：“当然，这并不是我们所创造的，例如：伟大的古典文学批评专著《文心雕龙》论述文学原理和文学历史，基本上就是用的这种方法。”这也是她的“与古为新”。程千帆《涉江诗稿跋》对沈祖棻的创作有个总体评价：“其为人深于诗教，温柔敦厚，淑慎坚贞，笃于亲，忠于友。平生行事大略，皆见之于吟咏。固不独才情妍妙，文藻秀杰，为间气所钟已也。”20世纪50到70年代沈祖棻与徐铭延、杨白桦二人酬唱和悼念的诗篇，为这段话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注脚。1952年全国高校院进行了大规模的院系调整，这一年的秋天沈祖棻调到位于苏州的江苏师范学院任教，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同事兼诗友，行游唱和，关系十分融洽。在这些同事中，沈祖棻与徐铭延、杨白桦的唱和诗最多，她有原唱《有怀吴门》四首：一别姑苏不自由，金陵旧侣话前游。
那堪孤棹斜阳外，却对龟山忆虎丘。
岁月新寒独掩关，萧萧落叶满秋山。
相思不见台城柳，何说阊门屋数间。
前年共惜别苏州，更奈离居独自愁。
江水好为流梦去，从来楚尾即吴头。
人生只合住吴城，片石丛花俱有情。
除却梦窗知此意，徐公杨子共愁萦。
第四首末句“徐公杨子”指的便是徐铭延和杨白桦。1957年对沈祖棻来说是多舛命运的开端。从6月起，她的丈夫程千帆开始受到批判，8月17日《人民日报》载文称程千帆为“武大右派教授头子”，9月17日，在中文系教职工大会上被点名为“右派”。正是在这个“多事”之秋，沈祖棻写下了《有怀吴门》四首。
“一别姑苏不自由，金陵旧侣话前游”(其一)，“相思不见台城柳，何说阊门屋数间”(其二)，“江水好为流梦去，从来楚尾即吴头”(其三)，前三首皆就诗人身在武昌而怀念在南京工作的徐、杨二人以及之前一道共事苏州的经历而言，最后一首归结于吴门。诗中虽多次出现“姑苏”“金陵”“台城”“阊门”“龟山”“虎丘”“吴门”等地名，但全诗读下来并不觉得堆砌杂沓，主要原因有二：一是感情真挚，诗中运用“那堪”“却对”“何说”“更奈”“从来”“只合”“除却”等虚字，上下斡旋，能够曲折以尽情；二是层次分明，“孤棹斜阳”“落叶秋山”“片石丛花”“梦窗此意”等景物和典故，虚实结合，衬托点缀，错落有致。由此可见作者以词为诗、情景交融、情思婉转的风格特点。1973年，“山荒风雪劲，市远米薪难”，沈祖棻的生活更加窘迫，“海内思耆旧，而今几辈存”？越是艰难之际，越感激友情之可贵。秋冬之际，沈祖棻开始创作《岁暮怀人四十二首》，诗序云：“癸丑玄冬，闲居属疾。慨交亲之零落，感时序之迁流。偶傍孤檠，聊成小律。续有赋咏，随而录之。”从这组连章诗的结构来看，第一首为总述，接下来的三十八首分述四海零落之“交亲”，包括1957年秋天与之唱和的徐铭延和杨白桦：长吟独自醉高楼，迟日园林记俊游。
剩有旅魂终不返，那堪重听大刀头。
这首诗写徐铭延，程（千帆）笺曰：“铭延早岁参加革命，六十年代初，被诬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终至神经错乱，于一九六四年以菜刀自杀，故诗末句云然也。”
徐铭延，生于1917年，江苏省南通市人。中国共产党党员，新闻工作者、诗人、元明清文学研究专家。幼承家学，爱好诗词和文艺。1935年就读于上海美专、新华艺专等校，1937年抗战开始后他返回南通投身抗日活动。1942年初，任新四军《江海报》总编辑兼经理。1949年底，担任苏南行政公署办公厅调研室副主任。1952年9月，调任江苏师范学院中文系系主任，并担任习作和中国古代文学课程的教学工作。1955年，该系调整到南京师范学院，担任中文系副主任。1961年调至南京大学中文系任教。1959年在反“右倾机会主义”运动中，受到莫须有的批判、处分和撤销职衔，直到1963年经过甄别才去掉各项处分，但他的精神已受到严重的摧残，终于导致他不堪重压，于1964年9月20日在家中自杀，诗中“那堪重听大刀头”确为实录。情亲童秩更谁同，聚散无端类转蓬。
一曲池塘清浅水，白杨萧瑟起悲风。
这首诗写的是杨白桦。程笺曰：“白桦童时，祖棻即识之于其本生父胡小石先生家，及长，才质秀异，为侪辈冠。与祖棻共事于苏州、南京两师范学院，以师门故，交往甚密。一九六八年，不堪文化大革命中之迫害，在句容自沉。”杨白桦，1920年生于南京﹐为胡小石次子﹐幼时过继舅家﹐改姓杨。1938年至1942年就读于中央大学中文系。毕业后在国立音乐学院任教。1949年后历任东吴大学、江苏师范学院、南京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文革”期间遭受迫害，于1968年10月22日含冤自沉。著有诗词集《茑萝集》《楚辞选析》及翻译本罗曼·罗兰《现代音乐家评传》等。《茑萝集》为杨白桦23 岁以前所作诗词集，情思杳渺，各体兼工，即程笺所谓：“及长，才质秀异，为侪辈冠。”
“不尽人间感旧情”，在武昌的沈祖棻常常想起两位已逝的吴门故友。1974年作《甲寅之春，泛舟东湖。感念昔游，慨然成咏十首》其五：北渚荷香飘旧梦，石湖夜月失豪情。
老怀寂寞凭谁说，亲故飘零半死生。
程笺曰：“此首忆苏州，时祖棻堂兄楷亭及友人陆仰苏、杨白桦皆已逝世，故诗云然。”其中，自然也包括已逝的徐铭延。古塔欹斜倚晚晴，故家乔木话生平。
西风残照山塘路，他日重来隔死生。
程笺曰：“祖棻与白桦先后共事于苏州江苏师范学院及南京师范学院，此由忆居南京时扬州之游兼及苏州旧事也。”最后二句有感于白桦之死，全诗思前想后，无不情深意切。1974年，程千帆虽然摘掉了“右派分子”的帽子，但仍在沙洋农场劳动。沈祖棻则因系“右派”家属，受到变相的惩罚，1975年12月“奉命退休”。这一年春天沈祖棻作《既成前诗，追念白桦、铭延，悲不能已，因复有作二首》：歌场残梦付悲吟，邻笛悠扬感更深。
肠断九原如可作，新诗寄与旧知音。
昔日诗筒每往来，今朝宿草有馀哀。
吟成不尽盈襟泪，谁为传书到夜台？
“邻笛”之典，出自三国魏向秀的《思旧赋序》：“余与嵇康、吕安居止接近，其人并有不羁之才。然嵇志远而疏，吕心旷而放，其后各以事见法。嵇博综技艺，于丝竹特妙。临当就命，顾视日影，索琴而弹之。余逝将西迈，经其旧庐。于时日薄虞渊，寒冰凄然！邻人有吹笛者，发声寥亮。追斯曩昔游宴之好，感音而叹，故作赋云。”此诗以嵇、吕借指徐、杨，追想昔游之好，然亲故飘零，“一抹斜阳照墓门”，今已无人唱和。
1977年3月，沈祖棻再游金陵，《涉江诗稿》卷四《丁巳暮春，偕千帆重游金陵，呈诸故人十八首》其十四：生死悠悠意，沧桑事万端。
故居悲数过，遗咏忍重看。
强尽盈觞酒，聊为满座欢。
时清君不见，闻笛更心酸。
第四句自注云：“（吴）调公出示白桦遗诗。”此时虽然政治开始转入清明，但物是人非，“时清君不见，闻笛更心酸”，十年残魂已不可招，尤令人不胜“黄垆”“闻笛”之悲。就在这次访亲探友之行即将结束之时，6月27日沈祖棻返回武汉途中遭遇车祸不幸去世。通过以上阅读沈祖棻30年间与徐铭延、杨白桦唱和、悼念的诗篇，我们能够深刻感受到在那样一个特殊年代的政治氛围中其“诗心”的纯真、善良和美好。何谓“诗心”？诗心即真心。我们读沈祖棻的诗词，往往会感动于她的笃亲忠友，情真意切，没有一首不是如此！她认为，对一个作家来说，必须有崇高的人格，伟大的胸襟，纯洁的灵魂，深挚的感情，关心人民疾苦与国家兴衰，才能写出伟大的作品；“其作品即其人格、心灵、感情之反映及表现，是为文学之本。”（吴志达《沈祖棻评传》）诗品即人品，如何以“诗心”待人处世，沈祖棻为我们树立了诗家人格的光辉典范！【问学书屋 · 今日推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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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千帆沈祖棻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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贵州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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